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独立从何而来
独立从何而来
《人物》1月号采访柴静
·作为一个记者，我曾经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改造世界，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
有点像就是说一个记者，你一开始总是想有那种改造社会的愿望。其实你现在去看……我大概2005年包括2006年……有一次去领一个奖。大家颁发给你一个，比如绿色中国的年度人物奖。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可能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将来让我的孩子觉得说我也曾经让这个世界更好。”这句话其实很代表我当时的观念——我觉得记者的职业角色是想让这个世界更好。
这个东西错吗？不能说它是错，它还代表着它带有的一番善意。但是如果你总是想要通过很具体的问题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发现这个做不到，也许会让你感到挫败了，或者你就感到困惑。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面临——那么是哪儿错了？是不是我错了？然后你就回头来想，原来是改造世界的动机有问题，对我的职业来说是一个问题。
所以什么叫阅读？就像顾准当年在60年代的时候，红卫兵让他交代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他写了两个字叫读史。所以我每天过的现实生活，其实是在阅读历史。他是把现实，包括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当成是历史来阅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角度。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理解什么是必然发生、什么不可避免，你也是这个必然性当中的一部分，那么你就要把改造变为观看。光靠愤怒是走不远的。人当然有情绪有本能，但是你要从这个本能出发向远方走去。
所以我在看顾准日记或者顾准文集的时候，有点像是把一个人心灵的横剖面一层一层地剖给你看。这个是对我来讲最受益的。这个受益就是说，我当然没办法跟他相比，可是他心灵当中曾经经过的困惑的每一个层面，我也都曾经过。而他向远方走去了，我也知道了我可以向哪个方向走。这也是为什么在好多次——他去世的那个地方离我家很近——我就会到三里河边上走一走。我知道他晚年一个人的时候，已经不记什么具体的日记内容了，只有日期和当天他在图书馆的地址记录，基本上每一天都是这样。这就是他的生活。所以你知道一个人是这样活过来。但是他还要交代给吴敬琏说，你要待机守时。这样的话是你能做点事情的时候不至于拿不出东西。所以他的这样一个存在，对你来说是一个示范。你会想说，我在这样一个还比较平静的年代，还有一张书桌。
所以阅读对我来说不是看书，或者一种功利性地去阅读一个知识。他就是一个人，他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死去的人，他的书放在我的枕头边的时候，那里面的字和灵魂是滚烫的，就像要从里面跳出来一样。所以那种精神上的亲切是很深的。我自己在阅读当中碰到的几个人，都是有这种精神亲情，所以这点比较重要。
·加入《看见》，是因为这里的人吸引了我。
我加入央视，你看看我书里头就知道了。我没有太多的考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者什么样的平台，而是这里的人吸引了我。是那个年会上人们那种颠覆的、解构的、狂欢的创造力，实际上是这些人的创造力吸引了我。所以我想加入他们，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身边的几个人，三五人吧，然后在一块工作，实际上是你在分享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机会，这就已经很好了。
我加盟《看见》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看见》的节目。也就是说，我当时决定去《看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将做什么节目，其实他们原来的节目设计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小时，他们是全部的纪录片，只有一个主持人是在现场来完成勾连的——可能说三段话，就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出镜记者。人家就是这么一个节目。我就打一个电话说，我就要来做这个节目。其实是很尴尬的吧。李伦也没有问我说，你打算来干嘛？我也没问他说，我来了你打算让我干嘛。我就觉得说，哪怕我来我就做一个去采访的记者呢，不出镜也没关系，或者一周出一次镜也可以，没关系的。
我喜欢这个地方的业务气氛，拍一个片子挺狠的那么一个地方。我们的摄像是为了拍到采访对象家灯光亮起的一瞬间，他是不会跟对方说：拜托你在什么时间把灯亮了。他在外面下着大雨等了三个小时，等那个光亮起来，他们是一群在中央电视台受过非常好的纪录片拍摄训练的人。就是到这个年头还能有人以这样的劲儿来工作我也很喜欢，所以我就决定来。后来我想可能这个一套也觉得说——那您说来就来了，我们让您干点什么好呢？所以就巧不巧的正好在……所以为什么等了好几个月呢，是一开头我是说让我做一个记者，结果正好说碰到一套要改版，然后就说要不要在改版的时候给《看见》一个周末的时段，把人物的专访独立出来吧。
·专业上的榜样我能做出来吗？做不了。那你有什么可说，你老老实实学习。
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当中。而且你会对一个人有一个——这个时期你在学习他，那个阶段你可能想要否定他，再到下一个阶段你会重新拿回来学习。
