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拜读了董东栋先生的文章论“交”字的甲骨文初义，得知此字来源于“两狗交配”的视觉形象后，深感董先生的研究独辟蹊径，直捣“巢穴”，符合人类从远古赤身裸体走出非洲的“无礼历史阶段”的“现实--过去的现实”。孔夫子，董仲舒等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道德话语权”的“专制”，把人类的自身繁衍的“生理过程”和人类的“性意识发育象征体系”视为“禁区”，如今，突破“儒家”的“性神经质”的文化洗涤灵的“泡沫”，把几百万年来的人类进化放到了“生理”视角下，做客观地“科学”的研究，学者发现在岩刻的图像中有大量的关于人类自身繁衍的“象征符图”，这些象征符图是破译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也是研究人类文明发育过程的最重要的“感性”材料。
汉字的起源很早，但是成熟的书写体系大致到了战国春秋时代才得以确立。这首先是夏，殷，周三代跨越数千年历史，作为文明家国体制，有了专门从事宗教事务的阶级，和专业“文字师－－仓颉群体”。他们是大宗国的最高宗教集团，从事天人对话，和替天发言的“神圣职责”。 正是在大量的“记录”占卜的过程中，书写符号逐步发育出来。夏朝有没有典册，本人不敢说，要看证据，但那个时代能够得以流传下来的主要是陶器，陶器的保留机遇不很高。现代考古发掘出夏朝的陶器，有刻符。但我想夏朝的文明大概更多的保留在民俗的口语传承中，大概到了“山海经”成书的时代，才被文字记录下来，以致于“隔如天书”，难以破译。其实“山海经”所记录的文明形态应该是“图腾”文明的时代，采摘，鱼猎的时代，是“半人，半兽，半神”的群居体各自为“战”的时代。 山海经里有大量的神怪，记录的是氏族的原始宗教仪式，和当地的地理，物产，和居民的“生态”，这些被后来的道家，方术家等传给子弟，“搜神记”就记录了不少。 最近濮鲁先生用濮语全文解读了山海经， 彻底地掀起了‘山海经’的汉字转注濮语的【面纱】， 终于把’山海经‘放回到了’历史‘视角下， 而不再是’神话‘的’密码‘载体。
独立于文字记录而“有机”发展的是部落，氏族的口头文明，这些以“神话，传说，史诗，民俗”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通过“语言”来传载的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对于“文盲”们来说，一切信息的交流都是“口头”和“视觉”的，而不需借助“文字”。 在夏朝，如果有文明的“典册”，我们也不一定有“幸”能“发掘”出来。但是这并不等于它们没有在口头的故事中，传说中得以“流传”。 殷商取代夏，据说是继承了夏的传统。这是因为商氏族的“贵族成员”也是夏朝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如参与治水的商人高祖"河--冥”就是为夏朝治水有功被赐“殷地”，最终商人由此建立了“殷王朝”。（见殷作斌先生的殷代史六辩）商人在夏朝“进修”，从夏朝学习“治国，建国，”其文字的使用程度如何，本人不敢说，但是在夏朝“进修政治经济学，国术”的博士后们总是可以从“语言，口语”的传承渠道，继承巨大的“文化遗产”吧。
殷商史从契生到纣亡，历时近千年，有足够的时间使“书写体系”进化，并使“脑力劳动”分工专职化。没有如此长时间的延续进化，并在同一个文明体中进化，一个文字书写体系的发生，发育和成熟是不可能的，其中，难产，夭折，半途而废的机遇太大了。
中国历史都说从夏开始，俗话夏商周，但是夏之前呢，人类总不能突然“横空出世”，像孙悟空那样“无父无母无性”出生吧。 文明从本质上说是“延续”的，是有“源头”的。 而人类之所以可以跳出“动物界”而变成“人类”就是因为“群居”的集团优势。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语言”。 语言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发导致“视觉印象复制”的动机。而宗教仪式就是借助“视觉印象复制”来制造“神圣空间”，来凝聚“群体意识和身份”。宗教舞蹈，歌咏，各种仪式，仪俗的发生，发育，发展，传承最初都是没有文字的，只有语言和图符的，道具，面具的，是象征式的，是表演的，是全族群成员参与的。
