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散文长篇小说，它比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早出世300多年，比西方最早的小说集《十日谈》也早了300多年，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源氏物语》出自与中国有深厚文化渊源的日本，在与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源氏物语》同中国古典文学关系密切，这早有定论。据统计，它引用中国文学典籍共计185处，涉及20多种著作。《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同样作为日本和中国的古典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两者都是百万字左右的宏篇巨著，虽然成书时间相距700多年，但都具有深刻的内涵，它们殊途同归，一起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建社的挽歌。它们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在中日两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社会上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至今还很少有作品能与之媲美。而且在国际文坛上，他们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取得了享誉世界的非凡反响。
主题思想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在主题思想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李力认为：两部作品都以“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内容，揭示了“聪明灵秀地，无可奈何天”那种残破不可补的现状。在轰轰烈烈的场面中，见出的是“白茫茫一片天地”，作者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两位伟大的作家正是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有着相同音调的末世的哀歌。
李芒认为：《源氏物语》的主题并非在于描写平安朝宫廷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是刻画宫廷贵族的恋情。它以当时的宫廷生活为舞台，试图描写贵族生活的各种情况，而且获得成功，这部作品的最大兴趣在于以源氏为中心，分别刻画刻画种种恋爱活动。
陶力认为：《源氏物语》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过程，而《红楼梦》所着力显现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和在旧势力压迫下的毁灭过程。两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大悲剧，但其主题不尽相同，紫式部是面对过去，为光源氏唱的是哀歌，曹雪芹面向着未来，对贾宝玉唱的是赞歌。
牟应杭认为：《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晚问世七百余年，作者在书中已反映了要求婚姻自主、爱情真实专一，对人为的贵贱贤愚之分带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字里行间显示出一定的民主自由气息。《源氏物语》的作者则着意写日本平安王朝统治者的恣意享乐，其皇室内外、嫡庶亲疏、上下贵贱之分，等级森严。虽然作者对那些沦为贵族男人掌中玩物，作为官场角逐斗争牺牲品的女性，寄予无限同情，但也无可奈何。
赵连元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是富有深刻内涵和悲剧性主题的鸿篇巨制，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从善上呈现分道扬镳的趋势，然而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一道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
建主义的挽歌。这两部作品都以和生命缠绕难分的爱情为主线，创造出“六条院”和“大观园”这样两个不同国度的女儿国，都借爱情写社会。但在对社会悲剧本质的剖析上，《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深刻，更广泛。《源氏物语》的主题是通过源、紫的爱恋与婚姻去揭示贵族精神上的没落和崩溃；《红楼梦》的主题是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的剖析和批判。《源氏物语》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过程；《红楼梦》所着力显示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在旧势力压迫下毁灭的过程。紫式部向读者描绘的是一幅纲常沦夷、道德败坏的传统大厦的坍塌图，比紫式部更进一步，曹雪芹不仅展示了封建传统的崩溃，更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叛逆者、反抗者的悲歌。《源氏物语》写的是一部贵族社会的“艳情史”，《红楼梦》写的则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源氏物语》所描绘的社会面狭窄，主要写宫廷贵族，围绕源氏家族的生活起居，多写情人幽会，社会性较弱；《红楼梦》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广阔，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黎民，围绕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集中写封建社会的面貌，多带社会性。紫式部和曹雪芹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且与皇族都有密切的关系，对贵族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了解透彻，对贵族家庭由盛及衰的崩溃过程看得较为真切。他们都是“朝荣夕萎，中途逢变”，最后成为“身世浮沉，天涯沦落”的同命人，他们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坎坷，都有一种“世事无常叹飘零”的感伤，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悲观主义、厌世主义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
郭存爱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情节虽然都始终贯穿着“爱情”这一中心，
