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蒋维乔、黄忏华、欧阳竟无、胡适、吕�铡⑿苁�力、汤用彤、陈寅恪、陈垣、太虚、弘一等人的系统研究，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基本框架已被勾勒出来。但任继愈先生认为，此前学界习惯的看法，往往认为魏晋南北朝思想主要就是玄学，对儒家经学、道教的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阐述不够(《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绪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任先生认为，南北朝时期佛学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并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心性论”成为中心议题。 他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思想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玄学时期，二是玄学与佛教般若时期，三是“佛教经学”形成时期。魏晋玄学流行、鼎盛时期约几十年，以后还有一些影响，那已是玄学的余波了。其馀的300年的时间，佛学逐渐占了主流。东晋以后，直到南北朝结束，都是佛教经学的形成时期(同上第2页)。这是任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当然，南北朝的佛教是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价值。 努力把佛教纳入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发掘佛教思想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成为任先生不同于一般佛教研究者的显著特色与贡献。 一、社会思潮由玄学向佛学的转移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社会思潮，佛教是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发展的。汉魏之际，“神学经学”受到破坏。魏晋时期，玄学“清谈之风”开始流行，从正始年间到永嘉之世，已经历了七十馀年的发展。西晋时期郭象的独化论后来居上，超过了以前的王弼、阮籍、嵇康、裴�Q等思想，把玄学推向了顶峰；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郭象的独化论也意味着玄学的终结。此后，玄学的内容已无所创新，《文心雕龙・论说篇》言“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无论内容还是水平都没有超出西晋。除了张湛《列子注》所提出的贵虚论以外，没有出现什么足以引人注目的玄学体系(其实张湛的理论也是借助于佛教思想才得以完成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影响仅是一种馀波而已。至于魏晋时期的佛教，虽有流传但流传不广，在思想界里并未有所反映，如王弼、何晏以及向秀、郭象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佛教思想的影响。此时的佛教主要是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发展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54页)。 至东晋时期，佛教终于在非佛教徒的著作如《列子》等中得到反映，开始以宗教哲学形态影响中国思想，并在社会思潮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逐渐赶超玄学而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因佛教般若思想和玄学超言绝象的思维方式及哲学概念较为接近，但其宇宙论之宏廓，物性论之玄妙，人生论之超脱，又比玄学高出一筹，故东晋时期般若学的引入，给清谈补充了新的材料，丰富了清谈的内容，推动了清谈的新发展，而佛学在清谈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增加，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形成“佛玄”思潮“六家七宗”就是东晋时期玄学思想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且此时亦出现了名僧与名士以佛教般若为内容的清谈，这在《世说新语》、《高僧传》等均有记载(同上，第657页)。后来僧肇的《肇论》对佛玄思潮进行了总结，这一总结虽然在命意遣词上还保留了一些玄学家的词汇，但事实上则使般若学脱离了玄学的桎梏而真正纳入到佛教的范围。从作为思想体系的角度来说，《肇论》则已经成为佛教思想的总结，而不是玄学思想的反映了。东晋后期，佛学已经赶超玄学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形成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阶段”(同上，第455页)。 二、南北朝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 如果说东晋时期的佛学终于赶超玄学而成社会思潮的主流，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佛教思潮下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首先，南北朝时期佛教译经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基本完成了佛教经典介绍的使命。经当时全国的几大译经集团，如凉州、昙无谶、菩提流支、佛驼跋陀罗、求那跋陀罗、真谛等的译经努力，无论从参与译经的人数，译出经籍的数量、质量，译经涉及的西方佛教流派，“其规模之大，均属空前”(《中国佛教史》第3卷《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其次，随着译经事业的进步，佛教研究者也日益增多，解释佛教经典的著作，即所谓“论”“疏”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再次，新的佛教学派，如三论学派、成实学派、涅��学派、摄论学派、地论学派、毗昙学派等理论思辨更为深入的佛学流派广泛流行。又次，佛教发展迅速，佛教思想活跃，信奉者也日渐众多，僧俗两界均参与进来，当时诸多士族也通晓佛学并以清谈的方式讲论佛经，如杜弼、崔光、王肃、萧子良、梁武帝等，甚至北方大儒刘献之，“注《涅��经》未就而卒”(《魏书》卷八四《刘献之传》)。最后，由于佛教盛行，又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史传、佛教典籍的目录学等，影响所及不止于佛教界。任先生指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佛经多出，学派众多，著作丰富，思想活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中国佛教史)第3卷《序》，第4，7页)。