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女性作家和北美华裔文学的先驱，水仙花进行文学创作时面临着双重的困境：19世纪女性写作和边缘族裔写作的困境。具体来说，她所要要挑战的是当时以男性为主导和西方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书写系统，以一个女性作家和华裔作家的双重身份，打破“万马齐喑般的死寂和有系统的种族压迫”。压迫越甚，水仙花写作的意义就越大，写作的正义性就越强，因此我们对于水仙花作品价值的思考离不开对她当时写作困境的分析。
关键词：水仙花；女性写作；黄祸文学
文学作为社会建制系统的一部分，其空间是自由的，原则上它容纳一切论述，为不同观念的交融提供场所。因此文学或者语言的空间也是一种思想武器，但这种自由也容易被话语霸权所强占，无论是在种族，性别或等级问题上，占据话语权的一方总试图束缚世人于单一的论述当中，并借以建立并维持其优势地位。因此导致了原本具有不同思想相互融合作用的语言成了分割的工具，迫使每一个进入语言系统的社会人不知觉地对自己进行了异化。要动摇这种建制重构社会，呈现更多不同的叙述和话语成了有效的方式，因此，文学也担负着打破这种单一的话语并诉求自由和公正的责任。身处19末20世纪初的华裔女作家艾迪斯·伊顿，笔名水仙花，便是一位勇于挑战权威，为冲破男性和种族的双重压迫和为女性及华人诉求自由公平和尊严而写作的作家。
一、水仙花写作的主客观双重困境
水仙花一生都孜孜不倦地专注于为华人正名，书写他们的真实形象和美好人性。然而她的写作之路却十分曲折。她始终在写作的渴望和绝望中循环，直到去世前的两年才出版了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她的写作之路如此曲折，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一）客观困境
从客观方面来看，作为一个华裔女作家，她面对这19世纪女性写作困境和19世纪黄祸文学泛滥成灾的双重困境，这使得她写作行为本身以及她写作的目的都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一方面，女性写作的空间异常狭小，物理的空间的狭小，如没有书房等物质基础条件为她们创作创造条件；其次社会空间的狭小，致使她们的写作被忽视，甚至是嘲弄。另一方面，水仙花同时也是一个关注种族矛盾和社会争端的作家。在黄祸文学泛滥成灾的背景下，她发出了与主流文学不同的声音，她致力于书写华人的人性，在华人形象被妖魔化的时代为他们正名。她所秉持的正义感在当时的世界文坛如同异类，被边缘化，艰难发声。正是这双重的客观困境使得水仙花的写作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
1、客观因素：19世纪女性写作困境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女性莎士比亚》中就这样写道：“令人悲哀的是，根本没办法找到一本关于18世纪以前英国女性情况的书。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人没写出一首诗？此外，我也不清楚，当时他们是怎样受教育的，她们会不会书写，有没有自己的房间，或者，她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在21岁以前就生育孩子的——说的简单点，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她们通常在做些什么。她们肯定没什么钱，而且根据特里维教授的说法，她们往往还未成年就已嫁人了，大多是在十五六岁的，有的甚至更早……一位老主教也公开宣称：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女人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3]1最后，伍尔夫得出了一个让人倍感悲哀无奈的结论：“出生于16世纪的任何一个天赋出众的女人，最终必然会发疯，自杀，要不就是在荒野茅舍里孤寂地度日，像个女巫，甚或是女妖，令人畏惧，又受人嘲笑”。[3]2
到了19世纪，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宪章运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中产阶级的女性产生了对独立人格和自我表达的渴望，因此开始了对文学的探索。这种探索引领了女性写作的潮流，使得将女性与文学隔离开来的传统有了一定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写作因此变得很容易。即使是在英国文坛杰出女作家辈出的年代，女性的写作环境依然是很恶劣的。女性的写作缺乏物质条件，例如简·奥斯汀，她没有自己单独的书房，“大部分写作都是躲在公共起居室里的角落里完成的”。[4]和简·奥斯汀一样，其他多位优秀的女作家如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等人，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更是选择以终身不嫁为代价，以此来换得自己写作的权力和精力。虽然另两位女作家都看似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受到的阻力和创伤却依然存在。1836年，当夏洛蒂·勃朗特把自己写的几首诗寄给了当时著名的桂冠诗人骚塞，不料骚塞却不顾一屑，认为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而乔治·艾略特则一辈子借着男性的笔名，舍弃本名玛丽安·伊万斯，乔装打扮将自己弄得雌雄莫辩混迹在男性作家的队伍里。而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上，也有女性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她就是文学史上被称为为“阿默斯特的女尼”的诗人，艾米丽·迪金森。她一生都在孤独中埋头写诗，共计写下1775首诗歌，但这些诗歌却不为人所知，一直被深锁在一只盒子里。直到迪金森死后，她妹妹发现了一千多首诗，通过她不懈努力和积极奔走，在迪金森逝世近十年后，这些诗稿才正式出版。
