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年社会。据联合国人口测算数据，1990至2020年， 中国银发人群（60岁以上老人）年均增速达3.3%，超过世界均值的2%。202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4%，也就是说，全世界四个老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人。
与老龄化同步，中国人的养老问题也被提上重要议程。
在中关村核心区北京理工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里，有一家企业在养老领域低调创业多年，终于迎来了“破壳而出”之时刻。这家企业是恒通安信，创始人王杰是一位留美海归。
这家企业最初以安全防控为主业，但在六年以前，开始转型涉入养老产业。转型之后的亮相，让记者眼前一亮。在当前的国内养老市场里，王杰团队研发的独居老人日常生活远程看护产品独树一帜，以不干预老人生活为原则，通过物联网技术，将空巢老人的身体健康指标每日发送给他们的子女。这款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受到了很多老年人的欢迎。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在2012年以前，中国养老市场一直没有达到风生水起的地步。很多人都在观望，即使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涉足这一领域，也总是与房地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养老与科技的结合一直不被看好。
在这个科技发达并与文化紧密融合的后喻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使用的产品科技含量不能太高，简单实用才是根本。对于这一点，记者深有体会，就在不久前，本人想为家里人搜索一款专属老年人的智能手机时，很多带着“老年手机”字样的产品出现在排行榜前列，但仔细观察，这些产品大多是知名品牌几年前的智能机型，在性能和功能设定上远远满足不了当代年轻人的胃口，因此被定位成老年手机出售。当然，也有一些专门研制老年手机的品牌，他们大多属于中小微企业，他们看准这一细分领域，围绕老年人的需求深耕这一市场，研制出专属老年人的产品，并且获得了很多老年人的认可。
王杰的创业理想是让老年人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拉近老人与子女的距离。
直到新一届政府上台，养老问题才被当作是民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养老产业从此迎来了重大的政策机遇。人们开始纷纷议论，等到自己退休后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开始老年生活。尤其是当中国的年轻人纷纷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大城市或国外打拼时，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家庭出现了。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的孝子观念被颠覆。那么，在当代，《论语》里提到的“游必有方”又该体现在何处？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雇佣了家庭保姆、给老人买了各种医疗保健产品。但是，往往有很多问题不是靠人工能够解决的，例如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预警和远程看护。
正是看到老年人的这一需求，王杰才耗时四年时间，研发出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监护和远程看护产品。这款产品通过在老年人家里安装的各式传感器，对老人就寝、起床、如厕、洗澡、日常活动、出行等生活行为进行数据分析，从中判断出老人是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否出现了健康方面的异常情况。
“例如老人睡觉时呼吸不规律、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加长了、平时该有的活动今天没有，都说明老人身体出现了问题。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传感器就会将这些数据上传到我们的数据分析服务器上，我们再整理成文字，以短信形式发送到老人指定的联系人手机上。”
这款养老产品运用物联网的技术原理，在老人的日常生活环境里，将不同的传感器放置在老人时常接触的器具上。通过老人的经常性接触行为，探测出老人行为的规律性，从而达到远程看护的效果。
针对近几年频频发生的老年人跌倒无人敢搀扶的社会现象，王杰特意在这款产品里安装了可以探测老人跌倒的加速度传感器，一旦发生老人意外跌倒事件时，传感器可以第一时间探测到，并且发出报警信号。
一款可以探测老人睡眠期间呼吸和脉搏的传感器也被应用其中，这款传感器被安放在床垫中，它是为了预警老年群体中经常发生的打呼噜造成呼吸骤停、睡觉过程中发生中风等情况的发生。
通常情况下，老人的子女或指定联系人每天会通过手机收到一条有关老人起居情况的报告；当有紧急状况发生时，子女会立即收到报警信息，然后根据异常做出相应的处理；除此之外，产品还会根据老人一段时期的累积数据做出规律分析，得出老人在某段时期内身体发生的缓慢变化，从中发现一些潜在问题，做到早期预警。
让王杰比较满意的地方，也是这款产品的重要特点在于，除了佩戴防跌倒的传感器外，服务从头到尾不需要老人做任何参与。“这些传感器被安装在老人平时看也看不见，碰也碰不到的地方，不会对老人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在记者看来，这款产品在产品服务定位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便捷性。
在设计之初，王杰决定先从老人的高风险动作着手分析，得出可能影响老人发生意外的环境要素，然后依次在其中安放各式传感器，如马桶上、门廊里、床上、大门口等。而这些传感器也不需要线路传输，不需要大量的外来供电，而且几年才更换一次。
截至目前，王杰团队已经申报了包括按需监测在内的六项发明专利，大多集中在数据分析领域。针对独居老人日常起居，这一团队设计了一套精细的指标体系，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生的高风险行为被罗列得清清楚楚。
当被记者问到远程看护系统中是否可以加入智能穿戴设备，或者与社区、医院合作开拓智能医疗服务时，王杰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我不排斥与别人合作，但我的商业模式不能建立在依赖于和别人合作的基础上。”
