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六浑的回答(457票)】:
简单的说就是日本人有钱。
展开说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日本雨水丰沛灰尘少，所以同样新的建筑，肯定中国的会更快变的灰头土脸。
2）日本人有钱，所以古建筑维护跟得上。
3）日本人有钱，所以近代新建复建了很多“古建”，而且其中大多数是钢筋水泥的，比如著名的四天王寺浅草寺大阪城名古屋天守，都是当代水泥建筑，本来就很新，看上去当然新。
4）最重要的一点，日本人有对传统木建筑大修甚至解体重构的传统，加上有钱，使得近代可以把建筑维护在非常好的状态。举个例子，有近千年历史的宇治平等院是日本寝殿造的代表建筑，其中的凤凰堂是我认为的日本最漂亮的两座传统木构之一（另一个是奈良药师寺东塔，目前正在进行最近110年来的第一次解体重构，需要10年到2018年完成）。下面两幅照片是平等院凤凰堂2014年初大修完毕后重新开放的照片，另一幅是这一次大修前的，你可以对比一下
但日本的这种做法会破坏建筑的原真度。一是解体重构的过程中会把部分腐朽的木头用新木头换掉。但是东亚木构的精华在于架构，加上木头本就难以持久，所以这一点不算什么，但另一个问题就大了，就是日本人解体重构的时候连架构有时候都会改掉，看下面的例子：但日本的这种做法会破坏建筑的原真度。一是解体重构的过程中会把部分腐朽的木头用新木头换掉。但是东亚木构的精华在于架构，加上木头本就难以持久，所以这一点不算什么，但另一个问题就大了，就是日本人解体重构的时候连架构有时候都会改掉，看下面的例子：
日本现存唯一一座真正由唐朝人修建的建筑可能就是下图里这个鉴真东渡后修建的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了。
但是了解唐代建筑的看一眼现存的招提寺金堂就会怀疑这个玩意儿的原真度，因为唐代建筑屋顶坡度是很缓的。而现在的金堂屋顶坡度略微有些陡峭，问题就出在这玩意儿后世年大修了四次，千年前那次大修太久远，发生了什么不清楚，然后就是18世纪江户时代元禄时期的那次，把屋顶上架给改了，加装了日式和小屋，屋顶被垫高了2.5米。
后来明治大修和90年代的解体重构每次修完都和上一次架构不一样，现在的版本好像是比元禄时期的又矮了1米，而且已经不是纯木构了，加进了少量金属部件强化结构。下面是网上翻到的几幅结构示意后来明治大修和90年代的解体重构每次修完都和上一次架构不一样，现在的版本好像是比元禄时期的又矮了1米，而且已经不是纯木构了，加进了少量金属部件强化结构。下面是网上翻到的几幅结构示意
回头来说中国，中国在最近十年经济疯狂成长的前提下，人均gdp仍然只有6k，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古建的保护必然是跟不上了。而且中国建筑保护的思路传统上还是整旧如旧，跟日本西方的整旧如新不是一个路子，另外中国还是很在意木建筑结构的原真度的，所以现阶段不可能指望古建的卖相有很大改观。当然最近几年新修的寺庙中，卖相不错的颇有一些，比如上海宝山寺，浙江雪窦山的两座庙，还有大同新修的那一票建筑，都还是不错的。
另外提到日本建筑了就多说一句，日本人学中国建筑，其实并没有真正掌握核心的梁架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招提寺会遭到这么巨大的改动，以及为什么日本人几乎没有可以登临的多层楼阁。到了明清之后日本“和小屋”发展成成熟的“小屋组”结构后，和中国的明清时代梁架结构秉承唐宋并进一步成熟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了。下面两幅结构图分别是现在日本西本愿寺本堂和中国的故宫太和殿对比，一看你就明白了。最后推荐一下这个日本人的blog，里面有不少中日韩经典木构的结构图，下面两幅也出自这里：http://chounamoul.exblog.jp/
PS. 关于钱的问题补充一下几个数据吧，都是从对应建筑寺庙的wiki或者主页上找的。PS. 关于钱的问题补充一下几个数据吧，都是从对应建筑寺庙的wiki或者主页上找的。
现存最大的天守阁姬路城，上一次大修从二战前就开始了，种种原因一直修到64年，折合花了64年的10亿日元。最近一次修的倒是很节省，2012年完工，6年花了28亿日元。
著名的大阪城天守是30年代全大阪人捐钱复建的混凝土建筑，造价大概折合今天的700亿日元。
东本愿寺本堂，04~08年修了98亿日元。
这些钱是多是少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至少我不认为中国能有几个市政府有钱到能掏几个亿出来维修古代建筑或者掏几十亿复建。中国目前重要的古建也就是外表看着脏一些，其实都还维护的不错。中国毕竟人均看还是穷国，用钱的地方多的是，没必要往这上面砸那么多钱。
【Urbino的回答(153票)】:
【上面 @贺六浑 的答案有许多可商榷之处，我在这里简要作答，兼与贺先生探讨】
首先要分清，前现代的建筑维护更新和现代文物保护的维修原则。
先说前现代。对于几乎绝大部分东方木构体系的建筑文化而言，“修旧如新”其实原本是建筑整修的第一原则。古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意识，除了个别的一些建筑可能由于独特的历史价值受到少数人的保护（比如我国很多古代石刻依存都是由地方士绅建造围墙房屋保护的，但这个数字很少）。苏东坡在《东坡志林》提到，他曾在见过某地汉代的讲堂，并认为这是海内遗留下来的最古建筑。推想起来可能是类似武梁祠的石造建筑。不论如何，苏东坡如在当地任职，肯定会设法保护这座建筑。但这是相对特殊的历史建筑而言。与此相对，对于实用建筑，不论是宅邸宫殿还是坛庙城垣，既然是生活中使用的一部分，要求其新而坚固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以想见，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如维修一座木构建筑，那么必然是丢弃全部腐朽的木料，替换上新的木料，用时兴的架构取代原有的架构（屋架制度无论中日韩，历史上都是不断演变的），最后再粉刷一新（或者全部拆除重建）。这种做法的原因，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上将其归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土木结构保存不及石构；主观上东亚文化就有不求木构建筑长久的传统，基本是公允正确的。所以首先，说只有日本人追求“修旧如新”的效果是不准确的，更不能说替换部件或者改变内部结构的维修方式是日本做法，因为整个东亚地区前现代建筑维修的指导思想都是“修旧如新”。只不过由于日本潮湿的气候和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比如许多神社的造替制度），这一点显得比较明显。
上图为每二十年迁宫一次的伊势神宫。内宫是日本唯一的神明造样式建筑，但那个勾栏如果说没有大陆风格影响是不可能的。上图为每二十年迁宫一次的伊势神宫。内宫是日本唯一的神明造样式建筑，但那个勾栏如果说没有大陆风格影响是不可能的。
【蒙 @千夜Shin 指出，伊势神宫本殿为“唯一神明造”（由于社格尊贵高于全国一切神社），而非“唯一的神明造”（千夜Shin：长野县的仁科神明宮也是神明造）。以上图注错误属我望文生义，为明白起见保留原样，特此指出，并感谢千夜Shin）】
很明显，这种维修思想和现代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理念是存在冲突的。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的原则，在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威尼斯宪章》说的很清楚：
第四条 古迹的保护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日常的维护。
第五条 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因此，这种使用合乎需要，但决不能改变该建筑的布局或装饰。只有在此限度内才可考虑或允许因功能改变而需做的改动。
第六条 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凡传统环境存在的地方必须予以保存，决不允许任何导致改变主体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改动。
第七条 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除非出于保护古迹之需要，或因国家或国际之极为重要利益而证明有其必要，否则不得全部或局部搬迁古迹。
第八条 作为构成古迹整体一部分的雕塑、绘画或装饰品，只有在非移动而不能确保其保存的唯一办法时方可进行移动。
