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11月 Vol.34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12
历史学研究
伯夷、叔齐评说
王士立
（唐山师范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商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伯夷、叔齐，兄弟让国，避纣北海之滨；对周武王叩马谏伐殷商和耻食周粟而死，表现了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的道德精神，是儒学的先驱，是孔子思想的来源之一；在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批判继承夷齐精神，对于培养全社会的谦恭揖让、知廉明耻、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和安分守己的民风，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键词：孤竹国；伯夷；叔齐；兄弟让国 中图分类号： K232
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9115(2012)06-0048-05
A Comment on Boyi and Shuqi
WANG Shi-li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 sons of the Guzhu emperor, Boyi and Shuqi, resigned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evaded to the Beihai coast. Their actions which include the persuasion to Wu-wang of Zhou in order to stop his invasion of King Zhou of Shang and the refusal to eat the food from Zhou showed spiritual morality such as advocating etiquette, adhering to honesty, upholding morality, perusing benevolence and valuing righteousness. All of those are the sources of Confucius who was the forerunner of Confucianism. Their spirits influenced and cultivated a group of benevolent people. To inherit the spirits of Boyi and Shuqi critically will have a good influence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ciety’s folk customs such as humility and politeness, awareness of honesty and shame, perusing of righteousness, worship of moral courage and abidance of law.
Key Words: Guzhu country; BO Yi; SHU Qi; two brothers giving country to the other
孤竹国是商周时期的北方侯国。自商汤初年（约公元前1600年）立国，至春秋前期（公元前660年）灭亡，存国近千年。孤竹国在以今卢龙、迁安、滦县为中心的连片地区，是商朝的北部屏障。西周以后，处于燕国控制之下。孤竹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引人瞩目。孤竹国留下了君侯之子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和“不食周粟而死”的佳话，千古流传。
司马迁作《史记》，其中首篇列传即《伯夷列传》，记载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大意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君墨胎氏，名初，字子朝。有三子，长子伯夷，第三子叔齐。子朝欲立第三子叔齐为君侯继承人。子朝死后，叔齐不愿继承君位，要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以父命不可违坚
决不受，便逃走了。叔齐仍不肯立，也逃走了。于是国人拥立子朝中子为君。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善养老，兄弟二人便西投周地。待到周境，姬昌已死，见其子周武王姬发正载文王灵柩，统兵东伐商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不纳。周武王灭商后，成了天下的宗主，伯夷、叔齐却以归顺西周为耻。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充饥。及饿且死，作《采薇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充满沮丧和无可奈何的感情。于是饿死于首阳山。据《韩非子》记：周武王“以将军葬于首阳之下”，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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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9-17
作者简介：王士立（1935-），男，江苏连云港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及唐山地方史。 -48-
王士立：伯夷、叔齐评说
的气节表示钦佩。
对于伯夷、叔齐其人，前人有过许多评述。《论语》、《孟子》、《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和大戴《礼记》等都有评价；屈原、陆贾、司马迁、刘向、韩愈、王安石、司马光、朱熹、文天祥、元好问、李贽、顾炎武以及近代人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均有议论。对兄弟二人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可欲，大多赞美有加。孔子、司马迁肯定其为“贤人”，姜尚认为“义人”，孟子看作为“圣人”，“百世之师”。……唐代韩愈作《伯夷颂》：“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萃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简直无以复加。这318个字的颂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不仅文人学者们敬仰，历代帝王也对他们尊崇。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明宪宗朱见深曾派大臣到永平府清节庙（夷齐庙）祭祀二贤。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 弘历两次驻跸清节庙，并留诗赞扬。举出以上事例，是为了说明伯夷、叔齐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伯夷、叔齐的事迹还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受到外国人的赞颂。在朝鲜半岛海州也有首阳山以祠夷齐。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在古代就有人责难。如庄子将伯夷、叔齐形象贬损为“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南北朝时佛教卷册以《雕王集》为代表，对伯夷、叔齐进行奚落，丑化到迂腐可笑、贪婪可鄙的地步。反映了道家、佛家与儒家的观点不同。北宋儒家王安石和明末清初黄宗羲等人也持否定态度。现代人也有提出质疑和否定的。鲁迅先生1935年在小说《采薇》中，把伯夷、叔齐二人作为道家形象进行嘲讽，以古讽今，针对当时一部分面对社会矛盾而逃避斗争、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政论文《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周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个人民主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是由于当时政治背景，借古讽今，批判对美国怀有幻想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敦促其放弃原来的立场，投向人民阵营。
