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容 摘 要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
叛，它不仅在政治上影响巨大，更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经济与贸易格局变化的起点。这一政治事件对唐朝的对外贸易来说既有负面影响又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来说，它破坏了北方经济，使自古以来的陆路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它削弱了政府的信用，使战后恢复困难重重；减少了人口，使贸易发展举步维艰。但是从其潜在影响来看，它促使了两税法的产生，放宽了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古以来贸易闭锁的格局。它调整了贸易结构，使自古以来以陆路贸易为主的方式逐渐过渡到海路贸易,同时，战争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其他产业的发展使贸易基础不断扩大，科技的发展也把贸易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安史之乱不仅对唐朝，也对后世的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剖析安史之乱给唐朝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朝 国际贸易 影响 经济 发展
ABSTRACT
An-Shih Rebellion in the Tang dynasty is a local separatism of the
rebel forces in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t is not only have great effect on politics,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ntire history of economic and trade pattern changes of Tang . The political events of the Tang dynasty's foreign trade, both have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ole.
From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it, it destroyed the northern economy and gave severely hit to the acient economy. It weakens the government's credit so it is difficult to recover from the war; it reduce the population so that it have problems on developing the trade. But from its potential impact, it encourages the formation of two tax laws, relaxed the
restriction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rade atresia. It adjusted the structure of trade, turn the land trade to the way of sea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zone Into a broader space for development. It is said that An-Shih Rebellion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Tang dynasty trade from the above two aspects to the An-Shih Rebellion, and research these effects to the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
KEYWORDS：Tang dynasty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正文目录
第一章引言………………………………………………………….… 1
第一节、安史之乱………………………………………………………...1
第二节、选题意义………………………………………………………...1
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2
第一节、安史之乱的根源………………………………………………….2
第二节、安史之乱前唐朝的国际贸易状况………………………………….3
第三节、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4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有利影响………………..…......7
第一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7
第二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8
第四章 总结……………………………………………...…….............11 参考文献………………………………….………………………....… 12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安史之乱
唐王朝疆域广阔，国境线绵长，为了国防安全，曾设六都护府、十节度
使。藩镇坐大，一旦有事，则祸生肘腋。安史之乱，就是最著名的藩镇叛乱。
天宝十载（751） 二月，胡人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兵近二十万。安禄山日益骄横，刑赏己出，见天下武备松弛，遂生谋逆之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 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以诛国忠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 发。
唐玄宗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在东都洛阳募 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以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
北）。十二月，叛军占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 玄宗误听谗言，处死了封、高。改派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此时，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率领河北十七郡吏民，拥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 东都之间的交通，叛军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756） 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玄宗派朔方郭子仪和河东李光弼率部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 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同年五月，哥舒翰被迫出兵，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向长安逼进。六月，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 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禁军哗变，杀杨国忠，迫玄宗缢死杨贵妃。七月，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八 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反攻。
至德二载（757） 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旋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遣朔方郭 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十月，唐军进围邺城。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突风沙蔽日，两军大惊， 各溃退。不久，史思明率部至邺，执杀安庆绪，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760） 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朝义弑父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谋诛专权宦官李辅国， 事泄被杀，肃宗薨。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同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代宗广德元年 （763）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
房山东北）附近，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相继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有盛向衰的转折点，贻害 无穷。一是战乱多年，民生困顿。人丁寥落，经济凋蔽，政事不行，民不聊生，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经济受到重创。二是朝廷日弱，方镇坐大。平乱之后，“武夫战将 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藩镇力大势盛，遂称尾大不掉之势；天子力不能制，姑息愈甚，则骄横愈甚，天下分裂于方镇，此则为祸端。三是政治上走向 衰败。藩镇的专横搜刮，激起不断的农民暴动，比如黄巢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唐王朝的统治渐至崩溃，直到昭宗天祐末（907），朱温颠覆李唐，进入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丧乱时期。
第二节 选题意义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这次叛乱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起，到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兵败止，前后长达8年之久，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最后虽然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但也因此由盛而衰，一蹶不振。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在此以前，她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割据形成半独 立状态，北方经济遭受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交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对外贸易，开 启了中 国 古代外贸史上的新纪元。探索这一时期外贸的特点、变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影 响，不仅有利于我们增长对唐代经济史的认识和对整个 古代外贸发展史的认识，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一节 安史之乱的根源
要分析不利影响，必须了解安史之乱的根源。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 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 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 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 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①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 “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 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 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 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 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卷237）
赋”，形成尾大不掉的 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 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 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第二节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贸易状况
唐朝的陆路交通，继续藉着汉以来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交往。每年有大批商人、使节沿着丝路来中国进行贸易。各国商人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所以在唐初，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 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 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丝绸之路把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联系它们的纽带，是商业贸易。从总的精况 来着，丝绸之路编织了一条巨大的交通网。沿途的市镇，又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将丝绸之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这个交通网，使这个交通网成为一个发达而又便 捷的交通体系。在这个交通体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也有大型的“市”即现在的 集贸市场。不少已经出土的文书和简帛都记录西域商人前来内地经商的事情，如《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中记载石染典一行有作人、家生奴四人，驴十头，至瓜州“市易事了，今欲往安西”，①中间又到沙州(今敦 煌)，伊州(今哈密)市易，过所上有沙州市令，伊州刺使的押印，他们的往来行踪，有着严格的路线图.