到了夏朝，这个阶段前的文明发育在口头上一定积累了大量的语汇。据学者研究，人类的语言能力在二三百万年前就开始发生，到了近几万年，可以发出相当多的辅音和元音，形成了几个大的语源区，中国的汉字的发生是以陶刻，岩刻和骨刻开始，到了殷朝，在殷人几乎无事不占的习俗下，“宫廷宗教占卜”大大促进了“甲骨文”的成长。殷人在文字发育上的贡献是汉字得以存在的关键，是千年内的延续的结果。 没有殷千年甲骨和周仿殷制，周礼的文字版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揣摩。
人类的记忆力是非凡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24卷，《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奥德赛》共有12110行。这两部史诗最初可能只是基于古代传说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荷马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将两部史诗整理定型的编辑者，而并不是原创者。不過事實上，荷马史诗是希臘民間几百年历史上口頭相傳的神話傳話和英雄故事的精粹（引自维基百科）。荷马是盲诗人，总不可能撰写下近三万行的有韵诗文吧。 于是荷马学者认为这么长的英雄史诗一定有文字的帮助。否则谁能背诵这么多韵文史行呢。但是，荷马活着的时代，文字还没有出现。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最初都是由游吟诗人传唱，传播的，后来由荷马搜集这些“口头说唱”素材，并编织成“oral epic”，传唱长史 。这个文化现象在“格萨尔王”传的成型，发育，艺术加工中也可以看到，我们也是从专职歌手听到“仍然”发育中的语言，如诗经。但是文字版本就不同了。历史口头素材一旦被文字“化”后，就有了“圣经，经典”的“不可变动”的特点。但是从流传的角度来看，则使原来不能定型的口头素材，也有了相对稳定的“版本”。 这些正是我们后来的“四书五经”的前身。周朝继承了殷文化，殷书写体系在周王朝更发育，到了百家齐放的战国时代，随着“大宗国周王朝礼崩乐坏”，封建解体，随着各诸侯国的“说客们”，如苏秦，张仪之流，和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把“祖传，师承”的圣经，传播到各个小宗主国，这肯定造成了“方言”汇入，用“官方”文字注方言的结果就是汉字的数量大增，同音异义字大增，转借字出现。 义的“音载”符字开始演变成“单音节音素”的纯“注音符”，这是语言和方言的大糅合，大融汇的阶段。以甲骨文，金文，简帛，竹简，篆体为基本书写体系的各自为政的“同音异体字”的现象，催生了文字“规范化”的意识，并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着手“书同文”。但是“语同音”的“语言语音”同化，直到现代“全国高考”才能达到。 现代通信手段是“同化语音和文字”的最有效手段。 要想成功，就要掌握“强势文明体”的“语言和文字”。这是“硬道理”。
周公灭了殷商，对殷遗老遗少们说“惟你知，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殷革夏命”。就是说殷人有文化，有字有书， 有章法，制度，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不要看成是我周人不善，你们不也曾是“革命者”吗。 同理，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们，也是“变法，革命”者，春秋无“义”战， 就是“天变，道亦变”，变法成功的诸侯国，成了后来的七雄，为自己“创造”出了一整套“新”观念，新战略，新道德。刘氏的汉朝才真正把汉文明的大中华“统”到了一起。后来的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家看小说就知道了。 小说就是传说，神话“口头吟唱”的文字版，在最早古代文献中的“一行字”，现在被“演绎”成“120回， 加上对话，心理活动，读者如身临其境，这种体验和宗教仪式的“神圣参与”没有本质的区别。