但都从许多侧面，通过幅辏向轴线，提示了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权势、金钱、优越豪华的物质生活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欢乐，而是充满凄苦、悲凉、辛酸、哀伤，封建社会制度是产生悲剧的根源。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作者国家、民族、地域、社会制度、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教养、性别、时代都截然不同，但他们却有着极其相似的思想感情和对封建贵族社会必然没落、衰亡的预见，这并不是巧合。尽管紫式部和曹雪芹在时间上相隔七百多年，但都是处于不同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盛世的极限阶段，他们都预见到封建社会由发展、兴盛到没落、衰亡的必然结果。
杜鹃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虽然都展现了贵族阶级腐朽淫乱的生活画面，都
暴露了贵族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矛盾，都揭示出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但在揭露与批判的力度方面有所区别，《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多地涉及到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更深刻地暴露出贵族地主阶级的丑恶腐败，更清楚地揭示了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原因在于曹雪芹的人生遭遇更为困顿、艰辛，接触的社会面更为广阔，认识更为全面， 因而态度更为尖锐、更多攻击。
的确《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社会矛盾日益激
化、贵族们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权机构日益腐朽，经济上日益崩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封建贵族们依仗豪门权势作威作福，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而内心却极度空虚，最后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总崩溃。作者们在歌舞升平中预感到统治阶级将致的灭顶之灾，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这是两部作品的精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两部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位伟大作家在希望和绝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相同音调的末世的哀歌。
人物形象
光源氏与贾宝玉
赵连元认为：光源氏与贾宝玉不仅都经历了混世、厌世和出世的过程，而且在出身、追求和结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 诗礼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整日过着“富贵温柔、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且都是聪慧过人、品貌出众、能诗善文、惹人喜爱的“情痴情种”；他们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都没有“男尊女卑”的念头，却有“怜香惜玉”的思想；最后均遭爱侣早丧的苦痛，落了个遁入空门的结局。但宝玉对女性的倾慕和光源氏对女性的追逐和占有，有着本质的不同。光源氏追求的是性欲的满足，是腐化淫乱，是丑，他朝三暮四、逢场作戏；宝玉追求的是“情”，是美，他用至深，痴情不改。光源氏与贾宝玉都是封建贵族圈里“善”的化身，前者“为了恋情，一生一世不得安宁”，后者“有生以来，为诸女子应酬不暇”。然而，光源氏的“善”使他向着封建规范越靠越近，贾宝玉的“善”则使他在叛离封建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魏凤娥认为：光源氏与贾宝玉有着许多相通相似之处，论是作者塑造形象的创作态度还是形象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所具有的品貌才学等等方面，二者都颇多相似；尤其是在性情上的多愁善感、温柔殷勤，对周围女性的泛爱无边、多有用心，他俩更是相通无异。但他们实际上是形同而质异的两个不同形象，他们在身世经历、生存环境、爱恋意向、思想品格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构成了艺术典型各自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政治、道德精神、理想追求的不同实质和深度。纵观源氏和宝玉“泛爱群芳，多有用心”的情感表现，可见源氏是以“肉欲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不过是“悦容貌、喜云雨”。而宝玉却是以“灵性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是对女子们“敬而昵之、恐拂其意”的尊重和体贴。
潘新华认为：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理想化的男主人公。他们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虽然周日周旋于富贵场，但都表现出“富贵不知乐业”的浪子特点。他们在情感上的最大特征就是泛爱，他们对待女子都是温情脉脉的，有怜香惜玉的思想，都是以绝代情痴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多情善感、典雅温柔，对周围的贵族妇女、随身侍婢，大凡稍有姿色才华的，遍一个也不放过，去尽他们的“心意”。群芳之中，他们又都有心灵深处终生不可磨灭的“绝对女性”，即藤壶女御和黛玉。他们均逢爱侣早丧的痛苦，精神变得一蹶不振，最终悲观厌世，遁入空门。尽管光源氏与贾宝玉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他们表面的相似并不等于本质的相同和思想内涵的一致。我们把贾宝玉和光源氏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掘出他们的精神境界有本质的差异，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两个人的泛爱行为在两个社会中受到的评价是不同的。光源氏的泛爱是以当时盛行的一夫多妻制和“访婚制”为大前提的。光源氏念念不忘每一个有过恋情的女子，其不管美丑只要看过一次都不想抛弃的行为，在当时的日本可以说是一种“深情”，的表现，光源氏是一种理想的男性形象，他的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宝玉的泛爱行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受到更大的谴责，他那种钟爱所有女性的脾性，违背了“把性爱严格限制在婚姻之内”这一礼教原则，因此宝玉所受的评价不同于光源氏，他比光源氏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在对待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女孩儿，无论贵贱一样热爱，注意情感的交流，他对她们的态度是尊重的，是纯洁的，少了些非分之想，更多的是对女子的欣赏赞美。光源氏对女性谈不上尊重、爱情，只能说是淫乱。他不关心她们的情感，没有情感的交流，完全是从个人的欲望出发，而从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比起光源氏来，宝玉更尊重女性的人格和意志，更带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在对待功名的态度上，二者也是迥然不同。贾宝玉不仅不慕功名，而且