唐朝的初期，对于“市”的设置有着硬性的 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到了后期，随着商品交 换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商① 韩愈.新唐书.中华书局.卷126
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各地普遍出现了草市、集市，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加之丝绸之路沿线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每个民族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尽相同，必须通过商业交流，调剂生活余缺，交换产品的欲望和要求更加强烈。在河西走廊一带，出现了凉(武威)、甘(张掖)、肃(酒 泉)、沙(敦煌)等一批古代的国际性市场。
唐代，丝绸之路地区物产丰富，见于记载的有：粮食、瓜果、油、麻、布及野马革、羚羊角、牛羊皮 毛、牛酥、毡毯褐等，比较有名的有凉州的草编织品、肃州的夜光杯等，还有琳琅满目的地方特产麝香、甘草、雄黄、枸杞、苁蓉、黄矾、石膏、蜜蜡等。那个年 代，粮食的交易受到严格的控制，敦煌文献记载永泰(公元765一766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中有甘州向肃州余粮，“肃州语闭粜，不许甘州交易”，以防止本 州粮食外流，河西巡抚使仲裁词中要求双方“商贾往来，请无壅塞。粟麦交易，自可流通“，以民间的商贸交流来解决个别 地区的粮食紧张，是一个特殊的例证。
海路贸易自从汉代以来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广州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一万多公里。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促进了唐朝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总的来说，由于历史的惯性以及诸多其他方面的限制，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国际贸易总的来说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陆路贸易为主，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也逐渐开始遇到瓶颈，这时候就迫切的需要一场变革。
第三节 安史之乱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安史之乱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三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 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 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①这说明 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人口规模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直接决定着消费需求的规模，进而影响贸易的规模。人口规模与需求总量是成正比的，人口规模小，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小，这部分① 节选自杜甫诗《无家别》
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小；反之，人口规模大，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大，这部分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大。因此，安史之乱后随着战争牺牲以及为了逃避战争的移民，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人口的减少引起了需求量的减少，而需求量的减少从根本上削弱了唐代国际贸易的规模。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 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 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 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 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 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 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都没有终止。政治上的强权是维护贸易稳定的基础，在安史之乱后，中亚和新疆地区荒漠地区的草原、绿洲被连年的战火所摧毁：这对以一个绿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 的，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古代国家立国的根本。西域的国家: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大夏 ，城市:龟兹(库车),疏勒(喀什),于阗(和田),楼兰在当时的战争中受到重创，根本无力维持丝绸之路的运行。后中国各地战火纷飞，为丝路直接服务的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史料记载黄河流域的丝绸 生产几乎陷于停顿。而另一个方面，战后政府势力大大削弱，陆路贸易的安全性完全得不到保证，商人们转而开始寻求更好更安全的贸易方式。基于以上几点原因，陆路贸易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虽然此后还有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但是就数量和质量上已远及不上当初的规模了，这对当时以陆路贸易为主的唐朝国际贸易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①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 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① 刘珣.旧唐书.中华书局，卷342
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 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 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民心不稳，战乱频繁，战争对唐朝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乱后能即时加以休息，未必不能像隋末唐初一样恢复旧观，但是残酷的现实是大乱刚平息，叛军降将大多处于重要位置，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各藩镇间战乱不断，整个北方化为万里焦土。经济基础未能平复，国际贸易更是大受影响。安史之乱发生的755与756年，整个北方国际贸易总额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正是战乱所造成后果的真实写照。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唐朝国际贸易的有利影响
