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敏之历任《大公报》记者、特派员及香港《文汇报》代总编辑、文汇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暨南大学与同济大学客席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著作有散文、随笔、文选三十余种及诗词研究《古诗撷英》等。其短篇小说《孙子》于一九四五年由茅盾选入《抗战时期小说大系》。其散文、随笔、游记文学分别获得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1992年海外华文文学《徐霞客游记文学奖》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情》特别奖、百花文艺出版社“韩愈杯”散文奖。
以“饮水思源”来记述我对上海的经历，是十分确切的。
我与上海缔结的是文化与文学因缘，得远从20世纪1935年算起。在那个动荡时代，我以半工半读生活于南中国的大都市――广州。广州的永汉北路有一间生活书店，它为青少年读者设有特殊座位，来到书店可以坐在那里不必购买就可取阅书刊。书刊是从上海运来的。我常常是特殊座位的座上客。于是，我接触了左联作家的作品，从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到巴金、叶圣陶……的著作都被我如饥似渴地抢读着。著名的刊物是《小说月报》、《创造》、《现代》、《太白》以至《译文》、《宇宙风》、《生活知识》……每期新到，都在我浏览之中。除了生活书店，广东中山图书馆也是我静坐苦读的地方。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有一天去逛广州的文德路旧书摊，看到上海出版的《世界文库》，煌煌巨册，定价不便宜，我于是向由家乡来广州市立二中求学的同乡借钱凑足书价买了回来。就是这部《世界文库》，助我从30年代就知道一系列的世界名著，也知道了托尔斯泰、高尔基、果戈里、契诃夫、莫泊桑、屠格涅夫、杰克・伦敦……真是开拓了文学视野。这部《世界文库》一直随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了十年“文革”。因我在大学教书，被加以宣扬封资修的罪名关进牛棚而毁于暴徒抄家之手!
追忆30年代，我从上海获得知识来源的过程中，还有一页漂泊生涯的记载，那就是与周钢鸣的通信。他当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是我的表兄。他知道我在广州过着苦读的生活，就在通信中为我分析阶级斗争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鼓励我学习写作。那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在策划全面的侵华阴谋了，救亡运动如火如荼。邹韬奋先生是救国会领袖之一，南来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准备应付变局作抗日宣传。周钢鸣介绍我去香港谒见韬奋先生，拟投身报社做一名校对以取得学习的机会。由于香港环境特殊，文化、语言等都显得隔膜，《生活日报》的业务、发行都有困难。韬奋先生决定迁回上海出版，嘱我与钢鸣联系，可到上海工作。我虽然感到失望，但得到韬奋先生的鼓励，是我毕生难忘的事情……抗战爆发了，敌机频频轰炸广州。不久，日军沿粤汉铁路进攻广州，我只得仓皇逃难，退避桂北山乡。当桂林形成后方“文化城”时，我得到避难桂北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乐嗣炳的爱护、鼓励，推荐我去桂林会见王鲁彦先生；承鲁彦先生挈爱安排我做他主编的《文艺杂志》助理编辑，为杂志校稿、跑印刷厂、与作家联系、取稿。就是这样的机缘，我认识了巴金先生。他写的《还魂草》就是在《文艺杂志》上连载的。
说来真是幸运，自与巴金先生结识后，迄今已六十年。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在上海，他对我念旧，令我崇敬难忘。而上海一批老作家如柯灵、艾芜、王西彦、吴强、辛笛、峻青……都成了我对上海系念的老友。
令我感念的还有茅盾先生。他从上海流寓香港时，主编《文艺阵地》，作为抗战宣传的重要阵地。我把一组描写桂北山乡的散文寄给《文艺阵地》，获得发表。1945年，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孙子》也蒙茅盾先生选入《抗战时期小说大系》，作为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继《新文学大系》的续篇。后因动乱，未能出版。
令我对上海感念的还有一件事，就是1946年我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采访活动中，曾用两个晚上对周恩来作了专访，写了长文《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对他的生平事迹作了较全面的记述。当年上海出版的《文萃》杂志就敢于全文刊载。