任先生所指的“佛教经学”，即是指佛教在以上各方面如佛经翻译及其注疏，发挥个人见解的论著，对佛经进行整理的译著纂集以及佛教史传的编辑等大量出现、广泛研习和普遍流行。 任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可分为两大支系，一是儒家经学，一是“佛教经学”。尽管“只要中国处在封建制度下，儒家思想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仍“是维护中国封建制度的正统思想”(同上，第4，5页)，但儒家经学在汉魏以来的思想潮流中即已失去独尊的权威，而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佛教经学”，“就其社会覆盖面看，还远远超出儒家经学的影响”(《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且“就其理论的深刻程度看，佛教经学的抽象思辨水平远在儒家经学之上”(《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6页)。至于道教，尽管在魏晋之际有了新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甚至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宗教力量，但是，此时的道教往往还不得不借助、吸收佛教思想以充实、发展自己，如南北朝晚期集以往各道教派系之大成的《无上秘要》，在构建道教宇宙观时，也不得不借助于“三界”“劫运”“缘起”等佛教思想，道教“信徒为数较少，远不能与佛教徒相比。道教的社会影响在三教之中也是最弱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370页)。而玄学则继续发挥着馀波的影响。南北朝的“佛教经学”不论在社会覆盖面上还是在理论思辨水平上，超过了当时的儒家经学和道教以及玄学。 三、“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南北朝佛教学派众多，争相流行，但总结南北朝“佛教经学”及其思想，任先生指出，其中心议题则是“心性论”。在《任继愈自选集》 中，任先生明确将“南北朝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作为佛教章节下的一个标题。在《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亦是如此。在《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序》中也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中心题目是佛性问题”(《任继愈自选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其实，“佛教经学”以佛教的语言“佛性”来阐论“心性论”，但“佛性”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性”问题，是人性论的折光反射。任先生认为，南北朝主要流行的“四部经”、“三部论”即《维摩经》《涅��经》《法华经》《华严经》及《十地经论》《摄大乘论》《大乘起信论》等，都是以此为中心议题的。 任先生指出，南北朝“佛教经学”兴启的“心性论”，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深化和内在趋势，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内在价值。魏晋玄学和东晋般若学探讨的哲学主题是“本体论”，东晋僧肇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水平对此进行了总结，但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思想时代的结束；东晋与南北朝之际的道生，则在佛玄思想基础上把“佛性”问题推到了学术前沿，开启了一个新的思想时代，随着《涅��经》等经典的传译和研究及社会需求，“佛性论”逐渐成为南北朝众多佛学流派关注的中心题目。“本体论”所涉及的本末、有无、体用关系，超越了汉代的宇宙论而探究天地万物之“所以然”。南北朝“佛教经学”的“心性论”，则从天人关系中，透过人的心理、生理现象，进而探究人性本质的“所以然”；它所管辖的范围不仅限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宗教实践，还要通过心性论去说明宇宙万物；不满足于人性善恶的划分，而进一步推究人性之所以善、所以恶，更进一步推究其如何弃恶从善、舍恶返善、抑恶扬善的心性修养；论证了人类认识的极限，指出干扰人类正常认识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这许多方面，恰恰是中国哲学思想认识论所没有接触或被忽略，但又不应忽略的方面，加强了中国哲学思想上一向比较薄弱的认识论环节。提高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论思维水平，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像“本体论”超越“宇宙论”一样，从“本体论”到“心性论”，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一次深化，它们所接触、涉及的问题与中国哲学思想是遥相呼应的，“盖自外言则为本体论，自内言则为心性论，乃系同一问题之两方面。……佛性问题即上承本体论而转向内心之研究与探讨”(《任继愈自选集》，第273页)，是中国哲学思想本体论逻辑发展的内在趋势。此不仅意味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还为中国哲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课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内在价值。任先生指出，南北朝佛教的“心性论”已经引起儒学、道教的共鸣，比如梁武帝已经把讲求心性的《中庸》与《般若》、《涅��》等并重，并成为注疏，在《净业赋》等中已结合“佛性论”提出以净业“修身”(这是儒家的东西)，改造道教的陶弘景在《真诰》中也开始思考“道”与“性”的关系等。而且，心性论还“一直持续到隋唐初期，成了’中国佛教理论界的中心议题”(《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157页)。但更值得关注的则是，朱熹的“儒教经学”，已“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学的补充”(《任继愈自选集》，第232页)，“儒教”之形成，与此亦有着莫大的因缘，南北朝“佛教经学”的“心性论”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千馀年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南北朝的佛教成为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中国思想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蒋维乔、黄忏华、欧阳竟无、胡适、吕�铡⑿苁�力、汤用彤、陈寅恪、陈垣、太虚、弘一等人的系统研究，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基本框架已被勾勒出来。