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念主要指人类依靠知、情、意对人生的道德理想、道德价值、道德意义等形上之维的执著追求。贺麟认为，具备道德信念的人，相信人生必有意义，人性终为善良，良心、道德自有其效准、权威和尊严，道德和幸福终可合一，善人必将战胜恶人，公理必将战胜强权，这种人在其日常行为中会自觉遵循道德法则，依靠其道德勇气为善去恶，在其人生过程中，他可能遭受失败或不为人理解，但他最终会获得道德或良心的安慰。要正确把握道德信念问题，首先需要对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有所了解。万俊人认为，信仰主要指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群体或个体，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期待之基础上，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信念则指人们基于知识理性和实践判断所建立起来的真理确信。信仰和信念的差别在于，信仰更具有一种文化根源性和价值理想性意义，它可能是非理性或超理性的，而信念所反映的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的真理性或真实可靠性，它必须是且首先是理性的或有理由的。其次，要对信念的种类获致清晰的认识。
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通常依据其理论研究的需要将人的信念进行不同的分类，如康德将所有的信念在两个方向上各划分为四组：（1）教义信念、伦理信念、历史信念和实用信念；（2）理性信念、经验信念、理论信念和实践信念。马克斯?韦伯则将政治家的伦理区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规定，主要涉及意图和动机，后者牵涉到客观环境及其现实运作。再者，要正确看待道德信念与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政治信仰主要指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某种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认信和服从，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宗教信仰则指人们对存在之天命或各种神灵的崇奉，人们认同在世界之上有一个具有特殊个性的存在模式，它超越尘世而存在，又在尘世中表征着自己。道德信念尽管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形式，但它通常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对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行为发生广泛影响。前者如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结合，后者如康德为保证德福一致而提出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假设。
从道德信念的具体内容看，它主要由个体道德理想和社会道德理想构成。个体道德理想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理想性道德人格，它是在道德生活实践中经过主体的自觉选择和自由创造逐步生成的价值理想。人格概念起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它意指一种象征性的原始文化符号，最初特指礼仪表演中的面具，后来逐步演化出人的资格、品格等道德含义，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古希腊的道德人格强调智慧、情感和意志的综合统一，中世纪基督教的道德人格夸大灵性的精神作用，贬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当代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道德人格理论则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内在人格的复杂结构。与西方道德人格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理想主要由儒家学派塑造而成，先秦时期孔孟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圣贤”，宋明时代程朱陆王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内圣外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立足于个体自身内在的人格完美，强调人不同于万物的地位、身份和资格，亦即人之为人的尊严，它不容任何人的侮辱与亵渎，如《礼记》所言：“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必须指出的是，个体的道德人格理想只有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交往中才能被不断建构、平衡和互惠，因此，它必须与社会道德理想相一致，在自我的道德发展与社会的道德发展相统一的过程中获得正当性和现实性，如同个体的道德人格理想具有多面性一样，人类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理想也同样缤彩纷呈。原始人类通过各种神话幻想来憧憬未来，封建社会的农民借助实际的感性生活经验来勾勒自己向往和追求的“安平乐道型”社会理想，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向往的“小康”、“大同”社会就是一个天下为公、博施济众、仁爱盛行、平等互助的道德社会。至于西方基督教所倾慕的“天国”、“彼岸世界”则是顺应了人类永不满足现实的自我超越性，力图将现实生活中痛苦的消解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填补了人类匮乏的精神空白。近现代资产阶级则将自己追求的社会道德理想建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虚构了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理性、公正的道德社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把个人内在的道德人格理想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以积极开放的个体道德选择和自由创造的人生追求来确立、实践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理想，并以超越进取的道德精神和持久恒定的道德意志去支撑其所认同的道德人格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理想，使之成为矢志不渝的根本性社会道德信念。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条件下，要深刻体认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初级阶段特征，为发展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一如方志敏烈士在其《可爱的中国》中所言：“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这是一个共产党人临刑前对自己政治道德信念至死不渝的挚诚表白。它启示共产党人应当为中华民族摆脱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去拼搏一生，为再造中华民族之辉煌而奋斗终身。在物欲横流、制度转轨、价值多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烈士瘗骨之处开放的花朵，只有像他们那样将个体的完美性人格理想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社会理想内化为自己坚定的道德信念，才能从灵魂深处铸就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道德防线。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
