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观点的李唐[采薇图]

李唐所画的《采薇图》,是以殷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为题而画的,即着力刻画了古代这两个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人物。图中描绘伯夷、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伯夷双手抱膝,目光炯然,显得坚定沉着;叔齐则上身前倾,表示愿意相随。伯夷、叔齐均面容清白,身体瘦弱,肉体上由于生活在野外和以野菜充饥而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是在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他们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行为得到普遍推崇。李唐以此为题就是对那些苟且偷安、舰颜事敌的北宋臣子们的辛辣讽刺。采用这个历史故事来表彰保持气节的人,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在当时南宋与金国对峙的时候,可谓是“借古讽今”,用心良苦。

气节是历代儒者士人努力追求和磨砺的道德品性、道德精神和高尚人格的完成。从“义不食周粟„„遂饿死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到“好持高节”的鲁仲连;从楚国节士申包胥到东汉末“望门投止,破家相容”的张俭;从临死不降的文天祥到高唱“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这些都是受人称赞和敬仰的气节之士,而他们的事迹被后人所传道。正所谓“士君子又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这些气节之士是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染下形成的,气节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目标和道德人格的最后完成,而李唐所画的《采薇图》,重视艺术的形式美,更注意艺术内容的善。这是有明显政治标准的,不单是娱乐问题。美与善在伦理价值上有髙下之分,孔子对这两种乐曲的不同评价,体现了他对舜以禅让得天下和周武王以武力得天下两种方式的不同态度。

气节,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中,是一个标识一类道德人格和精神气质的独特范畴。先秦时期,“气”与“节”是作为两个词分别使用的,但其意项与后来连用的“气节”是有关联的。“气”与“节”连用,合成“气节”一词最早是在《史记》中:“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史记·汲郑列传》虽然如此,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中,已有丰富的关于气节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孟子的“浩然之气”提出时,已经形成了关于气节的成熟观念。陈谷嘉认为“在《孟子》一书中所强调的‘浩然之气’实际上就是‘气节’,或者说后来的气节是由此‘浩然之气’演变而成的。”气节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的精神气象,体现的是一个人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的高低,以及对于道德原则的坚信和持守,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某种精神和道德的价值与原则,从而成为一种人格类型和精神气质。人的道德品性客观化, 其实质是认为自然美美在它所比附的道德伦理品格, 自然物的美丑及其程度, 不是决定于它自身的价值, 而是决定于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

气节是儒家整个心性修养理论下的道德理想,是一种在所谓“知天”、“事天”、“立命”的体系中士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一种“天地境界”。而这种境界俨然是一个坚守道义的德性之人的超然境界。而气节就是出于对道德理想的坚守,笃信和践履而形成的。因此,它是面临人生之变异情态,面临义与利、身与仁、生与死的激烈冲突时,

对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以其精神和生命去维护、坚持的精神气象和人格特质。它是以生命来维护儒家道德理想的价值的体现。因此,这种气节之士是儒家道德精神的真诚信仰者和守护者,达到的是遵仁循义、不惧生死、与天地参的圣贤境界。

气节为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气节是基于信念基础之上而对道义的坚持和认可,正确的道与义为古代气节之士提供了正确的行为导向,并且赋予了他们生命以崇高的意义。为保住自己宝贵的士人气节不惜以死殉难的老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无不是如此。为了自己所选择和认可的某种道德精神和人生道路而执着不止,甚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种选择和认可在很大的意义上成就了个体道德人格以及个人道德人格的精神魅力。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金人虽生性粗犷却很注重文化修养,对于俘获的北宋文人只要学有所长,就会给予相当的礼遇,对宫廷画家更是待遇丰厚。据《金史》记载,金国宫廷“于秘书监下设书画局,又在少府监下设书画署”,在“裁造署”中也“有绘画之事”。以李唐当时的声望地位,在金国不仅可以衣食无忧,就连创作条件也肯定优于内忧外患、兵燹纷纷的北宋。可是,他却在去往金国的途中逃跑了。逃跑的理由很简单,他是宋国臣子,他要忠于国家,他不能够为“外族”效力。

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李唐舍命南逃的举动还是应该称道的。中华民族虽然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但金国对北宋的战争毕竟是不正义的。从李唐的这一举动可以看出他的立场和气节。正是因为他自身所具有的这种民族气节,才会鄙视那些甘于为金国效力的北宋臣子。于是,他创作了具有讽刺与警世意义的《采薇图》。