“如果你的服务要依赖于社区或其他机构才能完成，就不可避免会出现领导寻租或负责人吃回扣的问题。”就连在找风险投资问题上，王杰也依然坚持他的原则，“还是要找比较规范的外资风险投资机构，一是他们看重市场的培育潜力，而非规模数量；二是对一些商业潜规则的限制更严格。”
“而医疗设备往往需要借助于专业人士操作，这不符合我们的设计思路，我们的产品是不需要任何人来插手就可以使用。” 王杰希望将产品做得“小而精”，坚守“不干预老人生活”的准线，将产品线逐渐变得丰满起来。
未来，王杰还想在产品线上加入个性化增值服务，例如提供医疗顾问程序，当老人出现疑似某种慢性病时，医疗顾问向其子女或指定联系人做出医学解释和就医参考。而提供这项服务的前提是与医学界专家合作，建立一个庞大的分门别类的老年人慢性病数据库。如今，这一项目已经在进行过程中。
民营企业
才是养老产业的中坚力量
除了有适用的产品和服务外，王杰一直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用他的话说，太早不可行，这一市场还处于培育期，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也有被日常监护和远程看护的需要。而对于一个小微企业来说，过早推出产品的另一后果恐怕是，市场没有推涨多少，却招来大量的山寨产品。
就在不久前，王杰研发的养老产品被扬州某模范社区看中，已经在多位独居老人家里做试点。同时，还为这家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还有民政系统和红十字会。可以说，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在这个微型的养老服务网络里相得益彰、各得其所；各种养老服务，如托老所、午餐食堂、家庭保姆、远程看护等，被一一推出来。
但是，社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养老的功能？又可以接纳哪些服务？这一尝试是否可以向全国推广？不同的机构提供养老服务，产出效率又有多高？这些也是王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社区养老归根到底还是要以一种家庭养老的形式来呈现。
2008年底，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提出了9064养老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的协助下通过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照顾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按照该模式，北京把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作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来谋划。
“未来中国人的养老模式将会和美国看齐。”尽管有些专家学者议论，是否能够以日本做参照建立社会养老系统，但王杰认为这一方式并不可行。
“美国政府希望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高端家庭和一般家庭的养老问题，而将政府力量更多投入到弱势群体的养老过程中。这点与中国养老政策相契合。”
另外，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观察，美国与中国养老市场也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组建家庭后，选择离开父母单独生活。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就开始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美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方面，也走出了成熟的模式。机构养老主要指的是养老社区，一般分为五类：活跃成年人退休社区、生活自理型社区、生活协助型社区、特殊护理社区和混合型持续护理退休社区。在运营模式上，活跃成年人退休社区采取的是“开发出售、业主委员会接管和经营”的模式，生活自理型社区采取开发商联合医疗机构或专业管理护理机构运营，运营以前者为主。余下3种养老社区是医疗保健或专业护理机构联合地产开发商建设，但运营以前者为主。
“而日本目前实施的是代际互助养老模式。在这种模式里，50多岁的老人负责照顾更年长的老年人。政府将每个人照顾老人的时间记录下来，等到这些人到更年长的年纪，就可以享受年轻一代为其提供的养老服务了。这种模式背后要有强大的诚信和信任机制作支撑，而这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中国的优势在于，其覆盖全国的社区网络，这为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提供了天然的组织网络。“政府希望在社区这个单元里尝试提供各种养老服务。”
尽管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本土化的养老模式，但王杰从一位小微企业创业者的角度思考，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养老问题，在市场化参与的同时，政府应该充当宏观规划师和行业监督者的角色。过多的干预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让社会更加依赖于政府养老，也会让民营企业找不到更适合的商业模式，从而不敢踏足养老产业。长此以往，这将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虽然独居老人远程看护产品适用于居家养老、老年公寓、社区养老等多种养老类型，但王杰还是打算在前期主攻高端居家养老群体。
他对记者坦诚，如果产品定位高端市场，可以进入市场化比较充分的高端养老院和老年公寓。但要面对中低端市场，企业就要想办法与政府机构合作，借助它的各级网络将产品推广出去。
在王杰看来，将养老产品卖给政府，政府再转卖给老年人，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商业模式，它可能会随着负责人的更迭而中途夭折；也可能最适合的产品并没有被政府所采购，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腐败滋生。