但任继愈先生认为，此前学界习惯的看法，往往认为魏晋南北朝思想主要就是玄学，对儒家经学、道教的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阐述不够(《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绪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任先生认为，南北朝时期佛学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并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心性论”成为中心议题。 他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思想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玄学时期，二是玄学与佛教般若时期，三是“佛教经学”形成时期。魏晋玄学流行、鼎盛时期约几十年，以后还有一些影响，那已是玄学的余波了。其馀的300年的时间，佛学逐渐占了主流。东晋以后，直到南北朝结束，都是佛教经学的形成时期(同上第2页)。这是任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当然，南北朝的佛教是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价值。 努力把佛教纳入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发掘佛教思想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成为任先生不同于一般佛教研究者的显著特色与贡献。 一、社会思潮由玄学向佛学的转移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社会思潮，佛教是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发展的。汉魏之际，“神学经学”受到破坏。魏晋时期，玄学“清谈之风”开始流行，从正始年间到永嘉之世，已经历了七十馀年的发展。西晋时期郭象的独化论后来居上，超过了以前的王弼、阮籍、嵇康、裴�Q等思想，把玄学推向了顶峰；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郭象的独化论也意味着玄学的终结。此后，玄学的内容已无所创新，《文心雕龙・论说篇》言“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无论内容还是水平都没有超出西晋。除了张湛《列子注》所提出的贵虚论以外，没有出现什么足以引人注目的玄学体系(其实张湛的理论也是借助于佛教思想才得以完成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影响仅是一种馀波而已。至于魏晋时期的佛教，虽有流传但流传不广，在思想界里并未有所反映，如王弼、何晏以及向秀、郭象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佛教思想的影响。此时的佛教主要是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发展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54页)。 至东晋时期，佛教终于在非佛教徒的著作如《列子》等中得到反映，开始以宗教哲学形态影响中国思想，并在社会思潮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逐渐赶超玄学而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因佛教般若思想和玄学超言绝象的思维方式及哲学概念较为接近，但其宇宙论之宏廓，物性论之玄妙，人生论之超脱，又比玄学高出一筹，故东晋时期般若学的引入，给清谈补充了新的材料，丰富了清谈的内容，推动了清谈的新发展，而佛学在清谈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增加，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形成“佛玄”思潮“六家七宗”就是东晋时期玄学思想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且此时亦出现了名僧与名士以佛教般若为内容的清谈，这在《世说新语》、《高僧传》等均有记载(同上，第657页)。后来僧肇的《肇论》对佛玄思潮进行了总结，这一总结虽然在命意遣词上还保留了一些玄学家的词汇，但事实上则使般若学脱离了玄学的桎梏而真正纳入到佛教的范围。从作为思想体系的角度来说，《肇论》则已经成为佛教思想的总结，而不是玄学思想的反映了。东晋后期，佛学已经赶超玄学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形成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阶段”(同上，第455页)。 二、南北朝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 如果说东晋时期的佛学终于赶超玄学而成社会思潮的主流，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佛教思潮下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首先，南北朝时期佛教译经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基本完成了佛教经典介绍的使命。经当时全国的几大译经集团，如凉州、昙无谶、菩提流支、佛驼跋陀罗、求那跋陀罗、真谛等的译经努力，无论从参与译经的人数，译出经籍的数量、质量，译经涉及的西方佛教流派，“其规模之大，均属空前”(《中国佛教史》第3卷《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其次，随着译经事业的进步，佛教研究者也日益增多，解释佛教经典的著作，即所谓“论”“疏”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再次，新的佛教学派，如三论学派、成实学派、涅��学派、摄论学派、地论学派、毗昙学派等理论思辨更为深入的佛学流派广泛流行。又次，佛教发展迅速，佛教思想活跃，信奉者也日渐众多，僧俗两界均参与进来，当时诸多士族也通晓佛学并以清谈的方式讲论佛经，如杜弼、崔光、王肃、萧子良、梁武帝等，甚至北方大儒刘献之，“注《涅��经》未就而卒”(《魏书》卷八四《刘献之传》)。最后，由于佛教盛行，又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史传、佛教典籍的目录学等，影响所及不止于佛教界。任先生指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佛经多出，学派众多，著作丰富，思想活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中国佛教史)第3卷《序》，第4，7页)。