第一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代的对外贸易基本上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路贸易为主。海路贸易此时虽然得到大规模发展，但由于朝廷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还是逊色于陆路贸易。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降，经济格局为北胜于南，战国七雄，其六即在北方。北方，尤其是山东，也就是黄淮海平原，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以观众为首都的帝国的粮仓，这也是隋唐王朝之所以恩够完成统一的基础所在。从其地理位置看，虽然适宜发展经济，但同时在战略上来讲处于四战之地，每次社会动荡和战乱，都使其经济急剧倒退。安史之乱前后不过七年，却给广大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北 河南两道造成严重破坏与黄河流域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流域的繁荣。六朝时期南方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开发，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隋炀帝修大运河，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安史之乱时，大批胡人士兵的叛军杀进中原，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几百年前五胡十六国历史的重演，，于是纷纷向南方避难，掀起了人口迁移的高潮。这样一来北方的经济更加衰落，而南迁的北方人民，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去了中原各地的农业经验，使南方农业技术有所改进，有助于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了。具体的表现是，安史之乱时和乱后，国家财政几乎全部依靠江淮地区，如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①唐中期以后的战乱使得中国的南方开始成为经济重心，由于南方经济以海路贸易为主，进而使海路贸易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贸易方式。
战乱带来了生产关系的解放，并且随着政府影响力的减弱，政策的放宽，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个行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唐后期，南方丝织业有较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北方。如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缭绫，宣州（今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很著名，棉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岭南，棉织业就比较普遍。
唐后期的造纸业比唐前期更为发达，重要产地多在南方。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笺、宣州的宜纸、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著名产品。 ① 节选自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制茶业在唐后期有很大发展。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具有相当规模。如歙州祁门县有十分之七、八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唐德宗时，开始收茶税，后来茶税成为政府的重 要税收。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有十五万余贯。在制茶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唐人陆羽写了《茶经》一书，记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饮用方法 及用具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茶专著。①
以上这几个行业的发展成为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之前，除了丝绸产量比较固定以外，其他如茶叶 瓷器等产量不很稳定，难以形成规模化的贸易。而一旦产量上去了，再加上这几类产品的产地大都在沿海城市，运输方便这个有利因素，使以前比较零散的对外贸易开始向规模化与正规化的近代商业方向发展。
商业和草市。唐后期的商业有很大发展，南方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长江流域的城市比以前更多，更繁荣。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的集散地；许多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等奢侈品，商业十分繁荣。益州（今四川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 心，西南生产的丝织品、食盐、纸张、瓷器等，多由此运销外地，商业也很繁荣。所以当时谚称“扬一益二”。即扬州居天下第一，益州居第二。洪州（今江西南 昌）、鄂州（今湖北武汉）都是长江流域繁荣的城市。苏州、杭州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在沿海，除广州外，泉州和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商业城市的发展促使商品流通从古代的贩运式贸易向近代型商业转变，即从过去的偶然交换和特产品的贩运，发展成了固定的城市商业，有了常设的商肆和店铺。同时，商人也开始有了固定的经营地点。“行”这种商业形式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导致唐代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交易额增加， 商人获利增多。
安史之乱后，由于政府管理制度的放宽，原来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的旧制度，在扬州等一些城市开始打破，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市。在扬州等大城 市中出现了夜市，打破了日落闭市的旧制。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经营钱物存付，代人保管钱物，向存钱物者收取一定的柜租、凭书帖或信物支 付钱物。这种书帖类似于后世的支票。飞钱又称便换。商人在长安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或某军、某使、某富家，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文券，到目的 地凭文券取钱。这种文券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都是商业发展、交易频繁，营业额巨大的产物。此制产生后，减少了支付钱币的麻烦，避免了携带重金走远 路的危险，让贸易更加便利，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达和贸易的繁荣，是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技能的提① 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J].1957
高分不开的。唐代商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据唐人李肇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①江 船如此，海舶可知。唐人慧琳解释“舶”称：“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 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 非人力能动也。”所述虽未必为唐舶，但可为了解唐朝海舶提供参考。从零星记载②可知，唐朝人张支信、李邻德、江长、李延孝、张蒙等，都是航海往来于唐朝与日本的舶商。自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重心以及贸易中心的转移，造船技术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阿拉伯史料提到，唐晚期海船因为体积太大，只能在尸罗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可以说，唐代海上贸易的高速发展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上交通方面的巨大突破。
第二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社会正在面临着变革。安史之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安史之乱使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 “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的反映，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也反过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