据殷作斌先生的文章“中国古代都有专门记史和管理史料的史官，国家和下属机构（职能机构和宗族组织，或二者的合一）都保存有相应的典籍和其他文字材料。只不过它被人为地破坏了，流传下来的很少，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就以【冥】这个商族治水英雄而言，我们现在能知道的也只有散存于多种史书中的几条零星的史料，对于他如何治水，有多少具体的业绩，夏帝封赏他的具体内容，我们全然不知，只能像法学界的侦探那样，依据仅有的几条史料证词，进行逻辑推理，得出可信的历史结论。”对其它的历史故事和人物的信史也只能做如是观。
不过文字的出现的确使某些口头的流传得以“保留”。就连文字出现前的“岩刻”，“陶刻”，等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被时间“凝固”在“自然物质载体”上的信息。无独有偶， 董东栋先生关于交（jiao)来自“两狗交尾”的图像，围绕这个“音义核”发育出的“音义串”的文字，含义和在此音义核上展开的“引申义”，“象征义”和作为音素符起到“注音功能”的“现象”在北美洲的岩刻中有“旷世回音”。
我在董先生的研究的启发下，重新考察手上的美国西南地区印第安人岩刻艺术词条手册，发现了一条极为有趣的信息。 美洲印第安人从何而来，什么时间迁移等问题，我没有足够的研究，不敢瞎说。但是手册中有如下图条可以为董先生的研究做注脚：
crook：钩
解释： 刻写为一头带有钩的直线，通常由半人半神半兽的岩刻形象握在手中
在岩刻图像中，手持钩棍的人的形象很写实， （realistic).他手里还握有其他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道具”。如左手握有两个祈祷用的“棍子”，一头掰弯(bend)成钩的芦棍（reed)，一个棍子粘有羽毛。 在北美的岩刻中“带钩的”形象很常见。 在科罗拉多的一处岩刻上，一个带有鸟头饰的沙门，手持一根有钩的棍子。 还有一个符号：代表编织篮子的人，（basketmaker)。在犹他州也有数个岩刻地点有画有男女性交图，（copulate couple)和一个很长的带钩的棍子。这个带钩的棍子画得特别长，主要是来强调“钩与生殖力”之间的汇通的象征意义。（emphasizing a symbolic association between crooks and fertility )。Parsons在1985年出版的书的69页，对此“钩”和“性”的关系作出如下观察：在Hopi印第安人村落的赛跑比赛中， 参赛者要奔跑，并手触“长钩棍”，表示和“长寿”(for long life) 接气，把钩棍代表的“长寿神力”，转接到自己身上。 这些带钩的长棍常常摆放在祭坛上。 还有岩刻刻的是半神--katsinas(catchina,katcina,)手持带钩的木棍。 这使我想到后来有文字时代的诗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操吴戈（钩）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屈原）。从最初的“象征生殖力和长寿之符”的钩，演变为“武器”的钩，这中间有着上万年的文明进化。在地球的另一端，文明进化的遗迹保留在“岩石”上，成为印第安部落文明进化到这个阶段的“注脚”。
吴钩的说法历来指“吴国的宝剑”，少年别有赠，含笔看吴钩。”——《后出塞五首》杜甫。在原始部落中，在石器时代，和陶器时代，大概已有对带钩的“棍棒”的“功能”的认识了。 北美印第安人对带钩之棒如此“神圣”的崇拜，对“宗教性交”及“生殖仪式”中的仪式主持人的道具--圣器的崇拜，导致了他们在岩石上刻划此“圣器”，作为宗教的“法器”的意识，的确可以看出于后来铁器，铜器时代的吴钩的某种与男性的性力（virility）“不谋而合”的“神秘通感”，除了作钩的材料不同， 钩表示了性意识和性象征的历史的进化；钩，革，戈，都和男性的挺进精神相仿佛。
另有蹊跷的是hook,也是钩之义的另一“音皮肤”，是“神殿妓女”的“名称”。现代英语中也称“妓女”为“hooker”，勾引人的女人。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岩刻中，hooker的形象都是女性，前景正身，两腿劈开， 显露女阴，并在装饰复杂的女神蹲式的形象中，有成人从阴户探头，以表示“再生”，“复活”和“轮回”的宗教概念。 这是钩的另一种“视觉象征”义，也是“引申义”和“升华义”。是超出“交”本身的“形而上”的“宗教意义”。 看来吴钩之外，还有印第安Hopi部落的钩，和其它部落的“钩”象征体系存在。