任先生所指的“佛教经学”，即是指佛教在以上各方面如佛经翻译及其注疏，发挥个人见解的论著，对佛经进行整理的译著纂集以及佛教史传的编辑等大量出现、广泛研习和普遍流行。 任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可分为两大支系，一是儒家经学，一是“佛教经学”。尽管“只要中国处在封建制度下，儒家思想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仍“是维护中国封建制度的正统思想”(同上，第4，5页)，但儒家经学在汉魏以来的思想潮流中即已失去独尊的权威，而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佛教经学”，“就其社会覆盖面看，还远远超出儒家经学的影响”(《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且“就其理论的深刻程度看，佛教经学的抽象思辨水平远在儒家经学之上”(《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6页)。至于道教，尽管在魏晋之际有了新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甚至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宗教力量，但是，此时的道教往往还不得不借助、吸收佛教思想以充实、发展自己，如南北朝晚期集以往各道教派系之大成的《无上秘要》，在构建道教宇宙观时，也不得不借助于“三界”“劫运”“缘起”等佛教思想，道教“信徒为数较少，远不能与佛教徒相比。道教的社会影响在三教之中也是最弱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370页)。而玄学则继续发挥着馀波的影响。南北朝的“佛教经学”不论在社会覆盖面上还是在理论思辨水平上，超过了当时的儒家经学和道教以及玄学。 三、“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南北朝佛教学派众多，争相流行，但总结南北朝“佛教经学”及其思想，任先生指出，其中心议题则是“心性论”。在《任继愈自选集》 中，任先生明确将“南北朝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作为佛教章节下的一个标题。在《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亦是如此。在《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序》中也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中心题目是佛性问题”(《任继愈自选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其实，“佛教经学”以佛教的语言“佛性”来阐论“心性论”，但“佛性”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性”问题，是人性论的折光反射。任先生认为，南北朝主要流行的“四部经”、“三部论”即《维摩经》《涅��经》《法华经》《华严经》及《十地经论》《摄大乘论》《大乘起信论》等，都是以此为中心议题的。 任先生指出，南北朝“佛教经学”兴启的“心性论”，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深化和内在趋势，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内在价值。魏晋玄学和东晋般若学探讨的哲学主题是“本体论”，东晋僧肇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水平对此进行了总结，但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思想时代的结束；东晋与南北朝之际的道生，则在佛玄思想基础上把“佛性”问题推到了学术前沿，开启了一个新的思想时代，随着《涅��经》等经典的传译和研究及社会需求，“佛性论”逐渐成为南北朝众多佛学流派关注的中心题目。“本体论”所涉及的本末、有无、体用关系，超越了汉代的宇宙论而探究天地万物之“所以然”。南北朝“佛教经学”的“心性论”，则从天人关系中，透过人的心理、生理现象，进而探究人性本质的“所以然”；它所管辖的范围不仅限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宗教实践，还要通过心性论去说明宇宙万物；不满足于人性善恶的划分，而进一步推究人性之所以善、所以恶，更进一步推究其如何弃恶从善、舍恶返善、抑恶扬善的心性修养；论证了人类认识的极限，指出干扰人类正常认识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这许多方面，恰恰是中国哲学思想认识论所没有接触或被忽略，但又不应忽略的方面，加强了中国哲学思想上一向比较薄弱的认识论环节。提高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论思维水平，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像“本体论”超越“宇宙论”一样，从“本体论”到“心性论”，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一次深化，它们所接触、涉及的问题与中国哲学思想是遥相呼应的，“盖自外言则为本体论，自内言则为心性论，乃系同一问题之两方面。……佛性问题即上承本体论而转向内心之研究与探讨”(《任继愈自选集》，第273页)，是中国哲学思想本体论逻辑发展的内在趋势。此不仅意味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还为中国哲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课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内在价值。任先生指出，南北朝佛教的“心性论”已经引起儒学、道教的共鸣，比如梁武帝已经把讲求心性的《中庸》与《般若》、《涅��》等并重，并成为注疏，在《净业赋》等中已结合“佛性论”提出以净业“修身”(这是儒家的东西)，改造道教的陶弘景在《真诰》中也开始思考“道”与“性”的关系等。而且，心性论还“一直持续到隋唐初期，成了’中国佛教理论界的中心议题”(《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157页)。但更值得关注的则是，朱熹的“儒教经学”，已“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学的补充”(《任继愈自选集》，第232页)，“儒教”之形成，与此亦有着莫大的因缘，南北朝“佛教经学”的“心性论”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千馀年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南北朝的佛教成为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中国思想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