二、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 户籍，交纳赋税。
三、不再接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 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 ① 李肇.新唐书志.广西教育出版社.卷156
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②
四、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 之一。
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
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 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七、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 酒 盐等商品进行征税，改变了许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①
两税法对于国际贸易的促进意义：
一、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 轻。在此之前，苛捐杂税是制约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两税法的颁布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税制的规范化为贸易的规范化铺平了道路，为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又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 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
三、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四、承认了国际贸易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对多种商品的征税说明政府开始把贸易税收作为与农业同等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进步。
① 唐朝的外贸与立法.谭光亚 [J].1986
第四章 总结
唐朝由贞观之治来到开元盛世，辉煌已经到达了顶点。可以说，封建社会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突破的极限，走下坡路是必然的结果。但是，社会总要前进，经济总要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时的行政长官也会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来采取改革政策，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比如实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改革根本不可能实现，内忧外患，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破坏社会规则的机会，把一切打乱，再重新洗牌。安史之乱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结果或多或少不是很让人满意，但是它也给以后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两税法的颁布，海路贸易的开拓，都为以后贸易的发展描绘了一个蓝本，以后明清两朝的国际贸易，无不是据此演变而来。
对于历史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批判的继承，因为历史背景总不是相同的，同样的内容放到不同的时代中或许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正如唐代的魏征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从安史之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当代经济的借鉴意义。
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战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贸易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制约，安定、和平的环境是贸易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稳定是贸易发展的首要前提。在战争时期，北方是战乱的主要地区，长期陷于激烈的战火之中，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南方社会则相对稳定，贸易得到持续发展，为最终赶超北方奠定了基础。因此，要发展国际贸易，就必须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同时，安史之乱造成南北贸易发展两种不同的结果又告诉我们，一次战争，对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有所不同，战区经济遭到破坏，非战区经济则获得发展的机遇，这不仅仅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地理规律的体现，而且是一场战争前方与后方不同分工的必然结果。在当代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把握住生产力发展的脉络，及时改革社会体制与经济政策，更好的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达成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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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
叛，它不仅在政治上影响巨大，更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经济与贸易格局变化的起点。这一政治事件对唐朝的对外贸易来说既有负面影响又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来说，它破坏了北方经济，使自古以来的陆路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它削弱了政府的信用，使战后恢复困难重重；减少了人口，使贸易发展举步维艰。但是从其潜在影响来看，它促使了两税法的产生，放宽了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古以来贸易闭锁的格局。它调整了贸易结构，使自古以来以陆路贸易为主的方式逐渐过渡到海路贸易,同时，战争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其他产业的发展使贸易基础不断扩大，科技的发展也把贸易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安史之乱不仅对唐朝，也对后世的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剖析安史之乱给唐朝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朝 国际贸易 影响 经济 发展
ABSTRACT
An-Shih Rebellion in the Tang dynasty is a local separatism of the
rebel forces in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t is not only have great effect on politics,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ntire history of economic and trade pattern changes of Tang . The political events of the Tang dynasty's foreign trade, both have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ole.