自从拜读了董东栋先生的文章论“交”字的甲骨文初义，得知此字来源于“两狗交配”的视觉形象后，深感董先生的研究独辟蹊径，直捣“巢穴”，符合人类从远古赤身裸体走出非洲的“无礼历史阶段”的“现实--过去的现实”。孔夫子，董仲舒等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道德话语权”的“专制”，把人类的自身繁衍的“生理过程”和人类的“性意识发育象征体系”视为“禁区”，如今，突破“儒家”的“性神经质”的文化洗涤灵的“泡沫”，把几百万年来的人类进化放到了“生理”视角下，做客观地“科学”的研究，学者发现在岩刻的图像中有大量的关于人类自身繁衍的“象征符图”，这些象征符图是破译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也是研究人类文明发育过程的最重要的“感性”材料。
汉字的起源很早，但是成熟的书写体系大致到了战国春秋时代才得以确立。这首先是夏，殷，周三代跨越数千年历史，作为文明家国体制，有了专门从事宗教事务的阶级，和专业“文字师－－仓颉群体”。他们是大宗国的最高宗教集团，从事天人对话，和替天发言的“神圣职责”。 正是在大量的“记录”占卜的过程中，书写符号逐步发育出来。夏朝有没有典册，本人不敢说，要看证据，但那个时代能够得以流传下来的主要是陶器，陶器的保留机遇不很高。现代考古发掘出夏朝的陶器，有刻符。但我想夏朝的文明大概更多的保留在民俗的口语传承中，大概到了“山海经”成书的时代，才被文字记录下来，以致于“隔如天书”，难以破译。其实“山海经”所记录的文明形态应该是“图腾”文明的时代，采摘，鱼猎的时代，是“半人，半兽，半神”的群居体各自为“战”的时代。 山海经里有大量的神怪，记录的是氏族的原始宗教仪式，和当地的地理，物产，和居民的“生态”，这些被后来的道家，方术家等传给子弟，“搜神记”就记录了不少。 最近濮鲁先生用濮语全文解读了山海经， 彻底地掀起了‘山海经’的汉字转注濮语的【面纱】， 终于把’山海经‘放回到了’历史‘视角下， 而不再是’神话‘的’密码‘载体。
独立于文字记录而“有机”发展的是部落，氏族的口头文明，这些以“神话，传说，史诗，民俗”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通过“语言”来传载的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对于“文盲”们来说，一切信息的交流都是“口头”和“视觉”的，而不需借助“文字”。 在夏朝，如果有文明的“典册”，我们也不一定有“幸”能“发掘”出来。但是这并不等于它们没有在口头的故事中，传说中得以“流传”。 殷商取代夏，据说是继承了夏的传统。这是因为商氏族的“贵族成员”也是夏朝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如参与治水的商人高祖"河--冥”就是为夏朝治水有功被赐“殷地”，最终商人由此建立了“殷王朝”。（见殷作斌先生的殷代史六辩）商人在夏朝“进修”，从夏朝学习“治国，建国，”其文字的使用程度如何，本人不敢说，但是在夏朝“进修政治经济学，国术”的博士后们总是可以从“语言，口语”的传承渠道，继承巨大的“文化遗产”吧。
殷商史从契生到纣亡，历时近千年，有足够的时间使“书写体系”进化，并使“脑力劳动”分工专职化。没有如此长时间的延续进化，并在同一个文明体中进化，一个文字书写体系的发生，发育和成熟是不可能的，其中，难产，夭折，半途而废的机遇太大了。
中国历史都说从夏开始，俗话夏商周，但是夏之前呢，人类总不能突然“横空出世”，像孙悟空那样“无父无母无性”出生吧。 文明从本质上说是“延续”的，是有“源头”的。 而人类之所以可以跳出“动物界”而变成“人类”就是因为“群居”的集团优势。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语言”。 语言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发导致“视觉印象复制”的动机。而宗教仪式就是借助“视觉印象复制”来制造“神圣空间”，来凝聚“群体意识和身份”。宗教舞蹈，歌咏，各种仪式，仪俗的发生，发育，发展，传承最初都是没有文字的，只有语言和图符的，道具，面具的，是象征式的，是表演的，是全族群成员参与的。