因为我对法拉奇也是这样的，它从模仿甚至抄袭开始，然后到一个阶段他想独立出来的时候，他看到对方的弱点，他想要颠覆他解构他，甚至用很过激的方式批判他，等他自己再成熟一点的时候，他意识到对方的身上还是有很多自己根本没有达到的，会支持我们重新回过头来脚踏实地地学习。所以他是一个永远在变化的过程。所以对我现在来讲，更多的还是会看到各个同行。
比如说我觉得就像莫罗和科朗凯特，我觉得他们的写作，电视新闻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很大的启发。其实咱们这两个工种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你们做文字工作，你们有报道的优势和局限，我们也有。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要像自己行业中比较卓越的人去学习。因为他需要对现场做出非常准确的描述和表达，是非常即兴性的，所以他的文字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莫罗在二战期间的报道，你看他的写作有多么好。他在伦敦电报大楼上的时候，德军开始轰炸，他做报道。他说，开场白叫：“在夜晚，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丛林也同样呼啸以对。”就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是一个对战争的描述的开场，多牛的写作，这就是报道，而且他当时连画面都没有，他是一个广播记者。真正牛的记者，他甚至不需要画面，他自己可以创造画面。科朗凯特这个时期，他比莫罗要稍微削弱一些，但他仍然有非常卓越之处。
比如说他在战争当中，他写他们，他自己在海军服役，其实他是没有在一线的炮火的，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怎么写，他不能像莫罗那样亲历轰炸，但你一样要做报道，他这个报道写得也很妙。就写他们一帮人——船员，百无聊赖在等待战争的过程中，一群人在甲板上打牌，结果这个炮弹击中了，他们战舰附近的大概一英里远的海洋，然后这个船身就开始发生摇晃，然后船上的这些东西就飞上了天，他说：“一张黑桃A飞上天之后，又从碎片当中落下来，斜斜的插在甲板的粗的
缆绳上。”这是对么牛的描写，我们的电视记者能做出来吗？我能做出来吗？做不了。那你有什么可说的，你老老实实学习，路还长着呢。
·说我个人不表达愤怒、不宣泄情绪，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但事比人重要。
一个餐厅里面大概20张桌子，你挨个问过来，这个桌上的人有对你有各种反应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拒绝了。我可以理解人家，他们在私人生活里面，突然碰到一个记者，尽管确实跟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你会解释说我为什么来做这个，当时所有人拒绝，拒绝的方式也有很不客气的，这个很不客气肯定会在你心里面留下一个尴尬，这个时候你还要去问，满餐厅的人都看着你，就觉得你不是很受欢迎。
所以回来的时候，回到我的团队这儿的时候，他们有三个人——比如两个摄像和一个编导，我就会有一点急躁，他说怎么样，我就会说，我能做的就这些了要不然你再找人。但往前走了两步，我立刻就觉得特别不对，你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但是你为什么传达给同事呢？所以我又把那个同事叫过来，我说对不起，我说我太急躁了，然后他说我理解，然后他说再找找，所以就是说人永远不能战胜自己的那些缺点，但是你起码要知道，这个念头起来了你又能觉察到吗？察觉到了之后你跟对方交流一下，他对你有一个谅解，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只能靠这个。
我书里也不是一点粗暴都没有，也不是一个能省油的灯，但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跟你生活里面有一点区分：工作的时候因为因为你这个事比人重，事永远比你重要。这个第三方一开始很被模式化，所以他很愤怒，我还没问两句他就跑了，那我就走过去跟他聊说，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我的用意是什么，你再表达一下你的看法……然后他脸上的那个尖锐就慢慢垮下来，慢慢慢垮下来一些，很奇怪就是说，在之前，如果你只听信其他两方的说法，这个人的脸谱化可以非常强，这个人甚至可以一眼之下，被判定是一个黑社会——板刷头，满脸强横的肌肉的样子，但是你让他把他的那个角色放下来点，他来讲述他自己的时候，板刷头和肌肉都变得柔软一点的时候，你发现他也是一个常人，他有他的困境，所以他做了这件事。
重要的是每个角色之间的相互进入，你都进入每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使他们的每一个困境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愤怒就不那么容易产生了。这是跟我报道记者的身份有关，不是我的情绪能特别自我克制，不是这样的。启明他是主持人，他往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这个新闻非常短，可能一百字，只有一个结论，只有一些小孩去世的新闻，那当然是容易产生情绪的。任何一个常人都能产生情绪的，但这是我们两个工种或者说职业身份的使命不同，他传达信息上的这种迅速和便捷，它应该得到它的承认，但同时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更丰富的时候，你能做深度报道，你写长篇博客的存在意义也很重要，这样这个世界的层次才能很丰富，只有一个层面我觉得是不够的。