但是，伯夷、叔齐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去原始社会不远，他们有对神农、虞舜的盼望，而绝无现代意识。他们是商朝末年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名士，其言行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也曾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对伯夷、
叔齐的评价应该遵循这些原则。
历史学者郭世佑先生在《中国近代史》1993年第5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突破》一文中说：“如果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要用革命领袖已有的表述来检验，党同伐异”，那么“研究本身就毫无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可言”。这种见解是中肯的。
一、关于兄弟让国与避纣北海之滨
远古时代就有禅让制，伯夷、叔齐从道德的角度理解，是仰慕这种制度并力行的。当时孤竹国并没有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如外敌入侵，临阵脱逃。他们让国后，国人推子朝次子继位，由伯夷之妹辅政，国家仍然稳定，没有出现什么动荡，说明子朝次子也是合适的继位人。因此不能说叔齐让国是“对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伯夷、
人各有志，伯夷、叔齐淡于权势，把侯位廉让他人，“视弃天下，如弃敝屐”，这是一种美德。“当仁不让”是一种积极的情操，兄友弟恭相互廉让，同样是一种高洁的德行。他们与那些争名于朝，夺利于市，乃至不惜流血断躯，父子、兄弟相残争夺王位或皇位的野心家相比，是何等高尚！因此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传为佳话。孔、孟以下，伯夷、叔齐一直被视为“廉”的象征，汉武大帝刘彻也赞叹他们是“天下廉士”。这是从道德角度而言。伯夷、叔齐让国还有政治原因。孟子说：“伯夷辟（避）纣，居北海（今渤海）“以待天下之清也”[2]。说明他们对商纣王的统之滨”[1]，
治不满，不愿与之合作，屈从侍奉，助纣为虐。他们立身清介，遵奉的原则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非其君不事，……治则进，乱道则隐。”[3]如孟子所言：则退”；“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4]“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5]。他们是先知先觉者，已经预感到商朝统治的危机。他们是从商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有识之士，其识见超过同时代的许多人，具有进步意义。只就这一点，他们理应受到民众欢迎，历史肯定，而不该责难。
二、关于叩马谏伐商纣和耻食周粟而死
应该说伯夷、叔齐与周武王在不满商纣的统治方面有共通之处，他们以衰暮之年，不远数千里，从北海之滨投向周地，正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们和周武王对如何处置商纣王的统治，态度截然不同。周武王主张用暴力推翻商纣的统治，建立比较清明的西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做法不符合伯夷、叔齐的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还要从他们投奔西周的原因来分析。
周族原为西方弱小部落，商王武丁时开始臣服于商。到商王太丁（文丁）时，周族首领季历被命为牧师，或称殷西伯，成为商朝统治西方的方伯。季历遇害后，其子姬昌继为西伯，后自立为王，是为周文王。周文王笃行仁政。政治上“修德行善”，“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敬老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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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11月
礼下贤士，“仕者世禄”；经济上，节俭裕民，“康功田土（开垦耕地）”，实行“耕者九一（九分而税其一）”、“关市讥（查问）而不征”和“泽梁无禁”的政策。因而民心安定，国力不断增强。不仅周围许多部落纷纷归附，也吸引商都民众，他们不满纣王暴政，要投奔西周，但遭纣王制止。“仁者西伯”，“有道西周”，名声远扬，使伯夷、叔齐勃然心动。且看他们去西周地前的两段言论。史称伯夷居北海，之滨，闻文王兴起，便说：“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1]意思是：何不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养老的人。叔齐与伯夷商量说：“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6]意思是：我听说西方有个人，像是有道的人，去看看吧。可见他们二人，不远数千里投向西周，是为了求仁政和寻有道，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但拒绝使用暴力推翻商纣王的统治。据《太公六韬》卷6《犬韬》记，当周武王统兵东伐商纣时，伯夷、叔齐说：“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这是他们固有的政治观点。因此对周武王所为甚为失望。他们把周武王的灭商战争视为“杀一人而有天下”的不仁，是“以暴易暴”，是以无道伐无道，而不是“有道”之举。商朝末年时，伯夷春秋已高，与姜尚二人同被尊为“天下之大老”。据学者考证，伯夷生于商朝武乙、文丁年代，至商末伯夷行年七十余（一说行年八十余，见王安石《伯夷论》）；叔齐自然要小，但也年过花甲。他们以衰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怒发冲冠的大兵，不顾生死，慷慨沥血；向周武王犯颜直谏，指责他不仁不孝，言辞可谓激烈。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叩马而谏”，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国家和争取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实际上是主张避免杀戮流血，以仁易暴，以“有道”代无道。即通过非暴力的政治途径，达到清平之世的到来。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路是有价值的，同样具有进步意义。分析一下，非暴力的政治途径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如行仁政，天下归心，当时西周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靠的就是这种途径。孤立政敌，分化瓦解，使之众叛亲离，不打自倒。威势所加，实行规谏；或进行赎买，逼其让权。当然，这样的途径，经历的时间可能要长些，还可能出现曲折。历来各个阶级的政治家要夺取政权和统一天下都有两手：暴力的一手，非暴力的一手；战争的一手，和平的一手。比如北宋建立以后，南方和北方有8个割据政权，宋太祖和宋太宗除了运用战争的一手外，还成功地运用了和平的一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割据漳泉地区的陈洪进“纳土”和偏守江左的“吴越归地”，就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通过利益的赎买和平实现的。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许多年来史学研究也受到左倾观点的影响。由于过分宣传暴力革命至上，夸大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用，贬低了历史上改革和改良的作用。对于谋求-50-