蔑视封建社会的功名利禄，厌恶仕途经济。至于光源氏则是一生追求功名，只是不得已才退出官场。在《源氏物语》中，两大政治势力(以右大臣和他女儿弘徽殿女御及儿子朱雀天皇为一方，以左大臣和他女婿及藤壶中宫为另一方)在争权夺势中虽互有消长，但互相倾轧从未间断，而且愈演愈烈，政治斗争贯穿了光源氏一生的始终。
刘荣琴认为：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大力肯定的理想人
物，因为他们对女性有情有义。贾宝玉对于女性的情意是一种将女性尤其是美丽的青年女性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尊重，他企图破坏所谓“妇者伏也”的传统女性定义，而是要在污浊的当时营造一方美丽芬芳的新女性乐园，他在无意识中倡导了一次女性解放运动。而光源氏对女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渔色的满足，大有尽取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欢娱的无耻。他们最终都遁入空门，但宝玉是因为理想的破灭，源氏是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他们的出家是同形异质的，在出家的同一种解脱中射映着不同的内涵。
冯茜认为：光源氏和贾宝玉在形象上有着许多相似，他们都是博爱和泛爱主义者的典型；
他们都悲观厌世，最终弃绝红尘。但在貌似相似的背后，这两个人物的精神境界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宝玉对大观园里的女孩子的态度是尊重的，注重情感的交流而疏于两性关系；源氏对女性则谈不上尊重爱情，只能说是淫乱。在对待功名的态度上，二者也是迥然不同。宝玉不慕功名，厌恶仕途经济；源氏则是一生追求功名，只是不得已才退出官场。宝玉有新的思想和反抗情绪，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希望按自己的个性充分发展；源氏则是委曲求全，时时揣测别人的心理，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两人的行为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颓废衰败，也预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都是本家族的精英，光彩照人、超群出众、聪明机敏，他们尚且如此，可窥见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斑了。
郭存爱认为：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理想化的男主人公。
光源氏生而似玉，贾宝玉含玉而生，都生活在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的贵族环境中，被亲人视为掌上明珠，倍受宠爱。他们自幼英俊聪明，吟诗作赋、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举止风流潇洒，姿态优美动人，多情善感，典押温柔。他们在情感上的最大特征就是泛爱，对周围的贵族妇女、随身侍婢，大凡稍有姿色才华的，遍一个也不放过，去尽他们的“心意”。群芳之中，他们又都有心灵深处终生不可磨灭的“绝对女性”，即藤壶女御和黛玉。光源氏同藤壶女御的爱为伦理道德所不容，宝黛则同受封建权势迫害；藤壶中宫青年削发出家后早逝，黛玉在如花似玉的年华香消玉殒；光源氏、宝玉最后也都遁入空门，了却残生。光源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随波逐流，安于封建社会贵族统治的现实，而贾宝玉却是由封建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叛逆者。
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理想化的男主人公，在他们在出
身、追求和结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我认为他们对女性的“泛爱”虽然有所区别，但不应有高下之分。我不太同意那种认为光源氏是淫乱而贾宝玉才是真正的情痴的观点，我觉得他们对于女性都是出于一片真诚之心的，只是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光源氏受到当时一夫多妻制和“访婚制”的影响，他能不论美丑，对每个女子都念念不忘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深情的表现了。
女性形象
王燕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作者形象生动地塑造了众多形貌佚丽、个性鲜
明的女性形象。在大观园里有个天真烂漫、群芳争妍的“女儿国”，同样地，围绕源氏周围也有一个花团锦簇、鲜艳夺目的“女儿国”，这些女子构成了一幅绚丽的群芳谱。然而，就是这些才情横溢的女儿们，却在豪门宅院里成了“有命无运”的人。无论是身份高贵的，或是出身寒微的，都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不论是天皇宫廷、大臣府第，还是“礼法王国”的贾府，实际都是女性受奴役的人间地狱。紫式部和曹雪芹这两位东方最为杰出的作家以他们敏锐的视角，流畅的笔触，控诉了男权重压下女性的痛苦和不幸。
陈永生认为：紫式部和曹雪芹不仅写了上层贵族妇女的不幸命运，也写了下层平民女子
的悲剧、惨剧。《源氏物语》中上自皇妃、下至侍女，虽然出身教养各有不同，但全都免不了苦难的经历：要么成为统治阶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要么成为男性贵族渔色纵欲、淫糜享乐的工具与对象，她们身不由己，任人摆布，肉体和灵魂都遭到摧残，到头来，不是削发为尼就是抑郁而死，甚至还有被迫自杀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以悲剧告终的。《红楼梦》中黛玉在悲愤中病终，迎春嫁了“中山狼”，惜春远嫁，就连贵为皇妃的元春也被寂寞冷酷的深宫幽怨生活夺取了生命。高贵的小姐们尚且如此，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丫鬟奴婢其命运就更可悲了。综观《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女性形象，不论她们的出身教养如何，大都有才有貌，十分可爱；虽然她们的经历性格有别，但都朝啼夜怨，春感秋悲，命运遭遇都非常不幸。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女性们的悲剧，而且也注意刻画了女性们的反抗斗争，如黛玉、司棋、鸳鸯等。而《源氏物语》则很少表现妇女的反抗斗争，那些身心都受到男子玷污、欺凌的妇女们，往往并不觉得屈辱、愤慨，而是俯首帖耳、麻木依从。这是因为日本的男尊女卑思想比中国更为严重，日本妇女所受的迫害比中国妇女更为残酷，而且《红楼梦》毕竟比《源氏物语》晚了七百多年，妇女的思想开始觉醒，构成了中日两国妇女不同的性格特征。
我觉得无论是《源氏物语》还是《红楼梦》都有众多刻画得形象生动、各具魅力的女性
形象，日本与中国都是男权至上的社会，因此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很凄惨，即使有一些女子想要反抗这个丑恶的社会也只能以死抗争，结果还是以悲剧收场。
