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2 宣讲家网 赵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核心提示：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但是，对于北京的发展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发展理念切实运用于城市建设中去。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不仅是河北和天津发展的需要，更是北京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赵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今天我会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内容谈一谈我的学习体会，特别是将现在北京全面治理“大城市病”、落实城市战略定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些热点话题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结合起来，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和介绍。
今天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要点给大家做一些介绍，第二部分是北京在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方面应该有四个着力点，或者说是四个关键点，我会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要点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做了关于五中全会报告的介绍，系统阐述了报告的内容，并在这次报告当中特别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理念，科学地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时期内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三五”时期，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0年的这五年时间，恰好是见证“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所以这次会议也受到了海内外和全社会的关注。那么，在这个规划中，未来到底怎么发展？五中全会到底讲了哪些亮点、重点？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点。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要点里面，关键词有很多个：协调、改革、环境、机制、创新等。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次主要的、最热点的关键词。下面，我通过这样几个部分来介绍。
（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于未来发展环境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判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目前在国际上，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到来，各个国家正在谋划怎么迎接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从全球来看，既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等不利因素，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作为一个群体，力量正在增强，逐渐打破了以美国、欧洲为两极的这种单极化发展格局，国际力量正在趋于平衡。总体来讲，国际环境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
在国内，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其中，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方式比较粗放
我们谈了很多年的创新驱动发展，但实际上，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强，部分行业产业过剩，特别是一些传统产业困难重重，产品卖不掉，积压很严重，很多设备的开工率比较低。一般认为设备开工率低于80%就非常严重了，而我们只有70%多。区域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在社会领域，收入差距比较大，社会矛盾比较凸显，消除贫困的任务十分艰巨。按照李克强总理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初期，往往凭借自己各种要素成本比较低的优势实现经济起飞，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这样一种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人均GDP达到6000美金的时候，就进入到世界上所谓的中等收入水平，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新的矛盾。原来的优势没有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的工资越来越高，各种开支越来越大，很多产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甚至因无法发展而被迫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很多企业被淘汰关闭。由此也造成了税收减少，那么政府的收入也就减少了。这是一个问题。
（2）
2.中等收入陷阱
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的公共服务开支中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其实，福利跟工资是一样的，一旦涨上去就很难降下来，因此政府捉襟见肘——收入减少了，支出却不能减少。政府没有钱来治理国家、治理城市，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比如，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很多国家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亲自到阿根廷考察过，这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当中达五十年之久。当年，美国和阿根廷的人均GDP只差几十美金，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但是后来，美国持续创新，他的产业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就进入了发达国家。而现在，阿根廷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这么多年，阿根廷都没有办法发展、没有钱，怎么办？政府就开始印钞票。所以阿根廷在很多年里的通货膨胀率都在百分之百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400%。这就使得富人很快变成了穷人，穷人变得赤贫。所以，很多人移民是因为觉得在他的国家发展没有前途。有钱的人进行投资移民，有技术的、有文化的人进行技术移民。阿根廷全国有3700万人口，但科研人员却只有5000人，留在海外的科研人员竟达5万人之多。整个国家贫富差距达40多倍。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那么容易跨越的。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全世界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占比例只有12.9%，也就是说，100个国家中，只有12.9个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都还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范围中，而新加坡、韩国都已经成功跨越。我们国家当前的GDP达到6千美金，恰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爬坡期。
总的来说，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习总书记的结论是，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虽然矛盾叠加，风险增多，存在着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们是可以驾驭的，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要的、基本的方向，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的新境界，准备着，努力地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们看到，“小康”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只是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但是这次提出把城乡居民收入也要翻一番，把经济增长和老百姓的收入紧密挂钩，体现了党中央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这是第一个方面：审视了整个形势，提出了发展的主题，同时还要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这种社会是我们共享的。
（二）五大发展理念是对国家发展的深刻总结
五大发展理念是通过对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而提出的重要目标。这五大发展分别是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次是习总书记在“四个全面“战略框架下第一次提出五个完整的发展理念，反映出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这是第二个要掌握的核心观点——五大发展理念。
（3）
（三）五大发展理念统领和布局“十三五”时期的工作
五大发展理念对未来的整个工作进行统领，包括这次五中全会的报告，也是用五个理念来布局谋篇的，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分成经济、社会、生态几个部分，而是用五大发展理念来统筹。而这五大发展理念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所有的发展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在于创新能力。协调发展是内在要求。如果不协调，地区之间的矛盾太大，就发展不下去了，因此协调发展是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必要条件。如果像以前那样，我们的发展影响了生态环境，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更宜居的环境而是污染，就不符合发展的基本宗旨，因此绿色发展是必要条件。开放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的改革还不够深入，国内的各个区域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还存在很多的壁垒；同时，我们的国际开放程度也还不够，因此需要更加开放的发展。共享发展是本质要求。这一点和我们党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共享发展成果。以上是要掌握的第三个部分。
（四）“十三五”规划的亮点在于共享发展，关注民生
这次“十三五”规划的亮点就是突出关注民生，将共享发展的理念落到实处，所以大家会看到这次报告也有令人振奋之处。一方面是对战略布局很振奋，另一方面是对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很振奋。第一，是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看总量，而且要看人均收入，要把这两个联系起来。第二，是贫困县“摘帽”。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全国的贫困县要全部摘掉“帽子”，这对贫困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第三，是普及高中教育。过去是九年义务教育，就是到初中为止，都是国家强制性地让你上学，而且国家还会免除学杂费，到了高中就要自己掏钱。但是这次规划把普及的年限又加了三年，即高中也要普及，不能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在高中阶段，要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进行困难补助，实现资助的全覆盖。第四，是全面参保，这也是强制性的。这样一来，老百姓得了大病，以及养老等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这也是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第五，是二孩政策。对于放开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社会舆论是比较多的。最后，是健康中国。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起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着想的亮点。
（五）改革统领“十三五”的发展
在“十三五”规划中，以改革统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而且强调党的全面战略领导。在规划中，虽然没有单独的一章说改革，但是改革已经渗透到五个发展中去了。所以说，“改革”贯穿了整个“十三五”的指导意见和思想。比如，在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方面就提出了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制，要消除任何形式的行政壁垒、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也就是说，围绕着某个领域怎么改、改什么，都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
另外一个角度是强调党的全面战略领导。十八届五中全会是习总书记亲自做的指导意见的报告，而过去都是由总理来做的，因此这也体现了党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战略领导。那么，党该怎样来领导经济社会工作呢？一方面，党要参与这些规划，主导这些规划；另一方面，要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尤其是廉政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从党的建设本身来保证党有力量、有能力来领导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4）
二、以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解决北京发展的核心问题
北京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不应该只停留在文件政策上，而要结合北京的实际。因为北京正处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特殊时期，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全力打好治理“大城市病”的攻坚战。所以，我们应该以五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具体来解决北京在发展中的核心问题、瓶颈问题。
（一）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动摇
2014年2月25日，习总书记到北京视察，对北京的工作既提出了肯定，也指出了北京存在的问题。他说，北京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蓝天难见，繁星无影，河水断流，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患上了相当程度的“城市病”，必须下决心动手治理，不把难题都留给后人。这体现出总书记敢于担当、敢于碰硬的个人做法。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城市病”，而且“城市病”这三个词被写进了我们党的文件中。其实，“城市病”这个词是一个老词，这个词在经济学领域、在城市规划领域已经被用了很多年了，只是我们国家过去不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城市病”。其实，这是一个中性词，它是在描述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处理好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先后关系，从而出现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对城市发展造成困扰，是一种复合的概念。