李唐所画的《采薇图》,是以殷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为题而画的,即着力刻画了古代这两个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人物。图中描绘伯夷、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伯夷双手抱膝,目光炯然,显得坚定沉着;叔齐则上身前倾,表示愿意相随。伯夷、叔齐均面容清白,身体瘦弱,肉体上由于生活在野外和以野菜充饥而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是在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他们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行为得到普遍推崇。李唐以此为题就是对那些苟且偷安、舰颜事敌的北宋臣子们的辛辣讽刺。采用这个历史故事来表彰保持气节的人,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在当时南宋与金国对峙的时候,可谓是“借古讽今”,用心良苦。

气节是历代儒者士人努力追求和磨砺的道德品性、道德精神和高尚人格的完成。从“义不食周粟„„遂饿死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到“好持高节”的鲁仲连;从楚国节士申包胥到东汉末“望门投止,破家相容”的张俭;从临死不降的文天祥到高唱“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这些都是受人称赞和敬仰的气节之士,而他们的事迹被后人所传道。正所谓“士君子又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这些气节之士是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染下形成的,气节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目标和道德人格的最后完成,而李唐所画的《采薇图》,重视艺术的形式美,更注意艺术内容的善。这是有明显政治标准的,不单是娱乐问题。美与善在伦理价值上有髙下之分,孔子对这两种乐曲的不同评价,体现了他对舜以禅让得天下和周武王以武力得天下两种方式的不同态度。

气节,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中,是一个标识一类道德人格和精神气质的独特范畴。先秦时期,“气”与“节”是作为两个词分别使用的,但其意项与后来连用的“气节”是有关联的。“气”与“节”连用,合成“气节”一词最早是在《史记》中:“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史记·汲郑列传》虽然如此,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中,已有丰富的关于气节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孟子的“浩然之气”提出时,已经形成了关于气节的成熟观念。陈谷嘉认为“在《孟子》一书中所强调的‘浩然之气’实际上就是‘气节’,或者说后来的气节是由此‘浩然之气’演变而成的。”气节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的精神气象,体现的是一个人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的高低,以及对于道德原则的坚信和持守,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某种精神和道德的价值与原则,从而成为一种人格类型和精神气质。人的道德品性客观化, 其实质是认为自然美美在它所比附的道德伦理品格, 自然物的美丑及其程度, 不是决定于它自身的价值, 而是决定于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

气节是儒家整个心性修养理论下的道德理想,是一种在所谓“知天”、“事天”、“立命”的体系中士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一种“天地境界”。而这种境界俨然是一个坚守道义的德性之人的超然境界。而气节就是出于对道德理想的坚守,笃信和践履而形成的。因此,它是面临人生之变异情态,面临义与利、身与仁、生与死的激烈冲突时,

对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以其精神和生命去维护、坚持的精神气象和人格特质。它是以生命来维护儒家道德理想的价值的体现。因此,这种气节之士是儒家道德精神的真诚信仰者和守护者,达到的是遵仁循义、不惧生死、与天地参的圣贤境界。

气节为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气节是基于信念基础之上而对道义的坚持和认可,正确的道与义为古代气节之士提供了正确的行为导向,并且赋予了他们生命以崇高的意义。为保住自己宝贵的士人气节不惜以死殉难的老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无不是如此。为了自己所选择和认可的某种道德精神和人生道路而执着不止,甚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种选择和认可在很大的意义上成就了个体道德人格以及个人道德人格的精神魅力。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金人虽生性粗犷却很注重文化修养,对于俘获的北宋文人只要学有所长,就会给予相当的礼遇,对宫廷画家更是待遇丰厚。据《金史》记载,金国宫廷“于秘书监下设书画局,又在少府监下设书画署”,在“裁造署”中也“有绘画之事”。以李唐当时的声望地位,在金国不仅可以衣食无忧,就连创作条件也肯定优于内忧外患、兵燹纷纷的北宋。可是,他却在去往金国的途中逃跑了。逃跑的理由很简单,他是宋国臣子,他要忠于国家,他不能够为“外族”效力。

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李唐舍命南逃的举动还是应该称道的。中华民族虽然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但金国对北宋的战争毕竟是不正义的。从李唐的这一举动可以看出他的立场和气节。正是因为他自身所具有的这种民族气节,才会鄙视那些甘于为金国效力的北宋臣子。于是,他创作了具有讽刺与警世意义的《采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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