第九条 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修复之前及之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
第十条 当传统技术被证明为不适用时，可采用任何经科学数据和经验证明为有效的现代建筑及保护技术来加固古迹。
第十一条 各个时代为一古迹之建筑物所做的正当贡献必须予以尊重，因为修复的目的不是追求风格的统一。当一座建筑物含有不同时期的重叠作品时，揭示底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被去掉的东西价值甚微，而被显示的东西具有很高的历史、考古或美学价值，并且保存完好足以说明这么做的理由时才能证明其具有正当理由。评估由此涉及的各部分的重要性以及决定毁掉什么内容不能仅仅依赖于负责此项工作的个人。
第十二条 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
第十三条 任何添加均不允许，除非它们不致于贬低该建筑物的有趣部分、传统环境、布局平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第十四条 古迹遗址必须成为专门照管对象，以保护其完整性，并确保用恰当的方式进行清理和开放。在这类地点开展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应得到上述条款所规定之原则的鼓励。
显然，将一座历史建筑整修成新建筑的前现代做法明显违背了上述的第五，第六，第九，以及第十一到十三条。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用《威尼斯宪章》的规定去比照，就会发现，“修旧如旧”这个概念也是存在问题的。很简单，如第十一条的规定，如果一座建筑存在后代的改建，那么现代文物保护人员的工作，不是将这些后代改建拆除，而是将它们与早期的结构一并保存整修，而非修复到早期结构原始的那个“旧貌”去。回到楼上贺六浑的答案举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唐招提寺维修鲜明反映了这两种维修理念的变化：对于元禄时代的人而言，一旦发现上层梁架结构陈旧损坏，那么就直接使用当下流行的小屋组桁架予以代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对于明治时代的人而言，现代文物保护理念还未完全成形，保存建筑物的存续和大致外观就成为了维修的目标，为此使用钢架结构自然也就是允许的；而到了2000-2009的大修，我们可以看到它事实上严格贯彻了威尼斯宪章的规定，没有改变元禄大修添加的小屋组桁架结构，也没有替换明治大修使用的钢构，同时也尽量使用了老的建材（700余根椽子依然是天平时代的原物），充分体现了《威尼斯宣言》所强调的原真性与可识别性两大原则。相反的例子是我国的两座唐构：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在维修过程中（前者70年代中期，后者1990年）都拆除替换了后世的改建，从门窗小木作，到屋面瓦作都使用了“复古”的做法，在保留唐代建构的同时，剔除后代增改部分，最后修复成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唐风”建筑。这种“修旧如旧”的做法，既不符合中国古人的维修方法，也与《威尼斯宪章》所体现的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理念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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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http://www.toshodaiji.jp/shuri_kako.html】唐招提寺维修经过，可以看出这次维修不仅是简单的落架修理，而是全面的清理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五山南寺 - wyl.jz的日志】南禅寺维修报告。为了清理基址，修复人员完全拆除了两座清代建筑，显然有违《威尼斯宪章》精神。
以上我想要回答的是“修旧如新”和“修旧如旧”两种理念各自的利弊。与其说回答的是题主的问题，不如说是回答以上贺六浑先生的答案。总而言之，“修旧如新”乃是东亚木构建筑修复的传统做法，不是日本一家独有；而“修旧如旧”则是一个存在着很大争议的概念。
但威尼斯宪章的做法，也是存在问题的。它制定的几条原则：不移动（保护对象不宜随意移动）、不乱真（修复古迹的可识别原则，既要维护旧貌，又不能以假乱真）、不重建（不能在无任何遗存的基础上再建，也不能在原有遗存基础上改建、扩建），总的来说就是为了维护建筑的原真性，但正如楼上王迪的回答，这实际上把文物修复从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原真性的概念，可以说主要立足于西方砖石建筑的技术操作理念。一座砖石建筑不存在木料的自然朽坏更替，如果在历史中改建或倾塌损坏，砖石的坚固特性也能保证它的遗址继续长期存在（罗马城中的古罗马遗迹就是绝佳的例子）；但对东亚的木构建筑而言，原真性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比如我国的三孔建筑群，或日本的伊势神宫、春日大社这些遗存，都是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但却不断经历过重建的建筑（后两个例子更极端，因为反复重建式年迁宫本来就是其历史传统的一部分），那么它们的原真性又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个疑难，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达成了《奈良宣言》。该宣言的最大特色，就是将不同文化传统和建筑形态的多样化纳入到了文物保护的实际操作理念之中。专家们首先注意到：
在1994年11月1－6日召开的关于真实性的奈良会议上，来自28个国家的45名与会人员讨论了关于真实性的定义和评价的复杂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中没有准确表达真实性意义的词汇。从此出发，《奈良宣言》宣称：
2.我们还认识到世界遗址委员会所提出的思路框架的意义，即在对具有世界意义的，建议列出世界遗址名录的文化遗址真实性进行检测时要尊重每个社会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
3.奈良真实性宣言是本着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精神，在该宪章的基础上编定的，并对我们当今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遗址范围的拓展。
4.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单极化的世界里，在一个靠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压制少数族群文化的情况下寻找文化认同感的世界里，遗址保护的真实性原则能为保留和整理人类共同的记忆做出奠基性的贡献。
5.文化和遗址的多样性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和全人类的智慧财富。保护和增进世界文化和遗址的多样性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层面应得到大力提倡。
6.文化遗址多样性是跨时空存在的，需要得到各种文化和信仰的尊重。在文化价值发生冲突时，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要求有关各方尊重其它文化价值存在的合理和合法性。
7.所有文化和社会都有一定的表现形式，由有形或无形的遗产表现出来，这些遗产应受到尊重。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原则应得到重视，即任何一种文化的遗址同时也是所有文化的遗存。文化遗址及其遗存的管理首先是产生遗址的文化社会的责任，也是一切关心这些遗址的人们的责任。当然，除了责任以外，当地社会还有义务根据相关的保护文化遗址的国际宪章和条约精神和原则保护这些遗址，平衡本地文化和其它文化社区之间的不同要求，而这种平衡的获得不应以贬低遗址的基本文化价值为代价。
9.保护一切形式和任何历史阶段的文化遗产是保护根植于遗产中的文化价值。我们能否理解这种价值部分地取决于表达这种价值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可信。了解这些与文化遗址的原始特征有关的信息源，并理解其中的意义是评价遗址真实性的基础。