从全世界来看，“城市病”最早描述的是英国伦敦。在当年的工业化时期，伦敦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加剧，雾霾持续好几个月，最长的一次毒雾持续了5天，导致4000多人死亡。后来，伦敦将40多万居民迁出中心城区，一批工业企业外迁，并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加快周边卫星城和新城的建设，逐渐治理好了“城市病”。2015年年初，我去伦敦待了几天，那里没有出现雾霾天气，环境非常优美，建筑非常漂亮，绿化也非常好，确实是一个宜居的大都市。
再比如美国的纽约。当年，有1100多万人从世界各地涌到纽约去淘金，寻求发展的机会。当时正是工业化时期，纽约的环境污染同样非常严重。1910年，纽约市能活到60岁的人只占5%，有五分之一的幼儿活不到5岁，贫富悬殊，医疗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犯罪率居高不下。后来，纽约经过治理，发展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24小时不停运，推行郊区化，将人口向郊区、周边的卫星城疏解分散。到了今天，纽约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宜居都市。
再比如洛杉矶。当年，洛杉矶也可以称为“雾都”，每天从天而降的灰尘多达400吨，连续多天的雾霾，使得空气都变得稀缺。后来，洛杉矶经过治理，成为了有标志性美国文化的城市，我们所知道的好莱坞大片、迪士尼乐园，都来自于这个城市。
北京在过去也有过这种“城市病”。大家知道，在解放以前，北京是纯消费城市，解放以后也走过一段弯路。当时对于国情的认识是，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就难以保卫新生的政权。所以，北京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大的工业项目都落户在了北京。比如，朝阳区从北到南就有四大工业基地：酒仙桥和798地区，就是由苏联和德国援建的我国第一个电子工业基地，被称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中国的“两弹一星”和很多大的国防装备的电子设备、器械都来自于这个地区；再往南一点，在朝阳路一带，是纺织工业基地；再往南走，劲松路周边是机械工业基地；往东偏一点的垡头地区，是化工基地。再加上石景山的钢铁和重工业基地、房山的燕山石化基地等，北京市至少有六大工业基地。当时，北京的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高达64%，这个比例仅次于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辽宁省，排在全国第二位。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时，大量的原材料、能源运进运出，环境污染比现在还要严重，只不过没有PM2.5的检测而已。后来，国务院三次批复北京，不能再搞污染扰民的重化工业，所以北京才开始“退二进三”，大量的企业外迁，发展中关村，发展CBD，发展金融街。逐渐地，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可以这样说，在那个时期，以环境污染为突出特征的“城市病”已经得到治理，北京现在的“城市病”处在新的阶段。
（5）
第二类“城市病”主要是针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而言的。
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有2000万左右的人口，却有500多个贫民窟，400多万的穷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整个首都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垃圾围城，高犯罪率，所以墨西哥城是全球通勤痛苦指数排在第一位的地区。
再比如巴西，既有别墅区、富人区，但在不远处就是250多个贫民窟。穷人生存不下去了，就偷盗、抢劫，所以，仅2010年，里约热内卢就有5000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
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的地方的写字楼非常漂亮，类似于北京的CBD，但是在不远处就是贫民窟。阿根廷的贫富相差46倍，很多人都移民到国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病”。所以，总书记讲，北京的“城市病”不同于别的国家，而是具有北京的特色。
1.北京“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那么，北京的“城市病”怎么来的？媒体上解释“城市病”出现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把北京市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研，特别是对照国外城市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北京出现“城市病”的三条原因。
（1）功能过多
首先，北京的“城市病”既有着同国内很多大城市一样，由于快速城市化，因此吸纳人口过快增长的共性原因，又有着北京作为一个特殊的首都城市，对于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特殊原因。中国的城市化来得很迅猛。城市化率从30%到70%，法国用了120年的时间，美国用了100年的时间，日本用了60年的时间，而中国大概只用了4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用40年走过了别人100年的路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是很快的。为什么会这么快？这与中国长期实行二元经济结构政策有关。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受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再加上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即使辛勤劳作，农民也很难富起来。过去由于对户口的严格控制，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只能待在农村。现在，只要到了城市里就能有收入和就业，就可以租房子，等有钱了还可以买房子。因此，农民就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城市不断地提高接纳能力，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但是，如果某一个时期，城市的供给能力小于或者慢于整个社会的需求，那就会出现“城市病”。
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是比较普遍的。现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乎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这就是共性。而北京出现“城市病”的原因可能还要特殊，因为北京是首都城市。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全世界的首都大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单一功能的首都，比如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这些都是联邦制国家，在建国初期，首都该设在哪里，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为了不丢选票，就划出一片专门的区域作为首都。因此，美国就划在了南北分界线上，澳大利亚的首都就设在了堪培拉。
我曾经去堪培拉考察过。堪培拉的国会大厦在冬天和夏天都不用开空调，天花板是玻璃的，被评为全世界最节能、最绿色的建筑。堪培拉的总面积是2395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只有36万，整个城市的50%以上是绿地、公园。北京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建成这样的城市。
对于北京而言，更具有借鉴意义的是东京、伦敦和巴黎，就是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新的功能——首都功能。作为城市来讲，肯定要有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科技功能、医疗功能、教育功能和有居住功能等，但是作为国家的首都，不仅要有政治功能，也要有交往功能。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是计划经济时代，北京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教育、医疗资源都汇集到了北京。比如学院路上有八大院校，在别的国家一般不会这么安排。所以北京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科技资源都过度发达，这都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有关。
因此，有的学者就说，北京有这么多的总部，所以金融功能相当于纽约；政治功能相当于华盛顿；又有这么多的大学，所以教育资源相当于波士顿；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就相当于洛杉矶；还有中关村的高科技，相当于旧金山。也就是说，北京把美国五个最优秀、最有特色的城市的优势集于一身，所以肯定功能过多。而且，每一个功能的背后都有一批人在支撑。无论是搞科研的还是搞文艺的，都到北京来，因为这里代表了高水平。比如，很多文艺工作者就住在地下室、吃着方便面，生活非常辛苦，但他们总希望有名家指点，能够有机会成名，甚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一种梦想。在北京，追求类似梦想的有一批人。我们所说的“北漂”，都是有追求、有梦想的人。中国的13亿人里，有梦想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一句话就是：有梦到北京。这就是北京吸纳人口的很重要的原因。
（6）
第二，北京具有行政资源的优势。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行政资源在资源配置中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家提出来要加速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改革成功之前，很显然，有很多的机构还是很看重北京的行政资源的。全国有三十个省市在北京有办事处，比如我们走在街上可以看到安徽大厦、福建大厦、浙江大厦等。实际上，这是他们在创造一些渠道、途径，让省市的部、委、厅、局和国家的有关部门对接，来获取发展中的资源。不但每个省有，就连每个地级市也有办事处，甚至一些有实力的县市区在北京都有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多数设在居民楼里，我们所说的办事处主任，就是这种性质的工作。同样，很多企业在北京都要设总部、设办事处，希望在第一时间获取最直接的信息，进而对企业有一定的帮助。
第三，北京作为首都，但同时又是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措施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一点在理论上、道义上、法律上都缺乏依据。
比如，在理论上，清华大学有一位教授，通过研究全世界的首都，得出了两条结论：第一，除了那几个联邦制国家的首都之外，其他的首都在这个国家里面的城市首位度都是最高的。首位度最高也说明它的人口是最多的。比如伦敦有占全国12%的人口，第二位的伯明翰只占1.6%。第二，东方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中国等，他们的人口往往更倾向于向首都集聚，比如首尔就占了全国21%的人口。所以，这个教授的结论就是，我们找不见任何一个理论说北京不吸纳人口。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其它国家的首都吸纳10%、20%的人口，如果北京吸纳5%，那完全是不多吧。但是中国有13亿人，这么一算就是6000万。所以，他认为北京吸纳6000万人口并不奇怪，因为在理论上找不见北京不吸纳人口的理由。
在道义上，如果有老百姓在网上发点消息，说我们孩子的一个班有四五十个人，影响孩子的学习质量，那你的声音会很微弱，因为反对的声音比你强很多，大家会说，北京是全中国的首都，不是北京人的首都，我为什么不能去？
在法律上，宪法中并没有说北京可以采取什么特殊的手段让人们不要往北京集聚。在过去只有一个手段——户口，但是现在已经失灵。近十年，北京户籍人口增长是1.1%，但是非户籍人口增长却是它的10倍，所以整个城市的人口增长的规模趋势变化是由非户籍人口决定的。
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近几年北京的人口增长一直很快，但为什么在2010年突然就慢下来了呢？因为2010年国家出台了住房限购政策。在过去，只要有钱就可以到北京来，就像我刚才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有梦到北京，第二句是有钱到北京。全国有钱的人太多了，他们到北京来买房，一下子就把全款都交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北京盖的商品房，将近60%是卖给外地人的，是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只有40%多是卖给北京人的。所以我们说，仅“有梦到北京”和“有钱到北京”这两条理由，我们就抵挡不住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直到2014年总书记提到要严格控制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快增长，才把人们的争论减弱。但是，我们现在依然没有特别管用的手段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是第一个问题。
（7）
（2）城市的空间结构与交通结构不合理
那么，是不是北京有这么多的人口，就应该产生这么严重的“城市病”？其实也不尽然。北京的“城市病”产生的原因除了刚才说的第一个外（而且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共识），第二个原因则在于北京的空间结构与交通结构不合理，这两点双重叠加，使得北京的“城市病”提早爆发。也就是说，如果空间结构和交通结构合理的话，就不会出现“城市病”。
第一，空间结构不合理。对中国而言，城市化是一个新的话题。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城市是很少发展的，快速发展是近十几年的事。那么，城市里有什么规律？集聚有什么规律？
我们通过研究之后发现，城市如果要发展的话，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集聚和效率的矛盾。刚才我们说，有钱到北京，有梦到北京，这都是集聚的需求。但是，怎么才能让这个城市有效率呢？这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国外的城市理论研究认为，要把城市科学布局，过去认为是建设田园城市，后来比较主流的是组成卫星城的格局。如果城市不是这样的格局的话，再加上它的集聚的力量又很强，就会形成“摊大饼”的格局，就像现在的北京一样——从二环到三环，从三环到四环，从四环到五环，从五环到六环。如果再继续下去，还会有七环、八环。城市越大，越没有效率。我们讲规模经济，就是指的规模太小没有经济效率，规模过大也会失去效率。所以，我们要保持适度的规模。
那么关于城市的建设，国外的经验是用绿色隔离带把城市圈定在一个合适的空间范围内。过去，北京提出要建设13个卫星城，后来又提出建设14个，要把主城圈定在四环以内。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四环以内是北京的主城，四环以外是绿化隔离带，永远不能侵占。那么集聚的需求怎么满足呢？要把这些需求向周边分散，建设若干个卫星城，这样就满足了集聚和效率的关系。
那么这个思路是很好的，北京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们从1983年到2004年，用了20年的时间来建卫星城，成效却非常微弱，基本上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并不是理论错了，也不是规划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抓住卫星城建设的关键环节和根本着力点。
通过研究之后，我们得出四条结论：第一，距离。卫星城不能离主城太近，不能建在主城的内部。最早我们把卫星城建在方庄，后来又在望京、芍药居、天通苑、回龙观。这些卫星城离主城都太近了，起不到分散资源的作用。如果要建，就要建在30公里以外，这样才能起到分散的作用。
第二，通道。卫星城和主城之间一定不能简单地修一条公路或者高速来解决问题，必须要通过建立大容量、高速化、一站式、低票价的市郊铁路，把卫星城和主城连起来。