行文结构
赵连元认为：《源氏物语》的结构特点是采用单线发展的串珠式的艺术结构，是纵向的
延伸；《红楼梦》采用的是多线发展的网状式的艺术结构，是横向的拓展。《源氏物语》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以源氏的年谱为线索写成的，全书主干突出，不支不蔓，简洁明晰，显示出一种单纯、质朴的美；《红楼梦》基本上是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总纲，以宝黛的爱情为主线写成的。全书错综变幻，显现出一种复杂、绚丽的美。《源氏物语》各帖的相对独立性与全书的统一完整性相结合，短篇与长篇相结合，散文与韵文相结合，正可谓“诗温合壁，相映生辉”，而且每帖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红楼梦》以四大家族的兴衰和宝黛的爱情互成经纬地交织在一起，形成艺术结构的整体，同时，还交织着许多各有起仡，自成一面，但又无不和整体交相联系的人物和事件。《红楼梦》的结构设计较《源氏物语》更为复杂，更为生动，更为高级，更为绚丽，《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具有表现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美学功能。
艺术风格
赵连元认为：紫式部生活的时代，日本文学初兴，仅受唐诗影响而已；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古典文学积淀深厚，两部作品相较，《红楼梦》在艺术造诣上远高于《源氏物语》。《源氏物语》以诗的意境见长；《红楼梦》以画的已经为上。《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源氏物语》以其清丽、幽雅的境界，通过华美、婉转的语言和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人间的离愁别恨写得淋漓尽致。全书基调清新恬淡、温柔委婉，显示出一种柔婉之美。《红楼梦》以其绚丽、含蓄的意境，通过华美、哀怨的语言和大量精致的性格刻画，把人间色彩斑斓的悲剧写得雄浑悲凉。全书基调缠绵哀婉、悲慨苍凉，显示出一种悲伧之感。《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每每写到性，只是点到为止，使全书充满诗情雅趣，且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丰富，体现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容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全书梦幻叠出，诗话一体，使读者有无限华艳哀婉之感，又如“骏马西风塞北”，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
杜鹃认为：两部作品都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紫式部笔和曹雪芹笔下，无论是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刻画得有血有肉，丰满鲜明；两位作家都善于通过内心描绘的方式来刻画人物性格。两部小说都采用了散韵结合，诗文相间的艺术手法，都在以散文为主的情况下大量穿插诗歌、词曲，使之在抒发人物感情、渲染气氛、增强感染力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也使作品显得婉约多姿、典雅艳丽、富有文采。
有关《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这里只是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行文结构、艺术风格几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源氏物语》的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研究课题，，对它的研究并不单是局限于作品本身的欣赏与理解，更重要的是超越作品本身的内容，探索中日文化之间的传播与接受、消化与融合等深层次上的演变过程。对《源氏物语》的研究的未来，应该以较研究为着眼点，对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学、传统艺术、传统思想等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抓住本质的东西，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资料：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初探》 赵连元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再探》 赵连元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东方异彩 双璧联珠——〈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美学比较》 赵连元 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 牟应杭 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6期
《末世的哀歌——〈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琐谈》 李力 湘潭学院学报 1995年第4期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谈》 杜鹃 连云港职业大学学报第八卷1995年第3期 《试析〈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爱情描写之异同》 李英武 东北亚论坛1995年第1期
《理想的建立与破灭——“大观园”与“六条院”的比较》 牛水莲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9月第31卷第5期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艺术美比较》 赵连元 广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研究》 郭存爱 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贾宝玉与光源氏比较研究》 潘新华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10月第23卷第5期
《贾宝玉与光源氏之比较》 冯茜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2期
《贾宝玉与光源氏之比较》 刘荣琴 殷都学刊 2001年第2期
《源氏与宝玉：情痴情种两不同》 魏凤娥 红楼梦学刊 2001年第4辑
《男权重压下的“完美”女性——浅析紫姬与宝钗的悲剧》 王燕 宜宾学院学报20003年第1期
《封建时代中日两国妇女的悲歌——试比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 陈生永 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9月第17卷第3期