柴静：独立从何而来
独立从何而来
《人物》1月号采访柴静
·作为一个记者，我曾经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改造世界，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
有点像就是说一个记者，你一开始总是想有那种改造社会的愿望。其实你现在去看……我大概2005年包括2006年……有一次去领一个奖。大家颁发给你一个，比如绿色中国的年度人物奖。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可能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将来让我的孩子觉得说我也曾经让这个世界更好。”这句话其实很代表我当时的观念——我觉得记者的职业角色是想让这个世界更好。
这个东西错吗？不能说它是错，它还代表着它带有的一番善意。但是如果你总是想要通过很具体的问题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发现这个做不到，也许会让你感到挫败了，或者你就感到困惑。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面临——那么是哪儿错了？是不是我错了？然后你就回头来想，原来是改造世界的动机有问题，对我的职业来说是一个问题。
所以什么叫阅读？就像顾准当年在60年代的时候，红卫兵让他交代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他写了两个字叫读史。所以我每天过的现实生活，其实是在阅读历史。他是把现实，包括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当成是历史来阅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角度。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理解什么是必然发生、什么不可避免，你也是这个必然性当中的一部分，那么你就要把改造变为观看。光靠愤怒是走不远的。人当然有情绪有本能，但是你要从这个本能出发向远方走去。
所以我在看顾准日记或者顾准文集的时候，有点像是把一个人心灵的横剖面一层一层地剖给你看。这个是对我来讲最受益的。这个受益就是说，我当然没办法跟他相比，可是他心灵当中曾经经过的困惑的每一个层面，我也都曾经过。而他向远方走去了，我也知道了我可以向哪个方向走。这也是为什么在好多次——他去世的那个地方离我家很近——我就会到三里河边上走一走。我知道他晚年一个人的时候，已经不记什么具体的日记内容了，只有日期和当天他在图书馆的地址记录，基本上每一天都是这样。这就是他的生活。所以你知道一个人是这样活过来。但是他还要交代给吴敬琏说，你要待机守时。这样的话是你能做点事情的时候不至于拿不出东西。所以他的这样一个存在，对你来说是一个示范。你会想说，我在这样一个还比较平静的年代，还有一张书桌。
所以阅读对我来说不是看书，或者一种功利性地去阅读一个知识。他就是一个人，他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死去的人，他的书放在我的枕头边的时候，那里面的字和灵魂是滚烫的，就像要从里面跳出来一样。所以那种精神上的亲切是很深的。我自己在阅读当中碰到的几个人，都是有这种精神亲情，所以这点比较重要。
·加入《看见》，是因为这里的人吸引了我。
我加入央视，你看看我书里头就知道了。我没有太多的考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者什么样的平台，而是这里的人吸引了我。是那个年会上人们那种颠覆的、解构的、狂欢的创造力，实际上是这些人的创造力吸引了我。所以我想加入他们，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身边的几个人，三五人吧，然后在一块工作，实际上是你在分享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机会，这就已经很好了。
我加盟《看见》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看见》的节目。也就是说，我当时决定去《看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将做什么节目，其实他们原来的节目设计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小时，他们是全部的纪录片，只有一个主持人是在现场来完成勾连的——可能说三段话，就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出镜记者。人家就是这么一个节目。我就打一个电话说，我就要来做这个节目。其实是很尴尬的吧。李伦也没有问我说，你打算来干嘛？我也没问他说，我来了你打算让我干嘛。我就觉得说，哪怕我来我就做一个去采访的记者呢，不出镜也没关系，或者一周出一次镜也可以，没关系的。
我喜欢这个地方的业务气氛，拍一个片子挺狠的那么一个地方。我们的摄像是为了拍到采访对象家灯光亮起的一瞬间，他是不会跟对方说：拜托你在什么时间把灯亮了。他在外面下着大雨等了三个小时，等那个光亮起来，他们是一群在中央电视台受过非常好的纪录片拍摄训练的人。就是到这个年头还能有人以这样的劲儿来工作我也很喜欢，所以我就决定来。后来我想可能这个一套也觉得说——那您说来就来了，我们让您干点什么好呢？所以就巧不巧的正好在……所以为什么等了好几个月呢，是一开头我是说让我做一个记者，结果正好说碰到一套要改版，然后就说要不要在改版的时候给《看见》一个周末的时段，把人物的专访独立出来吧。
·专业上的榜样我能做出来吗？做不了。那你有什么可说，你老老实实学习。
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当中。而且你会对一个人有一个——这个时期你在学习他，那个阶段你可能想要否定他，再到下一个阶段你会重新拿回来学习。
