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峰马学礼
现代日本经济 2014年10期
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政后提出了今后1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主要内容是：在2010～2020年期间，使日本经济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3%，实际增长率达到2%以上。这一目标明显高于日本过去20年的实际增长水平。当前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年龄人口日益减少，这对自民党向国民承诺的增长目标构成重大挑战。
回顾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增长，主要包括4个阶段，即战后恢复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低速稳定增长阶段和低迷停滞阶段，同时日本的人口年龄构成也经历了快速的转变。在1955～1973年的高速增长阶段，日本的实际GDP年增长率高达8.45%，同期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5.32%上升至7%左右；在1974～1991年的低速稳定增长阶段，日本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回落至4.22%，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龄化阶段；在1992～2012年的经济停滞增长阶段，日本以实际GDP统计的年经济增长率只有0.22%，而同期日本人口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23%以上。从表1中的统计数据可以明显看到，日本进入低速经济增长阶段与人口老龄化程度有着明显的同步关系，其间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以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数据为基础，通过对经济增长贡献要素进行分解，对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度的变化进行历史角度和宏观角度的解读，以展望日本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并为我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借鉴。
一、日本人口、经济的双重拐点及其后发展特征
（一）战后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双重拐点的到来
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45%。在该阶段，日本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经过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起飞的“奇迹”，到197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日本经济和人口年龄结构都面临着“拐点”，①具体来说，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危机随之而来，1973年12月原油价格暴涨，1974年2月日本国内物价暴涨，同时出现了战后的首次负增长，日本经济战后的高速增长期至此结束，从此进入低速平稳增长阶段；而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了1994年，日本老龄人口比重已达到14%，由此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可以被称之为“加速的老龄化”，相应的，1970年代以来的时段也可以称为“老龄化加速期”。老龄化是世界现象，之所以给日本人口老龄化冠以“加速”作为修饰语，是因为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最快，从轻度老龄化（老龄人口占比达到7%）进入重度老龄化（老龄人口占比为14%以上）所用的时间最短（参见表2）。
（二）“拐点”后第一阶段：低速增长阶段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1974年是日本经济的“宏观大拐点”，此后，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发展、平稳上升的历史时期（1974～1991年）。虽然遭受了两次石油危机和两次日元升值萧条的打击，但日本经济始终保持着平稳上升的势头。“在泡沫经济膨胀的背景下，从1986年11月到1991年4月出现了1960年代高速增长期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形成了被称为‘平成景气’的经济复苏与繁荣期”。[1]1991年4月，长达53个月的“平成景气”结束，“平成萧条”开始。在此阶段，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4.22%，仅相当于高速发展时期的一半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在该阶段的后期，即“平成景气”期间，“泡沫经济”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突出特征。
1974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由此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后，日本人口老龄化呈加速度增长，到1994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4%，实现了老年人口比重倍增，从此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都留重人（1979）认为，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是日本“经济奇迹”发生的重要内部条件。[2]有泽广巳等（1976）认为，日本早在昭和36年（1961年）就已经实现了完全雇佣，彻底实现完全雇佣则是昭和40年代，此后，日本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劳动力不足时代。[3]但在197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便呈下降趋势，不过，由于人口惯性和生育高峰的影响，这一比重在1990年达到战后最高峰的69.7%。
（三）“拐点”后第二阶段：经济停滞阶段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1992～2012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资产价格暴跌，导致了大量不良债权，日本经济由“平成景气”陷入“平成萧条”，“其萧条的深度、广度超过了战后景气循环中的任何一次萧条”。[1]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从此一蹶不振，在该阶段，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只有0.22%，远远低于前两个阶段的增长速度；“由于其间伴随着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以日元现价计算的GDP于20年中几乎没有变化，累计增长仅为5.8%。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近20多年来，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的实际增长率是最低的。”[4]
此间，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从1994年开始，日本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截至2011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3%，成为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看，在日本人口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47年到1970年都是上升的，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最高点，进入21世纪后，该比例迅速下降，2011年已经下降到63.6%，不及1960年的水平（参见表3）。