总之，就我的新闻文化、文学写作的过程来说，我得到上海的熏陶以及师友的鼓励、栽培是毕生之幸。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与上海的关系更进一步了。我奉派到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的领导职务，兼编一个《文艺》周刊，更得到巴金先生及许多著名作家的支持与赐稿，使这个周刊长达十年在沟通港台、大陆及东南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为我对上海感念太深了，除了十年文革有过隔绝，尔后不论什么季节，我几乎每年都到上海探亲访友，也就亲历了、目击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巨变。记得1989年，上海《文汇报》举办过关于拓展文学副刊的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在会上我力陈上海应重振成为全国文化、文学、出版事业中心的权威地位，以配合、适应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崇高形象。
如今，当我重游上海时，单是文化上海已呈现惊人的变化了――
我到昔日的四马路――福州路，今已演变成辉煌的文化街了。新耸立于高空的上海书城大厦俯视全城,中国科技图书公司也雄视一方,报业集团在创新绩,文教用品商店簇簇成市……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在大放光芒!
我还登上东方明珠、金茂大厦，进入宏伟的歌剧院，进入宝藏丰富的图书馆、博物馆，漫步如海洋的时代广场，憩息于翠色满眼的城市花园，欣赏外滩冠绝东方的旅游文化，我数不清每天经上海的千万人流……啊，上海，已在全世界的瞩目中成为空前繁荣的大都市了!
但是我却记住台湾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连横提出的警语，他说：“历史是民族的精神，亦是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兴衰，社会是文明或野蛮，政府施政的得失，物质的空虚或充实，通过历史文化能看清楚，因此历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要认识今天的上海吗?从现象到内涵，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为我们作引导，让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是受到上海文化栽培的过来人，抱着饮水思源之情，遥向上海致以虔诚的祝福与敬意!
曾敏之历任《大公报》记者、特派员及香港《文汇报》代总编辑、文汇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暨南大学与同济大学客席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著作有散文、随笔、文选三十余种及诗词研究《古诗撷英》等。其短篇小说《孙子》于一九四五年由茅盾选入《抗战时期小说大系》。其散文、随笔、游记文学分别获得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1992年海外华文文学《徐霞客游记文学奖》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情》特别奖、百花文艺出版社“韩愈杯”散文奖。
以“饮水思源”来记述我对上海的经历，是十分确切的。
我与上海缔结的是文化与文学因缘，得远从20世纪1935年算起。在那个动荡时代，我以半工半读生活于南中国的大都市――广州。广州的永汉北路有一间生活书店，它为青少年读者设有特殊座位，来到书店可以坐在那里不必购买就可取阅书刊。书刊是从上海运来的。我常常是特殊座位的座上客。于是，我接触了左联作家的作品，从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到巴金、叶圣陶……的著作都被我如饥似渴地抢读着。著名的刊物是《小说月报》、《创造》、《现代》、《太白》以至《译文》、《宇宙风》、《生活知识》……每期新到，都在我浏览之中。除了生活书店，广东中山图书馆也是我静坐苦读的地方。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有一天去逛广州的文德路旧书摊，看到上海出版的《世界文库》，煌煌巨册，定价不便宜，我于是向由家乡来广州市立二中求学的同乡借钱凑足书价买了回来。就是这部《世界文库》，助我从30年代就知道一系列的世界名著，也知道了托尔斯泰、高尔基、果戈里、契诃夫、莫泊桑、屠格涅夫、杰克・伦敦……真是开拓了文学视野。这部《世界文库》一直随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了十年“文革”。因我在大学教书，被加以宣扬封资修的罪名关进牛棚而毁于暴徒抄家之手!
