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
魏晋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时期，土族地主把持朝政大权，为维持其政权，在地主阶级内部“严士庶之别”，选士制度保证士族优先做官的权利。魏文帝曹丕采纳史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正中制”。魏晋时期的儒学日渐衰落，佛教、玄学以及史学、文学等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曹魏统治者重视儒术，使其为统治者服务，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修葺孔庙，加封孔丘后裔，兴修太学。魏文帝下令“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救石碑之缺坏”。文帝之后的明帝、齐王芳等仍然奉行崇儒的政策，明帝发布诏书宣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要求太学选博士要坚持高标准，地方贡士能通经学的优先。他们有临幸太学、祭祀孔丘等活动。太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两晋时期，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占据主导地位。东晋时期，北方的十六国虽处于兵戎交接之时，但仍从各自目的出发重视崇儒兴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思想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南朝
南齐的兴学也与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政治、经济情况直接相关。齐太祖萧道成代宋而建南齐政权后，颇重儒学。齐武帝继位后，永明三年诏令复兴国学，王俭为国子监祭酒后，对国子学的教学较为重视，十日一还学，监视诸生，并一改刘宋以来尚文采、轻轻业的学风，对于当时的国子学的发展和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永明也成为南齐儒教与国学最为兴盛的时期。明帝即位后，由于不重视儒学，世人亦以文章、谈义相尚。数年之后南齐被灭。
北朝
自十六国政权以后，北魏、北齐、北周王朝，虽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都尊崇孔丘，注重儒学教育。
主要人物：
傅玄尊儒重教，以儒道为治国之本。他提倡礼义教育为核心，反对清谈玄学。但他的经学教育与传统经学教育也有差别，这就是求实，求效，求人才，而不是死读经书，空守章句。他的人才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九品中正制倾向。他的主要著作是《傅子》。
颜之推主张儒佛调和佛学为主体，儒学为附庸。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他的主要著作是《颜氏家训》。
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学一统天下，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并且盛行，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魏晋南北朝的儒家理论，却比较滞后。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儒学大家。除了在无神论方面有所发展外，在哲学本体论上，却无多大进展。范缜虽提出“形者神之质, 神者形之用”的质用观，具有体用论的意义，但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比之先秦两汉的哲学，并没有前进多少。比之佛道的本体论，落后了一大截。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被打破独尊地位，处于衰落之中，但是儒学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正因为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以及之后的隋唐儒学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成为上承两汉经学, 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隋朝时期：
文，炀二帝都崇尚儒学，视儒学为治国法宝。他们大力扶植儒学，提倡儒学，习儒典，尊儒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形成了一股研究儒学的风气。
隋文帝为了稳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选择儒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制定德治路线，开皇三年在诏书中宣布：“朕
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行。”而德治路线的贯彻，就要推行儒学主张的礼教。在同年的《劝学行礼诏》强调：“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 始自京师，爱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
隋炀帝从治术出发，崇尚儒学和兴办学校。他认为儒学在思想教化和人才培养方面有重要作用：“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生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事务，弘益风范。”
唐朝时期：
唐朝建立以后，在政治上还是选择儒学为指导思想，把尊儒的旗帜举得更高，确定冲入型血的文教政策。唐太宗当政的贞观年代，重新明确和平时期实施的文治路线，贯彻崇儒兴学的政策。
武则天当政时，尊佛抑儒，使贞观以来发展的官学处于荒废状态。
到唐玄宗的开元年代，又恢复崇兴儒学的政策。以后的当政者都表示追随贞观开元崇兴儒学的政策。
代表人物：韩愈
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钻研儒家古代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的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道统论。
主张：道统论
韩愈的道统论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
首先，是学统。韩愈从浩如烟海的原始儒家典籍中，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础，重建了儒家的心性哲学。从而使儒家的心性哲学能与佛学相匹敌。以上的四部著作也被宋人集结为《四书》，成为此后历代王朝的正统经典。中国的学术文化体系，此后由十三经系统移到四书系统。