10.从这个意义及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上看，真实性是文化遗址价值的基本特质，对真实性的了解是所有关于文化遗址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保护及修复规划和上报世界遗址协会或列入其它遗址名录的基础。
11.所有关于文化遗产价值及其相关信息资料可信度的评判，各种文化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即使在同一文化中也存在不同看法，因而很难根据统一的标准评判别文化价值和真实性。另外，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又要求所有遗产必须根据其所属的文化背景进行评判。
12.因此，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是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真实性判断必须联系更大量的信息来源，包括形式和设计、材料和质地、用途和功能、传统和技艺、位置和设置、精神和感情，以及其它内外部因素。通过对上述各方面信息来源的利用可以对文化遗址从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的角度全面进行解读。
这种扩大“真实性”定义，将不同文化传统对文物真实性的理解和不同的修复操作纳入原真性的理念中的做法，比起《威尼斯宣言》显然是一种进步，它首先承认了东亚木构建筑落架修复，更换材料这种历史延续下来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同时又规范了文物修复的程序，使得建筑不至于在修复过程中因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被增减固有形态或改变内部结构。总而言之，本着《奈良宣言》的精神，我们一方面可以向老祖宗一样使用传统工艺和必要的现代工艺对建筑进行落架翻修，替换建筑部件；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老祖宗随意改变文物建筑形态后果。简言之，它虽然没有肯定“修旧如新”这种东亚木构建筑维修的传统做法，但原则上允许了在保留建筑真实历史信息的同时，东亚木构建筑可以采用不同于西方建筑修复的手法。
具体到个案之中，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指导了很多东亚木构建筑的修复。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贺六浑举的宇治平等院凤凰堂的例子。凤凰堂自天喜元年（1053年）建成以来，历史上修葺很少，1902-1907年半解体修理过，之后就是1950-1957年的解体修理。最近一次就是2012年9月到今年4月的落架解体翻修。这次维修保留了原有建筑的一切架构和所有仍可利用的材料，替换少之又少。但这次维修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恢复了它初建时期的彩画涂装。由于长期的风化，凤凰堂的木构都呈现出一副素面朝天的状态，屋脊上的一对凤凰尽管是1968年替换，也并非原始的金色。而经过这次维修，建筑原始的和样彩画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屋顶的金饰也恢复了早期的原貌。
【http://www.byodoin.or.jp/hououdou_syuri/diary.cgi】凤凰堂维修过程
上图来自网络，下图来自豆瓣@东山鹿溪 的相册上图来自网络，下图来自豆瓣@东山鹿溪 的相册
第二个例子是大家熟悉的北京历代帝王庙。帝王庙历史上长期被单位学校占据，直到2003年才腾退出来，经过整修之后2004年对外开放。这次整修涉及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首先，院落整体拆除了一切民国改为学校以来的建筑，重新铺墁了地面，并且更换了大量门窗小木作，将玻璃窗户改为了明代初建使用的槅扇门窗，并改变了建筑内部的陈设，仿造了原始的历代帝王牌位和祭祀礼器摆设在建筑内。第二，以主要建筑景德崇圣殿为例，这座建筑同时保留了三个时代的彩画：明嘉靖始建时期的彩画（1530年）、清雍正大修时期的彩画（1729年）以及清乾隆修缮时期的彩画（1764年）。而修复的做法是，对建筑内部的彩画保留原样不动，仅重绘外部乾隆年间的彩画，并保留一小块彩画的原样供人观瞻。
上图，景德崇圣殿西北角彩画状况上图，景德崇圣殿西北角彩画状况
【北京-历代帝王庙】关于彩画状况
第三点则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这次修复不仅对现有建筑做了改动，还重建了一批历史上已经拆除的附属建筑，如景德崇圣殿后的神库，以及左路的关帝庙等建筑。反对者认为，这一做法破坏了建筑历史遗留到今天的原貌，照此情形推演就连圆明园也不是不能重修的；而支持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本来就与西方传统以单体建筑为主不同，注重的建筑群落的整体配置，因此修复帝王庙现有建筑的同时，复建已经不存在的建筑，使其恢复盛时旧观合情合理。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修旧如新”这一传统建筑修复理念，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与现代文物保护理念相结合的，但这个结合是存在冲突的，并且具体到每一个个案上都有实际操作的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争议。比如贺六浑提到的奈良药师寺东塔，这是一座天平年间的古物，但与之相对的西塔，以及其后的金堂，环绕这些建筑的一部分回廊，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复建为白凤风格的建筑，而它们之前早已在历史上消失了。这种做法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作为古都奈良的文化财产之一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左为药师寺东塔，现在正在解体重修，中为70年代新修的仿古金堂，右为新修的西塔。左为药师寺东塔，现在正在解体重修，中为70年代新修的仿古金堂，右为新修的西塔。
另一个例子是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录中的北京北海公园，其中的建筑维修遵照的原则就随着现在用途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在彩画修复上，五龙亭与阐福寺两座距离不足百米的建筑，具体做法就存在差异：
上图是全部修复一新的五龙亭中亭天花。上图是全部修复一新的五龙亭中亭天花。
上图是仅更换了部分破损天花并重绘了梁架彩画的阐福寺山门彩画。以上二图均为我自己拍摄。上图是仅更换了部分破损天花并重绘了梁架彩画的阐福寺山门彩画。以上二图均为我自己拍摄。
去过北海的朋友都知道，五龙亭是临水而且四面透风的亭子，本来就不利于彩画保存，加上它还有供游人休息观赏的实际用途，故而采用了全面重绘彩画的修复方式；而阐福寺建筑群则更多体现其历史文化价值，所以保留历史信息就成为了必要之举（当然，阐福寺现在正在重修建国后拆除的佛殿建筑，这一情况和帝王庙相似，还值得我们讨论）。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明确：
1，“修旧如旧”的概念需要细细辨析；“修旧如新”存在争议，但并非绝对错误，更不是某国某地的独有特色；
2，现代文物保护理念如何具体落实到每一栋不同的建筑甚至一栋建筑的不同部分，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问题在于实际的操作。当然，目标总的而言还是尽可能长久地保留历史建筑的存续和风貌；
3，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遍。
至于今天日本的修旧如新，社会经济发达是一方面，传统木作手艺的保留完善也很重要。但根子里，如果一个建筑的存在方式就是不断重建（伊势神宫），这个传统已经成为建筑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这种重建活动。