15年前，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去，就看到，在8点钟左右，有很多人从火车站出来，换乘地铁，很快就都不见了。我问导游，他们这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导游说，他们住在郊区的卫星城，是坐火车来上班的。在多伦多，这样的铁路班车每天会在上班和下班时间密集发送几趟，这样的话，大家一出办公室的门，就可以坐地铁到火车站去坐火车，十几分钟就回到了自己的卫星城，然后再坐别的交通工具回家，前后只用一小时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要建轨道交通而不是公路？因为公路的效率太低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各种交通巩固的单位等量空间的资源运输能力是不一样的，小汽车一小时能运3千人，公共汽车能运3千至6千人，轨道交通，也就是我说的市郊铁路能运1万至3万人，呈网络状的地铁能运3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多，交通需求大，就必须用轨道交通来作为城市的主要交通载体。这并不是说小汽车没有用，而是说小汽车不占主导，主导的应该是轨道交通。但是，我们建了20年的卫星城，却没有建一公里的市郊铁路。我们修公路，公路上跑两种车，第一，公共汽车，太慢；第二，小汽车，太堵。一个卫星城一般要容纳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比较好的规模应该是容纳20万人左右。假如有一半人在主城就业，那也有10万人，通过公路的话，就会被堵在路上。
（8）
第三，规模。按照这个思路设计城市，那么主城的规模一定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大家从卫星城到达主城，再坐地铁换来换去，到办公地点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卫星城的数量可以多，但规模不能太大，太大的话人们从家里到火车站就要用很长时间，这就失去了一小时出行的基本要求。所以，早期专家认为卫星城的规模应该控制在5万人，后来认为是10万，再后来认为是20万，但最多不能突破30万。
第四，顺序。我曾经到瑞典考察，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先建市郊铁路、火车站，然后建医院、学校、超市和一定的就业空间，比如说办公楼、写字楼等，最后再建住宅。住宅一旦建起来就会很有吸引力。交通这么便捷，公共服务这么完善，价格还便宜，人们为什么不去呢？而我们正好相反，先建住宅，住宅建好之后发现教育不配套、交通出行困难，人们就都不愿意去。没有钱的人被迫去了以后，还得再咬牙买个车，否则上班实在太远，大家都买了车就会都堵在路上。
先建市郊铁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成本比较低，因为很少涉及到拆迁的问题。而且，火车站修好以后，住宅可以按照火车站来合理布局，人们出家门就不用换任何交通工具，只需步行就能到达火车站。我在瑞典就发现，它的百分之七八十的住宅距离火车站都只需要十分钟的路程，根本不用乘坐交通工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做到，因此我们的卫星城也没有成功。
到了2004年，北京市又提出新的规划思路，叫做“两轴-两带-多中心”。这个思路应该说也是很好的，总之要让城市多中心布局，不要单中心。但怎么才能够实现多中心？看看东京是怎么做的。东京出现了单中心的“城市病”之后，第一步，在1958年搞了三个城市副中心，一下搞了24年。当它在一个新的空间下饱和了，第二步，把城市往相反的方向拉，又搞了三个城市副中心。到了1987年，搞了临海副中心。这样，东京就变成了“一主七副”，而且这个“主”并不突出，等于变成了8个分散化的中心。
这里面有两条值得学习。第一是概念。东京叫副中心，这一下子就明确了它的定位，副中心是仅次于主中心的，但它比周边的新城、社区中心还有镇域中心高，很显然它具有更强的集聚能力，那么很快就会见到效果。它一旦集聚了比较多的人口、功能比较多的时候，它的服务就比较完备，就形成了反磁力中心，人家就不到主中心去了，在这个地方就能够满足了，就起到了分解压力的作用。这是第一个定位。我们叫做新城。新城和老城是一对时间范畴，体现的是建设时间不一样，但是定位体现不出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缺陷。
第二是数量。人家一下子建三个，建完了以后，再建三个。如果一下子建七个，肯定也建不起来，周边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么，人家一下子建三个，然后再分步走。而我们一下子建11个新城，同时建了8个功能性中心，还有十几个卫星城，我们要发展的点有20多个。你都想发展，就等于自然发展，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所以，我的总结是：多中心等于没中心，十年之后还是单中心。我们没有发挥政府规划引导作用，把资源在某些区域上快速集聚，形成反磁力中心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没有修市郊铁路，交通还是不方便。虽然规划说得很好——“两轴-两带-多中心”，但是实现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出来了。北京的很多优质资源，特别是服务业，都在二环、三环、四环以内。我们的城市，一种趋势是在“摊大饼”，突破了四环，到五环、六环；另一种趋势是内部见缝插针，把北京市原来留下的生态空间都变成了住宅楼、写字楼，密密麻麻的，没有了品质；第三种趋势是，沿着高速往外疏散人口。你看，八达岭高速，京开高速，虽然堵车，但总归能进来，所以我们的人口很快就出去了一部分。
人口为什么能出去？因为人口出去的条件比较简单，有三条：第一，购买力。物价便宜，这是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交通。虽然堵车，虽然很辛苦，但一个半小时还能够来上班。第三，那有房子可买。这三条具备，人口就可以分散出去了。但是产业就很难出去，特别是服务业。
为什么产业不能随着出去呢？产业分两大类：第一类，制造业。制造业以成本为导向，我们很多工厂搬迁了。第二类是服务业。服务业就很难出去，为什么服务业出不去？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北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近郊区的人口集聚得很快，但产业集聚得很慢。比如，昌平吸纳居住人口是它吸纳就业人口的17倍，通州是9倍，大兴是3倍，所以这就出现了“潮汐式”交通——上班进不来，下班回不去。我们整个产业的公共服务与居住空间是互相不匹配的。过去，有钱的人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到中心城来接受好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结果就会出现大量的交通需求。这是第一个问题：空间结构不合理。主要是集中在中心城的内部，因为我们的承载力太弱了。
（9）
第二，交通结构不合理。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应该建立怎样的交通结构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是在过去，我们对它并不重视，也没有研究。
在研究了东京、伦敦、巴黎之后，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第一，以轨道交通作为主要交通出行载体的占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比百分之八十还要高。这是第一个发现。第二，轨道交通呈现这样一种分布：15公里以内，以密集的地铁为主。因为地铁一公里左右就有一站，而且为了增加覆盖面，地铁本身还拐了弯。15公里大概有20多站，所以地铁不能修太远，太远的话没有效率。15公里到30公里以快线铁路为主，是指的那种在地面上走，很快的铁路。30公里到70公里的地区就是刚才所说的卫星城，修建市郊铁路，要一站式到达，中间不能过多停留，站与站之间相隔十几分钟。70公里以外是城市之间的城际铁路。通过这样的关系，大家应该明白了，北京为什么堵车，东京为什么不堵车。
东京地铁的密度是很大的，如果从横截面来看的话，他们为了加快每条线上地铁的运行速度，把地铁修到了地下三、四层，这一层地铁在这几站停，那一层地铁在那几站停。地面上每隔五六百米就可以看到地铁口，而且地铁的速度很快，保证人们高速安全的出行。我到东京去考察，发现无论向东西南北任意方向走，都可以很快看到地铁口，徒步10分钟可以走到地铁口和轨道车站的人数占到90%。
而北京的地铁，第一，总量不足；第二，密度不够；第三，把地铁修到郊区还是值得商榷的。按照最新的设计，从平谷到四惠最快的话大概也要四五十分钟，而从家里到平谷的车站还要半个小时，再从四惠换成地铁到中关村、金融街还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样前后加起来的时间有两个半小时。所以，修完地铁以后人们能住在平谷到市区来上班吗？这就还是起不到分散人流的作用。因此，如果要修地铁，就要在五环以内，而且修得越密越好。五环以外就要一站式到达，并且能够把怀柔、平谷、密云都连起来，这才符合城市的规律。东京的小汽车比北京多240万辆，但是他们每一年的出行里程还不到北京的一半，也就是说他们的小汽车是用来在节假日使用的，平时上班都是乘坐地铁，而且他们的地铁很快。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地铁比较慢，换乘也不是很方便，所以人们自然就不选择了。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人多、北京人多，所以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但我认为关键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整个城市的规划理念。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只有200万人口，中心城区只有80万人口，但是它从50年代就开始修地铁，直到现在，虽然中心城只有80多万人，但却有六条地铁线和100多个车站，可以算是非常密集。而且，它在郊区还有6个卫星城，有若干个大型居住区，每一个居住区和卫星城都通达着市郊铁路，所以，虽然整个瑞典有200多万人，但是其中75%的人是乘坐地铁和公交出行的，只有少数人开车，这就是可持续的城市。也许再过10年、20年，它还是这个样子，很高效，又非常优美。所以，城市是否拥堵、是否舒适，不在于城市的大小，而在于建设理念。
对比一下国际上的大都市，伦敦的轨道交通占整个公共交通的75%，纽约占60%到70%，东京占94%，北京的六环以内占42%，但就全市来说大概只占20%多，不到30%。这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城市的根本性缺陷所在——我们没有把轨道交通尽可能早地作为城市发展的必需战略来考虑，而一直是被动式的、补课式的。但无论你怎么补，差距还是很大。2015年，北京的轨道是660公里，也仅相当于东京的28%，这就是差距所在。而市郊铁路的差距则更大。伦敦有3650公里的市郊铁路，纽约有3000公里，东京有2031公里，巴黎是1867公里，北京是0公里。虽然北京的地铁是最长的，有527公里，但是别的城市是地铁和市郊铁路混合在一起使用，叫做无缝衔接、快速换乘，而我们恰恰没有。所以，北京这个城市，到了这个阶段，必须用轨道体系来替代一般的公交出行和小汽车出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发展公共交通，要公交优先，但这个并不十分准确。提倡公交优先与提倡发展私人小汽车相比是进步的，但是对于北京来讲，公共汽车解决不了问题，满足不了如此多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快速出行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指望自行车，因为自行车的有效距离是3公里以内，北京这么大范围，很多都是超过了3公里的。所以说，公共汽车不行，摩托车不行，小汽车拥堵也不行，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轨道体系。
近十年来，北京新增的人口中，集聚在朝阳区的占了五分之一，昌平区的七分之一，海淀区占了15.5%，丰台区占了11.3%，大兴区占了11.1%，通州区占了7.4%，这六个区加起来一共占了83.5%。门头沟区不在计算范围内，因为门头沟的98.5%是山区，只有1.5%的平原，它没有承担人口的能力，所以不做要求。但在北京市的其它地区，比如延庆、平谷和密云，都有很广阔的平原，但是延庆吸纳的人口只占0.4%，平谷占0.7%，密云占0.9%，这三个区加起来不到2%。为什么人们没有均衡地布局在北京？我首先来解释一下一些人的疑问。
有的人就提出，把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地区划给北京市，让北京带着张家口和承德协同发展？那么究竟能不能协同发展呢？不能。我们连平谷、延庆都没有带动起来，怎么带动张家口和承德？还有人说把北京、天津、河北三个省市合并，并统一领导，这样就协同发展了。其实也不尽然。北京的16个区县过去都是在统一的领导下的，协调发展了吗？没有。所以，协调发展是要创造条件的，当这个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简单的行政合并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北京的市郊铁路通到了延庆、平谷、密云，那么人肯定都在那边住着，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结论是，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和交通结构不合理这两个根本性缺陷相叠加，使得北京的“城市病”提早爆发。
（10）
（3）体制机制的掣肘是“城市病”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体制机制的概念很广，我觉得有两条值得说一下。第一，财税体制。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行政单位为单元来进行经济社会的组织。这个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激发各地政府的积极性，缺陷在于如果没有严格的体制机制做约束的话，就容易形成粗放式、攀比式的追求GDP的盲目发展。这是体制不足的地方。第二，规划。我们的规划往往没有像西方国家的规划那么严肃，它不断被突破、被修改，甚至领导的权力在影响规划的实施。1998年，北京提出首都经济概念，其本质是知识经济，核心是高薪技术产业。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高端、高效、高辐射，后来总书记又提出了高精尖经济结构，这些概念对于北京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到了区县和乡镇这一级的时候，很难把这些思路真正落实到位，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任务。这么多人涌到北京来，面对城镇化的需求，就要发展医院、学校，怎么办呢？只能有高端就发展高端；没有高端，低端也得发展。不难看出，近十年来，北京新增的外来人口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这四大领域里面，但是，这四个行业不应该是北京大力发展的行业，最后却发展得很快。类似于动物园、大红门等地区的大规模集贸市场在北京有很多，各个利益主体都是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现在，北京市从事批发零售的从业人员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13%，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就有13个人从事批发零售。所以，北京的很多功能不仅仅是为北京服务，而是为了全国，这也使得北京成了一个面向全国服务的商贸城市。
我举一个例子，北京的新发地有农产品、果品的批发，肯定是为北京服务的，结果里面却有一个“三七”——30%供应北京，70%面向东北、华北、西北，成为他们的采购基地。大量的蔬菜从山东运到新发地之后，又通过交易，被采购到内蒙、陕西、河北。可以看出，北京的这种低端功能过多，且已经超过了其本身的需求，这也是造成北京交通拥堵、各方面资源集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所以，华盛顿为什么两百年不得“城市病”？是因为它是单一功能的首都吗？可为什么它两百年都不能从单一功能变成多功能？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两点：第一，规划。华盛顿的规划非常严格，首先不能突破华盛顿的边界。因为外边是州政府的地，中间是国家的地，所以不能往外扩。其次，如果规划的是绿地、草坪，就不能把草坪搞成开发区、住宅、或者写字楼。最后，楼不能盖得很高，最高不能超过国会大厦的94米。所以，华盛顿这个城市是有序的，是按照规划去发展的。第二，华盛顿的财税体制非常特殊。我曾经问过华盛顿政府的官员，我说十年前来华盛顿和十年后再来华盛顿，发现它的变化不大。它并不像我们国家的城市那样，到处都是写字楼、住宅楼和脚手架，整个城市都在建设当中。我就问他们，你们没有发展经济的愿望吗？他们说并没有这样的压力。城市建设需要多少人工费、道路维护费、公园维护费，都会向联邦政府做预算，国会批复以后会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有一个司会监督华盛顿对经费的使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用那么拼命地发展以获取财政支持，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病”太普遍了，不仅仅是北京存在，全国600个城市，几乎没有不堵车的。一些地级市都开始堵车，包括北京周边的保定、衡水、廊坊，上班高峰都会堵车。那么，我们就要反思，为什么中国的城市都得同一个“病”？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没有确立“可持续城市”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城市要发展，首先，在空间布局上要可持续。城市布局不能“摊大饼”，“摊”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拥堵。要给中心城划定边界，并且在周边建卫星城。比如，这二十年建几个，再过二十年再建几个，这样一来，即使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也依然有发展的空间，整个城市仍然是一个高效率的城市。
第二，交通结构要可持续。不能简单地将公路作为主要交通，而是应该通过大容量、低碳化的轨道交通来实现。