通过非暴力途径达到社会进步的理念一概斥之为改良主义、空想主义、修正主义。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常常有人发问：伯夷、叔齐既然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为什么又“叩马而谏”，反对周武王的灭商战争呢？似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矛盾的。这便是由于上述思考的真空而形成的思维定式。伯夷、叔齐自有他们的思维逻辑，反对商纣王的暴政，同时主张通过“求仁”和“有道”的途径，达到清平之世的到来，并不自相矛盾。
西周成王初年，原商纣王之子武庚勾结西周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和淮夷、徐、奄等方国部落发动叛乱。武庚获悉伯夷、叔齐与西周政权不合作，特派使者与他们联络，要求参加叛周军事行动，共同复辟商朝。武庚集团的使者满怀信心地对伯夷、叔齐说：“胤子（指武庚，字父禄）在邶（原商都朝歌以北，西周初武庚封于此。在今河南汤阴东南），父师（指箕子）在夷（指箕氏朝鲜），奄（今山东曲阜）、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齐回答说：“此非吾事也。”拒不参加叛乱。使者又问：“然则叩马而谏何为？”伯夷、叔齐答道：“为万世之君臣也。”又问：“然则今何为？”答曰：“有死耳。”使者质疑道：“有死何以采薇为？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也周之山也，薇也周薇也，采薇而食，无乃欲故死而求生乎也！”于是伯夷、叔齐遂饿而死。这段珍贵史料见于清人李锴《尚史》卷一《轩辕五帝夏商列传》引《汲冢书》所记。从这段史料，可以证明伯夷、叔齐拒绝暴力和杀戮流血，不“以暴易暴”，而通过“求仁”和“有道”的途径实现清平之世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
当然，我们绝不否定暴力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写在《资本论》中的名言：“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但是也不要否定非暴力途径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要坚持马可喜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拨乱反正，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史学界也在正本清源。近年来史学界对于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用作了适当的评价，对于改革和改良，也给予了应有的地位。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是为了他那“求仁”和“有道”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而死。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这种“特立独行”的守志精神，是他们的高尚之处，也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伯夷、叔齐是商朝的同姓诸侯，商朝国家是他们的祖国，自己宗族的国家灭亡，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出于对自己国家和宗族的感情，他们“不忍臣二姓”，不食周粟而死。他们不是为商纣王而死，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宗族殉难，表现为忠于国家和民族的节义精神。周恩来同志曾经作《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论》一文：“观其扣谏之辞，以暴易暴之歌，吾深服其卓识远见，而叹其独具只
王士立：伯夷、叔齐评说
眼也”；“耻食周粟，正所表其清也，而后人非之，真一孔之见也。”唐代思想家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以荆轲为代表，荆轲刺秦王，血洒咸阳宫，这是一种悲壮；伯夷、叔齐不食西周粟，饿死首阳山，是另一种悲壮。伯夷、叔齐是燕赵大地最早产生的有代表性的慷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构成了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滦河文化的人文精神内涵。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精辟地论述：“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卖给金朝而不是卖国贼。宋朝方面有汉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同样，我们肯定元朝、清朝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不等于说要否定文天祥、陆秀夫，不承认他们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也不等于说洪承畴、吴三桂不是卖国贼。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拿后来的关系看当时的关系。”[7]虽然谭先生论述的是宋朝与金朝、元朝与清朝的历史内容，但其基本观点对于我们评价西周与商朝的斗争，以及伯夷、叔齐等历史人物的地位很有借鉴意义。按照目前史学界通行的观点，商与周是同属于奴隶主阶级的两个政治集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朝就是商朝，西周就是西周。我们肯定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进步意义和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同样不能否定伯夷、叔齐忠于殷商国家的行为。设想一下，如果伯夷、叔齐到达周境，见到周武王正统军伐纣，他们不是 “扣马而谏”，而是欣喜若狂，高呼万岁，当即参加周武王统率的灭商大军，并充当西周军队前导，直奔商都朝歌杀去，那不就是另一个吴三桂了吗？
三、夷、齐思想的历史作用
归纳起来，伯夷、叔齐的思想就是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儒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可以说伯夷、叔齐是儒学的先驱，是孔子思想的来源之一。《论语》有5处提及伯夷、叔齐，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孔子称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等。见于文献记载，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对伯夷、叔齐言行最早的解读者，从他的赞誉可见夷齐在这位至圣先师心中的崇高地位。《孟子》有15处提及伯夷，称其为“圣之清者”；“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百世之师”。孔孟以下儒家诸大师对兄弟二人的情操大多赞美有加，说明儒家对伯夷、叔齐的思想是认同的。伯夷、叔齐思想对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德、礼、廉、仁、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是礼义之邦，向来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卢龙学者提出伯夷、叔齐是“东方德源”；滦县学者认为“儒学的真脉在孤竹”，这些看法值得我们重视。伯夷、叔齐的政治理想是“求仁”和主张“有道”，儒家的“仁政”主张是与其一脉相承的。仁政学说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束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但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仁政主张维护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社会秩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存在着剥削和压迫，有许多黑暗和丑恶的东西，但却是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在一定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上升时期，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仁政的压迫形式比较缓和，是一种较轻的棒打，因此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宁愿接受仁政而反对暴政。但到后代，由于伯夷、叔齐作为封建纲常的偶像被统治阶级利用，也起过消极作用。