其次，是政统。所谓政统，既是强化中央集权，维护中央政府统一政令的主张。这与韩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政治上说，是由于李唐王室自安史之乱后日趋衰微，藩镇割据，政令不通，战乱不息。大唐帝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从经济上说，则是由于商品经济日益活跃，需要有一个同意的法制与市场。不过，韩愈主张的“大一统”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他所主张的，是以仁义之道为纲的大一统，而不是以暴力统一天下的“大一统”。因此，他宁愿肯定“诸侯作而战伐日行”但“纲纪存焉”的“夏、殷、周”的末世，也要坚决否定以武力统一天下而“纲纪亡焉”的暴秦。这种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是文统。韩愈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修辞明道，辞必己出。也就是说，以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阐明仁义之道。修辞明道的实质，是文艺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辞必己出的实质，则是文艺的独创性。前者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大我，后者坚持作者独特个性的自我。它们的共性，是坚持独立的个性，追求个性化的创作道路。这也可说是中唐时期文化创作的时代特征。
韩愈所提倡的道统论与其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理论虽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却澄清了儒学发展史上自孟、荀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理学、史学、古文运动、宋诗的兴起与发展，都直接蒙受着韩愈的影响。虽与宋代理学相比，韩学稍显粗糙，然而正是韩学开启了宋学的门户。
兴起原因：
由于唐朝自立国以来就遵循南北各朝兼容佛、道两教的国策，造成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间又矛盾交错的局面。而朝廷坚持崇重、加护佛教的方针，更加使佛教、道教横流，全国弥漫着迷信风气，世风日下。而以韩愈为首的一些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决心挽救世风，以重新振兴儒家精神和经典伦理道德的形式，来挽救社会危机，这就是韩愈所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的兴起原因 宋朝时期：
起源：
从唐末五代之乱以来，道德沦亡，廉耻尽失。宋代士子为振衰起敝，从学问修养上挽救人心社会，加之当时国家的统一，君主的提倡，与书籍流传之盛，而大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的发达。
宋代理学的起源有两个思想的背景：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内在的变化。
外来的影响：就是无形中受到「佛」、「道」的影响。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最为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论者遂以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之士进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唐代儒学虽为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戒五代之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学，并为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於宇宙的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部份。但是理学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於救世济民，寻求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和人生，故此仍以伦理为主。故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乃产生「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本身的思想变化。儒学自两汉以迄隋唐，已由孔、孟、荀的儒家之学变为经学。而且所谓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亦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
学经，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又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为「注」作「注」的「疏」了，致力於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已有偏重书本研究之嫌，去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日远。而且经生喜欢自夸博学，笺注日趋繁锁，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纰漏，亦必曲说以为弥补。这种繁屑的讲疏，有遗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遂末，正是经学末流之弊。到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儒家思想开始转向一新的路向。韩愈的「原道」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并感慨地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真传焉！」从此孟子的地位提高，《孟子》一书亦得与《论语》并列。同时「原道」又引《大学》：「明明德」、「正心诚意」之说，表而出之。李翱之「复性书」三篇：上篇论性、情及圣人。中篇论修本成圣之法。下篇论人必须修养，其思想备受佛学的影响，为儒家学说开创一条新途径，更走向「经学」的境界。
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一）北宋五子：周敦颐 邵雍 张载 程颢 程颐（理学的开创者）， 将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
（二）理学
（1）代表人物： 程颢 程颐 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理学
成就，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成熟。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孟。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2）主张：
A 宇宙观
“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核心思想）
B 认识论
“格物致知”
C 伦理观 “存天理 灭人欲”（朱熹） ——三纲五常
（3）主要著作
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集为《四书》
（三）心学
（1） 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陆九渊——心学创始人
主张：
A 宇宙观：“心”为本原。 心即理也
B 认识论：“发明本心”