因为我对法拉奇也是这样的，它从模仿甚至抄袭开始，然后到一个阶段他想独立出来的时候，他看到对方的弱点，他想要颠覆他解构他，甚至用很过激的方式批判他，等他自己再成熟一点的时候，他意识到对方的身上还是有很多自己根本没有达到的，会支持我们重新回过头来脚踏实地地学习。所以他是一个永远在变化的过程。所以对我现在来讲，更多的还是会看到各个同行。
比如说我觉得就像莫罗和科朗凯特，我觉得他们的写作，电视新闻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很大的启发。其实咱们这两个工种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你们做文字工作，你们有报道的优势和局限，我们也有。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要像自己行业中比较卓越的人去学习。因为他需要对现场做出非常准确的描述和表达，是非常即兴性的，所以他的文字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莫罗在二战期间的报道，你看他的写作有多么好。他在伦敦电报大楼上的时候，德军开始轰炸，他做报道。他说，开场白叫：“在夜晚，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丛林也同样呼啸以对。”就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是一个对战争的描述的开场，多牛的写作，这就是报道，而且他当时连画面都没有，他是一个广播记者。真正牛的记者，他甚至不需要画面，他自己可以创造画面。科朗凯特这个时期，他比莫罗要稍微削弱一些，但他仍然有非常卓越之处。
比如说他在战争当中，他写他们，他自己在海军服役，其实他是没有在一线的炮火的，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怎么写，他不能像莫罗那样亲历轰炸，但你一样要做报道，他这个报道写得也很妙。就写他们一帮人——船员，百无聊赖在等待战争的过程中，一群人在甲板上打牌，结果这个炮弹击中了，他们战舰附近的大概一英里远的海洋，然后这个船身就开始发生摇晃，然后船上的这些东西就飞上了天，他说：“一张黑桃A飞上天之后，又从碎片当中落下来，斜斜的插在甲板的粗的
缆绳上。”这是对么牛的描写，我们的电视记者能做出来吗？我能做出来吗？做不了。那你有什么可说的，你老老实实学习，路还长着呢。
·说我个人不表达愤怒、不宣泄情绪，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但事比人重要。
一个餐厅里面大概20张桌子，你挨个问过来，这个桌上的人有对你有各种反应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拒绝了。我可以理解人家，他们在私人生活里面，突然碰到一个记者，尽管确实跟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你会解释说我为什么来做这个，当时所有人拒绝，拒绝的方式也有很不客气的，这个很不客气肯定会在你心里面留下一个尴尬，这个时候你还要去问，满餐厅的人都看着你，就觉得你不是很受欢迎。
所以回来的时候，回到我的团队这儿的时候，他们有三个人——比如两个摄像和一个编导，我就会有一点急躁，他说怎么样，我就会说，我能做的就这些了要不然你再找人。但往前走了两步，我立刻就觉得特别不对，你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但是你为什么传达给同事呢？所以我又把那个同事叫过来，我说对不起，我说我太急躁了，然后他说我理解，然后他说再找找，所以就是说人永远不能战胜自己的那些缺点，但是你起码要知道，这个念头起来了你又能觉察到吗？察觉到了之后你跟对方交流一下，他对你有一个谅解，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只能靠这个。
我书里也不是一点粗暴都没有，也不是一个能省油的灯，但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跟你生活里面有一点区分：工作的时候因为因为你这个事比人重，事永远比你重要。这个第三方一开始很被模式化，所以他很愤怒，我还没问两句他就跑了，那我就走过去跟他聊说，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我的用意是什么，你再表达一下你的看法……然后他脸上的那个尖锐就慢慢垮下来，慢慢慢垮下来一些，很奇怪就是说，在之前，如果你只听信其他两方的说法，这个人的脸谱化可以非常强，这个人甚至可以一眼之下，被判定是一个黑社会——板刷头，满脸强横的肌肉的样子，但是你让他把他的那个角色放下来点，他来讲述他自己的时候，板刷头和肌肉都变得柔软一点的时候，你发现他也是一个常人，他有他的困境，所以他做了这件事。
重要的是每个角色之间的相互进入，你都进入每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使他们的每一个困境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愤怒就不那么容易产生了。这是跟我报道记者的身份有关，不是我的情绪能特别自我克制，不是这样的。启明他是主持人，他往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这个新闻非常短，可能一百字，只有一个结论，只有一些小孩去世的新闻，那当然是容易产生情绪的。任何一个常人都能产生情绪的，但这是我们两个工种或者说职业身份的使命不同，他传达信息上的这种迅速和便捷，它应该得到它的承认，但同时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更丰富的时候，你能做深度报道，你写长篇博客的存在意义也很重要，这样这个世界的层次才能很丰富，只有一个层面我觉得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