第三，生态环境可持续。如果按照前面的思路来建设的话，我们可以留下足够的生态空间，主城和卫星城之间的几十公里都是生态资源。瑞典首都从郊区的卫星城到市区，中间有十几、二十几公里，却连一座楼都没有，整个城市被环绕在田野、绿树当中。可是我们的绿化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没有很大的生态空间。
第四，经济发展可持续。作为城市，一定要发展经济，发展产业，不能通过出让土地、搞房地产来支撑城市的发展。
（11）
2.北京的“出路”
关于未来的发展，在这次规划中也提出了三点内容。
（1）强化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
这次规划中指出了四类疏解的对象：第一类是制造业。污染严重的就地淘汰，有转移价值的就转移到河北和天津去。第二类是第三产业。那些占用人力多的，像数据中心、呼叫中心，以及占用空间多的，像物流等，都要往外转移。第三类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医疗方面，每天大概有70万人到北京来就医，很多专科医院的70%以上的患者都来自外地，所以要把这些功能移到周边的城市。第四类是行政资源。北京市的部分行政资源要迁到通州区。这次规划给北京提出很严格的要求，到2020年，北京市人口严格控制在2300万，城六区常住人口要净减少15%人口。这是给北京划出的两条红线，通过疏解来控制人口增长。
（2）强化创新，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关于首都财政，过去经济学界早就提出，由于我们没有控制人口的手段，所以只能遏制各个区县、乡镇盲目追求GDP排名的冲动。因为如果不提供就业岗位，那么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就业，人口也就会慢慢减少。因此，要按照总书记所说的，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要把速度降下来，把质量提上去，用尽可能少的人口资源来创造能满足城市运行的财政收入。对北京而言，经济发展不是目的，是手段。这个手段要服务于首都的定位，并不是把经济的体量搞的越大就越好，更不要跟上海去比体量、比规模、比增速，而是要把精力放在服务老百姓的宜居城市建设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不一定科学。各个区县、委办局给企业各种补贴，造成北京的负担很重，适当减少这些补贴，我们的财力也会撑过去。
因此，关键是各区县之间要进行差异化定位。一个区县为了招揽企业，会给企业提供各种补贴、优惠、减免，另外一个区给出的补贴也许会更多，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以，各区县之间要差异定位，不要再对GDP进行排名，不要再追求GDP的增速，而是要考核每个区县单位GDP的能耗、水耗。
（3）强化规划的约束性，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这次国家规划里面明确提出，北京要建设行政副中心，北京的行政资源要向通州转移。这个更加体现出北京市的决心，因为行政资源有很强的示范性，对其它资源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12）
（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此次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协调发展，我认为对于解决“城市病”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大家谈论的也比较多。实际上，当年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做市长的时候，就发起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会议这种机制。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又给京津冀的发展提出了7点要求，并且已经制订了京津冀规划。那么，京津冀这个地区为什么发展的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大家觉得不是很满意？
1.京津冀地区发展不理想的原因
（1）各个省份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社会落差较大
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天津是工业化的后期，而河北省还在工业化的初期，其中很多城市的农业仍然占了很大比重。由于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盈利能力不同、工人的工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距，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也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马太效应”：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实力强，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比较多，因此公共服务水平就比较高，而河北则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对河北就形成了一个“虹吸效应”，也就是把河北的人才都吸引过来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河北霸州有一个企业，一年招聘两三百人，但是人才流失却非常大，第一年就跑掉40%，两年内共流失了70%。我们到曹妃甸和一家企业座谈，他就谈到，在他们企业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的硕士毕业生和一本毕业生，剩下的多数都是二本和三本毕业的学生，并且多数都是河北本地学校毕业的学生。但是他们进到企业，看到这里的收入水平不高、城市面貌一般，特别是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水平不高，所以这些应聘者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在这里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为了梦想来到了北京。而对于企业来讲，没有人才怎么发展，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说，北京周边有22个国家级贫困县，230万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又有相当一部分聚集到了北京。比如，河北籍人口在北京外来人口当中所占比重是最高的，占到22.1%，有156万人。这是第一个问题。
（2）民营经济不发达，缺乏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产业的配套成本较高
在京津冀地区，国有工业的资产占全国比重高达62.8%，但是对于民营经济来说，能进入500强的只有44家，而长三角地区有249家。我们对上市公司对地区的发展所起的带动作用做了调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北京对全国的带动作用要大于上海对全国的带动作用，但是上海对本地的带动作用要强于北京对本地的带动作用。第二，关于上市公司投资后的收益率，北京在全国的平均收益率要高于在本地区的收益率，而上海在本地区的收益率要高于在全国的收益率。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的高科技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却很少有留在本地的，反倒是在浙江和江苏的技术合同书超过了天津和河北的总和。中关村的技术合同签到广东的，占了所有签到京外合同的6%，而签到河北省和天津的加起来只有4.2%。
所以北京的科技优势没有转化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河北人要生存发展，高科技发展不了，只能发展传统产业，所以钢铁、煤炭、建材、化工占了主导地位。这些产业能耗高、污染大。京津冀地区一年消耗3.5亿吨煤炭，北京消耗7%，河北消耗80%，天津消耗13%。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困难不少，污染一体化就能通过这种产业结构体系体现出来。
（3）体制机制存在障碍
在政府之间的合作上，税收怎么分、GDP怎么算等问题，在体制上都存在障碍。
（4）轨道交通体系没有形成
我们连北京的郊区都没有联动起来，再想要联动河北就更困难了，没有交通轨道作支撑，北京的资源就辐射不出去，也带动不了河北的发展。
（5）自然条件差
京津冀地区干旱、刮北风，太行山脉等山区地形占了很大的比重。从自然条件上，和“鱼米之乡”的长三角地区也是无法相比的。
总之，我觉得京津冀地区总体上比较落后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所以要全面的分析，不要作简单的比较。
（13）
2.深入落实《京津冀协调发展规划纲要》
第一，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来推进区域治理理念的创新。今天面临着大的环境——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过去很多奏效的手段没法用了，即使用了也没有效果。比如说，计划经济时代的“三线工程”，当时国家一声令下，1100多个工矿企业从沿海大城市到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很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过去了。清一色的计划经济，每个人档案、户口、布票、粮票、学校、医院、住房全部由机构包揽了，人家搬家你就得跟着搬。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刚才说，北京有很多很大的知名工业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在“退二进三”中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失败？就是没有找到规律。“总部经济”是我研究了六年在国内率先提出来的，八十年代没有这个概念，企业是不分总部还是制造厂，全部都要搬。“总部经济”的思想就是把企业看作两个模块：一是总部功能——研发设计、高端人才集聚的功能；二是生产功能。很显然，北京适合做总部，而不适合生产；外地适合做生产，但不适合做总部，因为没有人才。“总部经济”把总部和生产分开，各自寻找最有优势的区域来布局，这样企业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以前没有这个思想，很多企业搬到唐山，搬到曹妃甸等等，去了以后要买土地、建厂房、买设备，两三年之后建起来了，等到真正要搬的时候，人才都跳槽走了，特别是总部的人才都走了。最后不搬的话，“死”在北京，因为成本太高；搬的话，“死”在外地，因为方法不对。
这里有一个首钢的例子，我觉得值得讲一讲，它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来搬的迁。大家都知道，2002年朱继民任首钢董事长，之前是罗冰生。罗冰生在任10年是“首钢不限钢，转型搞非钢”。机器人、芯片、自行车等，搞了很多种，但是都不太成功。2001年的时候，一个搞机电开发的副总跟我讲，他说首钢充满钢铁文化，人人开口必谈钢铁，但是对高科技，基本上是“科盲”。高科技要求快速决策，但在首钢快不了。你要给主管处长们讲这个技术国内如何、国际如何、投入多少、产出多少，就好像在讲类人猿怎么变成猴、怎么变成人。而且不但要给处长讲，还要给董事讲。2002年奥运会申办下来，当时贾庆林书记提出了振兴现代制造业决策。我们院做了一个课题，我就提出来北京要发展制造业。不发展制造业就没有GDP，没有税收，但是要发展制造业，到今天这个阶段，必须通过总部经济模式来做。朱继民就说，总部经济对我的启发很大，对首钢的影响应该会很大。果不其然，2004年首钢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搬迁的，它的总部留下来。这样它的品牌保住了，销售渠道保住了，特别是创新能力保下来了，人也不用到曹妃甸去。把现代化的工程放在曹妃甸，万吨级的货轮在那，铁矿石直接运到炼铁厂，炼铁厂用铁水直接炼钢，钢材出来以后直接运走，循环经济，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扩张，在全国投资、并购。首钢在北京最辉煌的时候年产量是800万吨，并且在奥运会之前全部关闭了，现在年产是3000万吨，前几年还进到了世界500强。所以可以看到，方法对了，尊重了城市规律、经济规律，搬迁就能成功了。今天，我们治理“城市病”、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要有这种理念，不能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式的搬迁。
第二，优化空间格局，集中建设一批特色新城或者卫星城。“十三五”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对整个京津冀提出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结构。这个规划很好，下一步关键是要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和北京靠得比较近的卫星城。只有重点建设才能重点修建市郊铁路，市郊铁路修通了，医院、学校才能够集中疏解。否则的话，距离北京这么远，医生、老师就可能会跳槽，好的学校到那以后可能就变得不好了。教育、医疗资源集中疏解以后，这些地区吸引力就提高了，很多产业就可以过去。我们要把功能产业搬出去，要出得去、留得下，发展得好。如果最后人又回到北京了，就没有起到疏解的作用。同时，要建设轨道交通体系，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第三，要集中解决京津冀发展中几个突出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落地面临几个困难和问题。第一，土地指标。北京的产业要出去，人家没有土地指标。土地指标全省统筹，各个地市下达，到了县以后指标很小，项目占地很大，就没有办法落地。第二，排放指标。各地都在压缩排放。没有统筹的话，环保部门就过不了关。第三，高科技政策。如果都缴纳15%的所得税，河北也要执行这个政策，但是需要认证。认证需要提供三年完整的资料，言外之意就是，三年之内你不能享受这个政策，但是三年之后能不能认证还不知道。第四，区域之间的利益机制。既然要合作，就要共赢，就要解决合作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14）
（三）突出创新引领，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这次总书记到北京市来讲话，明确加大了这么一个定位——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创新驱动。北京市有这么多的资源，应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次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北京市现在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科技园区已经基本上初步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北京市今年的前三季度新增科技型企业就有1.8万家，前年是1.3万家，可以看到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每一年，中关村都要向外地输出2千多亿的各种技术合同。所以，在北京市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中关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一拨都走在前面，从早期的计算机网络、门户网站到新一代的互联网，每一项技术中关村都走在前面。
（四）突出民生改善，着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共享发展。我们现在的发展当中还存在着很多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东西，比如说高房价，就给老百姓造成很多痛苦；还有就是股市，起伏跌宕，使很多人也遭受到了重创；再一个就是贫富悬殊等。在制度上，我们没有使改革更好地惠顾老百姓；在财富的再分配环节上，政府没有更多地通过制度设计让老百姓得益。这都是政府特别关注的地方。因此，这次会议特别把共享发展放在突出位置。
现在，北京市也存在这个问题。城乡差别还比较大，大概差了2.17倍，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比较贫穷的。所以，北京现在还存在两个不协调：一个是中心城区和郊区不协调，第二个是北京市和周边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体现出城乡差别，体现出地区差别。所以，今后在这个过程中，北京要走在改革的前列。
要深入推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改革，按照健康中国的标准来改进医药分开、分级诊疗等机制。总之，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把北京市的公共服务搞好。
北京市在全国的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是最早转型的城市。同时，北京也是最早遭遇“城市病”的城市，现在北京正在着力解决“城市病”。一旦解决了，对全国就是示范，因为全国的“城市病”已经呈现出普遍化、常态化。其实，中国的“城市病”才刚刚开始，北京在这方面的做法对全国也是一个借鉴。社会治理也是一样，大城市怎么治理，怎么把我们的城市发展和老百姓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北京市也在探索。如果做得好，对全国也是示范，也是经验。
由于时间关系，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简单讲了这些内容，谢谢大家！