其次，礼义思想在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成为民族的脊梁。历史上许多志士名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机，常从伯夷、叔齐的精神中吸取力量，保持坚贞的名节。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元军都元帅对其劝降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文天祥答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8]并要效法夷、齐绝食以殉国。他被囚期间写了一首《和夷齐西山歌》，以表明自己的心志。对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的殉国，历来受到人们推崇；前文所引谭其骧先生史论也肯定文天祥是“爱国主义者”。伯夷、叔齐是文天祥学道的榜样，却受到责难，似乎于理不公。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也推崇伯夷、叔齐。他骑驴访天下，千里到京东，作《谒夷齐庙》诗，借赞扬两位先贤“甘饿首阳岑（小而高的山），不忍臣二姓”，表达自己怀念故国，不与清朝合作的决心。历史家也肯定了顾炎武的爱国精神。很显然，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洪承畴、吴三桂就要受到推崇了。
伯夷、叔齐的言行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积淀，夷、齐精神依然是国人宝贵的思想财富。“求仁求廉”与“不食周粟而死”，前者体现为精神品格上的追求，后者体现为坚持原则的骨气。作为孤竹国的嗣侯，伯夷、叔齐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衣食充裕而不会有任何忧虑。但在财富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廉；在地位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让。不仅如此，伯夷、叔齐之“不苟取”，还表现为二人至周后，不接受周公姬旦对他们“加富二等（加禄二级），就官一列（任官一级）”，他们相视而笑说：“此非吾所谓道也。”[6]同时对周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9]，依然坚持廉和让。而在背后主宰他们的却是“志”和“义”。为了实践自己的“志”和“义”，他们可以不贪财，不恋竹侯，不受周官；同样，为了实践自己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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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他们可以做到不辱其身，舍生取义。这是惊世骇俗的壮举，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10]。他们不愧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可作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载入史册。孤竹大地能够哺育伯夷、叔齐这样的历史人物，从一个侧面反映这里传统文化之深厚。同时，由于伯夷、叔齐的操守和风范，也使孤竹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放光彩。
四、弘扬夷、齐精神的现实意义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批判继承。任何民族的今天都是由过去发展来的，一个民族如果只依赖过去显然是不会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注定也不会有前途。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知识总汇发展创新的结果。孤竹文化中的夷齐精神有积极因素，应当加以继承和弘扬。做到古为今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从伯夷、叔齐的言行中，不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礼、廉、仁、义、和合、抱节、守志等观念。这种仁德为重、廉让为先的品格，忠于国家民族的气节和坚守理想的志向，被人们称为“孤竹遗风”、“夷齐清风”。我们弘扬“夷齐清风”，对于培养全社会的谦恭揖让、知廉明耻、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和安分守己的民风，将会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作为维系社会稳固的良知，伯夷、叔齐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益的精神力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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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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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 sons of the Guzhu emperor, Boyi and Shuqi, resigned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evaded to the Beihai coast. Their actions which include the persuasion to Wu-wang of Zhou in order to stop his invasion of King Zhou of Shang and the refusal to eat the food from Zhou showed spiritual morality such as advocating etiquette, adhering to honesty, upholding morality, perusing benevolence and valuing righteousness. All of those are the sources of Confucius who was the forerunner of Confucianism. Their spirits influenced and cultivated a group of benevolent people. To inherit the spirits of Boyi and Shuqi critically will have a good influence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ciety’s folk customs such as humility and politeness, awareness of honesty and shame, perusing of righteousness, worship of moral courage and abidance of law.