From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it, it destroyed the northern economy and gave severely hit to the acient economy. It weakens the government's credit so it is difficult to recover from the war; it reduce the population so that it have problems on developing the trade. But from its potential impact, it encourages the formation of two tax laws, relaxed the
restriction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rade atresia. It adjusted the structure of trade, turn the land trade to the way of sea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zone Into a broader space for development. It is said that An-Shih Rebellion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Tang dynasty trade from the above two aspects to the An-Shih Rebellion, and research these effects to the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
KEYWORDS：Tang dynasty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正文目录
第一章引言………………………………………………………….… 1
第一节、安史之乱………………………………………………………...1
第二节、选题意义………………………………………………………...1
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2
第一节、安史之乱的根源………………………………………………….2
第二节、安史之乱前唐朝的国际贸易状况………………………………….3
第三节、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4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有利影响………………..…......7
第一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7
第二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8
第四章 总结……………………………………………...…….............11 参考文献………………………………….………………………....… 12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安史之乱
唐王朝疆域广阔，国境线绵长，为了国防安全，曾设六都护府、十节度
使。藩镇坐大，一旦有事，则祸生肘腋。安史之乱，就是最著名的藩镇叛乱。
天宝十载（751） 二月，胡人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兵近二十万。安禄山日益骄横，刑赏己出，见天下武备松弛，遂生谋逆之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 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以诛国忠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 发。
唐玄宗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在东都洛阳募 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以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
北）。十二月，叛军占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 玄宗误听谗言，处死了封、高。改派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此时，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率领河北十七郡吏民，拥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 东都之间的交通，叛军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756） 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玄宗派朔方郭子仪和河东李光弼率部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 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同年五月，哥舒翰被迫出兵，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向长安逼进。六月，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 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禁军哗变，杀杨国忠，迫玄宗缢死杨贵妃。七月，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八 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反攻。
至德二载（757） 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旋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遣朔方郭 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十月，唐军进围邺城。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突风沙蔽日，两军大惊， 各溃退。不久，史思明率部至邺，执杀安庆绪，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760） 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朝义弑父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谋诛专权宦官李辅国， 事泄被杀，肃宗薨。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同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代宗广德元年 （763）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
房山东北）附近，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相继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有盛向衰的转折点，贻害 无穷。一是战乱多年，民生困顿。人丁寥落，经济凋蔽，政事不行，民不聊生，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经济受到重创。二是朝廷日弱，方镇坐大。平乱之后，“武夫战将 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藩镇力大势盛，遂称尾大不掉之势；天子力不能制，姑息愈甚，则骄横愈甚，天下分裂于方镇，此则为祸端。三是政治上走向 衰败。藩镇的专横搜刮，激起不断的农民暴动，比如黄巢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唐王朝的统治渐至崩溃，直到昭宗天祐末（907），朱温颠覆李唐，进入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丧乱时期。
第二节 选题意义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这次叛乱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起，到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兵败止，前后长达8年之久，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最后虽然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但也因此由盛而衰，一蹶不振。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在此以前，她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割据形成半独 立状态，北方经济遭受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交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对外贸易，开 启了中 国 古代外贸史上的新纪元。探索这一时期外贸的特点、变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影 响，不仅有利于我们增长对唐代经济史的认识和对整个 古代外贸发展史的认识，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一节 安史之乱的根源
要分析不利影响，必须了解安史之乱的根源。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 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 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 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 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①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 “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 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 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 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 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卷237）
赋”，形成尾大不掉的 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 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 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第二节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贸易状况
唐朝的陆路交通，继续藉着汉以来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交往。每年有大批商人、使节沿着丝路来中国进行贸易。各国商人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所以在唐初，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 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 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丝绸之路把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联系它们的纽带，是商业贸易。从总的精况 来着，丝绸之路编织了一条巨大的交通网。沿途的市镇，又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将丝绸之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这个交通网，使这个交通网成为一个发达而又便 捷的交通体系。在这个交通体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也有大型的“市”即现在的 集贸市场。不少已经出土的文书和简帛都记录西域商人前来内地经商的事情，如《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中记载石染典一行有作人、家生奴四人，驴十头，至瓜州“市易事了，今欲往安西”，①中间又到沙州(今敦 煌)，伊州(今哈密)市易，过所上有沙州市令，伊州刺使的押印，他们的往来行踪，有着严格的路线图.