2015-11-22 宣讲家网 赵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核心提示：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但是，对于北京的发展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发展理念切实运用于城市建设中去。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不仅是河北和天津发展的需要，更是北京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赵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今天我会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内容谈一谈我的学习体会，特别是将现在北京全面治理“大城市病”、落实城市战略定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些热点话题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结合起来，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和介绍。
今天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要点给大家做一些介绍，第二部分是北京在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方面应该有四个着力点，或者说是四个关键点，我会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要点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做了关于五中全会报告的介绍，系统阐述了报告的内容，并在这次报告当中特别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理念，科学地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时期内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三五”时期，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0年的这五年时间，恰好是见证“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所以这次会议也受到了海内外和全社会的关注。那么，在这个规划中，未来到底怎么发展？五中全会到底讲了哪些亮点、重点？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点。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要点里面，关键词有很多个：协调、改革、环境、机制、创新等。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次主要的、最热点的关键词。下面，我通过这样几个部分来介绍。
（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于未来发展环境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判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目前在国际上，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到来，各个国家正在谋划怎么迎接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从全球来看，既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等不利因素，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作为一个群体，力量正在增强，逐渐打破了以美国、欧洲为两极的这种单极化发展格局，国际力量正在趋于平衡。总体来讲，国际环境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
在国内，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其中，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方式比较粗放
我们谈了很多年的创新驱动发展，但实际上，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强，部分行业产业过剩，特别是一些传统产业困难重重，产品卖不掉，积压很严重，很多设备的开工率比较低。一般认为设备开工率低于80%就非常严重了，而我们只有70%多。区域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在社会领域，收入差距比较大，社会矛盾比较凸显，消除贫困的任务十分艰巨。按照李克强总理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初期，往往凭借自己各种要素成本比较低的优势实现经济起飞，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这样一种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人均GDP达到6000美金的时候，就进入到世界上所谓的中等收入水平，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新的矛盾。原来的优势没有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的工资越来越高，各种开支越来越大，很多产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甚至因无法发展而被迫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很多企业被淘汰关闭。由此也造成了税收减少，那么政府的收入也就减少了。这是一个问题。
（2）
2.中等收入陷阱
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的公共服务开支中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其实，福利跟工资是一样的，一旦涨上去就很难降下来，因此政府捉襟见肘——收入减少了，支出却不能减少。政府没有钱来治理国家、治理城市，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比如，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很多国家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亲自到阿根廷考察过，这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当中达五十年之久。当年，美国和阿根廷的人均GDP只差几十美金，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但是后来，美国持续创新，他的产业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就进入了发达国家。而现在，阿根廷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这么多年，阿根廷都没有办法发展、没有钱，怎么办？政府就开始印钞票。所以阿根廷在很多年里的通货膨胀率都在百分之百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400%。这就使得富人很快变成了穷人，穷人变得赤贫。所以，很多人移民是因为觉得在他的国家发展没有前途。有钱的人进行投资移民，有技术的、有文化的人进行技术移民。阿根廷全国有3700万人口，但科研人员却只有5000人，留在海外的科研人员竟达5万人之多。整个国家贫富差距达40多倍。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那么容易跨越的。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全世界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占比例只有12.9%，也就是说，100个国家中，只有12.9个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都还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范围中，而新加坡、韩国都已经成功跨越。我们国家当前的GDP达到6千美金，恰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爬坡期。
总的来说，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习总书记的结论是，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虽然矛盾叠加，风险增多，存在着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们是可以驾驭的，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要的、基本的方向，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的新境界，准备着，努力地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们看到，“小康”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只是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但是这次提出把城乡居民收入也要翻一番，把经济增长和老百姓的收入紧密挂钩，体现了党中央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这是第一个方面：审视了整个形势，提出了发展的主题，同时还要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这种社会是我们共享的。
（二）五大发展理念是对国家发展的深刻总结
五大发展理念是通过对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而提出的重要目标。这五大发展分别是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次是习总书记在“四个全面“战略框架下第一次提出五个完整的发展理念，反映出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这是第二个要掌握的核心观点——五大发展理念。
（3）
（三）五大发展理念统领和布局“十三五”时期的工作
五大发展理念对未来的整个工作进行统领，包括这次五中全会的报告，也是用五个理念来布局谋篇的，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分成经济、社会、生态几个部分，而是用五大发展理念来统筹。而这五大发展理念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所有的发展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在于创新能力。协调发展是内在要求。如果不协调，地区之间的矛盾太大，就发展不下去了，因此协调发展是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必要条件。如果像以前那样，我们的发展影响了生态环境，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更宜居的环境而是污染，就不符合发展的基本宗旨，因此绿色发展是必要条件。开放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的改革还不够深入，国内的各个区域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还存在很多的壁垒；同时，我们的国际开放程度也还不够，因此需要更加开放的发展。共享发展是本质要求。这一点和我们党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共享发展成果。以上是要掌握的第三个部分。
（四）“十三五”规划的亮点在于共享发展，关注民生
这次“十三五”规划的亮点就是突出关注民生，将共享发展的理念落到实处，所以大家会看到这次报告也有令人振奋之处。一方面是对战略布局很振奋，另一方面是对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很振奋。第一，是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看总量，而且要看人均收入，要把这两个联系起来。第二，是贫困县“摘帽”。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全国的贫困县要全部摘掉“帽子”，这对贫困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第三，是普及高中教育。过去是九年义务教育，就是到初中为止，都是国家强制性地让你上学，而且国家还会免除学杂费，到了高中就要自己掏钱。但是这次规划把普及的年限又加了三年，即高中也要普及，不能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在高中阶段，要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进行困难补助，实现资助的全覆盖。第四，是全面参保，这也是强制性的。这样一来，老百姓得了大病，以及养老等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这也是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第五，是二孩政策。对于放开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社会舆论是比较多的。最后，是健康中国。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起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着想的亮点。
（五）改革统领“十三五”的发展
在“十三五”规划中，以改革统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而且强调党的全面战略领导。在规划中，虽然没有单独的一章说改革，但是改革已经渗透到五个发展中去了。所以说，“改革”贯穿了整个“十三五”的指导意见和思想。比如，在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方面就提出了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制，要消除任何形式的行政壁垒、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也就是说，围绕着某个领域怎么改、改什么，都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
另外一个角度是强调党的全面战略领导。十八届五中全会是习总书记亲自做的指导意见的报告，而过去都是由总理来做的，因此这也体现了党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战略领导。那么，党该怎样来领导经济社会工作呢？一方面，党要参与这些规划，主导这些规划；另一方面，要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尤其是廉政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从党的建设本身来保证党有力量、有能力来领导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4）
二、以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解决北京发展的核心问题
北京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不应该只停留在文件政策上，而要结合北京的实际。因为北京正处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特殊时期，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全力打好治理“大城市病”的攻坚战。所以，我们应该以五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具体来解决北京在发展中的核心问题、瓶颈问题。
（一）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动摇
2014年2月25日，习总书记到北京视察，对北京的工作既提出了肯定，也指出了北京存在的问题。他说，北京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蓝天难见，繁星无影，河水断流，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患上了相当程度的“城市病”，必须下决心动手治理，不把难题都留给后人。这体现出总书记敢于担当、敢于碰硬的个人做法。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城市病”，而且“城市病”这三个词被写进了我们党的文件中。其实，“城市病”这个词是一个老词，这个词在经济学领域、在城市规划领域已经被用了很多年了，只是我们国家过去不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城市病”。其实，这是一个中性词，它是在描述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处理好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先后关系，从而出现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对城市发展造成困扰，是一种复合的概念。