Key Words: Guzhu country; BO Yi; SHU Qi; two brothers giving country to the other
孤竹国是商周时期的北方侯国。自商汤初年（约公元前1600年）立国，至春秋前期（公元前660年）灭亡，存国近千年。孤竹国在以今卢龙、迁安、滦县为中心的连片地区，是商朝的北部屏障。西周以后，处于燕国控制之下。孤竹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引人瞩目。孤竹国留下了君侯之子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和“不食周粟而死”的佳话，千古流传。
司马迁作《史记》，其中首篇列传即《伯夷列传》，记载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大意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君墨胎氏，名初，字子朝。有三子，长子伯夷，第三子叔齐。子朝欲立第三子叔齐为君侯继承人。子朝死后，叔齐不愿继承君位，要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以父命不可违坚
决不受，便逃走了。叔齐仍不肯立，也逃走了。于是国人拥立子朝中子为君。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善养老，兄弟二人便西投周地。待到周境，姬昌已死，见其子周武王姬发正载文王灵柩，统兵东伐商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不纳。周武王灭商后，成了天下的宗主，伯夷、叔齐却以归顺西周为耻。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充饥。及饿且死，作《采薇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充满沮丧和无可奈何的感情。于是饿死于首阳山。据《韩非子》记：周武王“以将军葬于首阳之下”，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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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9-17
作者简介：王士立（1935-），男，江苏连云港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及唐山地方史。 -48-
王士立：伯夷、叔齐评说
的气节表示钦佩。
对于伯夷、叔齐其人，前人有过许多评述。《论语》、《孟子》、《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和大戴《礼记》等都有评价；屈原、陆贾、司马迁、刘向、韩愈、王安石、司马光、朱熹、文天祥、元好问、李贽、顾炎武以及近代人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均有议论。对兄弟二人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可欲，大多赞美有加。孔子、司马迁肯定其为“贤人”，姜尚认为“义人”，孟子看作为“圣人”，“百世之师”。……唐代韩愈作《伯夷颂》：“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萃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简直无以复加。这318个字的颂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不仅文人学者们敬仰，历代帝王也对他们尊崇。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明宪宗朱见深曾派大臣到永平府清节庙（夷齐庙）祭祀二贤。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 弘历两次驻跸清节庙，并留诗赞扬。举出以上事例，是为了说明伯夷、叔齐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伯夷、叔齐的事迹还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受到外国人的赞颂。在朝鲜半岛海州也有首阳山以祠夷齐。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在古代就有人责难。如庄子将伯夷、叔齐形象贬损为“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南北朝时佛教卷册以《雕王集》为代表，对伯夷、叔齐进行奚落，丑化到迂腐可笑、贪婪可鄙的地步。反映了道家、佛家与儒家的观点不同。北宋儒家王安石和明末清初黄宗羲等人也持否定态度。现代人也有提出质疑和否定的。鲁迅先生1935年在小说《采薇》中，把伯夷、叔齐二人作为道家形象进行嘲讽，以古讽今，针对当时一部分面对社会矛盾而逃避斗争、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政论文《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周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个人民主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是由于当时政治背景，借古讽今，批判对美国怀有幻想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敦促其放弃原来的立场，投向人民阵营。
但是，伯夷、叔齐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去原始社会不远，他们有对神农、虞舜的盼望，而绝无现代意识。他们是商朝末年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名士，其言行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也曾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对伯夷、
叔齐的评价应该遵循这些原则。
历史学者郭世佑先生在《中国近代史》1993年第5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突破》一文中说：“如果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要用革命领袖已有的表述来检验，党同伐异”，那么“研究本身就毫无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可言”。这种见解是中肯的。
一、关于兄弟让国与避纣北海之滨
远古时代就有禅让制，伯夷、叔齐从道德的角度理解，是仰慕这种制度并力行的。当时孤竹国并没有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如外敌入侵，临阵脱逃。他们让国后，国人推子朝次子继位，由伯夷之妹辅政，国家仍然稳定，没有出现什么动荡，说明子朝次子也是合适的继位人。因此不能说叔齐让国是“对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伯夷、