唐朝的初期，对于“市”的设置有着硬性的 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到了后期，随着商品交 换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商① 韩愈.新唐书.中华书局.卷126
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各地普遍出现了草市、集市，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加之丝绸之路沿线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每个民族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尽相同，必须通过商业交流，调剂生活余缺，交换产品的欲望和要求更加强烈。在河西走廊一带，出现了凉(武威)、甘(张掖)、肃(酒 泉)、沙(敦煌)等一批古代的国际性市场。
唐代，丝绸之路地区物产丰富，见于记载的有：粮食、瓜果、油、麻、布及野马革、羚羊角、牛羊皮 毛、牛酥、毡毯褐等，比较有名的有凉州的草编织品、肃州的夜光杯等，还有琳琅满目的地方特产麝香、甘草、雄黄、枸杞、苁蓉、黄矾、石膏、蜜蜡等。那个年 代，粮食的交易受到严格的控制，敦煌文献记载永泰(公元765一766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中有甘州向肃州余粮，“肃州语闭粜，不许甘州交易”，以防止本 州粮食外流，河西巡抚使仲裁词中要求双方“商贾往来，请无壅塞。粟麦交易，自可流通“，以民间的商贸交流来解决个别 地区的粮食紧张，是一个特殊的例证。
海路贸易自从汉代以来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广州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一万多公里。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促进了唐朝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总的来说，由于历史的惯性以及诸多其他方面的限制，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国际贸易总的来说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陆路贸易为主，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也逐渐开始遇到瓶颈，这时候就迫切的需要一场变革。
第三节 安史之乱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安史之乱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三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 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 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①这说明 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人口规模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直接决定着消费需求的规模，进而影响贸易的规模。人口规模与需求总量是成正比的，人口规模小，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小，这部分① 节选自杜甫诗《无家别》
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小；反之，人口规模大，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大，这部分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大。因此，安史之乱后随着战争牺牲以及为了逃避战争的移民，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人口的减少引起了需求量的减少，而需求量的减少从根本上削弱了唐代国际贸易的规模。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 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 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 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 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 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 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都没有终止。政治上的强权是维护贸易稳定的基础，在安史之乱后，中亚和新疆地区荒漠地区的草原、绿洲被连年的战火所摧毁：这对以一个绿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 的，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古代国家立国的根本。西域的国家: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大夏 ，城市:龟兹(库车),疏勒(喀什),于阗(和田),楼兰在当时的战争中受到重创，根本无力维持丝绸之路的运行。后中国各地战火纷飞，为丝路直接服务的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史料记载黄河流域的丝绸 生产几乎陷于停顿。而另一个方面，战后政府势力大大削弱，陆路贸易的安全性完全得不到保证，商人们转而开始寻求更好更安全的贸易方式。基于以上几点原因，陆路贸易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虽然此后还有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但是就数量和质量上已远及不上当初的规模了，这对当时以陆路贸易为主的唐朝国际贸易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①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 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① 刘珣.旧唐书.中华书局，卷342
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 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 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民心不稳，战乱频繁，战争对唐朝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乱后能即时加以休息，未必不能像隋末唐初一样恢复旧观，但是残酷的现实是大乱刚平息，叛军降将大多处于重要位置，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各藩镇间战乱不断，整个北方化为万里焦土。经济基础未能平复，国际贸易更是大受影响。安史之乱发生的755与756年，整个北方国际贸易总额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正是战乱所造成后果的真实写照。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唐朝国际贸易的有利影响
第一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代的对外贸易基本上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路贸易为主。海路贸易此时虽然得到大规模发展，但由于朝廷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还是逊色于陆路贸易。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降，经济格局为北胜于南，战国七雄，其六即在北方。北方，尤其是山东，也就是黄淮海平原，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以观众为首都的帝国的粮仓，这也是隋唐王朝之所以恩够完成统一的基础所在。从其地理位置看，虽然适宜发展经济，但同时在战略上来讲处于四战之地，每次社会动荡和战乱，都使其经济急剧倒退。安史之乱前后不过七年，却给广大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北 河南两道造成严重破坏与黄河流域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流域的繁荣。六朝时期南方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开发，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隋炀帝修大运河，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安史之乱时，大批胡人士兵的叛军杀进中原，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几百年前五胡十六国历史的重演，，于是纷纷向南方避难，掀起了人口迁移的高潮。这样一来北方的经济更加衰落，而南迁的北方人民，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去了中原各地的农业经验，使南方农业技术有所改进，有助于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了。具体的表现是，安史之乱时和乱后，国家财政几乎全部依靠江淮地区，如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①唐中期以后的战乱使得中国的南方开始成为经济重心，由于南方经济以海路贸易为主，进而使海路贸易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贸易方式。
战乱带来了生产关系的解放，并且随着政府影响力的减弱，政策的放宽，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个行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唐后期，南方丝织业有较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北方。如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缭绫，宣州（今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很著名，棉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岭南，棉织业就比较普遍。
唐后期的造纸业比唐前期更为发达，重要产地多在南方。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笺、宣州的宜纸、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著名产品。 ① 节选自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制茶业在唐后期有很大发展。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具有相当规模。如歙州祁门县有十分之七、八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唐德宗时，开始收茶税，后来茶税成为政府的重 要税收。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有十五万余贯。在制茶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唐人陆羽写了《茶经》一书，记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饮用方法 及用具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茶专著。①