《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 陶力 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散文长篇小说，它比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早出世300多年，比西方最早的小说集《十日谈》也早了300多年，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源氏物语》出自与中国有深厚文化渊源的日本，在与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源氏物语》同中国古典文学关系密切，这早有定论。据统计，它引用中国文学典籍共计185处，涉及20多种著作。《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同样作为日本和中国的古典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两者都是百万字左右的宏篇巨著，虽然成书时间相距700多年，但都具有深刻的内涵，它们殊途同归，一起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建社的挽歌。它们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在中日两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社会上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至今还很少有作品能与之媲美。而且在国际文坛上，他们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取得了享誉世界的非凡反响。
主题思想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在主题思想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李力认为：两部作品都以“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内容，揭示了“聪明灵秀地，无可奈何天”那种残破不可补的现状。在轰轰烈烈的场面中，见出的是“白茫茫一片天地”，作者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两位伟大的作家正是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有着相同音调的末世的哀歌。
李芒认为：《源氏物语》的主题并非在于描写平安朝宫廷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是刻画宫廷贵族的恋情。它以当时的宫廷生活为舞台，试图描写贵族生活的各种情况，而且获得成功，这部作品的最大兴趣在于以源氏为中心，分别刻画刻画种种恋爱活动。
陶力认为：《源氏物语》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过程，而《红楼梦》所着力显现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和在旧势力压迫下的毁灭过程。两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大悲剧，但其主题不尽相同，紫式部是面对过去，为光源氏唱的是哀歌，曹雪芹面向着未来，对贾宝玉唱的是赞歌。
牟应杭认为：《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晚问世七百余年，作者在书中已反映了要求婚姻自主、爱情真实专一，对人为的贵贱贤愚之分带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字里行间显示出一定的民主自由气息。《源氏物语》的作者则着意写日本平安王朝统治者的恣意享乐，其皇室内外、嫡庶亲疏、上下贵贱之分，等级森严。虽然作者对那些沦为贵族男人掌中玩物，作为官场角逐斗争牺牲品的女性，寄予无限同情，但也无可奈何。
赵连元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是富有深刻内涵和悲剧性主题的鸿篇巨制，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从善上呈现分道扬镳的趋势，然而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一道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
建主义的挽歌。这两部作品都以和生命缠绕难分的爱情为主线，创造出“六条院”和“大观园”这样两个不同国度的女儿国，都借爱情写社会。但在对社会悲剧本质的剖析上，《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深刻，更广泛。《源氏物语》的主题是通过源、紫的爱恋与婚姻去揭示贵族精神上的没落和崩溃；《红楼梦》的主题是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的剖析和批判。《源氏物语》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过程；《红楼梦》所着力显示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在旧势力压迫下毁灭的过程。紫式部向读者描绘的是一幅纲常沦夷、道德败坏的传统大厦的坍塌图，比紫式部更进一步，曹雪芹不仅展示了封建传统的崩溃，更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叛逆者、反抗者的悲歌。《源氏物语》写的是一部贵族社会的“艳情史”，《红楼梦》写的则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源氏物语》所描绘的社会面狭窄，主要写宫廷贵族，围绕源氏家族的生活起居，多写情人幽会，社会性较弱；《红楼梦》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广阔，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黎民，围绕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集中写封建社会的面貌，多带社会性。紫式部和曹雪芹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且与皇族都有密切的关系，对贵族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了解透彻，对贵族家庭由盛及衰的崩溃过程看得较为真切。他们都是“朝荣夕萎，中途逢变”，最后成为“身世浮沉，天涯沦落”的同命人，他们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坎坷，都有一种“世事无常叹飘零”的感伤，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悲观主义、厌世主义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
郭存爱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情节虽然都始终贯穿着“爱情”这一中心，