到了夏朝，这个阶段前的文明发育在口头上一定积累了大量的语汇。据学者研究，人类的语言能力在二三百万年前就开始发生，到了近几万年，可以发出相当多的辅音和元音，形成了几个大的语源区，中国的汉字的发生是以陶刻，岩刻和骨刻开始，到了殷朝，在殷人几乎无事不占的习俗下，“宫廷宗教占卜”大大促进了“甲骨文”的成长。殷人在文字发育上的贡献是汉字得以存在的关键，是千年内的延续的结果。 没有殷千年甲骨和周仿殷制，周礼的文字版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揣摩。
人类的记忆力是非凡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24卷，《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奥德赛》共有12110行。这两部史诗最初可能只是基于古代传说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荷马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将两部史诗整理定型的编辑者，而并不是原创者。不過事實上，荷马史诗是希臘民間几百年历史上口頭相傳的神話傳話和英雄故事的精粹（引自维基百科）。荷马是盲诗人，总不可能撰写下近三万行的有韵诗文吧。 于是荷马学者认为这么长的英雄史诗一定有文字的帮助。否则谁能背诵这么多韵文史行呢。但是，荷马活着的时代，文字还没有出现。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最初都是由游吟诗人传唱，传播的，后来由荷马搜集这些“口头说唱”素材，并编织成“oral epic”，传唱长史 。这个文化现象在“格萨尔王”传的成型，发育，艺术加工中也可以看到，我们也是从专职歌手听到“仍然”发育中的语言，如诗经。但是文字版本就不同了。历史口头素材一旦被文字“化”后，就有了“圣经，经典”的“不可变动”的特点。但是从流传的角度来看，则使原来不能定型的口头素材，也有了相对稳定的“版本”。 这些正是我们后来的“四书五经”的前身。周朝继承了殷文化，殷书写体系在周王朝更发育，到了百家齐放的战国时代，随着“大宗国周王朝礼崩乐坏”，封建解体，随着各诸侯国的“说客们”，如苏秦，张仪之流，和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把“祖传，师承”的圣经，传播到各个小宗主国，这肯定造成了“方言”汇入，用“官方”文字注方言的结果就是汉字的数量大增，同音异义字大增，转借字出现。 义的“音载”符字开始演变成“单音节音素”的纯“注音符”，这是语言和方言的大糅合，大融汇的阶段。以甲骨文，金文，简帛，竹简，篆体为基本书写体系的各自为政的“同音异体字”的现象，催生了文字“规范化”的意识，并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着手“书同文”。但是“语同音”的“语言语音”同化，直到现代“全国高考”才能达到。 现代通信手段是“同化语音和文字”的最有效手段。 要想成功，就要掌握“强势文明体”的“语言和文字”。这是“硬道理”。
周公灭了殷商，对殷遗老遗少们说“惟你知，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殷革夏命”。就是说殷人有文化，有字有书， 有章法，制度，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不要看成是我周人不善，你们不也曾是“革命者”吗。 同理，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们，也是“变法，革命”者，春秋无“义”战， 就是“天变，道亦变”，变法成功的诸侯国，成了后来的七雄，为自己“创造”出了一整套“新”观念，新战略，新道德。刘氏的汉朝才真正把汉文明的大中华“统”到了一起。后来的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家看小说就知道了。 小说就是传说，神话“口头吟唱”的文字版，在最早古代文献中的“一行字”，现在被“演绎”成“120回， 加上对话，心理活动，读者如身临其境，这种体验和宗教仪式的“神圣参与”没有本质的区别。