道德信念主要指人类依靠知、情、意对人生的道德理想、道德价值、道德意义等形上之维的执著追求。贺麟认为，具备道德信念的人，相信人生必有意义，人性终为善良，良心、道德自有其效准、权威和尊严，道德和幸福终可合一，善人必将战胜恶人，公理必将战胜强权，这种人在其日常行为中会自觉遵循道德法则，依靠其道德勇气为善去恶，在其人生过程中，他可能遭受失败或不为人理解，但他最终会获得道德或良心的安慰。要正确把握道德信念问题，首先需要对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有所了解。万俊人认为，信仰主要指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群体或个体，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期待之基础上，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信念则指人们基于知识理性和实践判断所建立起来的真理确信。信仰和信念的差别在于，信仰更具有一种文化根源性和价值理想性意义，它可能是非理性或超理性的，而信念所反映的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的真理性或真实可靠性，它必须是且首先是理性的或有理由的。其次，要对信念的种类获致清晰的认识。
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通常依据其理论研究的需要将人的信念进行不同的分类，如康德将所有的信念在两个方向上各划分为四组：（1）教义信念、伦理信念、历史信念和实用信念；（2）理性信念、经验信念、理论信念和实践信念。马克斯?韦伯则将政治家的伦理区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规定，主要涉及意图和动机，后者牵涉到客观环境及其现实运作。再者，要正确看待道德信念与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政治信仰主要指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某种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认信和服从，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宗教信仰则指人们对存在之天命或各种神灵的崇奉，人们认同在世界之上有一个具有特殊个性的存在模式，它超越尘世而存在，又在尘世中表征着自己。道德信念尽管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形式，但它通常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对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行为发生广泛影响。前者如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结合，后者如康德为保证德福一致而提出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假设。
从道德信念的具体内容看，它主要由个体道德理想和社会道德理想构成。个体道德理想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理想性道德人格，它是在道德生活实践中经过主体的自觉选择和自由创造逐步生成的价值理想。人格概念起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它意指一种象征性的原始文化符号，最初特指礼仪表演中的面具，后来逐步演化出人的资格、品格等道德含义，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古希腊的道德人格强调智慧、情感和意志的综合统一，中世纪基督教的道德人格夸大灵性的精神作用，贬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当代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道德人格理论则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内在人格的复杂结构。与西方道德人格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理想主要由儒家学派塑造而成，先秦时期孔孟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圣贤”，宋明时代程朱陆王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内圣外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立足于个体自身内在的人格完美，强调人不同于万物的地位、身份和资格，亦即人之为人的尊严，它不容任何人的侮辱与亵渎，如《礼记》所言：“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必须指出的是，个体的道德人格理想只有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交往中才能被不断建构、平衡和互惠，因此，它必须与社会道德理想相一致，在自我的道德发展与社会的道德发展相统一的过程中获得正当性和现实性，如同个体的道德人格理想具有多面性一样，人类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理想也同样缤彩纷呈。原始人类通过各种神话幻想来憧憬未来，封建社会的农民借助实际的感性生活经验来勾勒自己向往和追求的“安平乐道型”社会理想，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向往的“小康”、“大同”社会就是一个天下为公、博施济众、仁爱盛行、平等互助的道德社会。至于西方基督教所倾慕的“天国”、“彼岸世界”则是顺应了人类永不满足现实的自我超越性，力图将现实生活中痛苦的消解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填补了人类匮乏的精神空白。近现代资产阶级则将自己追求的社会道德理想建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虚构了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理性、公正的道德社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把个人内在的道德人格理想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以积极开放的个体道德选择和自由创造的人生追求来确立、实践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理想，并以超越进取的道德精神和持久恒定的道德意志去支撑其所认同的道德人格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理想，使之成为矢志不渝的根本性社会道德信念。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条件下，要深刻体认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初级阶段特征，为发展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一如方志敏烈士在其《可爱的中国》中所言：“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这是一个共产党人临刑前对自己政治道德信念至死不渝的挚诚表白。它启示共产党人应当为中华民族摆脱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去拼搏一生，为再造中华民族之辉煌而奋斗终身。在物欲横流、制度转轨、价值多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烈士瘗骨之处开放的花朵，只有像他们那样将个体的完美性人格理想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社会理想内化为自己坚定的道德信念，才能从灵魂深处铸就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道德防线。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