另一方面我国的古建筑遗存星罗棋布，数量众多。仅在山西一地，就有大量的宋辽金建筑保留至今，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够秒杀日本（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认为中国古建只能在日本看见。这样说日本人民也会很不高兴的你造吗）。但是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国家财政在这方面投入实在有限，所以很多庙宇现在还得不到很好的维修保护；第二，民间组织的衰弱。在一些民间信仰和社会自我运行完善的地区，一个村落的古代庙宇破败，不等政府出钱，当地民间资本就会注入到修复中来，政府所要提供的仅仅是符合文物保护理念的技术指导（山西的很多古代庙宇建筑就是这样修复或一直保留至今的）。但问题在于，很多地方这种民间社会的自组织都已经衰退甚至不复存在，在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古建筑的问题不仅在于一修了事，即使修复一座庙宇，日常的维护管理也是巨大的问题。可以说，日本古建筑与中国古建筑保存风貌的差异，社会经济发达只是表面，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日本对古建筑的维护管理有比较好的多方面机制保障（政府，宗教法人，民间团体……），而这才是中国所欠缺的。钱只能解决一时修缮的问题，却不能解决长期维护的问题。往大了说，这也可以算是个“体制问题”；往小了说，和每个人有没有爱惜古物之心也有很大关系。
顺便提一下贺六浑先生回答里其他几个点。
首先是新建建筑。这是一个和文物建筑修复存在关联但有区别的事。上海宝山寺，或者大同古城以及代王府的重建，都属于现代修建的古代风格建筑，不是古建筑或历史建筑，至于盖的怎样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前者是民间资本为主，我不好发表意见，至于后者，政府为了恢复“古城风貌”花钱盖城墙盖王府，我只能说大可不必。有那个功夫和闲钱还不如先把善化寺华严寺建筑整个清理一遍，建立专业的维护机制。
图片来自豆瓣@扬眉剑舞 的相册。图中是代王府重建工地，圆圈为现代仅存的王府大门。图片来自豆瓣@扬眉剑舞 的相册。图中是代王府重建工地，圆圈为现代仅存的王府大门。
其次是日本建筑的梁架结构。日本人的木构建筑梁架制度本来是引进中国的风格，但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为了节省材料，以及在扩大单体建筑体量的同时保证稳定性，逐渐改为采用小屋组结构，也就是一种近似现代桁架结构的屋架结构。这是一种风格特色，说“没有真正掌握中国建筑的核心的梁架结构”是不确切的。事实上，中国梁架结构演变到明清，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在力的传导，整体稳定性，结构合理性以及用料上都存在很多问题。至于日本与中国楼阁的差异，我只提一点，中国的大部分楼阁从来不是单靠梁架结构支撑的，这里面很大程度依靠土或砖石结构的厚重墙体，而这是日本楼阁（除天守阁以外）所没有的，所以从梁架上讨论楼阁建筑并不妥当。具体可参见《中国古代木楼阁》一书【中国古代木楼阁 (豆瓣)】。
以上。我不是文物保护或古代建筑方面专业人士，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旮旯的回答(26票)】:
我认同 王迪 的忒修斯之船的观点。
传统东方建筑，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有这样一番论述
（一）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
此建筑系统之寿命，虽已可追溯至四千年以上，而地面所遗实物，其最古者，虽待考之先秦土垣残基之类，已属凤毛麟角，次者如汉唐石阙砖塔，不止年代较近，且亦非可以居止之殿堂。
古者中原为产木之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毁亦视为灾异天谴，非材料工程之过。
此种见解习惯之深，乃有以下之结果：
1.满足于木材之沿用，达数千年；顺序发展木造精到之方法，而不深究砖石之代替及应用。
2.修葺原物之风，远不及重建之盛；历代增修拆建，素不重原物之保存，唯珍其旧址及其创建年代而已。唯坟墓工程，则古来确甚着意于巩固永保之观念，然隐于地底之砖券室，与立于地面之木构殿堂，其原则互异，墓室间或以砖石模仿地面结构之若干部分，地面之殿堂结构，则除少数之例外，并未因砖券应用于墓室之经验，致改变中国建筑木构主体改用砖石叠砌之制也。
东方建筑没有追求一种“永久性”，木结构的好处就是可以“更新”，所谓的“偷梁换柱”隐性中蕴含了传统东方思维对于“更新”的理解。所以东方建筑的修葺是非常非常常见和频繁的。故宫也是动不动大修。（突然想起众网友曾经吐槽中国木结构的“新古董”，恰恰是没有理解东方建筑的思维。）
观点一：传统东方建筑的"可更新性“
日本的审美意识
黑川雅之在《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中提到的其一就是”微“
他对密斯的Less is more的理解是：细微处有神灵。。日本审美意识的关键词”微“，就是细微中体现整体。认为细节是整体的一部分，从细小处看整体性。
日本有一个成语”一期一会“，大致意思就是一个能够与人交流的瞬间，瞬间消逝，不会重来。那么转移到细节的重视。就变成了，眼前的这一瞬间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细节包含了一切的理念“，这些思维贯穿于日本思想的方方面面，成为将基石。
很神奇的拿了两位哲学家格拉森和吧舍拉对于时间的解读。前者认为时间是线性的，后者认为是点状的。
包括日本庭院众多都在体现着以”微小的视角观察整个世界。这一点还跟中国苏州园林以管窥豹的思维如出一辙。
观点二，看起来新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日本整个社会对于“细节”的关注度和重要性
结论三，日本一直在执行着超级严格的 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干净也就顺理成章了。
【知乎用户的回答(17票)】:
这个与其说是建筑问题，毋宁说是哲学问题。题主有木有听过“忒修斯之船”？
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
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来了延伸，如果用忒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甩个度娘的链接 特修斯之船_百度百科
关于古建筑的部分，一楼讲得很好了。日本古建筑隔一段时间就要大修一次，每次更换三分之一构件，虽然看起来非常新，可是还是以前的东西么？
【知乎用户的回答(2票)】:
一直在修呀，平等院还是凤凰堂不是修了好几年刚开放，牛逼的姬路城09年修到现在还没修好。施工图纸、工艺一直在流传甚至不断改进，据说许多日本寺庙前后种的树，就是下次整修的原料。
【張子張的回答(2票)】:
中国习惯保留原材修旧如旧
日本习惯更换材料修旧如新
日本的伊势神宫即20年重建一次。
【黄懋卿的回答(1票)】:
因为不少都是新建的而并非真古建，，，然后日本有遗址上复建的习惯
【刘晓宇的回答(1票)】:
日本很多建筑二战毁了，是战后重建的，所以新啊，甚至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比如大阪城天守阁就是重建的。
【知乎用户的回答(3票)】:
第一次在奈良看到兴福寺维修的横幅时候震惊了，上书需要维修10年。这是习惯了中国速度的天朝人民无法理解的。京都所有的老建筑看起来都维护得很好。
日本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有匠气味道的民族，慢工细活缓缓来。修旧如旧
话说去平等院时候正在大修，门票打折；去姬路城时也在大修，门票打折还能参观修理现场。
【ChrisLaw的回答(0票)】:
地震多，损害大，建筑物多重建（譬如大鸟居，貌似20年就要推倒再建。
此外，日本人推崇新的比旧的好，所以不仅是所谓的古建筑，实际上民居大部分也都很新。
【知乎用户的回答(0票)】:
导游告诉我说如果有一个部件坏了日本人就会找一块相同的替换掉，至少京都这样~
【dantezhang的回答(0票)】:
建筑史学课最近在讲文化材保护
正好这门课最后report也是写类似论文
码个地方 下次补上 虽然一楼已经很详细了
【姬犬良的回答(0票)】:
上次去日本，参观某处时正在维修翻新。但与国内不同，日本设立了专区用来给游客看建筑的翻新过程。
【刘文的回答(0票)】:
因为本来就是新的 你见过古人用混凝土？
【arthurKirkland的回答(0票)】:
说是古建筑不一定真的古老 日本很多都古建筑在翻新 而且在我看来 看起来新不一定有古老的韵味;)
【Zzzwizard的回答(2票)】:
看多了生活在空气质量差的中国古建筑。
原文地址:知乎
【贺六浑的回答(457票)】:
简单的说就是日本人有钱。
展开说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日本雨水丰沛灰尘少，所以同样新的建筑，肯定中国的会更快变的灰头土脸。
2）日本人有钱，所以古建筑维护跟得上。
3）日本人有钱，所以近代新建复建了很多“古建”，而且其中大多数是钢筋水泥的，比如著名的四天王寺浅草寺大阪城名古屋天守，都是当代水泥建筑，本来就很新，看上去当然新。
4）最重要的一点，日本人有对传统木建筑大修甚至解体重构的传统，加上有钱，使得近代可以把建筑维护在非常好的状态。举个例子，有近千年历史的宇治平等院是日本寝殿造的代表建筑，其中的凤凰堂是我认为的日本最漂亮的两座传统木构之一（另一个是奈良药师寺东塔，目前正在进行最近110年来的第一次解体重构，需要10年到2018年完成）。下面两幅照片是平等院凤凰堂2014年初大修完毕后重新开放的照片，另一幅是这一次大修前的，你可以对比一下
但日本的这种做法会破坏建筑的原真度。一是解体重构的过程中会把部分腐朽的木头用新木头换掉。但是东亚木构的精华在于架构，加上木头本就难以持久，所以这一点不算什么，但另一个问题就大了，就是日本人解体重构的时候连架构有时候都会改掉，看下面的例子：但日本的这种做法会破坏建筑的原真度。一是解体重构的过程中会把部分腐朽的木头用新木头换掉。但是东亚木构的精华在于架构，加上木头本就难以持久，所以这一点不算什么，但另一个问题就大了，就是日本人解体重构的时候连架构有时候都会改掉，看下面的例子：
日本现存唯一一座真正由唐朝人修建的建筑可能就是下图里这个鉴真东渡后修建的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了。
但是了解唐代建筑的看一眼现存的招提寺金堂就会怀疑这个玩意儿的原真度，因为唐代建筑屋顶坡度是很缓的。而现在的金堂屋顶坡度略微有些陡峭，问题就出在这玩意儿后世年大修了四次，千年前那次大修太久远，发生了什么不清楚，然后就是18世纪江户时代元禄时期的那次，把屋顶上架给改了，加装了日式和小屋，屋顶被垫高了2.5米。
后来明治大修和90年代的解体重构每次修完都和上一次架构不一样，现在的版本好像是比元禄时期的又矮了1米，而且已经不是纯木构了，加进了少量金属部件强化结构。下面是网上翻到的几幅结构示意后来明治大修和90年代的解体重构每次修完都和上一次架构不一样，现在的版本好像是比元禄时期的又矮了1米，而且已经不是纯木构了，加进了少量金属部件强化结构。下面是网上翻到的几幅结构示意
回头来说中国，中国在最近十年经济疯狂成长的前提下，人均gdp仍然只有6k，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古建的保护必然是跟不上了。而且中国建筑保护的思路传统上还是整旧如旧，跟日本西方的整旧如新不是一个路子，另外中国还是很在意木建筑结构的原真度的，所以现阶段不可能指望古建的卖相有很大改观。当然最近几年新修的寺庙中，卖相不错的颇有一些，比如上海宝山寺，浙江雪窦山的两座庙，还有大同新修的那一票建筑，都还是不错的。
另外提到日本建筑了就多说一句，日本人学中国建筑，其实并没有真正掌握核心的梁架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招提寺会遭到这么巨大的改动，以及为什么日本人几乎没有可以登临的多层楼阁。到了明清之后日本“和小屋”发展成成熟的“小屋组”结构后，和中国的明清时代梁架结构秉承唐宋并进一步成熟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了。下面两幅结构图分别是现在日本西本愿寺本堂和中国的故宫太和殿对比，一看你就明白了。最后推荐一下这个日本人的blog，里面有不少中日韩经典木构的结构图，下面两幅也出自这里：http://chounamoul.exblog.jp/
PS. 关于钱的问题补充一下几个数据吧，都是从对应建筑寺庙的wiki或者主页上找的。PS. 关于钱的问题补充一下几个数据吧，都是从对应建筑寺庙的wiki或者主页上找的。
现存最大的天守阁姬路城，上一次大修从二战前就开始了，种种原因一直修到64年，折合花了64年的10亿日元。最近一次修的倒是很节省，2012年完工，6年花了28亿日元。
著名的大阪城天守是30年代全大阪人捐钱复建的混凝土建筑，造价大概折合今天的700亿日元。
东本愿寺本堂，04~08年修了98亿日元。
这些钱是多是少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至少我不认为中国能有几个市政府有钱到能掏几个亿出来维修古代建筑或者掏几十亿复建。中国目前重要的古建也就是外表看着脏一些，其实都还维护的不错。中国毕竟人均看还是穷国，用钱的地方多的是，没必要往这上面砸那么多钱。
【Urbino的回答(153票)】:
【上面 @贺六浑 的答案有许多可商榷之处，我在这里简要作答，兼与贺先生探讨】
首先要分清，前现代的建筑维护更新和现代文物保护的维修原则。
先说前现代。对于几乎绝大部分东方木构体系的建筑文化而言，“修旧如新”其实原本是建筑整修的第一原则。古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意识，除了个别的一些建筑可能由于独特的历史价值受到少数人的保护（比如我国很多古代石刻依存都是由地方士绅建造围墙房屋保护的，但这个数字很少）。苏东坡在《东坡志林》提到，他曾在见过某地汉代的讲堂，并认为这是海内遗留下来的最古建筑。推想起来可能是类似武梁祠的石造建筑。不论如何，苏东坡如在当地任职，肯定会设法保护这座建筑。但这是相对特殊的历史建筑而言。与此相对，对于实用建筑，不论是宅邸宫殿还是坛庙城垣，既然是生活中使用的一部分，要求其新而坚固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以想见，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如维修一座木构建筑，那么必然是丢弃全部腐朽的木料，替换上新的木料，用时兴的架构取代原有的架构（屋架制度无论中日韩，历史上都是不断演变的），最后再粉刷一新（或者全部拆除重建）。这种做法的原因，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上将其归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土木结构保存不及石构；主观上东亚文化就有不求木构建筑长久的传统，基本是公允正确的。所以首先，说只有日本人追求“修旧如新”的效果是不准确的，更不能说替换部件或者改变内部结构的维修方式是日本做法，因为整个东亚地区前现代建筑维修的指导思想都是“修旧如新”。只不过由于日本潮湿的气候和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比如许多神社的造替制度），这一点显得比较明显。
上图为每二十年迁宫一次的伊势神宫。内宫是日本唯一的神明造样式建筑，但那个勾栏如果说没有大陆风格影响是不可能的。上图为每二十年迁宫一次的伊势神宫。内宫是日本唯一的神明造样式建筑，但那个勾栏如果说没有大陆风格影响是不可能的。
【蒙 @千夜Shin 指出，伊势神宫本殿为“唯一神明造”（由于社格尊贵高于全国一切神社），而非“唯一的神明造”（千夜Shin：长野县的仁科神明宮也是神明造）。以上图注错误属我望文生义，为明白起见保留原样，特此指出，并感谢千夜Shin）】
很明显，这种维修思想和现代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理念是存在冲突的。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的原则，在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威尼斯宪章》说的很清楚：
第四条 古迹的保护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日常的维护。
第五条 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因此，这种使用合乎需要，但决不能改变该建筑的布局或装饰。只有在此限度内才可考虑或允许因功能改变而需做的改动。
第六条 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凡传统环境存在的地方必须予以保存，决不允许任何导致改变主体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改动。
第七条 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除非出于保护古迹之需要，或因国家或国际之极为重要利益而证明有其必要，否则不得全部或局部搬迁古迹。
第八条 作为构成古迹整体一部分的雕塑、绘画或装饰品，只有在非移动而不能确保其保存的唯一办法时方可进行移动。
第九条 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修复之前及之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