据殷作斌先生的文章“中国古代都有专门记史和管理史料的史官，国家和下属机构（职能机构和宗族组织，或二者的合一）都保存有相应的典籍和其他文字材料。只不过它被人为地破坏了，流传下来的很少，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就以【冥】这个商族治水英雄而言，我们现在能知道的也只有散存于多种史书中的几条零星的史料，对于他如何治水，有多少具体的业绩，夏帝封赏他的具体内容，我们全然不知，只能像法学界的侦探那样，依据仅有的几条史料证词，进行逻辑推理，得出可信的历史结论。”对其它的历史故事和人物的信史也只能做如是观。
不过文字的出现的确使某些口头的流传得以“保留”。就连文字出现前的“岩刻”，“陶刻”，等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被时间“凝固”在“自然物质载体”上的信息。无独有偶， 董东栋先生关于交（jiao)来自“两狗交尾”的图像，围绕这个“音义核”发育出的“音义串”的文字，含义和在此音义核上展开的“引申义”，“象征义”和作为音素符起到“注音功能”的“现象”在北美洲的岩刻中有“旷世回音”。
我在董先生的研究的启发下，重新考察手上的美国西南地区印第安人岩刻艺术词条手册，发现了一条极为有趣的信息。 美洲印第安人从何而来，什么时间迁移等问题，我没有足够的研究，不敢瞎说。但是手册中有如下图条可以为董先生的研究做注脚：
crook：钩
解释： 刻写为一头带有钩的直线，通常由半人半神半兽的岩刻形象握在手中
在岩刻图像中，手持钩棍的人的形象很写实， （realistic).他手里还握有其他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道具”。如左手握有两个祈祷用的“棍子”，一头掰弯(bend)成钩的芦棍（reed)，一个棍子粘有羽毛。 在北美的岩刻中“带钩的”形象很常见。 在科罗拉多的一处岩刻上，一个带有鸟头饰的沙门，手持一根有钩的棍子。 还有一个符号：代表编织篮子的人，（basketmaker)。在犹他州也有数个岩刻地点有画有男女性交图，（copulate couple)和一个很长的带钩的棍子。这个带钩的棍子画得特别长，主要是来强调“钩与生殖力”之间的汇通的象征意义。（emphasizing a symbolic association between crooks and fertility )。Parsons在1985年出版的书的69页，对此“钩”和“性”的关系作出如下观察：在Hopi印第安人村落的赛跑比赛中， 参赛者要奔跑，并手触“长钩棍”，表示和“长寿”(for long life) 接气，把钩棍代表的“长寿神力”，转接到自己身上。 这些带钩的长棍常常摆放在祭坛上。 还有岩刻刻的是半神--katsinas(catchina,katcina,)手持带钩的木棍。 这使我想到后来有文字时代的诗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操吴戈（钩）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屈原）。从最初的“象征生殖力和长寿之符”的钩，演变为“武器”的钩，这中间有着上万年的文明进化。在地球的另一端，文明进化的遗迹保留在“岩石”上，成为印第安部落文明进化到这个阶段的“注脚”。
吴钩的说法历来指“吴国的宝剑”，少年别有赠，含笔看吴钩。”——《后出塞五首》杜甫。在原始部落中，在石器时代，和陶器时代，大概已有对带钩的“棍棒”的“功能”的认识了。 北美印第安人对带钩之棒如此“神圣”的崇拜，对“宗教性交”及“生殖仪式”中的仪式主持人的道具--圣器的崇拜，导致了他们在岩石上刻划此“圣器”，作为宗教的“法器”的意识，的确可以看出于后来铁器，铜器时代的吴钩的某种与男性的性力（virility）“不谋而合”的“神秘通感”，除了作钩的材料不同， 钩表示了性意识和性象征的历史的进化；钩，革，戈，都和男性的挺进精神相仿佛。
另有蹊跷的是hook,也是钩之义的另一“音皮肤”，是“神殿妓女”的“名称”。现代英语中也称“妓女”为“hooker”，勾引人的女人。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岩刻中，hooker的形象都是女性，前景正身，两腿劈开， 显露女阴，并在装饰复杂的女神蹲式的形象中，有成人从阴户探头，以表示“再生”，“复活”和“轮回”的宗教概念。 这是钩的另一种“视觉象征”义，也是“引申义”和“升华义”。是超出“交”本身的“形而上”的“宗教意义”。 看来吴钩之外，还有印第安Hopi部落的钩，和其它部落的“钩”象征体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