魏晋时期
魏晋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时期，土族地主把持朝政大权，为维持其政权，在地主阶级内部“严士庶之别”，选士制度保证士族优先做官的权利。魏文帝曹丕采纳史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正中制”。魏晋时期的儒学日渐衰落，佛教、玄学以及史学、文学等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曹魏统治者重视儒术，使其为统治者服务，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修葺孔庙，加封孔丘后裔，兴修太学。魏文帝下令“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救石碑之缺坏”。文帝之后的明帝、齐王芳等仍然奉行崇儒的政策，明帝发布诏书宣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要求太学选博士要坚持高标准，地方贡士能通经学的优先。他们有临幸太学、祭祀孔丘等活动。太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两晋时期，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占据主导地位。东晋时期，北方的十六国虽处于兵戎交接之时，但仍从各自目的出发重视崇儒兴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思想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南朝
南齐的兴学也与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政治、经济情况直接相关。齐太祖萧道成代宋而建南齐政权后，颇重儒学。齐武帝继位后，永明三年诏令复兴国学，王俭为国子监祭酒后，对国子学的教学较为重视，十日一还学，监视诸生，并一改刘宋以来尚文采、轻轻业的学风，对于当时的国子学的发展和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永明也成为南齐儒教与国学最为兴盛的时期。明帝即位后，由于不重视儒学，世人亦以文章、谈义相尚。数年之后南齐被灭。
北朝
自十六国政权以后，北魏、北齐、北周王朝，虽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都尊崇孔丘，注重儒学教育。
主要人物：
傅玄尊儒重教，以儒道为治国之本。他提倡礼义教育为核心，反对清谈玄学。但他的经学教育与传统经学教育也有差别，这就是求实，求效，求人才，而不是死读经书，空守章句。他的人才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九品中正制倾向。他的主要著作是《傅子》。
颜之推主张儒佛调和佛学为主体，儒学为附庸。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他的主要著作是《颜氏家训》。
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学一统天下，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并且盛行，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魏晋南北朝的儒家理论，却比较滞后。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儒学大家。除了在无神论方面有所发展外，在哲学本体论上，却无多大进展。范缜虽提出“形者神之质, 神者形之用”的质用观，具有体用论的意义，但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比之先秦两汉的哲学，并没有前进多少。比之佛道的本体论，落后了一大截。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被打破独尊地位，处于衰落之中，但是儒学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正因为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以及之后的隋唐儒学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成为上承两汉经学, 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隋朝时期：
文，炀二帝都崇尚儒学，视儒学为治国法宝。他们大力扶植儒学，提倡儒学，习儒典，尊儒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形成了一股研究儒学的风气。
隋文帝为了稳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选择儒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制定德治路线，开皇三年在诏书中宣布：“朕
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行。”而德治路线的贯彻，就要推行儒学主张的礼教。在同年的《劝学行礼诏》强调：“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 始自京师，爱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
隋炀帝从治术出发，崇尚儒学和兴办学校。他认为儒学在思想教化和人才培养方面有重要作用：“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生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事务，弘益风范。”
唐朝时期：
唐朝建立以后，在政治上还是选择儒学为指导思想，把尊儒的旗帜举得更高，确定冲入型血的文教政策。唐太宗当政的贞观年代，重新明确和平时期实施的文治路线，贯彻崇儒兴学的政策。
武则天当政时，尊佛抑儒，使贞观以来发展的官学处于荒废状态。
到唐玄宗的开元年代，又恢复崇兴儒学的政策。以后的当政者都表示追随贞观开元崇兴儒学的政策。
代表人物：韩愈
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钻研儒家古代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的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道统论。
主张：道统论
韩愈的道统论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
首先，是学统。韩愈从浩如烟海的原始儒家典籍中，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础，重建了儒家的心性哲学。从而使儒家的心性哲学能与佛学相匹敌。以上的四部著作也被宋人集结为《四书》，成为此后历代王朝的正统经典。中国的学术文化体系，此后由十三经系统移到四书系统。