但都从许多侧面，通过幅辏向轴线，提示了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权势、金钱、优越豪华的物质生活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欢乐，而是充满凄苦、悲凉、辛酸、哀伤，封建社会制度是产生悲剧的根源。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作者国家、民族、地域、社会制度、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教养、性别、时代都截然不同，但他们却有着极其相似的思想感情和对封建贵族社会必然没落、衰亡的预见，这并不是巧合。尽管紫式部和曹雪芹在时间上相隔七百多年，但都是处于不同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盛世的极限阶段，他们都预见到封建社会由发展、兴盛到没落、衰亡的必然结果。
杜鹃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虽然都展现了贵族阶级腐朽淫乱的生活画面，都
暴露了贵族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矛盾，都揭示出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但在揭露与批判的力度方面有所区别，《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多地涉及到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更深刻地暴露出贵族地主阶级的丑恶腐败，更清楚地揭示了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原因在于曹雪芹的人生遭遇更为困顿、艰辛，接触的社会面更为广阔，认识更为全面， 因而态度更为尖锐、更多攻击。
的确《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社会矛盾日益激
化、贵族们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权机构日益腐朽，经济上日益崩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封建贵族们依仗豪门权势作威作福，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而内心却极度空虚，最后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总崩溃。作者们在歌舞升平中预感到统治阶级将致的灭顶之灾，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这是两部作品的精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两部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位伟大作家在希望和绝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相同音调的末世的哀歌。
人物形象
光源氏与贾宝玉
赵连元认为：光源氏与贾宝玉不仅都经历了混世、厌世和出世的过程，而且在出身、追求和结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 诗礼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整日过着“富贵温柔、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且都是聪慧过人、品貌出众、能诗善文、惹人喜爱的“情痴情种”；他们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都没有“男尊女卑”的念头，却有“怜香惜玉”的思想；最后均遭爱侣早丧的苦痛，落了个遁入空门的结局。但宝玉对女性的倾慕和光源氏对女性的追逐和占有，有着本质的不同。光源氏追求的是性欲的满足，是腐化淫乱，是丑，他朝三暮四、逢场作戏；宝玉追求的是“情”，是美，他用至深，痴情不改。光源氏与贾宝玉都是封建贵族圈里“善”的化身，前者“为了恋情，一生一世不得安宁”，后者“有生以来，为诸女子应酬不暇”。然而，光源氏的“善”使他向着封建规范越靠越近，贾宝玉的“善”则使他在叛离封建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魏凤娥认为：光源氏与贾宝玉有着许多相通相似之处，论是作者塑造形象的创作态度还是形象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所具有的品貌才学等等方面，二者都颇多相似；尤其是在性情上的多愁善感、温柔殷勤，对周围女性的泛爱无边、多有用心，他俩更是相通无异。但他们实际上是形同而质异的两个不同形象，他们在身世经历、生存环境、爱恋意向、思想品格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构成了艺术典型各自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政治、道德精神、理想追求的不同实质和深度。纵观源氏和宝玉“泛爱群芳，多有用心”的情感表现，可见源氏是以“肉欲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不过是“悦容貌、喜云雨”。而宝玉却是以“灵性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是对女子们“敬而昵之、恐拂其意”的尊重和体贴。
潘新华认为：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理想化的男主人公。他们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虽然周日周旋于富贵场，但都表现出“富贵不知乐业”的浪子特点。他们在情感上的最大特征就是泛爱，他们对待女子都是温情脉脉的，有怜香惜玉的思想，都是以绝代情痴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多情善感、典雅温柔，对周围的贵族妇女、随身侍婢，大凡稍有姿色才华的，遍一个也不放过，去尽他们的“心意”。群芳之中，他们又都有心灵深处终生不可磨灭的“绝对女性”，即藤壶女御和黛玉。他们均逢爱侣早丧的痛苦，精神变得一蹶不振，最终悲观厌世，遁入空门。尽管光源氏与贾宝玉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他们表面的相似并不等于本质的相同和思想内涵的一致。我们把贾宝玉和光源氏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掘出他们的精神境界有本质的差异，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两个人的泛爱行为在两个社会中受到的评价是不同的。光源氏的泛爱是以当时盛行的一夫多妻制和“访婚制”为大前提的。光源氏念念不忘每一个有过恋情的女子，其不管美丑只要看过一次都不想抛弃的行为，在当时的日本可以说是一种“深情”，的表现，光源氏是一种理想的男性形象，他的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宝玉的泛爱行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受到更大的谴责，他那种钟爱所有女性的脾性，违背了“把性爱严格限制在婚姻之内”这一礼教原则，因此宝玉所受的评价不同于光源氏，他比光源氏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在对待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女孩儿，无论贵贱一样热爱，注意情感的交流，他对她们的态度是尊重的，是纯洁的，少了些非分之想，更多的是对女子的欣赏赞美。光源氏对女性谈不上尊重、爱情，只能说是淫乱。他不关心她们的情感，没有情感的交流，完全是从个人的欲望出发，而从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比起光源氏来，宝玉更尊重女性的人格和意志，更带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在对待功名的态度上，二者也是迥然不同。贾宝玉不仅不慕功名，而且