追忆30年代，我从上海获得知识来源的过程中，还有一页漂泊生涯的记载，那就是与周钢鸣的通信。他当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是我的表兄。他知道我在广州过着苦读的生活，就在通信中为我分析阶级斗争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鼓励我学习写作。那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在策划全面的侵华阴谋了，救亡运动如火如荼。邹韬奋先生是救国会领袖之一，南来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准备应付变局作抗日宣传。周钢鸣介绍我去香港谒见韬奋先生，拟投身报社做一名校对以取得学习的机会。由于香港环境特殊，文化、语言等都显得隔膜，《生活日报》的业务、发行都有困难。韬奋先生决定迁回上海出版，嘱我与钢鸣联系，可到上海工作。我虽然感到失望，但得到韬奋先生的鼓励，是我毕生难忘的事情……抗战爆发了，敌机频频轰炸广州。不久，日军沿粤汉铁路进攻广州，我只得仓皇逃难，退避桂北山乡。当桂林形成后方“文化城”时，我得到避难桂北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乐嗣炳的爱护、鼓励，推荐我去桂林会见王鲁彦先生；承鲁彦先生挈爱安排我做他主编的《文艺杂志》助理编辑，为杂志校稿、跑印刷厂、与作家联系、取稿。就是这样的机缘，我认识了巴金先生。他写的《还魂草》就是在《文艺杂志》上连载的。
说来真是幸运，自与巴金先生结识后，迄今已六十年。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在上海，他对我念旧，令我崇敬难忘。而上海一批老作家如柯灵、艾芜、王西彦、吴强、辛笛、峻青……都成了我对上海系念的老友。
令我感念的还有茅盾先生。他从上海流寓香港时，主编《文艺阵地》，作为抗战宣传的重要阵地。我把一组描写桂北山乡的散文寄给《文艺阵地》，获得发表。1945年，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孙子》也蒙茅盾先生选入《抗战时期小说大系》，作为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继《新文学大系》的续篇。后因动乱，未能出版。
令我对上海感念的还有一件事，就是1946年我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采访活动中，曾用两个晚上对周恩来作了专访，写了长文《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对他的生平事迹作了较全面的记述。当年上海出版的《文萃》杂志就敢于全文刊载。
总之，就我的新闻文化、文学写作的过程来说，我得到上海的熏陶以及师友的鼓励、栽培是毕生之幸。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与上海的关系更进一步了。我奉派到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的领导职务，兼编一个《文艺》周刊，更得到巴金先生及许多著名作家的支持与赐稿，使这个周刊长达十年在沟通港台、大陆及东南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为我对上海感念太深了，除了十年文革有过隔绝，尔后不论什么季节，我几乎每年都到上海探亲访友，也就亲历了、目击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巨变。记得1989年，上海《文汇报》举办过关于拓展文学副刊的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在会上我力陈上海应重振成为全国文化、文学、出版事业中心的权威地位，以配合、适应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崇高形象。
如今，当我重游上海时，单是文化上海已呈现惊人的变化了――
我到昔日的四马路――福州路，今已演变成辉煌的文化街了。新耸立于高空的上海书城大厦俯视全城,中国科技图书公司也雄视一方,报业集团在创新绩,文教用品商店簇簇成市……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在大放光芒!
我还登上东方明珠、金茂大厦，进入宏伟的歌剧院，进入宝藏丰富的图书馆、博物馆，漫步如海洋的时代广场，憩息于翠色满眼的城市花园，欣赏外滩冠绝东方的旅游文化，我数不清每天经上海的千万人流……啊，上海，已在全世界的瞩目中成为空前繁荣的大都市了!
但是我却记住台湾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连横提出的警语，他说：“历史是民族的精神，亦是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兴衰，社会是文明或野蛮，政府施政的得失，物质的空虚或充实，通过历史文化能看清楚，因此历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要认识今天的上海吗?从现象到内涵，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为我们作引导，让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是受到上海文化栽培的过来人，抱着饮水思源之情，遥向上海致以虔诚的祝福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