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女性要写作无异于以身殉道。对于这一点，水仙花也有清醒的认识，她在自传里也提到那些终生不嫁的女性作家，明白自己要成为一个女性作家所要付出的代价，而她也是这么做的，她一生未嫁，一生都在努力地创作。
2、客观因素：19世纪黄祸写作泛滥
19世纪中后叶北美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和黄祸文学的大行其道。这种建立在“白人优越”论基础上种族歧视已被公开化，合法化，甚至娱乐化。正如这种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黄祸文学才能在全世界流行。在黄祸文学中，华人的形象都被妖魔化丑陋化，变成恶魔妖怪的化生。以鼻祖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医生”为例，在他的笔下，傅满洲被称为世上最邪恶的角色，他瘦高秃头，眉毛倒竖，如恶魔和野兽般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作者借小说男主人公之口，这样描述傅满洲：“傅满洲医生是中国人奸诈取巧的绝佳象征，是经过无数代人才能出现的一种现象”。[5]黄祸文学是西方对东方进行妖魔化的文化产物，同时也成了巩固这一自我想象的工具，在这反复循环的集体想象中，华人的形象被扭曲丑化至无以复加。 从以上两点对水仙花所处时代和社会的观察可知，水仙花写作面临着双重困境——以男性为主导和西方为主导的书写分割了这个世界。这种割裂使男女以及东西方处在不同的等级之中，而不同等级的优劣对比已被视为既定事实不容置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同时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的边缘族裔作家的水仙花，想通过写作的方式来重塑华人作为人的尊严，将他们从黄祸文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她所要挑战的便是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以“知识暴力”为核心的书写系统，压力之沉重及阻力之巨大可想而知。
（二）主观困境
从主观方面来看，水仙花不卑不亢不与商业写作同流合污的真实姿态也使得她的文学之路走得异常崎岖艰苦。水仙花要实现的的不仅是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打破性别藩篱进入文学的圈子，更是作为一位华裔作家打破种族的歧视进入主流文学挑战话语霸权。在女性作家普通的书写尚未被公平对待的19世纪，女性作家以社会斗士的身份进入主流话语更是件艰难的事，连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对此都是以期许的姿态盼望着这或许在未来可能实现之事：“‘牛虻’的角色过去一直由男性扮演，但我们可以料想，女性在不久的将来，也将扮演这一角色。她们的小说除了揭露社会弊端，还将提出整治之法。她们笔下的男男女女将不再单纯地纠缠于个人情感，还将直接卷入种种社会争端，阶级冲突和种族矛盾”。[3]3
显然，选择做一只“蝴蝶”会更受人们的欢迎，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像水仙花的妹妹维尼弗瑞德·伊顿所做的那样。维尼弗瑞德·伊顿，即后来人们所熟知女作家野夫渡名。在黄祸文学泛滥，华人地位卑微的当时，维尼弗瑞德掩盖自己作为中英混血的真实身世，谎称是英日混血，并写了一系列以日本为背景的通俗小说，大为畅销，甚至跻身为好莱坞编剧。有人也曾这样建议水仙花，让她与自己的族裔身份做交易，通过把自己扮成一个“中国人”公开展览来博得人们的关注，以此换得文学上的成功。她被好意地劝说道：“如果想在美国文学界站住脚跟，我应该穿上中国服饰，手持一把扇子，穿上红色绣花鞋，住到纽约去，自称出身贵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自己打扮得和身边的华人一样……”。[6]但是她却没有这么做，她坚持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信心，她写到“我为这个想法感到骄傲，愿意为这个赌注去死，一个伟大的神灵终将从火焰里升起，向那些嘲笑我们的世人宣布：‘看呐，中国人民是多么地伟大，光荣而高尚！’……我不过是一个先行者，这样想，我就能鼓舞自己。先行者应当以苦难为荣”。[7]选择做一只执拗的“牛虻”而不是讨巧的“东方蝴蝶”，水仙花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种不迎合，不献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便预示她文学之路的艰难。
二、结语
一个华人沉默的世纪，一个集体失语的群体，自由国度里人权的悖论，权力垄断下价值的倒置，这些都是水仙花的写作所揭示的真相。她以写作为工具为19世纪沉默的华裔群体发出了属于他们的声音，更试图打破当时西方话语霸权和恢复华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抱着这个伟大的理想，水仙花倾其一生以文学解构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主义，挑战白人种族优越论。历经26年艰苦岁月地洗礼，水仙花迎来了她呕心沥血一生的小说集《春香夫人》，这部小说集收录了她自创作以来的绝大多数作品。野夫渡名，即水仙花的妹妹，后来在自传里不无失落地写到：“但是终究，我没能成为我们家族的拯救者。我对名望和财富的追求不应只让我一人受益，而同样应让我的族人得到尊荣。他们是一群真实存在的人，但他们的生命却如沙般流逝，如迷雾般不为人所知”。[8]而那个拯救者，就是手握着《春香夫人》的姐姐水仙花，她才是族人和她们家的英雄，只有她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方宣称：“我在蒙特利尔的族人们，特别是我的母亲，以及在波士顿的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们，我相信，他们都以饱满的热情都期待着《春香夫人》的到来。我自己也充满了期待。谁曾像我这样历经艰苦，在漫长的时间里寂然耗尽一生，只是为等待一本书？”[9]伊丽莎白·阿蒙斯在评价水仙花的作品的意义时就曾这样高度评价：“水仙花冲破了万马齐喑般的死寂和有系统的种族压迫，发现了她自己，创造了她自己的声音，这正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胜利之一”。[10]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452页
