对洋务运动的几点认识
关键词：洋务运动 否定
都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那么洋务运动是这部屈辱史中的一个什么场景呢？我们的历史记载着虎门销烟，也有三元里抗英，所以洋务运动算不上是抗争。与一些守旧大臣的盲目自大及后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似乎努力过。结合自身的学习感受，我谈一下自己对洋务运动的认识。
洋务运动首先让人想起洋务派及他们的那点实业贡献，洋务派及实业贡献在中央以奕䜣为代表，在地方以李鸿章开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左宗棠开办兰州制造局，曾国藩开办安庆内机械所，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为代表。持续时间是从1861开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前期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不要让其发生“改朝换代”等后果，也有人说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归根结底这场运动或者说改革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我记得有篇文章介绍，在洋务运动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就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应该说这就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加之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从这方面讲，其对资本主义的产生甚至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洋务运动也没有奠定民族工业的基础，只是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已。所以我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是持否定态度的。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发展论》里面有一句话“洋务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变革而不去采取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我觉得说得是蛮有道理的，洋务运动不能实施行之有效的、符合各阶层利益的措施，而对兴办的企业实行封建衙门式管理也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其注定是要失败。首先是
“四个不能变”把改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也就是没有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没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几个地方干部不足以扭转大局，实行的一些措施与方针也令人寒心。洋务派要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即用科学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似乎很难做到也不能做到。洋务派官僚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求，既不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浸蚀，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对军队建设和新办学校培养人才来说：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但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证明了一切都是徒劳。洋务派也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入。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但是这更像是一些试验与实验，比如说出国留学生更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公费”培养，所成之
才屈指可数。总之经过30余年的洋务运动，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证明破产。诚如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所以说这是一场悲剧。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迳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全付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帐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思想解放、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也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有推动作用。
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3版
《先觉者的悲剧》，李长莉，学林出版社1993年5月版
《曾纪泽遗集》
对洋务运动的几点认识
关键词：洋务运动 否定
都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那么洋务运动是这部屈辱史中的一个什么场景呢？我们的历史记载着虎门销烟，也有三元里抗英，所以洋务运动算不上是抗争。与一些守旧大臣的盲目自大及后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似乎努力过。结合自身的学习感受，我谈一下自己对洋务运动的认识。
洋务运动首先让人想起洋务派及他们的那点实业贡献，洋务派及实业贡献在中央以奕䜣为代表，在地方以李鸿章开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左宗棠开办兰州制造局，曾国藩开办安庆内机械所，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为代表。持续时间是从1861开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前期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不要让其发生“改朝换代”等后果，也有人说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归根结底这场运动或者说改革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我记得有篇文章介绍，在洋务运动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就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应该说这就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加之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从这方面讲，其对资本主义的产生甚至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洋务运动也没有奠定民族工业的基础，只是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已。所以我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是持否定态度的。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发展论》里面有一句话“洋务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变革而不去采取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我觉得说得是蛮有道理的，洋务运动不能实施行之有效的、符合各阶层利益的措施，而对兴办的企业实行封建衙门式管理也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其注定是要失败。首先是
“四个不能变”把改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也就是没有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没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几个地方干部不足以扭转大局，实行的一些措施与方针也令人寒心。洋务派要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即用科学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似乎很难做到也不能做到。洋务派官僚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求，既不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浸蚀，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对军队建设和新办学校培养人才来说：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但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证明了一切都是徒劳。洋务派也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入。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但是这更像是一些试验与实验，比如说出国留学生更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公费”培养，所成之
才屈指可数。总之经过30余年的洋务运动，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证明破产。诚如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所以说这是一场悲剧。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迳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全付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帐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思想解放、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也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有推动作用。
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3版
《先觉者的悲剧》，李长莉，学林出版社1993年5月版
《曾纪泽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