人各有志，伯夷、叔齐淡于权势，把侯位廉让他人，“视弃天下，如弃敝屐”，这是一种美德。“当仁不让”是一种积极的情操，兄友弟恭相互廉让，同样是一种高洁的德行。他们与那些争名于朝，夺利于市，乃至不惜流血断躯，父子、兄弟相残争夺王位或皇位的野心家相比，是何等高尚！因此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传为佳话。孔、孟以下，伯夷、叔齐一直被视为“廉”的象征，汉武大帝刘彻也赞叹他们是“天下廉士”。这是从道德角度而言。伯夷、叔齐让国还有政治原因。孟子说：“伯夷辟（避）纣，居北海（今渤海）“以待天下之清也”[2]。说明他们对商纣王的统之滨”[1]，
治不满，不愿与之合作，屈从侍奉，助纣为虐。他们立身清介，遵奉的原则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非其君不事，……治则进，乱道则隐。”[3]如孟子所言：则退”；“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4]“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5]。他们是先知先觉者，已经预感到商朝统治的危机。他们是从商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有识之士，其识见超过同时代的许多人，具有进步意义。只就这一点，他们理应受到民众欢迎，历史肯定，而不该责难。
二、关于叩马谏伐商纣和耻食周粟而死
应该说伯夷、叔齐与周武王在不满商纣的统治方面有共通之处，他们以衰暮之年，不远数千里，从北海之滨投向周地，正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们和周武王对如何处置商纣王的统治，态度截然不同。周武王主张用暴力推翻商纣的统治，建立比较清明的西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做法不符合伯夷、叔齐的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还要从他们投奔西周的原因来分析。
周族原为西方弱小部落，商王武丁时开始臣服于商。到商王太丁（文丁）时，周族首领季历被命为牧师，或称殷西伯，成为商朝统治西方的方伯。季历遇害后，其子姬昌继为西伯，后自立为王，是为周文王。周文王笃行仁政。政治上“修德行善”，“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敬老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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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下贤士，“仕者世禄”；经济上，节俭裕民，“康功田土（开垦耕地）”，实行“耕者九一（九分而税其一）”、“关市讥（查问）而不征”和“泽梁无禁”的政策。因而民心安定，国力不断增强。不仅周围许多部落纷纷归附，也吸引商都民众，他们不满纣王暴政，要投奔西周，但遭纣王制止。“仁者西伯”，“有道西周”，名声远扬，使伯夷、叔齐勃然心动。且看他们去西周地前的两段言论。史称伯夷居北海，之滨，闻文王兴起，便说：“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1]意思是：何不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养老的人。叔齐与伯夷商量说：“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6]意思是：我听说西方有个人，像是有道的人，去看看吧。可见他们二人，不远数千里投向西周，是为了求仁政和寻有道，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但拒绝使用暴力推翻商纣王的统治。据《太公六韬》卷6《犬韬》记，当周武王统兵东伐商纣时，伯夷、叔齐说：“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这是他们固有的政治观点。因此对周武王所为甚为失望。他们把周武王的灭商战争视为“杀一人而有天下”的不仁，是“以暴易暴”，是以无道伐无道，而不是“有道”之举。商朝末年时，伯夷春秋已高，与姜尚二人同被尊为“天下之大老”。据学者考证，伯夷生于商朝武乙、文丁年代，至商末伯夷行年七十余（一说行年八十余，见王安石《伯夷论》）；叔齐自然要小，但也年过花甲。他们以衰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怒发冲冠的大兵，不顾生死，慷慨沥血；向周武王犯颜直谏，指责他不仁不孝，言辞可谓激烈。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叩马而谏”，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国家和争取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实际上是主张避免杀戮流血，以仁易暴，以“有道”代无道。即通过非暴力的政治途径，达到清平之世的到来。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路是有价值的，同样具有进步意义。分析一下，非暴力的政治途径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如行仁政，天下归心，当时西周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靠的就是这种途径。孤立政敌，分化瓦解，使之众叛亲离，不打自倒。威势所加，实行规谏；或进行赎买，逼其让权。当然，这样的途径，经历的时间可能要长些，还可能出现曲折。历来各个阶级的政治家要夺取政权和统一天下都有两手：暴力的一手，非暴力的一手；战争的一手，和平的一手。比如北宋建立以后，南方和北方有8个割据政权，宋太祖和宋太宗除了运用战争的一手外，还成功地运用了和平的一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割据漳泉地区的陈洪进“纳土”和偏守江左的“吴越归地”，就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通过利益的赎买和平实现的。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许多年来史学研究也受到左倾观点的影响。由于过分宣传暴力革命至上，夸大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用，贬低了历史上改革和改良的作用。对于谋求-50-
通过非暴力途径达到社会进步的理念一概斥之为改良主义、空想主义、修正主义。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常常有人发问：伯夷、叔齐既然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为什么又“叩马而谏”，反对周武王的灭商战争呢？似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矛盾的。这便是由于上述思考的真空而形成的思维定式。伯夷、叔齐自有他们的思维逻辑，反对商纣王的暴政，同时主张通过“求仁”和“有道”的途径，达到清平之世的到来，并不自相矛盾。
