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儒学家吸收佛道思想，发展出一种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即理学。理学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经程颢、程颐兄弟完善，最后由南宋的朱熹集其大成，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两宋这些儒学家的主张，被人们称为“程朱理学”。南宋时另有一儒学家陆九渊，在“心”与“理”的关系等问题上与朱熹分歧很大，形成一门新的流派，人称“心学”。心学到明代由王阳明集其大成，因此心学也被称为“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于理学这个广义范畴，两个学派有很多观点是相通的。然而，作为不同的理学流派，两派在哲学观和修养方法等方面却体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
差异之一：哲学本体论上对“理”和“心”的看法不同
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体（或本源）是外在的“理”，它在人心之外。“理”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是意识性的存在而非物质性的存在，所以程朱理学被视为客观唯心主义），“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万物的主宰，是天下万事万物都必须遵守的普遍法则。“理”并不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儒家伦理纲常即为其核心内容。
陆王心学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内在的“心”，“理”存在于人的心中，不能离开“心”来谈“理”，所谓“心外无理”。这种观点更多地是吸收了佛教禅宗的思想，禅宗的六祖慧能在解释风吹幡动时说，既非风动，亦非幡动，而是心在动（一种很典型的物质依赖于意识的主观唯心思想）。与此类似，王阳明认为山中花开花落是“我”意识到了的结果，如果“我”未意识到，这些花就不存在，花的存在依赖于“我”的意识。王阳明将这种“心外无物”的命题进一步发展为“心外无理”、“心即理”的观点。
差异之二：修养方法上对认识或达成“天理”途径的不同
程朱理学推崇外在的“格物致知”，朱熹主张先学习，积累知识，进而去体认天理（儒家的纲常伦理）。在程朱理学看来，认识天理须凭外在探求，深刻探究万物，以外在的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天理”。因此程朱理学非常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人的道德水准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
心学家陆九渊不认同格物致知，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王阳明也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探求世界外物或埋首经书，只要通过内心自修自省、克服私欲，就能回复良知，成为圣贤。他认为修养尤如大夫治病，无事时要将私欲逐一搜寻出来，又要如猫之捕鼠，“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相比，更接近传统的“学习一接受”式的认知方法，程朱理学事先界定了客观的天理标准，为社会树立了一种伦理道德的标杆，于维护统治极为有用。自元代起，程朱理学就开始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加之朱熹耗四十年左右时间编成的《四书集注》刊行后成为与“五经”并行的经典，明清时成为士子必备的教科书，更扩大了其影响。程朱理学不仅在国内占统治地位，在日本、朝鲜也十分流行，甚至在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更具主体思维能动j生。心学在明代中后期一度成为显学，风行一时。但心学反对学人埋首书册，相对忽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加之陆王两人的留传作品基本上是后人根据他们的书信、谈话辑录而成，数量较少，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总体上不及程朱理学。
北宋初期，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儒学家吸收佛道思想，发展出一种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即理学。理学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经程颢、程颐兄弟完善，最后由南宋的朱熹集其大成，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两宋这些儒学家的主张，被人们称为“程朱理学”。南宋时另有一儒学家陆九渊，在“心”与“理”的关系等问题上与朱熹分歧很大，形成一门新的流派，人称“心学”。心学到明代由王阳明集其大成，因此心学也被称为“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于理学这个广义范畴，两个学派有很多观点是相通的。然而，作为不同的理学流派，两派在哲学观和修养方法等方面却体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
差异之一：哲学本体论上对“理”和“心”的看法不同
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体（或本源）是外在的“理”，它在人心之外。“理”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是意识性的存在而非物质性的存在，所以程朱理学被视为客观唯心主义），“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万物的主宰，是天下万事万物都必须遵守的普遍法则。“理”并不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儒家伦理纲常即为其核心内容。
陆王心学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内在的“心”，“理”存在于人的心中，不能离开“心”来谈“理”，所谓“心外无理”。这种观点更多地是吸收了佛教禅宗的思想，禅宗的六祖慧能在解释风吹幡动时说，既非风动，亦非幡动，而是心在动（一种很典型的物质依赖于意识的主观唯心思想）。与此类似，王阳明认为山中花开花落是“我”意识到了的结果，如果“我”未意识到，这些花就不存在，花的存在依赖于“我”的意识。王阳明将这种“心外无物”的命题进一步发展为“心外无理”、“心即理”的观点。
差异之二：修养方法上对认识或达成“天理”途径的不同
程朱理学推崇外在的“格物致知”，朱熹主张先学习，积累知识，进而去体认天理（儒家的纲常伦理）。在程朱理学看来，认识天理须凭外在探求，深刻探究万物，以外在的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天理”。因此程朱理学非常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人的道德水准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
心学家陆九渊不认同格物致知，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王阳明也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探求世界外物或埋首经书，只要通过内心自修自省、克服私欲，就能回复良知，成为圣贤。他认为修养尤如大夫治病，无事时要将私欲逐一搜寻出来，又要如猫之捕鼠，“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相比，更接近传统的“学习一接受”式的认知方法，程朱理学事先界定了客观的天理标准，为社会树立了一种伦理道德的标杆，于维护统治极为有用。自元代起，程朱理学就开始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加之朱熹耗四十年左右时间编成的《四书集注》刊行后成为与“五经”并行的经典，明清时成为士子必备的教科书，更扩大了其影响。程朱理学不仅在国内占统治地位，在日本、朝鲜也十分流行，甚至在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更具主体思维能动j生。心学在明代中后期一度成为显学，风行一时。但心学反对学人埋首书册，相对忽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加之陆王两人的留传作品基本上是后人根据他们的书信、谈话辑录而成，数量较少，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总体上不及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