第十条 当传统技术被证明为不适用时，可采用任何经科学数据和经验证明为有效的现代建筑及保护技术来加固古迹。
第十一条 各个时代为一古迹之建筑物所做的正当贡献必须予以尊重，因为修复的目的不是追求风格的统一。当一座建筑物含有不同时期的重叠作品时，揭示底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被去掉的东西价值甚微，而被显示的东西具有很高的历史、考古或美学价值，并且保存完好足以说明这么做的理由时才能证明其具有正当理由。评估由此涉及的各部分的重要性以及决定毁掉什么内容不能仅仅依赖于负责此项工作的个人。
第十二条 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
第十三条 任何添加均不允许，除非它们不致于贬低该建筑物的有趣部分、传统环境、布局平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第十四条 古迹遗址必须成为专门照管对象，以保护其完整性，并确保用恰当的方式进行清理和开放。在这类地点开展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应得到上述条款所规定之原则的鼓励。
显然，将一座历史建筑整修成新建筑的前现代做法明显违背了上述的第五，第六，第九，以及第十一到十三条。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用《威尼斯宪章》的规定去比照，就会发现，“修旧如旧”这个概念也是存在问题的。很简单，如第十一条的规定，如果一座建筑存在后代的改建，那么现代文物保护人员的工作，不是将这些后代改建拆除，而是将它们与早期的结构一并保存整修，而非修复到早期结构原始的那个“旧貌”去。回到楼上贺六浑的答案举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唐招提寺维修鲜明反映了这两种维修理念的变化：对于元禄时代的人而言，一旦发现上层梁架结构陈旧损坏，那么就直接使用当下流行的小屋组桁架予以代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对于明治时代的人而言，现代文物保护理念还未完全成形，保存建筑物的存续和大致外观就成为了维修的目标，为此使用钢架结构自然也就是允许的；而到了2000-2009的大修，我们可以看到它事实上严格贯彻了威尼斯宪章的规定，没有改变元禄大修添加的小屋组桁架结构，也没有替换明治大修使用的钢构，同时也尽量使用了老的建材（700余根椽子依然是天平时代的原物），充分体现了《威尼斯宣言》所强调的原真性与可识别性两大原则。相反的例子是我国的两座唐构：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在维修过程中（前者70年代中期，后者1990年）都拆除替换了后世的改建，从门窗小木作，到屋面瓦作都使用了“复古”的做法，在保留唐代建构的同时，剔除后代增改部分，最后修复成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唐风”建筑。这种“修旧如旧”的做法，既不符合中国古人的维修方法，也与《威尼斯宪章》所体现的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理念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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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http://www.toshodaiji.jp/shuri_kako.html】唐招提寺维修经过，可以看出这次维修不仅是简单的落架修理，而是全面的清理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五山南寺 - wyl.jz的日志】南禅寺维修报告。为了清理基址，修复人员完全拆除了两座清代建筑，显然有违《威尼斯宪章》精神。
以上我想要回答的是“修旧如新”和“修旧如旧”两种理念各自的利弊。与其说回答的是题主的问题，不如说是回答以上贺六浑先生的答案。总而言之，“修旧如新”乃是东亚木构建筑修复的传统做法，不是日本一家独有；而“修旧如旧”则是一个存在着很大争议的概念。
但威尼斯宪章的做法，也是存在问题的。它制定的几条原则：不移动（保护对象不宜随意移动）、不乱真（修复古迹的可识别原则，既要维护旧貌，又不能以假乱真）、不重建（不能在无任何遗存的基础上再建，也不能在原有遗存基础上改建、扩建），总的来说就是为了维护建筑的原真性，但正如楼上王迪的回答，这实际上把文物修复从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原真性的概念，可以说主要立足于西方砖石建筑的技术操作理念。一座砖石建筑不存在木料的自然朽坏更替，如果在历史中改建或倾塌损坏，砖石的坚固特性也能保证它的遗址继续长期存在（罗马城中的古罗马遗迹就是绝佳的例子）；但对东亚的木构建筑而言，原真性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比如我国的三孔建筑群，或日本的伊势神宫、春日大社这些遗存，都是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但却不断经历过重建的建筑（后两个例子更极端，因为反复重建式年迁宫本来就是其历史传统的一部分），那么它们的原真性又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个疑难，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达成了《奈良宣言》。该宣言的最大特色，就是将不同文化传统和建筑形态的多样化纳入到了文物保护的实际操作理念之中。专家们首先注意到：
在1994年11月1－6日召开的关于真实性的奈良会议上，来自28个国家的45名与会人员讨论了关于真实性的定义和评价的复杂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中没有准确表达真实性意义的词汇。从此出发，《奈良宣言》宣称：
2.我们还认识到世界遗址委员会所提出的思路框架的意义，即在对具有世界意义的，建议列出世界遗址名录的文化遗址真实性进行检测时要尊重每个社会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
3.奈良真实性宣言是本着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精神，在该宪章的基础上编定的，并对我们当今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遗址范围的拓展。
4.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单极化的世界里，在一个靠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压制少数族群文化的情况下寻找文化认同感的世界里，遗址保护的真实性原则能为保留和整理人类共同的记忆做出奠基性的贡献。
5.文化和遗址的多样性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和全人类的智慧财富。保护和增进世界文化和遗址的多样性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层面应得到大力提倡。
6.文化遗址多样性是跨时空存在的，需要得到各种文化和信仰的尊重。在文化价值发生冲突时，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要求有关各方尊重其它文化价值存在的合理和合法性。
7.所有文化和社会都有一定的表现形式，由有形或无形的遗产表现出来，这些遗产应受到尊重。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原则应得到重视，即任何一种文化的遗址同时也是所有文化的遗存。文化遗址及其遗存的管理首先是产生遗址的文化社会的责任，也是一切关心这些遗址的人们的责任。当然，除了责任以外，当地社会还有义务根据相关的保护文化遗址的国际宪章和条约精神和原则保护这些遗址，平衡本地文化和其它文化社区之间的不同要求，而这种平衡的获得不应以贬低遗址的基本文化价值为代价。
9.保护一切形式和任何历史阶段的文化遗产是保护根植于遗产中的文化价值。我们能否理解这种价值部分地取决于表达这种价值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可信。了解这些与文化遗址的原始特征有关的信息源，并理解其中的意义是评价遗址真实性的基础。