从全世界来看，“城市病”最早描述的是英国伦敦。在当年的工业化时期，伦敦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加剧，雾霾持续好几个月，最长的一次毒雾持续了5天，导致4000多人死亡。后来，伦敦将40多万居民迁出中心城区，一批工业企业外迁，并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加快周边卫星城和新城的建设，逐渐治理好了“城市病”。2015年年初，我去伦敦待了几天，那里没有出现雾霾天气，环境非常优美，建筑非常漂亮，绿化也非常好，确实是一个宜居的大都市。
再比如美国的纽约。当年，有1100多万人从世界各地涌到纽约去淘金，寻求发展的机会。当时正是工业化时期，纽约的环境污染同样非常严重。1910年，纽约市能活到60岁的人只占5%，有五分之一的幼儿活不到5岁，贫富悬殊，医疗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犯罪率居高不下。后来，纽约经过治理，发展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24小时不停运，推行郊区化，将人口向郊区、周边的卫星城疏解分散。到了今天，纽约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宜居都市。
再比如洛杉矶。当年，洛杉矶也可以称为“雾都”，每天从天而降的灰尘多达400吨，连续多天的雾霾，使得空气都变得稀缺。后来，洛杉矶经过治理，成为了有标志性美国文化的城市，我们所知道的好莱坞大片、迪士尼乐园，都来自于这个城市。
北京在过去也有过这种“城市病”。大家知道，在解放以前，北京是纯消费城市，解放以后也走过一段弯路。当时对于国情的认识是，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就难以保卫新生的政权。所以，北京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大的工业项目都落户在了北京。比如，朝阳区从北到南就有四大工业基地：酒仙桥和798地区，就是由苏联和德国援建的我国第一个电子工业基地，被称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中国的“两弹一星”和很多大的国防装备的电子设备、器械都来自于这个地区；再往南一点，在朝阳路一带，是纺织工业基地；再往南走，劲松路周边是机械工业基地；往东偏一点的垡头地区，是化工基地。再加上石景山的钢铁和重工业基地、房山的燕山石化基地等，北京市至少有六大工业基地。当时，北京的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高达64%，这个比例仅次于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辽宁省，排在全国第二位。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时，大量的原材料、能源运进运出，环境污染比现在还要严重，只不过没有PM2.5的检测而已。后来，国务院三次批复北京，不能再搞污染扰民的重化工业，所以北京才开始“退二进三”，大量的企业外迁，发展中关村，发展CBD，发展金融街。逐渐地，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可以这样说，在那个时期，以环境污染为突出特征的“城市病”已经得到治理，北京现在的“城市病”处在新的阶段。
（5）
第二类“城市病”主要是针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而言的。
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有2000万左右的人口，却有500多个贫民窟，400多万的穷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整个首都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垃圾围城，高犯罪率，所以墨西哥城是全球通勤痛苦指数排在第一位的地区。
再比如巴西，既有别墅区、富人区，但在不远处就是250多个贫民窟。穷人生存不下去了，就偷盗、抢劫，所以，仅2010年，里约热内卢就有5000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
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的地方的写字楼非常漂亮，类似于北京的CBD，但是在不远处就是贫民窟。阿根廷的贫富相差46倍，很多人都移民到国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病”。所以，总书记讲，北京的“城市病”不同于别的国家，而是具有北京的特色。
1.北京“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那么，北京的“城市病”怎么来的？媒体上解释“城市病”出现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把北京市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研，特别是对照国外城市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北京出现“城市病”的三条原因。
（1）功能过多
首先，北京的“城市病”既有着同国内很多大城市一样，由于快速城市化，因此吸纳人口过快增长的共性原因，又有着北京作为一个特殊的首都城市，对于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特殊原因。中国的城市化来得很迅猛。城市化率从30%到70%，法国用了120年的时间，美国用了100年的时间，日本用了60年的时间，而中国大概只用了4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用40年走过了别人100年的路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是很快的。为什么会这么快？这与中国长期实行二元经济结构政策有关。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受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再加上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即使辛勤劳作，农民也很难富起来。过去由于对户口的严格控制，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只能待在农村。现在，只要到了城市里就能有收入和就业，就可以租房子，等有钱了还可以买房子。因此，农民就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城市不断地提高接纳能力，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但是，如果某一个时期，城市的供给能力小于或者慢于整个社会的需求，那就会出现“城市病”。
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是比较普遍的。现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乎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这就是共性。而北京出现“城市病”的原因可能还要特殊，因为北京是首都城市。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全世界的首都大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单一功能的首都，比如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这些都是联邦制国家，在建国初期，首都该设在哪里，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为了不丢选票，就划出一片专门的区域作为首都。因此，美国就划在了南北分界线上，澳大利亚的首都就设在了堪培拉。
我曾经去堪培拉考察过。堪培拉的国会大厦在冬天和夏天都不用开空调，天花板是玻璃的，被评为全世界最节能、最绿色的建筑。堪培拉的总面积是2395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只有36万，整个城市的50%以上是绿地、公园。北京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建成这样的城市。
对于北京而言，更具有借鉴意义的是东京、伦敦和巴黎，就是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新的功能——首都功能。作为城市来讲，肯定要有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科技功能、医疗功能、教育功能和有居住功能等，但是作为国家的首都，不仅要有政治功能，也要有交往功能。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是计划经济时代，北京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教育、医疗资源都汇集到了北京。比如学院路上有八大院校，在别的国家一般不会这么安排。所以北京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科技资源都过度发达，这都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有关。
因此，有的学者就说，北京有这么多的总部，所以金融功能相当于纽约；政治功能相当于华盛顿；又有这么多的大学，所以教育资源相当于波士顿；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就相当于洛杉矶；还有中关村的高科技，相当于旧金山。也就是说，北京把美国五个最优秀、最有特色的城市的优势集于一身，所以肯定功能过多。而且，每一个功能的背后都有一批人在支撑。无论是搞科研的还是搞文艺的，都到北京来，因为这里代表了高水平。比如，很多文艺工作者就住在地下室、吃着方便面，生活非常辛苦，但他们总希望有名家指点，能够有机会成名，甚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一种梦想。在北京，追求类似梦想的有一批人。我们所说的“北漂”，都是有追求、有梦想的人。中国的13亿人里，有梦想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一句话就是：有梦到北京。这就是北京吸纳人口的很重要的原因。
（6）
第二，北京具有行政资源的优势。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行政资源在资源配置中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家提出来要加速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改革成功之前，很显然，有很多的机构还是很看重北京的行政资源的。全国有三十个省市在北京有办事处，比如我们走在街上可以看到安徽大厦、福建大厦、浙江大厦等。实际上，这是他们在创造一些渠道、途径，让省市的部、委、厅、局和国家的有关部门对接，来获取发展中的资源。不但每个省有，就连每个地级市也有办事处，甚至一些有实力的县市区在北京都有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多数设在居民楼里，我们所说的办事处主任，就是这种性质的工作。同样，很多企业在北京都要设总部、设办事处，希望在第一时间获取最直接的信息，进而对企业有一定的帮助。
第三，北京作为首都，但同时又是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措施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一点在理论上、道义上、法律上都缺乏依据。
比如，在理论上，清华大学有一位教授，通过研究全世界的首都，得出了两条结论：第一，除了那几个联邦制国家的首都之外，其他的首都在这个国家里面的城市首位度都是最高的。首位度最高也说明它的人口是最多的。比如伦敦有占全国12%的人口，第二位的伯明翰只占1.6%。第二，东方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中国等，他们的人口往往更倾向于向首都集聚，比如首尔就占了全国21%的人口。所以，这个教授的结论就是，我们找不见任何一个理论说北京不吸纳人口。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其它国家的首都吸纳10%、20%的人口，如果北京吸纳5%，那完全是不多吧。但是中国有13亿人，这么一算就是6000万。所以，他认为北京吸纳6000万人口并不奇怪，因为在理论上找不见北京不吸纳人口的理由。
在道义上，如果有老百姓在网上发点消息，说我们孩子的一个班有四五十个人，影响孩子的学习质量，那你的声音会很微弱，因为反对的声音比你强很多，大家会说，北京是全中国的首都，不是北京人的首都，我为什么不能去？
在法律上，宪法中并没有说北京可以采取什么特殊的手段让人们不要往北京集聚。在过去只有一个手段——户口，但是现在已经失灵。近十年，北京户籍人口增长是1.1%，但是非户籍人口增长却是它的10倍，所以整个城市的人口增长的规模趋势变化是由非户籍人口决定的。
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近几年北京的人口增长一直很快，但为什么在2010年突然就慢下来了呢？因为2010年国家出台了住房限购政策。在过去，只要有钱就可以到北京来，就像我刚才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有梦到北京，第二句是有钱到北京。全国有钱的人太多了，他们到北京来买房，一下子就把全款都交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北京盖的商品房，将近60%是卖给外地人的，是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只有40%多是卖给北京人的。所以我们说，仅“有梦到北京”和“有钱到北京”这两条理由，我们就抵挡不住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直到2014年总书记提到要严格控制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快增长，才把人们的争论减弱。但是，我们现在依然没有特别管用的手段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是第一个问题。
（7）
（2）城市的空间结构与交通结构不合理
那么，是不是北京有这么多的人口，就应该产生这么严重的“城市病”？其实也不尽然。北京的“城市病”产生的原因除了刚才说的第一个外（而且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共识），第二个原因则在于北京的空间结构与交通结构不合理，这两点双重叠加，使得北京的“城市病”提早爆发。也就是说，如果空间结构和交通结构合理的话，就不会出现“城市病”。
第一，空间结构不合理。对中国而言，城市化是一个新的话题。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城市是很少发展的，快速发展是近十几年的事。那么，城市里有什么规律？集聚有什么规律？
我们通过研究之后发现，城市如果要发展的话，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集聚和效率的矛盾。刚才我们说，有钱到北京，有梦到北京，这都是集聚的需求。但是，怎么才能让这个城市有效率呢？这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国外的城市理论研究认为，要把城市科学布局，过去认为是建设田园城市，后来比较主流的是组成卫星城的格局。如果城市不是这样的格局的话，再加上它的集聚的力量又很强，就会形成“摊大饼”的格局，就像现在的北京一样——从二环到三环，从三环到四环，从四环到五环，从五环到六环。如果再继续下去，还会有七环、八环。城市越大，越没有效率。我们讲规模经济，就是指的规模太小没有经济效率，规模过大也会失去效率。所以，我们要保持适度的规模。
那么关于城市的建设，国外的经验是用绿色隔离带把城市圈定在一个合适的空间范围内。过去，北京提出要建设13个卫星城，后来又提出建设14个，要把主城圈定在四环以内。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四环以内是北京的主城，四环以外是绿化隔离带，永远不能侵占。那么集聚的需求怎么满足呢？要把这些需求向周边分散，建设若干个卫星城，这样就满足了集聚和效率的关系。
那么这个思路是很好的，北京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们从1983年到2004年，用了20年的时间来建卫星城，成效却非常微弱，基本上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并不是理论错了，也不是规划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抓住卫星城建设的关键环节和根本着力点。
通过研究之后，我们得出四条结论：第一，距离。卫星城不能离主城太近，不能建在主城的内部。最早我们把卫星城建在方庄，后来又在望京、芍药居、天通苑、回龙观。这些卫星城离主城都太近了，起不到分散资源的作用。如果要建，就要建在30公里以外，这样才能起到分散的作用。
第二，通道。卫星城和主城之间一定不能简单地修一条公路或者高速来解决问题，必须要通过建立大容量、高速化、一站式、低票价的市郊铁路，把卫星城和主城连起来。