蔑视封建社会的功名利禄，厌恶仕途经济。至于光源氏则是一生追求功名，只是不得已才退出官场。在《源氏物语》中，两大政治势力(以右大臣和他女儿弘徽殿女御及儿子朱雀天皇为一方，以左大臣和他女婿及藤壶中宫为另一方)在争权夺势中虽互有消长，但互相倾轧从未间断，而且愈演愈烈，政治斗争贯穿了光源氏一生的始终。
刘荣琴认为：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大力肯定的理想人
物，因为他们对女性有情有义。贾宝玉对于女性的情意是一种将女性尤其是美丽的青年女性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尊重，他企图破坏所谓“妇者伏也”的传统女性定义，而是要在污浊的当时营造一方美丽芬芳的新女性乐园，他在无意识中倡导了一次女性解放运动。而光源氏对女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渔色的满足，大有尽取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欢娱的无耻。他们最终都遁入空门，但宝玉是因为理想的破灭，源氏是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他们的出家是同形异质的，在出家的同一种解脱中射映着不同的内涵。
冯茜认为：光源氏和贾宝玉在形象上有着许多相似，他们都是博爱和泛爱主义者的典型；
他们都悲观厌世，最终弃绝红尘。但在貌似相似的背后，这两个人物的精神境界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宝玉对大观园里的女孩子的态度是尊重的，注重情感的交流而疏于两性关系；源氏对女性则谈不上尊重爱情，只能说是淫乱。在对待功名的态度上，二者也是迥然不同。宝玉不慕功名，厌恶仕途经济；源氏则是一生追求功名，只是不得已才退出官场。宝玉有新的思想和反抗情绪，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希望按自己的个性充分发展；源氏则是委曲求全，时时揣测别人的心理，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两人的行为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颓废衰败，也预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都是本家族的精英，光彩照人、超群出众、聪明机敏，他们尚且如此，可窥见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斑了。
郭存爱认为：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理想化的男主人公。
光源氏生而似玉，贾宝玉含玉而生，都生活在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的贵族环境中，被亲人视为掌上明珠，倍受宠爱。他们自幼英俊聪明，吟诗作赋、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举止风流潇洒，姿态优美动人，多情善感，典押温柔。他们在情感上的最大特征就是泛爱，对周围的贵族妇女、随身侍婢，大凡稍有姿色才华的，遍一个也不放过，去尽他们的“心意”。群芳之中，他们又都有心灵深处终生不可磨灭的“绝对女性”，即藤壶女御和黛玉。光源氏同藤壶女御的爱为伦理道德所不容，宝黛则同受封建权势迫害；藤壶中宫青年削发出家后早逝，黛玉在如花似玉的年华香消玉殒；光源氏、宝玉最后也都遁入空门，了却残生。光源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随波逐流，安于封建社会贵族统治的现实，而贾宝玉却是由封建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叛逆者。
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理想化的男主人公，在他们在出
身、追求和结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我认为他们对女性的“泛爱”虽然有所区别，但不应有高下之分。我不太同意那种认为光源氏是淫乱而贾宝玉才是真正的情痴的观点，我觉得他们对于女性都是出于一片真诚之心的，只是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光源氏受到当时一夫多妻制和“访婚制”的影响，他能不论美丑，对每个女子都念念不忘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深情的表现了。
女性形象
王燕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作者形象生动地塑造了众多形貌佚丽、个性鲜
明的女性形象。在大观园里有个天真烂漫、群芳争妍的“女儿国”，同样地，围绕源氏周围也有一个花团锦簇、鲜艳夺目的“女儿国”，这些女子构成了一幅绚丽的群芳谱。然而，就是这些才情横溢的女儿们，却在豪门宅院里成了“有命无运”的人。无论是身份高贵的，或是出身寒微的，都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不论是天皇宫廷、大臣府第，还是“礼法王国”的贾府，实际都是女性受奴役的人间地狱。紫式部和曹雪芹这两位东方最为杰出的作家以他们敏锐的视角，流畅的笔触，控诉了男权重压下女性的痛苦和不幸。
陈永生认为：紫式部和曹雪芹不仅写了上层贵族妇女的不幸命运，也写了下层平民女子
的悲剧、惨剧。《源氏物语》中上自皇妃、下至侍女，虽然出身教养各有不同，但全都免不了苦难的经历：要么成为统治阶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要么成为男性贵族渔色纵欲、淫糜享乐的工具与对象，她们身不由己，任人摆布，肉体和灵魂都遭到摧残，到头来，不是削发为尼就是抑郁而死，甚至还有被迫自杀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以悲剧告终的。《红楼梦》中黛玉在悲愤中病终，迎春嫁了“中山狼”，惜春远嫁，就连贵为皇妃的元春也被寂寞冷酷的深宫幽怨生活夺取了生命。高贵的小姐们尚且如此，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丫鬟奴婢其命运就更可悲了。综观《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女性形象，不论她们的出身教养如何，大都有才有貌，十分可爱；虽然她们的经历性格有别，但都朝啼夜怨，春感秋悲，命运遭遇都非常不幸。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女性们的悲剧，而且也注意刻画了女性们的反抗斗争，如黛玉、司棋、鸳鸯等。而《源氏物语》则很少表现妇女的反抗斗争，那些身心都受到男子玷污、欺凌的妇女们，往往并不觉得屈辱、愤慨，而是俯首帖耳、麻木依从。这是因为日本的男尊女卑思想比中国更为严重，日本妇女所受的迫害比中国妇女更为残酷，而且《红楼梦》毕竟比《源氏物语》晚了七百多年，妇女的思想开始觉醒，构成了中日两国妇女不同的性格特征。
我觉得无论是《源氏物语》还是《红楼梦》都有众多刻画得形象生动、各具魅力的女性
形象，日本与中国都是男权至上的社会，因此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很凄惨，即使有一些女子想要反抗这个丑恶的社会也只能以死抗争，结果还是以悲剧收场。
行文结构