10.从这个意义及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上看，真实性是文化遗址价值的基本特质，对真实性的了解是所有关于文化遗址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保护及修复规划和上报世界遗址协会或列入其它遗址名录的基础。
11.所有关于文化遗产价值及其相关信息资料可信度的评判，各种文化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即使在同一文化中也存在不同看法，因而很难根据统一的标准评判别文化价值和真实性。另外，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又要求所有遗产必须根据其所属的文化背景进行评判。
12.因此，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是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真实性判断必须联系更大量的信息来源，包括形式和设计、材料和质地、用途和功能、传统和技艺、位置和设置、精神和感情，以及其它内外部因素。通过对上述各方面信息来源的利用可以对文化遗址从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的角度全面进行解读。
这种扩大“真实性”定义，将不同文化传统对文物真实性的理解和不同的修复操作纳入原真性的理念中的做法，比起《威尼斯宣言》显然是一种进步，它首先承认了东亚木构建筑落架修复，更换材料这种历史延续下来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同时又规范了文物修复的程序，使得建筑不至于在修复过程中因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被增减固有形态或改变内部结构。总而言之，本着《奈良宣言》的精神，我们一方面可以向老祖宗一样使用传统工艺和必要的现代工艺对建筑进行落架翻修，替换建筑部件；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老祖宗随意改变文物建筑形态后果。简言之，它虽然没有肯定“修旧如新”这种东亚木构建筑维修的传统做法，但原则上允许了在保留建筑真实历史信息的同时，东亚木构建筑可以采用不同于西方建筑修复的手法。
具体到个案之中，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指导了很多东亚木构建筑的修复。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贺六浑举的宇治平等院凤凰堂的例子。凤凰堂自天喜元年（1053年）建成以来，历史上修葺很少，1902-1907年半解体修理过，之后就是1950-1957年的解体修理。最近一次就是2012年9月到今年4月的落架解体翻修。这次维修保留了原有建筑的一切架构和所有仍可利用的材料，替换少之又少。但这次维修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恢复了它初建时期的彩画涂装。由于长期的风化，凤凰堂的木构都呈现出一副素面朝天的状态，屋脊上的一对凤凰尽管是1968年替换，也并非原始的金色。而经过这次维修，建筑原始的和样彩画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屋顶的金饰也恢复了早期的原貌。
【http://www.byodoin.or.jp/hououdou_syuri/diary.cgi】凤凰堂维修过程
上图来自网络，下图来自豆瓣@东山鹿溪 的相册上图来自网络，下图来自豆瓣@东山鹿溪 的相册
第二个例子是大家熟悉的北京历代帝王庙。帝王庙历史上长期被单位学校占据，直到2003年才腾退出来，经过整修之后2004年对外开放。这次整修涉及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首先，院落整体拆除了一切民国改为学校以来的建筑，重新铺墁了地面，并且更换了大量门窗小木作，将玻璃窗户改为了明代初建使用的槅扇门窗，并改变了建筑内部的陈设，仿造了原始的历代帝王牌位和祭祀礼器摆设在建筑内。第二，以主要建筑景德崇圣殿为例，这座建筑同时保留了三个时代的彩画：明嘉靖始建时期的彩画（1530年）、清雍正大修时期的彩画（1729年）以及清乾隆修缮时期的彩画（1764年）。而修复的做法是，对建筑内部的彩画保留原样不动，仅重绘外部乾隆年间的彩画，并保留一小块彩画的原样供人观瞻。
上图，景德崇圣殿西北角彩画状况上图，景德崇圣殿西北角彩画状况
【北京-历代帝王庙】关于彩画状况
第三点则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这次修复不仅对现有建筑做了改动，还重建了一批历史上已经拆除的附属建筑，如景德崇圣殿后的神库，以及左路的关帝庙等建筑。反对者认为，这一做法破坏了建筑历史遗留到今天的原貌，照此情形推演就连圆明园也不是不能重修的；而支持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本来就与西方传统以单体建筑为主不同，注重的建筑群落的整体配置，因此修复帝王庙现有建筑的同时，复建已经不存在的建筑，使其恢复盛时旧观合情合理。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修旧如新”这一传统建筑修复理念，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与现代文物保护理念相结合的，但这个结合是存在冲突的，并且具体到每一个个案上都有实际操作的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争议。比如贺六浑提到的奈良药师寺东塔，这是一座天平年间的古物，但与之相对的西塔，以及其后的金堂，环绕这些建筑的一部分回廊，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复建为白凤风格的建筑，而它们之前早已在历史上消失了。这种做法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作为古都奈良的文化财产之一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左为药师寺东塔，现在正在解体重修，中为70年代新修的仿古金堂，右为新修的西塔。左为药师寺东塔，现在正在解体重修，中为70年代新修的仿古金堂，右为新修的西塔。
另一个例子是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录中的北京北海公园，其中的建筑维修遵照的原则就随着现在用途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在彩画修复上，五龙亭与阐福寺两座距离不足百米的建筑，具体做法就存在差异：
上图是全部修复一新的五龙亭中亭天花。上图是全部修复一新的五龙亭中亭天花。
上图是仅更换了部分破损天花并重绘了梁架彩画的阐福寺山门彩画。以上二图均为我自己拍摄。上图是仅更换了部分破损天花并重绘了梁架彩画的阐福寺山门彩画。以上二图均为我自己拍摄。
去过北海的朋友都知道，五龙亭是临水而且四面透风的亭子，本来就不利于彩画保存，加上它还有供游人休息观赏的实际用途，故而采用了全面重绘彩画的修复方式；而阐福寺建筑群则更多体现其历史文化价值，所以保留历史信息就成为了必要之举（当然，阐福寺现在正在重修建国后拆除的佛殿建筑，这一情况和帝王庙相似，还值得我们讨论）。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明确：
1，“修旧如旧”的概念需要细细辨析；“修旧如新”存在争议，但并非绝对错误，更不是某国某地的独有特色；
2，现代文物保护理念如何具体落实到每一栋不同的建筑甚至一栋建筑的不同部分，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问题在于实际的操作。当然，目标总的而言还是尽可能长久地保留历史建筑的存续和风貌；
3，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遍。
至于今天日本的修旧如新，社会经济发达是一方面，传统木作手艺的保留完善也很重要。但根子里，如果一个建筑的存在方式就是不断重建（伊势神宫），这个传统已经成为建筑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这种重建活动。