西周成王初年，原商纣王之子武庚勾结西周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和淮夷、徐、奄等方国部落发动叛乱。武庚获悉伯夷、叔齐与西周政权不合作，特派使者与他们联络，要求参加叛周军事行动，共同复辟商朝。武庚集团的使者满怀信心地对伯夷、叔齐说：“胤子（指武庚，字父禄）在邶（原商都朝歌以北，西周初武庚封于此。在今河南汤阴东南），父师（指箕子）在夷（指箕氏朝鲜），奄（今山东曲阜）、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齐回答说：“此非吾事也。”拒不参加叛乱。使者又问：“然则叩马而谏何为？”伯夷、叔齐答道：“为万世之君臣也。”又问：“然则今何为？”答曰：“有死耳。”使者质疑道：“有死何以采薇为？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也周之山也，薇也周薇也，采薇而食，无乃欲故死而求生乎也！”于是伯夷、叔齐遂饿而死。这段珍贵史料见于清人李锴《尚史》卷一《轩辕五帝夏商列传》引《汲冢书》所记。从这段史料，可以证明伯夷、叔齐拒绝暴力和杀戮流血，不“以暴易暴”，而通过“求仁”和“有道”的途径实现清平之世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
当然，我们绝不否定暴力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写在《资本论》中的名言：“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但是也不要否定非暴力途径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要坚持马可喜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拨乱反正，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史学界也在正本清源。近年来史学界对于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用作了适当的评价，对于改革和改良，也给予了应有的地位。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是为了他那“求仁”和“有道”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而死。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这种“特立独行”的守志精神，是他们的高尚之处，也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伯夷、叔齐是商朝的同姓诸侯，商朝国家是他们的祖国，自己宗族的国家灭亡，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出于对自己国家和宗族的感情，他们“不忍臣二姓”，不食周粟而死。他们不是为商纣王而死，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宗族殉难，表现为忠于国家和民族的节义精神。周恩来同志曾经作《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论》一文：“观其扣谏之辞，以暴易暴之歌，吾深服其卓识远见，而叹其独具只
王士立：伯夷、叔齐评说
眼也”；“耻食周粟，正所表其清也，而后人非之，真一孔之见也。”唐代思想家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以荆轲为代表，荆轲刺秦王，血洒咸阳宫，这是一种悲壮；伯夷、叔齐不食西周粟，饿死首阳山，是另一种悲壮。伯夷、叔齐是燕赵大地最早产生的有代表性的慷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构成了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滦河文化的人文精神内涵。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精辟地论述：“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卖给金朝而不是卖国贼。宋朝方面有汉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同样，我们肯定元朝、清朝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不等于说要否定文天祥、陆秀夫，不承认他们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也不等于说洪承畴、吴三桂不是卖国贼。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拿后来的关系看当时的关系。”[7]虽然谭先生论述的是宋朝与金朝、元朝与清朝的历史内容，但其基本观点对于我们评价西周与商朝的斗争，以及伯夷、叔齐等历史人物的地位很有借鉴意义。按照目前史学界通行的观点，商与周是同属于奴隶主阶级的两个政治集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朝就是商朝，西周就是西周。我们肯定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进步意义和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同样不能否定伯夷、叔齐忠于殷商国家的行为。设想一下，如果伯夷、叔齐到达周境，见到周武王正统军伐纣，他们不是 “扣马而谏”，而是欣喜若狂，高呼万岁，当即参加周武王统率的灭商大军，并充当西周军队前导，直奔商都朝歌杀去，那不就是另一个吴三桂了吗？
三、夷、齐思想的历史作用
归纳起来，伯夷、叔齐的思想就是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儒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可以说伯夷、叔齐是儒学的先驱，是孔子思想的来源之一。《论语》有5处提及伯夷、叔齐，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孔子称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等。见于文献记载，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对伯夷、叔齐言行最早的解读者，从他的赞誉可见夷齐在这位至圣先师心中的崇高地位。《孟子》有15处提及伯夷，称其为“圣之清者”；“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百世之师”。孔孟以下儒家诸大师对兄弟二人的情操大多赞美有加，说明儒家对伯夷、叔齐的思想是认同的。