其次，是政统。所谓政统，既是强化中央集权，维护中央政府统一政令的主张。这与韩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政治上说，是由于李唐王室自安史之乱后日趋衰微，藩镇割据，政令不通，战乱不息。大唐帝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从经济上说，则是由于商品经济日益活跃，需要有一个同意的法制与市场。不过，韩愈主张的“大一统”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他所主张的，是以仁义之道为纲的大一统，而不是以暴力统一天下的“大一统”。因此，他宁愿肯定“诸侯作而战伐日行”但“纲纪存焉”的“夏、殷、周”的末世，也要坚决否定以武力统一天下而“纲纪亡焉”的暴秦。这种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是文统。韩愈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修辞明道，辞必己出。也就是说，以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阐明仁义之道。修辞明道的实质，是文艺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辞必己出的实质，则是文艺的独创性。前者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大我，后者坚持作者独特个性的自我。它们的共性，是坚持独立的个性，追求个性化的创作道路。这也可说是中唐时期文化创作的时代特征。
韩愈所提倡的道统论与其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理论虽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却澄清了儒学发展史上自孟、荀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理学、史学、古文运动、宋诗的兴起与发展，都直接蒙受着韩愈的影响。虽与宋代理学相比，韩学稍显粗糙，然而正是韩学开启了宋学的门户。
兴起原因：
由于唐朝自立国以来就遵循南北各朝兼容佛、道两教的国策，造成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间又矛盾交错的局面。而朝廷坚持崇重、加护佛教的方针，更加使佛教、道教横流，全国弥漫着迷信风气，世风日下。而以韩愈为首的一些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决心挽救世风，以重新振兴儒家精神和经典伦理道德的形式，来挽救社会危机，这就是韩愈所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的兴起原因 宋朝时期：
起源：
从唐末五代之乱以来，道德沦亡，廉耻尽失。宋代士子为振衰起敝，从学问修养上挽救人心社会，加之当时国家的统一，君主的提倡，与书籍流传之盛，而大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的发达。
宋代理学的起源有两个思想的背景：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内在的变化。
外来的影响：就是无形中受到「佛」、「道」的影响。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最为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论者遂以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之士进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唐代儒学虽为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戒五代之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学，并为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於宇宙的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部份。但是理学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於救世济民，寻求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和人生，故此仍以伦理为主。故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乃产生「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本身的思想变化。儒学自两汉以迄隋唐，已由孔、孟、荀的儒家之学变为经学。而且所谓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亦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
学经，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又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为「注」作「注」的「疏」了，致力於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已有偏重书本研究之嫌，去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日远。而且经生喜欢自夸博学，笺注日趋繁锁，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纰漏，亦必曲说以为弥补。这种繁屑的讲疏，有遗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遂末，正是经学末流之弊。到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儒家思想开始转向一新的路向。韩愈的「原道」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并感慨地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真传焉！」从此孟子的地位提高，《孟子》一书亦得与《论语》并列。同时「原道」又引《大学》：「明明德」、「正心诚意」之说，表而出之。李翱之「复性书」三篇：上篇论性、情及圣人。中篇论修本成圣之法。下篇论人必须修养，其思想备受佛学的影响，为儒家学说开创一条新途径，更走向「经学」的境界。
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一）北宋五子：周敦颐 邵雍 张载 程颢 程颐（理学的开创者）， 将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
（二）理学
（1）代表人物： 程颢 程颐 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理学
成就，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成熟。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孟。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2）主张：
A 宇宙观
“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核心思想）
B 认识论
“格物致知”
C 伦理观 “存天理 灭人欲”（朱熹） ——三纲五常
（3）主要著作
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集为《四书》
（三）心学
（1） 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陆九渊——心学创始人
主张：
A 宇宙观：“心”为本原。 心即理也
B 认识论：“发明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