“对于在养老产业里遨游的民营生力军来说，应该培育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养老市场，才会推进这个产业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年社会。据联合国人口测算数据，1990至2020年， 中国银发人群（60岁以上老人）年均增速达3.3%，超过世界均值的2%。202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4%，也就是说，全世界四个老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人。
与老龄化同步，中国人的养老问题也被提上重要议程。
在中关村核心区北京理工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里，有一家企业在养老领域低调创业多年，终于迎来了“破壳而出”之时刻。这家企业是恒通安信，创始人王杰是一位留美海归。
这家企业最初以安全防控为主业，但在六年以前，开始转型涉入养老产业。转型之后的亮相，让记者眼前一亮。在当前的国内养老市场里，王杰团队研发的独居老人日常生活远程看护产品独树一帜，以不干预老人生活为原则，通过物联网技术，将空巢老人的身体健康指标每日发送给他们的子女。这款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受到了很多老年人的欢迎。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在2012年以前，中国养老市场一直没有达到风生水起的地步。很多人都在观望，即使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涉足这一领域，也总是与房地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养老与科技的结合一直不被看好。
在这个科技发达并与文化紧密融合的后喻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使用的产品科技含量不能太高，简单实用才是根本。对于这一点，记者深有体会，就在不久前，本人想为家里人搜索一款专属老年人的智能手机时，很多带着“老年手机”字样的产品出现在排行榜前列，但仔细观察，这些产品大多是知名品牌几年前的智能机型，在性能和功能设定上远远满足不了当代年轻人的胃口，因此被定位成老年手机出售。当然，也有一些专门研制老年手机的品牌，他们大多属于中小微企业，他们看准这一细分领域，围绕老年人的需求深耕这一市场，研制出专属老年人的产品，并且获得了很多老年人的认可。
王杰的创业理想是让老年人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拉近老人与子女的距离。
直到新一届政府上台，养老问题才被当作是民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养老产业从此迎来了重大的政策机遇。人们开始纷纷议论，等到自己退休后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开始老年生活。尤其是当中国的年轻人纷纷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大城市或国外打拼时，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家庭出现了。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的孝子观念被颠覆。那么，在当代，《论语》里提到的“游必有方”又该体现在何处？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雇佣了家庭保姆、给老人买了各种医疗保健产品。但是，往往有很多问题不是靠人工能够解决的，例如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预警和远程看护。
正是看到老年人的这一需求，王杰才耗时四年时间，研发出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监护和远程看护产品。这款产品通过在老年人家里安装的各式传感器，对老人就寝、起床、如厕、洗澡、日常活动、出行等生活行为进行数据分析，从中判断出老人是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否出现了健康方面的异常情况。
“例如老人睡觉时呼吸不规律、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加长了、平时该有的活动今天没有，都说明老人身体出现了问题。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传感器就会将这些数据上传到我们的数据分析服务器上，我们再整理成文字，以短信形式发送到老人指定的联系人手机上。”
这款养老产品运用物联网的技术原理，在老人的日常生活环境里，将不同的传感器放置在老人时常接触的器具上。通过老人的经常性接触行为，探测出老人行为的规律性，从而达到远程看护的效果。
针对近几年频频发生的老年人跌倒无人敢搀扶的社会现象，王杰特意在这款产品里安装了可以探测老人跌倒的加速度传感器，一旦发生老人意外跌倒事件时，传感器可以第一时间探测到，并且发出报警信号。
一款可以探测老人睡眠期间呼吸和脉搏的传感器也被应用其中，这款传感器被安放在床垫中，它是为了预警老年群体中经常发生的打呼噜造成呼吸骤停、睡觉过程中发生中风等情况的发生。
通常情况下，老人的子女或指定联系人每天会通过手机收到一条有关老人起居情况的报告；当有紧急状况发生时，子女会立即收到报警信息，然后根据异常做出相应的处理；除此之外，产品还会根据老人一段时期的累积数据做出规律分析，得出老人在某段时期内身体发生的缓慢变化，从中发现一些潜在问题，做到早期预警。
让王杰比较满意的地方，也是这款产品的重要特点在于，除了佩戴防跌倒的传感器外，服务从头到尾不需要老人做任何参与。“这些传感器被安装在老人平时看也看不见，碰也碰不到的地方，不会对老人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在记者看来，这款产品在产品服务定位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便捷性。
在设计之初，王杰决定先从老人的高风险动作着手分析，得出可能影响老人发生意外的环境要素，然后依次在其中安放各式传感器，如马桶上、门廊里、床上、大门口等。而这些传感器也不需要线路传输，不需要大量的外来供电，而且几年才更换一次。
截至目前，王杰团队已经申报了包括按需监测在内的六项发明专利，大多集中在数据分析领域。针对独居老人日常起居，这一团队设计了一套精细的指标体系，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生的高风险行为被罗列得清清楚楚。
当被记者问到远程看护系统中是否可以加入智能穿戴设备，或者与社区、医院合作开拓智能医疗服务时，王杰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我不排斥与别人合作，但我的商业模式不能建立在依赖于和别人合作的基础上。”