另一方面我国的古建筑遗存星罗棋布，数量众多。仅在山西一地，就有大量的宋辽金建筑保留至今，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够秒杀日本（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认为中国古建只能在日本看见。这样说日本人民也会很不高兴的你造吗）。但是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国家财政在这方面投入实在有限，所以很多庙宇现在还得不到很好的维修保护；第二，民间组织的衰弱。在一些民间信仰和社会自我运行完善的地区，一个村落的古代庙宇破败，不等政府出钱，当地民间资本就会注入到修复中来，政府所要提供的仅仅是符合文物保护理念的技术指导（山西的很多古代庙宇建筑就是这样修复或一直保留至今的）。但问题在于，很多地方这种民间社会的自组织都已经衰退甚至不复存在，在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古建筑的问题不仅在于一修了事，即使修复一座庙宇，日常的维护管理也是巨大的问题。可以说，日本古建筑与中国古建筑保存风貌的差异，社会经济发达只是表面，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日本对古建筑的维护管理有比较好的多方面机制保障（政府，宗教法人，民间团体……），而这才是中国所欠缺的。钱只能解决一时修缮的问题，却不能解决长期维护的问题。往大了说，这也可以算是个“体制问题”；往小了说，和每个人有没有爱惜古物之心也有很大关系。
顺便提一下贺六浑先生回答里其他几个点。
首先是新建建筑。这是一个和文物建筑修复存在关联但有区别的事。上海宝山寺，或者大同古城以及代王府的重建，都属于现代修建的古代风格建筑，不是古建筑或历史建筑，至于盖的怎样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前者是民间资本为主，我不好发表意见，至于后者，政府为了恢复“古城风貌”花钱盖城墙盖王府，我只能说大可不必。有那个功夫和闲钱还不如先把善化寺华严寺建筑整个清理一遍，建立专业的维护机制。
图片来自豆瓣@扬眉剑舞 的相册。图中是代王府重建工地，圆圈为现代仅存的王府大门。图片来自豆瓣@扬眉剑舞 的相册。图中是代王府重建工地，圆圈为现代仅存的王府大门。
其次是日本建筑的梁架结构。日本人的木构建筑梁架制度本来是引进中国的风格，但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为了节省材料，以及在扩大单体建筑体量的同时保证稳定性，逐渐改为采用小屋组结构，也就是一种近似现代桁架结构的屋架结构。这是一种风格特色，说“没有真正掌握中国建筑的核心的梁架结构”是不确切的。事实上，中国梁架结构演变到明清，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在力的传导，整体稳定性，结构合理性以及用料上都存在很多问题。至于日本与中国楼阁的差异，我只提一点，中国的大部分楼阁从来不是单靠梁架结构支撑的，这里面很大程度依靠土或砖石结构的厚重墙体，而这是日本楼阁（除天守阁以外）所没有的，所以从梁架上讨论楼阁建筑并不妥当。具体可参见《中国古代木楼阁》一书【中国古代木楼阁 (豆瓣)】。
以上。我不是文物保护或古代建筑方面专业人士，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旮旯的回答(26票)】:
我认同 王迪 的忒修斯之船的观点。
传统东方建筑，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有这样一番论述
（一）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
此建筑系统之寿命，虽已可追溯至四千年以上，而地面所遗实物，其最古者，虽待考之先秦土垣残基之类，已属凤毛麟角，次者如汉唐石阙砖塔，不止年代较近，且亦非可以居止之殿堂。
古者中原为产木之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毁亦视为灾异天谴，非材料工程之过。
此种见解习惯之深，乃有以下之结果：
1.满足于木材之沿用，达数千年；顺序发展木造精到之方法，而不深究砖石之代替及应用。
2.修葺原物之风，远不及重建之盛；历代增修拆建，素不重原物之保存，唯珍其旧址及其创建年代而已。唯坟墓工程，则古来确甚着意于巩固永保之观念，然隐于地底之砖券室，与立于地面之木构殿堂，其原则互异，墓室间或以砖石模仿地面结构之若干部分，地面之殿堂结构，则除少数之例外，并未因砖券应用于墓室之经验，致改变中国建筑木构主体改用砖石叠砌之制也。
东方建筑没有追求一种“永久性”，木结构的好处就是可以“更新”，所谓的“偷梁换柱”隐性中蕴含了传统东方思维对于“更新”的理解。所以东方建筑的修葺是非常非常常见和频繁的。故宫也是动不动大修。（突然想起众网友曾经吐槽中国木结构的“新古董”，恰恰是没有理解东方建筑的思维。）
观点一：传统东方建筑的"可更新性“
日本的审美意识
黑川雅之在《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中提到的其一就是”微“
他对密斯的Less is more的理解是：细微处有神灵。。日本审美意识的关键词”微“，就是细微中体现整体。认为细节是整体的一部分，从细小处看整体性。
日本有一个成语”一期一会“，大致意思就是一个能够与人交流的瞬间，瞬间消逝，不会重来。那么转移到细节的重视。就变成了，眼前的这一瞬间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细节包含了一切的理念“，这些思维贯穿于日本思想的方方面面，成为将基石。
很神奇的拿了两位哲学家格拉森和吧舍拉对于时间的解读。前者认为时间是线性的，后者认为是点状的。
包括日本庭院众多都在体现着以”微小的视角观察整个世界。这一点还跟中国苏州园林以管窥豹的思维如出一辙。
观点二，看起来新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日本整个社会对于“细节”的关注度和重要性
结论三，日本一直在执行着超级严格的 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干净也就顺理成章了。
【知乎用户的回答(17票)】:
这个与其说是建筑问题，毋宁说是哲学问题。题主有木有听过“忒修斯之船”？
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
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来了延伸，如果用忒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甩个度娘的链接 特修斯之船_百度百科
关于古建筑的部分，一楼讲得很好了。日本古建筑隔一段时间就要大修一次，每次更换三分之一构件，虽然看起来非常新，可是还是以前的东西么？
【知乎用户的回答(2票)】:
一直在修呀，平等院还是凤凰堂不是修了好几年刚开放，牛逼的姬路城09年修到现在还没修好。施工图纸、工艺一直在流传甚至不断改进，据说许多日本寺庙前后种的树，就是下次整修的原料。
【張子張的回答(2票)】:
中国习惯保留原材修旧如旧
日本习惯更换材料修旧如新
日本的伊势神宫即20年重建一次。
【黄懋卿的回答(1票)】:
因为不少都是新建的而并非真古建，，，然后日本有遗址上复建的习惯
【刘晓宇的回答(1票)】:
日本很多建筑二战毁了，是战后重建的，所以新啊，甚至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比如大阪城天守阁就是重建的。
【知乎用户的回答(3票)】:
第一次在奈良看到兴福寺维修的横幅时候震惊了，上书需要维修10年。这是习惯了中国速度的天朝人民无法理解的。京都所有的老建筑看起来都维护得很好。
日本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有匠气味道的民族，慢工细活缓缓来。修旧如旧
话说去平等院时候正在大修，门票打折；去姬路城时也在大修，门票打折还能参观修理现场。
【ChrisLaw的回答(0票)】:
地震多，损害大，建筑物多重建（譬如大鸟居，貌似20年就要推倒再建。
此外，日本人推崇新的比旧的好，所以不仅是所谓的古建筑，实际上民居大部分也都很新。
【知乎用户的回答(0票)】:
导游告诉我说如果有一个部件坏了日本人就会找一块相同的替换掉，至少京都这样~
【dantezhang的回答(0票)】:
建筑史学课最近在讲文化材保护
正好这门课最后report也是写类似论文
码个地方 下次补上 虽然一楼已经很详细了
【姬犬良的回答(0票)】:
上次去日本，参观某处时正在维修翻新。但与国内不同，日本设立了专区用来给游客看建筑的翻新过程。
【刘文的回答(0票)】:
因为本来就是新的 你见过古人用混凝土？
【arthurKirkland的回答(0票)】:
说是古建筑不一定真的古老 日本很多都古建筑在翻新 而且在我看来 看起来新不一定有古老的韵味;)
【Zzzwizard的回答(2票)】:
看多了生活在空气质量差的中国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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