伯夷、叔齐思想对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德、礼、廉、仁、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是礼义之邦，向来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卢龙学者提出伯夷、叔齐是“东方德源”；滦县学者认为“儒学的真脉在孤竹”，这些看法值得我们重视。伯夷、叔齐的政治理想是“求仁”和主张“有道”，儒家的“仁政”主张是与其一脉相承的。仁政学说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束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但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仁政主张维护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社会秩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存在着剥削和压迫，有许多黑暗和丑恶的东西，但却是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在一定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上升时期，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仁政的压迫形式比较缓和，是一种较轻的棒打，因此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宁愿接受仁政而反对暴政。但到后代，由于伯夷、叔齐作为封建纲常的偶像被统治阶级利用，也起过消极作用。
其次，礼义思想在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成为民族的脊梁。历史上许多志士名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机，常从伯夷、叔齐的精神中吸取力量，保持坚贞的名节。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元军都元帅对其劝降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文天祥答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8]并要效法夷、齐绝食以殉国。他被囚期间写了一首《和夷齐西山歌》，以表明自己的心志。对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的殉国，历来受到人们推崇；前文所引谭其骧先生史论也肯定文天祥是“爱国主义者”。伯夷、叔齐是文天祥学道的榜样，却受到责难，似乎于理不公。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也推崇伯夷、叔齐。他骑驴访天下，千里到京东，作《谒夷齐庙》诗，借赞扬两位先贤“甘饿首阳岑（小而高的山），不忍臣二姓”，表达自己怀念故国，不与清朝合作的决心。历史家也肯定了顾炎武的爱国精神。很显然，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洪承畴、吴三桂就要受到推崇了。
伯夷、叔齐的言行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积淀，夷、齐精神依然是国人宝贵的思想财富。“求仁求廉”与“不食周粟而死”，前者体现为精神品格上的追求，后者体现为坚持原则的骨气。作为孤竹国的嗣侯，伯夷、叔齐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衣食充裕而不会有任何忧虑。但在财富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廉；在地位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让。不仅如此，伯夷、叔齐之“不苟取”，还表现为二人至周后，不接受周公姬旦对他们“加富二等（加禄二级），就官一列（任官一级）”，他们相视而笑说：“此非吾所谓道也。”[6]同时对周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9]，依然坚持廉和让。而在背后主宰他们的却是“志”和“义”。为了实践自己的“志”和“义”，他们可以不贪财，不恋竹侯，不受周官；同样，为了实践自己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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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他们可以做到不辱其身，舍生取义。这是惊世骇俗的壮举，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10]。他们不愧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可作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载入史册。孤竹大地能够哺育伯夷、叔齐这样的历史人物，从一个侧面反映这里传统文化之深厚。同时，由于伯夷、叔齐的操守和风范，也使孤竹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放光彩。
四、弘扬夷、齐精神的现实意义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批判继承。任何民族的今天都是由过去发展来的，一个民族如果只依赖过去显然是不会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注定也不会有前途。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知识总汇发展创新的结果。孤竹文化中的夷齐精神有积极因素，应当加以继承和弘扬。做到古为今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从伯夷、叔齐的言行中，不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礼、廉、仁、义、和合、抱节、守志等观念。这种仁德为重、廉让为先的品格，忠于国家民族的气节和坚守理想的志向，被人们称为“孤竹遗风”、“夷齐清风”。我们弘扬“夷齐清风”，对于培养全社会的谦恭揖让、知廉明耻、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和安分守己的民风，将会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作为维系社会稳固的良知，伯夷、叔齐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益的精神力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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