[2]玛格丽特·艾特伍德著，严劼译.与死者协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15页
[3]1，[3]2，[3]3伍尔夫著，刘文荣译.伍尔夫读书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39页，43页，55页
[4]伍尔夫著，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5]Rohmer，Sax.TheInsidiousDr.Fu-Manchu.NewYork. NewMillenniumLibrary，2001：198
[6]Sui Sin Far.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M].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230
[7]Sui Sin Far.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M].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224
[8]Diana Birchall.Onoto Watanna[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194
[9]Amy Ling.Edith Eaton：Pionee Chinamerican Writer and Feminist[J].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1983：48
[10]Elizabeth Ammons.Conflicting Stories：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105
作者简介：李玲梅（1988-），女，汉族，浙江富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688号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作为女性作家和北美华裔文学的先驱，水仙花进行文学创作时面临着双重的困境：19世纪女性写作和边缘族裔写作的困境。具体来说，她所要要挑战的是当时以男性为主导和西方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书写系统，以一个女性作家和华裔作家的双重身份，打破“万马齐喑般的死寂和有系统的种族压迫”。压迫越甚，水仙花写作的意义就越大，写作的正义性就越强，因此我们对于水仙花作品价值的思考离不开对她当时写作困境的分析。
关键词：水仙花；女性写作；黄祸文学
文学作为社会建制系统的一部分，其空间是自由的，原则上它容纳一切论述，为不同观念的交融提供场所。因此文学或者语言的空间也是一种思想武器，但这种自由也容易被话语霸权所强占，无论是在种族，性别或等级问题上，占据话语权的一方总试图束缚世人于单一的论述当中，并借以建立并维持其优势地位。因此导致了原本具有不同思想相互融合作用的语言成了分割的工具，迫使每一个进入语言系统的社会人不知觉地对自己进行了异化。要动摇这种建制重构社会，呈现更多不同的叙述和话语成了有效的方式，因此，文学也担负着打破这种单一的话语并诉求自由和公正的责任。身处19末20世纪初的华裔女作家艾迪斯·伊顿，笔名水仙花，便是一位勇于挑战权威，为冲破男性和种族的双重压迫和为女性及华人诉求自由公平和尊严而写作的作家。
一、水仙花写作的主客观双重困境
水仙花一生都孜孜不倦地专注于为华人正名，书写他们的真实形象和美好人性。然而她的写作之路却十分曲折。她始终在写作的渴望和绝望中循环，直到去世前的两年才出版了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她的写作之路如此曲折，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一）客观困境
从客观方面来看，作为一个华裔女作家，她面对这19世纪女性写作困境和19世纪黄祸文学泛滥成灾的双重困境，这使得她写作行为本身以及她写作的目的都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一方面，女性写作的空间异常狭小，物理的空间的狭小，如没有书房等物质基础条件为她们创作创造条件；其次社会空间的狭小，致使她们的写作被忽视，甚至是嘲弄。另一方面，水仙花同时也是一个关注种族矛盾和社会争端的作家。在黄祸文学泛滥成灾的背景下，她发出了与主流文学不同的声音，她致力于书写华人的人性，在华人形象被妖魔化的时代为他们正名。她所秉持的正义感在当时的世界文坛如同异类，被边缘化，艰难发声。正是这双重的客观困境使得水仙花的写作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