15年前，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去，就看到，在8点钟左右，有很多人从火车站出来，换乘地铁，很快就都不见了。我问导游，他们这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导游说，他们住在郊区的卫星城，是坐火车来上班的。在多伦多，这样的铁路班车每天会在上班和下班时间密集发送几趟，这样的话，大家一出办公室的门，就可以坐地铁到火车站去坐火车，十几分钟就回到了自己的卫星城，然后再坐别的交通工具回家，前后只用一小时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要建轨道交通而不是公路？因为公路的效率太低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各种交通巩固的单位等量空间的资源运输能力是不一样的，小汽车一小时能运3千人，公共汽车能运3千至6千人，轨道交通，也就是我说的市郊铁路能运1万至3万人，呈网络状的地铁能运3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多，交通需求大，就必须用轨道交通来作为城市的主要交通载体。这并不是说小汽车没有用，而是说小汽车不占主导，主导的应该是轨道交通。但是，我们建了20年的卫星城，却没有建一公里的市郊铁路。我们修公路，公路上跑两种车，第一，公共汽车，太慢；第二，小汽车，太堵。一个卫星城一般要容纳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比较好的规模应该是容纳20万人左右。假如有一半人在主城就业，那也有10万人，通过公路的话，就会被堵在路上。
（8）
第三，规模。按照这个思路设计城市，那么主城的规模一定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大家从卫星城到达主城，再坐地铁换来换去，到办公地点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卫星城的数量可以多，但规模不能太大，太大的话人们从家里到火车站就要用很长时间，这就失去了一小时出行的基本要求。所以，早期专家认为卫星城的规模应该控制在5万人，后来认为是10万，再后来认为是20万，但最多不能突破30万。
第四，顺序。我曾经到瑞典考察，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先建市郊铁路、火车站，然后建医院、学校、超市和一定的就业空间，比如说办公楼、写字楼等，最后再建住宅。住宅一旦建起来就会很有吸引力。交通这么便捷，公共服务这么完善，价格还便宜，人们为什么不去呢？而我们正好相反，先建住宅，住宅建好之后发现教育不配套、交通出行困难，人们就都不愿意去。没有钱的人被迫去了以后，还得再咬牙买个车，否则上班实在太远，大家都买了车就会都堵在路上。
先建市郊铁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成本比较低，因为很少涉及到拆迁的问题。而且，火车站修好以后，住宅可以按照火车站来合理布局，人们出家门就不用换任何交通工具，只需步行就能到达火车站。我在瑞典就发现，它的百分之七八十的住宅距离火车站都只需要十分钟的路程，根本不用乘坐交通工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做到，因此我们的卫星城也没有成功。
到了2004年，北京市又提出新的规划思路，叫做“两轴-两带-多中心”。这个思路应该说也是很好的，总之要让城市多中心布局，不要单中心。但怎么才能够实现多中心？看看东京是怎么做的。东京出现了单中心的“城市病”之后，第一步，在1958年搞了三个城市副中心，一下搞了24年。当它在一个新的空间下饱和了，第二步，把城市往相反的方向拉，又搞了三个城市副中心。到了1987年，搞了临海副中心。这样，东京就变成了“一主七副”，而且这个“主”并不突出，等于变成了8个分散化的中心。
这里面有两条值得学习。第一是概念。东京叫副中心，这一下子就明确了它的定位，副中心是仅次于主中心的，但它比周边的新城、社区中心还有镇域中心高，很显然它具有更强的集聚能力，那么很快就会见到效果。它一旦集聚了比较多的人口、功能比较多的时候，它的服务就比较完备，就形成了反磁力中心，人家就不到主中心去了，在这个地方就能够满足了，就起到了分解压力的作用。这是第一个定位。我们叫做新城。新城和老城是一对时间范畴，体现的是建设时间不一样，但是定位体现不出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缺陷。
第二是数量。人家一下子建三个，建完了以后，再建三个。如果一下子建七个，肯定也建不起来，周边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么，人家一下子建三个，然后再分步走。而我们一下子建11个新城，同时建了8个功能性中心，还有十几个卫星城，我们要发展的点有20多个。你都想发展，就等于自然发展，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所以，我的总结是：多中心等于没中心，十年之后还是单中心。我们没有发挥政府规划引导作用，把资源在某些区域上快速集聚，形成反磁力中心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没有修市郊铁路，交通还是不方便。虽然规划说得很好——“两轴-两带-多中心”，但是实现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出来了。北京的很多优质资源，特别是服务业，都在二环、三环、四环以内。我们的城市，一种趋势是在“摊大饼”，突破了四环，到五环、六环；另一种趋势是内部见缝插针，把北京市原来留下的生态空间都变成了住宅楼、写字楼，密密麻麻的，没有了品质；第三种趋势是，沿着高速往外疏散人口。你看，八达岭高速，京开高速，虽然堵车，但总归能进来，所以我们的人口很快就出去了一部分。
人口为什么能出去？因为人口出去的条件比较简单，有三条：第一，购买力。物价便宜，这是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交通。虽然堵车，虽然很辛苦，但一个半小时还能够来上班。第三，那有房子可买。这三条具备，人口就可以分散出去了。但是产业就很难出去，特别是服务业。
为什么产业不能随着出去呢？产业分两大类：第一类，制造业。制造业以成本为导向，我们很多工厂搬迁了。第二类是服务业。服务业就很难出去，为什么服务业出不去？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北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近郊区的人口集聚得很快，但产业集聚得很慢。比如，昌平吸纳居住人口是它吸纳就业人口的17倍，通州是9倍，大兴是3倍，所以这就出现了“潮汐式”交通——上班进不来，下班回不去。我们整个产业的公共服务与居住空间是互相不匹配的。过去，有钱的人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到中心城来接受好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结果就会出现大量的交通需求。这是第一个问题：空间结构不合理。主要是集中在中心城的内部，因为我们的承载力太弱了。
（9）
第二，交通结构不合理。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应该建立怎样的交通结构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是在过去，我们对它并不重视，也没有研究。
在研究了东京、伦敦、巴黎之后，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第一，以轨道交通作为主要交通出行载体的占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比百分之八十还要高。这是第一个发现。第二，轨道交通呈现这样一种分布：15公里以内，以密集的地铁为主。因为地铁一公里左右就有一站，而且为了增加覆盖面，地铁本身还拐了弯。15公里大概有20多站，所以地铁不能修太远，太远的话没有效率。15公里到30公里以快线铁路为主，是指的那种在地面上走，很快的铁路。30公里到70公里的地区就是刚才所说的卫星城，修建市郊铁路，要一站式到达，中间不能过多停留，站与站之间相隔十几分钟。70公里以外是城市之间的城际铁路。通过这样的关系，大家应该明白了，北京为什么堵车，东京为什么不堵车。
东京地铁的密度是很大的，如果从横截面来看的话，他们为了加快每条线上地铁的运行速度，把地铁修到了地下三、四层，这一层地铁在这几站停，那一层地铁在那几站停。地面上每隔五六百米就可以看到地铁口，而且地铁的速度很快，保证人们高速安全的出行。我到东京去考察，发现无论向东西南北任意方向走，都可以很快看到地铁口，徒步10分钟可以走到地铁口和轨道车站的人数占到90%。
而北京的地铁，第一，总量不足；第二，密度不够；第三，把地铁修到郊区还是值得商榷的。按照最新的设计，从平谷到四惠最快的话大概也要四五十分钟，而从家里到平谷的车站还要半个小时，再从四惠换成地铁到中关村、金融街还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样前后加起来的时间有两个半小时。所以，修完地铁以后人们能住在平谷到市区来上班吗？这就还是起不到分散人流的作用。因此，如果要修地铁，就要在五环以内，而且修得越密越好。五环以外就要一站式到达，并且能够把怀柔、平谷、密云都连起来，这才符合城市的规律。东京的小汽车比北京多240万辆，但是他们每一年的出行里程还不到北京的一半，也就是说他们的小汽车是用来在节假日使用的，平时上班都是乘坐地铁，而且他们的地铁很快。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地铁比较慢，换乘也不是很方便，所以人们自然就不选择了。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人多、北京人多，所以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但我认为关键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整个城市的规划理念。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只有200万人口，中心城区只有80万人口，但是它从50年代就开始修地铁，直到现在，虽然中心城只有80多万人，但却有六条地铁线和100多个车站，可以算是非常密集。而且，它在郊区还有6个卫星城，有若干个大型居住区，每一个居住区和卫星城都通达着市郊铁路，所以，虽然整个瑞典有200多万人，但是其中75%的人是乘坐地铁和公交出行的，只有少数人开车，这就是可持续的城市。也许再过10年、20年，它还是这个样子，很高效，又非常优美。所以，城市是否拥堵、是否舒适，不在于城市的大小，而在于建设理念。
对比一下国际上的大都市，伦敦的轨道交通占整个公共交通的75%，纽约占60%到70%，东京占94%，北京的六环以内占42%，但就全市来说大概只占20%多，不到30%。这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城市的根本性缺陷所在——我们没有把轨道交通尽可能早地作为城市发展的必需战略来考虑，而一直是被动式的、补课式的。但无论你怎么补，差距还是很大。2015年，北京的轨道是660公里，也仅相当于东京的28%，这就是差距所在。而市郊铁路的差距则更大。伦敦有3650公里的市郊铁路，纽约有3000公里，东京有2031公里，巴黎是1867公里，北京是0公里。虽然北京的地铁是最长的，有527公里，但是别的城市是地铁和市郊铁路混合在一起使用，叫做无缝衔接、快速换乘，而我们恰恰没有。所以，北京这个城市，到了这个阶段，必须用轨道体系来替代一般的公交出行和小汽车出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发展公共交通，要公交优先，但这个并不十分准确。提倡公交优先与提倡发展私人小汽车相比是进步的，但是对于北京来讲，公共汽车解决不了问题，满足不了如此多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快速出行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指望自行车，因为自行车的有效距离是3公里以内，北京这么大范围，很多都是超过了3公里的。所以说，公共汽车不行，摩托车不行，小汽车拥堵也不行，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轨道体系。
近十年来，北京新增的人口中，集聚在朝阳区的占了五分之一，昌平区的七分之一，海淀区占了15.5%，丰台区占了11.3%，大兴区占了11.1%，通州区占了7.4%，这六个区加起来一共占了83.5%。门头沟区不在计算范围内，因为门头沟的98.5%是山区，只有1.5%的平原，它没有承担人口的能力，所以不做要求。但在北京市的其它地区，比如延庆、平谷和密云，都有很广阔的平原，但是延庆吸纳的人口只占0.4%，平谷占0.7%，密云占0.9%，这三个区加起来不到2%。为什么人们没有均衡地布局在北京？我首先来解释一下一些人的疑问。
有的人就提出，把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地区划给北京市，让北京带着张家口和承德协同发展？那么究竟能不能协同发展呢？不能。我们连平谷、延庆都没有带动起来，怎么带动张家口和承德？还有人说把北京、天津、河北三个省市合并，并统一领导，这样就协同发展了。其实也不尽然。北京的16个区县过去都是在统一的领导下的，协调发展了吗？没有。所以，协调发展是要创造条件的，当这个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简单的行政合并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北京的市郊铁路通到了延庆、平谷、密云，那么人肯定都在那边住着，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结论是，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和交通结构不合理这两个根本性缺陷相叠加，使得北京的“城市病”提早爆发。
（10）
（3）体制机制的掣肘是“城市病”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体制机制的概念很广，我觉得有两条值得说一下。第一，财税体制。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行政单位为单元来进行经济社会的组织。这个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激发各地政府的积极性，缺陷在于如果没有严格的体制机制做约束的话，就容易形成粗放式、攀比式的追求GDP的盲目发展。这是体制不足的地方。第二，规划。我们的规划往往没有像西方国家的规划那么严肃，它不断被突破、被修改，甚至领导的权力在影响规划的实施。1998年，北京提出首都经济概念，其本质是知识经济，核心是高薪技术产业。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高端、高效、高辐射，后来总书记又提出了高精尖经济结构，这些概念对于北京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到了区县和乡镇这一级的时候，很难把这些思路真正落实到位，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任务。这么多人涌到北京来，面对城镇化的需求，就要发展医院、学校，怎么办呢？只能有高端就发展高端；没有高端，低端也得发展。不难看出，近十年来，北京新增的外来人口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这四大领域里面，但是，这四个行业不应该是北京大力发展的行业，最后却发展得很快。类似于动物园、大红门等地区的大规模集贸市场在北京有很多，各个利益主体都是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现在，北京市从事批发零售的从业人员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13%，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就有13个人从事批发零售。所以，北京的很多功能不仅仅是为北京服务，而是为了全国，这也使得北京成了一个面向全国服务的商贸城市。
我举一个例子，北京的新发地有农产品、果品的批发，肯定是为北京服务的，结果里面却有一个“三七”——30%供应北京，70%面向东北、华北、西北，成为他们的采购基地。大量的蔬菜从山东运到新发地之后，又通过交易，被采购到内蒙、陕西、河北。可以看出，北京的这种低端功能过多，且已经超过了其本身的需求，这也是造成北京交通拥堵、各方面资源集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所以，华盛顿为什么两百年不得“城市病”？是因为它是单一功能的首都吗？可为什么它两百年都不能从单一功能变成多功能？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两点：第一，规划。华盛顿的规划非常严格，首先不能突破华盛顿的边界。因为外边是州政府的地，中间是国家的地，所以不能往外扩。其次，如果规划的是绿地、草坪，就不能把草坪搞成开发区、住宅、或者写字楼。最后，楼不能盖得很高，最高不能超过国会大厦的94米。所以，华盛顿这个城市是有序的，是按照规划去发展的。第二，华盛顿的财税体制非常特殊。我曾经问过华盛顿政府的官员，我说十年前来华盛顿和十年后再来华盛顿，发现它的变化不大。它并不像我们国家的城市那样，到处都是写字楼、住宅楼和脚手架，整个城市都在建设当中。我就问他们，你们没有发展经济的愿望吗？他们说并没有这样的压力。城市建设需要多少人工费、道路维护费、公园维护费，都会向联邦政府做预算，国会批复以后会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有一个司会监督华盛顿对经费的使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用那么拼命地发展以获取财政支持，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病”太普遍了，不仅仅是北京存在，全国600个城市，几乎没有不堵车的。一些地级市都开始堵车，包括北京周边的保定、衡水、廊坊，上班高峰都会堵车。那么，我们就要反思，为什么中国的城市都得同一个“病”？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没有确立“可持续城市”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城市要发展，首先，在空间布局上要可持续。城市布局不能“摊大饼”，“摊”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拥堵。要给中心城划定边界，并且在周边建卫星城。比如，这二十年建几个，再过二十年再建几个，这样一来，即使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也依然有发展的空间，整个城市仍然是一个高效率的城市。
第二，交通结构要可持续。不能简单地将公路作为主要交通，而是应该通过大容量、低碳化的轨道交通来实现。
第三，生态环境可持续。如果按照前面的思路来建设的话，我们可以留下足够的生态空间，主城和卫星城之间的几十公里都是生态资源。瑞典首都从郊区的卫星城到市区，中间有十几、二十几公里，却连一座楼都没有，整个城市被环绕在田野、绿树当中。可是我们的绿化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没有很大的生态空间。