赵连元认为：《源氏物语》的结构特点是采用单线发展的串珠式的艺术结构，是纵向的
延伸；《红楼梦》采用的是多线发展的网状式的艺术结构，是横向的拓展。《源氏物语》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以源氏的年谱为线索写成的，全书主干突出，不支不蔓，简洁明晰，显示出一种单纯、质朴的美；《红楼梦》基本上是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总纲，以宝黛的爱情为主线写成的。全书错综变幻，显现出一种复杂、绚丽的美。《源氏物语》各帖的相对独立性与全书的统一完整性相结合，短篇与长篇相结合，散文与韵文相结合，正可谓“诗温合壁，相映生辉”，而且每帖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红楼梦》以四大家族的兴衰和宝黛的爱情互成经纬地交织在一起，形成艺术结构的整体，同时，还交织着许多各有起仡，自成一面，但又无不和整体交相联系的人物和事件。《红楼梦》的结构设计较《源氏物语》更为复杂，更为生动，更为高级，更为绚丽，《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具有表现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美学功能。
艺术风格
赵连元认为：紫式部生活的时代，日本文学初兴，仅受唐诗影响而已；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古典文学积淀深厚，两部作品相较，《红楼梦》在艺术造诣上远高于《源氏物语》。《源氏物语》以诗的意境见长；《红楼梦》以画的已经为上。《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源氏物语》以其清丽、幽雅的境界，通过华美、婉转的语言和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人间的离愁别恨写得淋漓尽致。全书基调清新恬淡、温柔委婉，显示出一种柔婉之美。《红楼梦》以其绚丽、含蓄的意境，通过华美、哀怨的语言和大量精致的性格刻画，把人间色彩斑斓的悲剧写得雄浑悲凉。全书基调缠绵哀婉、悲慨苍凉，显示出一种悲伧之感。《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每每写到性，只是点到为止，使全书充满诗情雅趣，且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丰富，体现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容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全书梦幻叠出，诗话一体，使读者有无限华艳哀婉之感，又如“骏马西风塞北”，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
杜鹃认为：两部作品都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紫式部笔和曹雪芹笔下，无论是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刻画得有血有肉，丰满鲜明；两位作家都善于通过内心描绘的方式来刻画人物性格。两部小说都采用了散韵结合，诗文相间的艺术手法，都在以散文为主的情况下大量穿插诗歌、词曲，使之在抒发人物感情、渲染气氛、增强感染力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也使作品显得婉约多姿、典雅艳丽、富有文采。
有关《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这里只是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行文结构、艺术风格几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源氏物语》的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研究课题，，对它的研究并不单是局限于作品本身的欣赏与理解，更重要的是超越作品本身的内容，探索中日文化之间的传播与接受、消化与融合等深层次上的演变过程。对《源氏物语》的研究的未来，应该以较研究为着眼点，对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学、传统艺术、传统思想等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抓住本质的东西，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资料：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初探》 赵连元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再探》 赵连元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东方异彩 双璧联珠——〈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美学比较》 赵连元 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 牟应杭 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6期
《末世的哀歌——〈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琐谈》 李力 湘潭学院学报 1995年第4期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谈》 杜鹃 连云港职业大学学报第八卷1995年第3期 《试析〈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爱情描写之异同》 李英武 东北亚论坛1995年第1期
《理想的建立与破灭——“大观园”与“六条院”的比较》 牛水莲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9月第31卷第5期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艺术美比较》 赵连元 广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研究》 郭存爱 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贾宝玉与光源氏比较研究》 潘新华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10月第23卷第5期
《贾宝玉与光源氏之比较》 冯茜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2期
《贾宝玉与光源氏之比较》 刘荣琴 殷都学刊 2001年第2期
《源氏与宝玉：情痴情种两不同》 魏凤娥 红楼梦学刊 2001年第4辑
《男权重压下的“完美”女性——浅析紫姬与宝钗的悲剧》 王燕 宜宾学院学报20003年第1期
《封建时代中日两国妇女的悲歌——试比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 陈生永 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9月第17卷第3期
《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 陶力 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