1、客观因素：19世纪女性写作困境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女性莎士比亚》中就这样写道：“令人悲哀的是，根本没办法找到一本关于18世纪以前英国女性情况的书。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人没写出一首诗？此外，我也不清楚，当时他们是怎样受教育的，她们会不会书写，有没有自己的房间，或者，她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在21岁以前就生育孩子的——说的简单点，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她们通常在做些什么。她们肯定没什么钱，而且根据特里维教授的说法，她们往往还未成年就已嫁人了，大多是在十五六岁的，有的甚至更早……一位老主教也公开宣称：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女人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3]1最后，伍尔夫得出了一个让人倍感悲哀无奈的结论：“出生于16世纪的任何一个天赋出众的女人，最终必然会发疯，自杀，要不就是在荒野茅舍里孤寂地度日，像个女巫，甚或是女妖，令人畏惧，又受人嘲笑”。[3]2
到了19世纪，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宪章运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中产阶级的女性产生了对独立人格和自我表达的渴望，因此开始了对文学的探索。这种探索引领了女性写作的潮流，使得将女性与文学隔离开来的传统有了一定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写作因此变得很容易。即使是在英国文坛杰出女作家辈出的年代，女性的写作环境依然是很恶劣的。女性的写作缺乏物质条件，例如简·奥斯汀，她没有自己单独的书房，“大部分写作都是躲在公共起居室里的角落里完成的”。[4]和简·奥斯汀一样，其他多位优秀的女作家如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等人，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更是选择以终身不嫁为代价，以此来换得自己写作的权力和精力。虽然另两位女作家都看似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受到的阻力和创伤却依然存在。1836年，当夏洛蒂·勃朗特把自己写的几首诗寄给了当时著名的桂冠诗人骚塞，不料骚塞却不顾一屑，认为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而乔治·艾略特则一辈子借着男性的笔名，舍弃本名玛丽安·伊万斯，乔装打扮将自己弄得雌雄莫辩混迹在男性作家的队伍里。而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上，也有女性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她就是文学史上被称为为“阿默斯特的女尼”的诗人，艾米丽·迪金森。她一生都在孤独中埋头写诗，共计写下1775首诗歌，但这些诗歌却不为人所知，一直被深锁在一只盒子里。直到迪金森死后，她妹妹发现了一千多首诗，通过她不懈努力和积极奔走，在迪金森逝世近十年后，这些诗稿才正式出版。
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女性要写作无异于以身殉道。对于这一点，水仙花也有清醒的认识，她在自传里也提到那些终生不嫁的女性作家，明白自己要成为一个女性作家所要付出的代价，而她也是这么做的，她一生未嫁，一生都在努力地创作。
2、客观因素：19世纪黄祸写作泛滥
19世纪中后叶北美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和黄祸文学的大行其道。这种建立在“白人优越”论基础上种族歧视已被公开化，合法化，甚至娱乐化。正如这种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黄祸文学才能在全世界流行。在黄祸文学中，华人的形象都被妖魔化丑陋化，变成恶魔妖怪的化生。以鼻祖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医生”为例，在他的笔下，傅满洲被称为世上最邪恶的角色，他瘦高秃头，眉毛倒竖，如恶魔和野兽般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作者借小说男主人公之口，这样描述傅满洲：“傅满洲医生是中国人奸诈取巧的绝佳象征，是经过无数代人才能出现的一种现象”。[5]黄祸文学是西方对东方进行妖魔化的文化产物，同时也成了巩固这一自我想象的工具，在这反复循环的集体想象中，华人的形象被扭曲丑化至无以复加。 从以上两点对水仙花所处时代和社会的观察可知，水仙花写作面临着双重困境——以男性为主导和西方为主导的书写分割了这个世界。这种割裂使男女以及东西方处在不同的等级之中，而不同等级的优劣对比已被视为既定事实不容置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同时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的边缘族裔作家的水仙花，想通过写作的方式来重塑华人作为人的尊严，将他们从黄祸文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她所要挑战的便是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以“知识暴力”为核心的书写系统，压力之沉重及阻力之巨大可想而知。
（二）主观困境
从主观方面来看，水仙花不卑不亢不与商业写作同流合污的真实姿态也使得她的文学之路走得异常崎岖艰苦。水仙花要实现的的不仅是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打破性别藩篱进入文学的圈子，更是作为一位华裔作家打破种族的歧视进入主流文学挑战话语霸权。在女性作家普通的书写尚未被公平对待的19世纪，女性作家以社会斗士的身份进入主流话语更是件艰难的事，连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对此都是以期许的姿态盼望着这或许在未来可能实现之事：“‘牛虻’的角色过去一直由男性扮演，但我们可以料想，女性在不久的将来，也将扮演这一角色。她们的小说除了揭露社会弊端，还将提出整治之法。她们笔下的男男女女将不再单纯地纠缠于个人情感，还将直接卷入种种社会争端，阶级冲突和种族矛盾”。[3]3