第四，经济发展可持续。作为城市，一定要发展经济，发展产业，不能通过出让土地、搞房地产来支撑城市的发展。
（11）
2.北京的“出路”
关于未来的发展，在这次规划中也提出了三点内容。
（1）强化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
这次规划中指出了四类疏解的对象：第一类是制造业。污染严重的就地淘汰，有转移价值的就转移到河北和天津去。第二类是第三产业。那些占用人力多的，像数据中心、呼叫中心，以及占用空间多的，像物流等，都要往外转移。第三类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医疗方面，每天大概有70万人到北京来就医，很多专科医院的70%以上的患者都来自外地，所以要把这些功能移到周边的城市。第四类是行政资源。北京市的部分行政资源要迁到通州区。这次规划给北京提出很严格的要求，到2020年，北京市人口严格控制在2300万，城六区常住人口要净减少15%人口。这是给北京划出的两条红线，通过疏解来控制人口增长。
（2）强化创新，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关于首都财政，过去经济学界早就提出，由于我们没有控制人口的手段，所以只能遏制各个区县、乡镇盲目追求GDP排名的冲动。因为如果不提供就业岗位，那么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就业，人口也就会慢慢减少。因此，要按照总书记所说的，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要把速度降下来，把质量提上去，用尽可能少的人口资源来创造能满足城市运行的财政收入。对北京而言，经济发展不是目的，是手段。这个手段要服务于首都的定位，并不是把经济的体量搞的越大就越好，更不要跟上海去比体量、比规模、比增速，而是要把精力放在服务老百姓的宜居城市建设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不一定科学。各个区县、委办局给企业各种补贴，造成北京的负担很重，适当减少这些补贴，我们的财力也会撑过去。
因此，关键是各区县之间要进行差异化定位。一个区县为了招揽企业，会给企业提供各种补贴、优惠、减免，另外一个区给出的补贴也许会更多，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以，各区县之间要差异定位，不要再对GDP进行排名，不要再追求GDP的增速，而是要考核每个区县单位GDP的能耗、水耗。
（3）强化规划的约束性，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这次国家规划里面明确提出，北京要建设行政副中心，北京的行政资源要向通州转移。这个更加体现出北京市的决心，因为行政资源有很强的示范性，对其它资源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12）
（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此次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协调发展，我认为对于解决“城市病”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大家谈论的也比较多。实际上，当年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做市长的时候，就发起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会议这种机制。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又给京津冀的发展提出了7点要求，并且已经制订了京津冀规划。那么，京津冀这个地区为什么发展的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大家觉得不是很满意？
1.京津冀地区发展不理想的原因
（1）各个省份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社会落差较大
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天津是工业化的后期，而河北省还在工业化的初期，其中很多城市的农业仍然占了很大比重。由于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盈利能力不同、工人的工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距，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也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马太效应”：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实力强，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比较多，因此公共服务水平就比较高，而河北则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对河北就形成了一个“虹吸效应”，也就是把河北的人才都吸引过来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河北霸州有一个企业，一年招聘两三百人，但是人才流失却非常大，第一年就跑掉40%，两年内共流失了70%。我们到曹妃甸和一家企业座谈，他就谈到，在他们企业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的硕士毕业生和一本毕业生，剩下的多数都是二本和三本毕业的学生，并且多数都是河北本地学校毕业的学生。但是他们进到企业，看到这里的收入水平不高、城市面貌一般，特别是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水平不高，所以这些应聘者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在这里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为了梦想来到了北京。而对于企业来讲，没有人才怎么发展，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说，北京周边有22个国家级贫困县，230万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又有相当一部分聚集到了北京。比如，河北籍人口在北京外来人口当中所占比重是最高的，占到22.1%，有156万人。这是第一个问题。
（2）民营经济不发达，缺乏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产业的配套成本较高
在京津冀地区，国有工业的资产占全国比重高达62.8%，但是对于民营经济来说，能进入500强的只有44家，而长三角地区有249家。我们对上市公司对地区的发展所起的带动作用做了调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北京对全国的带动作用要大于上海对全国的带动作用，但是上海对本地的带动作用要强于北京对本地的带动作用。第二，关于上市公司投资后的收益率，北京在全国的平均收益率要高于在本地区的收益率，而上海在本地区的收益率要高于在全国的收益率。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的高科技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却很少有留在本地的，反倒是在浙江和江苏的技术合同书超过了天津和河北的总和。中关村的技术合同签到广东的，占了所有签到京外合同的6%，而签到河北省和天津的加起来只有4.2%。
所以北京的科技优势没有转化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河北人要生存发展，高科技发展不了，只能发展传统产业，所以钢铁、煤炭、建材、化工占了主导地位。这些产业能耗高、污染大。京津冀地区一年消耗3.5亿吨煤炭，北京消耗7%，河北消耗80%，天津消耗13%。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困难不少，污染一体化就能通过这种产业结构体系体现出来。
（3）体制机制存在障碍
在政府之间的合作上，税收怎么分、GDP怎么算等问题，在体制上都存在障碍。
（4）轨道交通体系没有形成
我们连北京的郊区都没有联动起来，再想要联动河北就更困难了，没有交通轨道作支撑，北京的资源就辐射不出去，也带动不了河北的发展。
（5）自然条件差
京津冀地区干旱、刮北风，太行山脉等山区地形占了很大的比重。从自然条件上，和“鱼米之乡”的长三角地区也是无法相比的。
总之，我觉得京津冀地区总体上比较落后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所以要全面的分析，不要作简单的比较。
（13）
2.深入落实《京津冀协调发展规划纲要》
第一，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来推进区域治理理念的创新。今天面临着大的环境——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过去很多奏效的手段没法用了，即使用了也没有效果。比如说，计划经济时代的“三线工程”，当时国家一声令下，1100多个工矿企业从沿海大城市到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很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过去了。清一色的计划经济，每个人档案、户口、布票、粮票、学校、医院、住房全部由机构包揽了，人家搬家你就得跟着搬。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刚才说，北京有很多很大的知名工业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在“退二进三”中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失败？就是没有找到规律。“总部经济”是我研究了六年在国内率先提出来的，八十年代没有这个概念，企业是不分总部还是制造厂，全部都要搬。“总部经济”的思想就是把企业看作两个模块：一是总部功能——研发设计、高端人才集聚的功能；二是生产功能。很显然，北京适合做总部，而不适合生产；外地适合做生产，但不适合做总部，因为没有人才。“总部经济”把总部和生产分开，各自寻找最有优势的区域来布局，这样企业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以前没有这个思想，很多企业搬到唐山，搬到曹妃甸等等，去了以后要买土地、建厂房、买设备，两三年之后建起来了，等到真正要搬的时候，人才都跳槽走了，特别是总部的人才都走了。最后不搬的话，“死”在北京，因为成本太高；搬的话，“死”在外地，因为方法不对。
这里有一个首钢的例子，我觉得值得讲一讲，它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来搬的迁。大家都知道，2002年朱继民任首钢董事长，之前是罗冰生。罗冰生在任10年是“首钢不限钢，转型搞非钢”。机器人、芯片、自行车等，搞了很多种，但是都不太成功。2001年的时候，一个搞机电开发的副总跟我讲，他说首钢充满钢铁文化，人人开口必谈钢铁，但是对高科技，基本上是“科盲”。高科技要求快速决策，但在首钢快不了。你要给主管处长们讲这个技术国内如何、国际如何、投入多少、产出多少，就好像在讲类人猿怎么变成猴、怎么变成人。而且不但要给处长讲，还要给董事讲。2002年奥运会申办下来，当时贾庆林书记提出了振兴现代制造业决策。我们院做了一个课题，我就提出来北京要发展制造业。不发展制造业就没有GDP，没有税收，但是要发展制造业，到今天这个阶段，必须通过总部经济模式来做。朱继民就说，总部经济对我的启发很大，对首钢的影响应该会很大。果不其然，2004年首钢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搬迁的，它的总部留下来。这样它的品牌保住了，销售渠道保住了，特别是创新能力保下来了，人也不用到曹妃甸去。把现代化的工程放在曹妃甸，万吨级的货轮在那，铁矿石直接运到炼铁厂，炼铁厂用铁水直接炼钢，钢材出来以后直接运走，循环经济，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扩张，在全国投资、并购。首钢在北京最辉煌的时候年产量是800万吨，并且在奥运会之前全部关闭了，现在年产是3000万吨，前几年还进到了世界500强。所以可以看到，方法对了，尊重了城市规律、经济规律，搬迁就能成功了。今天，我们治理“城市病”、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要有这种理念，不能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式的搬迁。
第二，优化空间格局，集中建设一批特色新城或者卫星城。“十三五”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对整个京津冀提出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结构。这个规划很好，下一步关键是要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和北京靠得比较近的卫星城。只有重点建设才能重点修建市郊铁路，市郊铁路修通了，医院、学校才能够集中疏解。否则的话，距离北京这么远，医生、老师就可能会跳槽，好的学校到那以后可能就变得不好了。教育、医疗资源集中疏解以后，这些地区吸引力就提高了，很多产业就可以过去。我们要把功能产业搬出去，要出得去、留得下，发展得好。如果最后人又回到北京了，就没有起到疏解的作用。同时，要建设轨道交通体系，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第三，要集中解决京津冀发展中几个突出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落地面临几个困难和问题。第一，土地指标。北京的产业要出去，人家没有土地指标。土地指标全省统筹，各个地市下达，到了县以后指标很小，项目占地很大，就没有办法落地。第二，排放指标。各地都在压缩排放。没有统筹的话，环保部门就过不了关。第三，高科技政策。如果都缴纳15%的所得税，河北也要执行这个政策，但是需要认证。认证需要提供三年完整的资料，言外之意就是，三年之内你不能享受这个政策，但是三年之后能不能认证还不知道。第四，区域之间的利益机制。既然要合作，就要共赢，就要解决合作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14）
（三）突出创新引领，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这次总书记到北京市来讲话，明确加大了这么一个定位——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创新驱动。北京市有这么多的资源，应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次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北京市现在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科技园区已经基本上初步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北京市今年的前三季度新增科技型企业就有1.8万家，前年是1.3万家，可以看到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每一年，中关村都要向外地输出2千多亿的各种技术合同。所以，在北京市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中关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一拨都走在前面，从早期的计算机网络、门户网站到新一代的互联网，每一项技术中关村都走在前面。
（四）突出民生改善，着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共享发展。我们现在的发展当中还存在着很多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东西，比如说高房价，就给老百姓造成很多痛苦；还有就是股市，起伏跌宕，使很多人也遭受到了重创；再一个就是贫富悬殊等。在制度上，我们没有使改革更好地惠顾老百姓；在财富的再分配环节上，政府没有更多地通过制度设计让老百姓得益。这都是政府特别关注的地方。因此，这次会议特别把共享发展放在突出位置。
现在，北京市也存在这个问题。城乡差别还比较大，大概差了2.17倍，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比较贫穷的。所以，北京现在还存在两个不协调：一个是中心城区和郊区不协调，第二个是北京市和周边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体现出城乡差别，体现出地区差别。所以，今后在这个过程中，北京要走在改革的前列。
要深入推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改革，按照健康中国的标准来改进医药分开、分级诊疗等机制。总之，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把北京市的公共服务搞好。
北京市在全国的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是最早转型的城市。同时，北京也是最早遭遇“城市病”的城市，现在北京正在着力解决“城市病”。一旦解决了，对全国就是示范，因为全国的“城市病”已经呈现出普遍化、常态化。其实，中国的“城市病”才刚刚开始，北京在这方面的做法对全国也是一个借鉴。社会治理也是一样，大城市怎么治理，怎么把我们的城市发展和老百姓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北京市也在探索。如果做得好，对全国也是示范，也是经验。
由于时间关系，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简单讲了这些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