“如果你的服务要依赖于社区或其他机构才能完成，就不可避免会出现领导寻租或负责人吃回扣的问题。”就连在找风险投资问题上，王杰也依然坚持他的原则，“还是要找比较规范的外资风险投资机构，一是他们看重市场的培育潜力，而非规模数量；二是对一些商业潜规则的限制更严格。”
“而医疗设备往往需要借助于专业人士操作，这不符合我们的设计思路，我们的产品是不需要任何人来插手就可以使用。” 王杰希望将产品做得“小而精”，坚守“不干预老人生活”的准线，将产品线逐渐变得丰满起来。
未来，王杰还想在产品线上加入个性化增值服务，例如提供医疗顾问程序，当老人出现疑似某种慢性病时，医疗顾问向其子女或指定联系人做出医学解释和就医参考。而提供这项服务的前提是与医学界专家合作，建立一个庞大的分门别类的老年人慢性病数据库。如今，这一项目已经在进行过程中。
民营企业
才是养老产业的中坚力量
除了有适用的产品和服务外，王杰一直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用他的话说，太早不可行，这一市场还处于培育期，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也有被日常监护和远程看护的需要。而对于一个小微企业来说，过早推出产品的另一后果恐怕是，市场没有推涨多少，却招来大量的山寨产品。
就在不久前，王杰研发的养老产品被扬州某模范社区看中，已经在多位独居老人家里做试点。同时，还为这家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还有民政系统和红十字会。可以说，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在这个微型的养老服务网络里相得益彰、各得其所；各种养老服务，如托老所、午餐食堂、家庭保姆、远程看护等，被一一推出来。
但是，社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养老的功能？又可以接纳哪些服务？这一尝试是否可以向全国推广？不同的机构提供养老服务，产出效率又有多高？这些也是王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社区养老归根到底还是要以一种家庭养老的形式来呈现。
2008年底，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提出了9064养老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的协助下通过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照顾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按照该模式，北京把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作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来谋划。
“未来中国人的养老模式将会和美国看齐。”尽管有些专家学者议论，是否能够以日本做参照建立社会养老系统，但王杰认为这一方式并不可行。
“美国政府希望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高端家庭和一般家庭的养老问题，而将政府力量更多投入到弱势群体的养老过程中。这点与中国养老政策相契合。”
另外，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观察，美国与中国养老市场也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组建家庭后，选择离开父母单独生活。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就开始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美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方面，也走出了成熟的模式。机构养老主要指的是养老社区，一般分为五类：活跃成年人退休社区、生活自理型社区、生活协助型社区、特殊护理社区和混合型持续护理退休社区。在运营模式上，活跃成年人退休社区采取的是“开发出售、业主委员会接管和经营”的模式，生活自理型社区采取开发商联合医疗机构或专业管理护理机构运营，运营以前者为主。余下3种养老社区是医疗保健或专业护理机构联合地产开发商建设，但运营以前者为主。
“而日本目前实施的是代际互助养老模式。在这种模式里，50多岁的老人负责照顾更年长的老年人。政府将每个人照顾老人的时间记录下来，等到这些人到更年长的年纪，就可以享受年轻一代为其提供的养老服务了。这种模式背后要有强大的诚信和信任机制作支撑，而这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中国的优势在于，其覆盖全国的社区网络，这为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提供了天然的组织网络。“政府希望在社区这个单元里尝试提供各种养老服务。”
尽管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本土化的养老模式，但王杰从一位小微企业创业者的角度思考，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养老问题，在市场化参与的同时，政府应该充当宏观规划师和行业监督者的角色。过多的干预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让社会更加依赖于政府养老，也会让民营企业找不到更适合的商业模式，从而不敢踏足养老产业。长此以往，这将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虽然独居老人远程看护产品适用于居家养老、老年公寓、社区养老等多种养老类型，但王杰还是打算在前期主攻高端居家养老群体。
他对记者坦诚，如果产品定位高端市场，可以进入市场化比较充分的高端养老院和老年公寓。但要面对中低端市场，企业就要想办法与政府机构合作，借助它的各级网络将产品推广出去。
在王杰看来，将养老产品卖给政府，政府再转卖给老年人，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商业模式，它可能会随着负责人的更迭而中途夭折；也可能最适合的产品并没有被政府所采购，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腐败滋生。
“对于在养老产业里遨游的民营生力军来说，应该培育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养老市场，才会推进这个产业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