显然，选择做一只“蝴蝶”会更受人们的欢迎，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像水仙花的妹妹维尼弗瑞德·伊顿所做的那样。维尼弗瑞德·伊顿，即后来人们所熟知女作家野夫渡名。在黄祸文学泛滥，华人地位卑微的当时，维尼弗瑞德掩盖自己作为中英混血的真实身世，谎称是英日混血，并写了一系列以日本为背景的通俗小说，大为畅销，甚至跻身为好莱坞编剧。有人也曾这样建议水仙花，让她与自己的族裔身份做交易，通过把自己扮成一个“中国人”公开展览来博得人们的关注，以此换得文学上的成功。她被好意地劝说道：“如果想在美国文学界站住脚跟，我应该穿上中国服饰，手持一把扇子，穿上红色绣花鞋，住到纽约去，自称出身贵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自己打扮得和身边的华人一样……”。[6]但是她却没有这么做，她坚持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信心，她写到“我为这个想法感到骄傲，愿意为这个赌注去死，一个伟大的神灵终将从火焰里升起，向那些嘲笑我们的世人宣布：‘看呐，中国人民是多么地伟大，光荣而高尚！’……我不过是一个先行者，这样想，我就能鼓舞自己。先行者应当以苦难为荣”。[7]选择做一只执拗的“牛虻”而不是讨巧的“东方蝴蝶”，水仙花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种不迎合，不献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便预示她文学之路的艰难。
二、结语
一个华人沉默的世纪，一个集体失语的群体，自由国度里人权的悖论，权力垄断下价值的倒置，这些都是水仙花的写作所揭示的真相。她以写作为工具为19世纪沉默的华裔群体发出了属于他们的声音，更试图打破当时西方话语霸权和恢复华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抱着这个伟大的理想，水仙花倾其一生以文学解构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主义，挑战白人种族优越论。历经26年艰苦岁月地洗礼，水仙花迎来了她呕心沥血一生的小说集《春香夫人》，这部小说集收录了她自创作以来的绝大多数作品。野夫渡名，即水仙花的妹妹，后来在自传里不无失落地写到：“但是终究，我没能成为我们家族的拯救者。我对名望和财富的追求不应只让我一人受益，而同样应让我的族人得到尊荣。他们是一群真实存在的人，但他们的生命却如沙般流逝，如迷雾般不为人所知”。[8]而那个拯救者，就是手握着《春香夫人》的姐姐水仙花，她才是族人和她们家的英雄，只有她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方宣称：“我在蒙特利尔的族人们，特别是我的母亲，以及在波士顿的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们，我相信，他们都以饱满的热情都期待着《春香夫人》的到来。我自己也充满了期待。谁曾像我这样历经艰苦，在漫长的时间里寂然耗尽一生，只是为等待一本书？”[9]伊丽莎白·阿蒙斯在评价水仙花的作品的意义时就曾这样高度评价：“水仙花冲破了万马齐喑般的死寂和有系统的种族压迫，发现了她自己，创造了她自己的声音，这正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胜利之一”。[10]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452页
[2]玛格丽特·艾特伍德著，严劼译.与死者协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15页
[3]1，[3]2，[3]3伍尔夫著，刘文荣译.伍尔夫读书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39页，43页，55页
[4]伍尔夫著，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5]Rohmer，Sax.TheInsidiousDr.Fu-Manchu.NewYork. NewMillenniumLibrary，2001：198
[6]Sui Sin Far.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M].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230
[7]Sui Sin Far.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M].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224
[8]Diana Birchall.Onoto Watanna[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194
[9]Amy Ling.Edith Eaton：Pionee Chinamerican Writer and Feminist[J].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1983：48
[10]Elizabeth Ammons.Conflicting Stories：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105
作者简介：李玲梅（1988-），女，汉族，浙江富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688号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