以上这几个行业的发展成为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之前，除了丝绸产量比较固定以外，其他如茶叶 瓷器等产量不很稳定，难以形成规模化的贸易。而一旦产量上去了，再加上这几类产品的产地大都在沿海城市，运输方便这个有利因素，使以前比较零散的对外贸易开始向规模化与正规化的近代商业方向发展。
商业和草市。唐后期的商业有很大发展，南方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长江流域的城市比以前更多，更繁荣。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的集散地；许多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等奢侈品，商业十分繁荣。益州（今四川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 心，西南生产的丝织品、食盐、纸张、瓷器等，多由此运销外地，商业也很繁荣。所以当时谚称“扬一益二”。即扬州居天下第一，益州居第二。洪州（今江西南 昌）、鄂州（今湖北武汉）都是长江流域繁荣的城市。苏州、杭州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在沿海，除广州外，泉州和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商业城市的发展促使商品流通从古代的贩运式贸易向近代型商业转变，即从过去的偶然交换和特产品的贩运，发展成了固定的城市商业，有了常设的商肆和店铺。同时，商人也开始有了固定的经营地点。“行”这种商业形式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导致唐代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交易额增加， 商人获利增多。
安史之乱后，由于政府管理制度的放宽，原来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的旧制度，在扬州等一些城市开始打破，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市。在扬州等大城 市中出现了夜市，打破了日落闭市的旧制。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经营钱物存付，代人保管钱物，向存钱物者收取一定的柜租、凭书帖或信物支 付钱物。这种书帖类似于后世的支票。飞钱又称便换。商人在长安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或某军、某使、某富家，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文券，到目的 地凭文券取钱。这种文券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都是商业发展、交易频繁，营业额巨大的产物。此制产生后，减少了支付钱币的麻烦，避免了携带重金走远 路的危险，让贸易更加便利，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达和贸易的繁荣，是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技能的提① 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J].1957
高分不开的。唐代商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据唐人李肇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①江 船如此，海舶可知。唐人慧琳解释“舶”称：“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 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 非人力能动也。”所述虽未必为唐舶，但可为了解唐朝海舶提供参考。从零星记载②可知，唐朝人张支信、李邻德、江长、李延孝、张蒙等，都是航海往来于唐朝与日本的舶商。自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重心以及贸易中心的转移，造船技术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阿拉伯史料提到，唐晚期海船因为体积太大，只能在尸罗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可以说，唐代海上贸易的高速发展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上交通方面的巨大突破。
第二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社会正在面临着变革。安史之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安史之乱使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 “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的反映，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也反过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
二、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 户籍，交纳赋税。
三、不再接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 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 ① 李肇.新唐书志.广西教育出版社.卷156
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②
四、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 之一。
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
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 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七、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 酒 盐等商品进行征税，改变了许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①
两税法对于国际贸易的促进意义：
一、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 轻。在此之前，苛捐杂税是制约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两税法的颁布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税制的规范化为贸易的规范化铺平了道路，为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又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 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
三、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四、承认了国际贸易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对多种商品的征税说明政府开始把贸易税收作为与农业同等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进步。
① 唐朝的外贸与立法.谭光亚 [J].1986
第四章 总结
唐朝由贞观之治来到开元盛世，辉煌已经到达了顶点。可以说，封建社会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突破的极限，走下坡路是必然的结果。但是，社会总要前进，经济总要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时的行政长官也会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来采取改革政策，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比如实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改革根本不可能实现，内忧外患，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破坏社会规则的机会，把一切打乱，再重新洗牌。安史之乱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结果或多或少不是很让人满意，但是它也给以后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两税法的颁布，海路贸易的开拓，都为以后贸易的发展描绘了一个蓝本，以后明清两朝的国际贸易，无不是据此演变而来。
对于历史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批判的继承，因为历史背景总不是相同的，同样的内容放到不同的时代中或许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正如唐代的魏征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从安史之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当代经济的借鉴意义。
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战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贸易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制约，安定、和平的环境是贸易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稳定是贸易发展的首要前提。在战争时期，北方是战乱的主要地区，长期陷于激烈的战火之中，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南方社会则相对稳定，贸易得到持续发展，为最终赶超北方奠定了基础。因此，要发展国际贸易，就必须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同时，安史之乱造成南北贸易发展两种不同的结果又告诉我们，一次战争，对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有所不同，战区经济遭到破坏，非战区经济则获得发展的机遇，这不仅仅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地理规律的体现，而且是一场战争前方与后方不同分工的必然结果。在当代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把握住生产力发展的脉络，及时改革社会体制与经济政策，更好的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达成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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