二、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分解模型及诸变量的经济含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的。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由资本、技术、制度、企业家精神、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多种要素共同决定，如何分解经济增长的各贡献要素并计算其贡献度，历来是一个迷人的经济学问题。诚然，“抽象掉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人口增长率不是经济增长率最有力的解释因素”，“但是经济增长诸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使我们很难把某种因素单独剥离开来”。
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解释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视角，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出现变化的某种长期性原因。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考察，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抚养率为主要指标的“人口红利”是一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人口条件，其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国的“人口资产”逐渐向“人口负债”转变，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量乃至绝对数量的减少通过储蓄率、投资率等杠杆将反向制约经济体的增长速度。[5]
日本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动密切相关，但由于人口再生产周期较长，所以短期内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使是人口变动本身，也要在各种因素的长时期积累后才能体现出来。李通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GNP或GDP）的相关程度随观察期间的长短不同而不同。在短期，两者的相关程度很弱；在长期，相关程度逐渐显著。这说明短期里考察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随机性强，没有实际意义，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期进行”。[5]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现代增长理论（Solow，1957）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分解成一些贡献要素，由此建立了增长核算模型。196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此模型及改进的模型分析一些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6]日本学者南亮进基于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其对日本经济转折点的影响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提出了判断经济转折点的5个标准，并结合日本经验详细讨论了这些标准的适用性。[7]刘煜辉（2012）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水平由其内在规律所支配。简单将人均GDP指标解构为人均GDP=（GDP/就业量）×（就业量/适龄劳动人口）×（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可以发现经济的潜在增长由3部分因素所决定：即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从模型中这3个部分的组成看，就业量、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均与人口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其中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是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它们为经济增长提供所不可抗拒的增速和减速因素”；他还认为，后起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口因素的重大影响，“过去高速发展的因素（人口红利）没了，生产率难以提升，特别是全要素消退成为经济成长减速的关键因素”。[8]Maddaloni等认为，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实际GDP可以分解为3个要素的乘积，即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和人口因素，而每一个要素都可以二次分解为其他要素，例如，劳动力利用效率可以表示为平均工作时间、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一个函数。[9]
本文将对Maddaloni等（2006）的增长核算模型分析框架进行适当的改造，从而使得该模型适合于系统分析日本实际GDP及各要素的历史变化模式，并进一步从绝对值和增长率角度分析各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
同时可以得到，
笔者参考齐明珠的方法[6]对上述模型进行改进，采用就业人口数来代替总劳动时间的方法，相应的，劳动生产率即可以表示为实际GDP除以就业人口数，劳动力利用效率即可以表示为就业人口数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也就是：
这个公式意味着，在中长期内，一国或地区的实际GDP等于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和劳动年龄人口三者的乘积，相应的，实际GDP增长率可以近似地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三者之和。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生产率体现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人口因素不是十分清晰，因为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颇为复杂，不仅包含教育、人力资本、制度等方面，还包含物质资本、技术等方面；劳动力利用效率是就业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就业、人口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完全可以代表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经济增长贡献要素分解模型主要适用于分析中长期实际GDP及其贡献要素的发展变化，通过该模型可以将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全口径、无残差地分解为不同的贡献要素，并计算出它们的贡献度及变化趋势。此外，“对过去增长模式的考察，不仅可以评估过去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可以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预期，从而提前进行人口政策、经济政策的调整”。[6]
三、实证结果与主要结论
为了兼顾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分析的全面性，笔者运用改进的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分析日本1974～2009年实际GDP及各要素的绝对值和增长率的变化，具体结果参见表4。此部分中采用的日本诸项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和总务省统计局。
（一）实证结果一：实际GDP各贡献要素的变动趋势
图2显示了日本1974～2009年的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的变化情况。1974～2009年，日本劳动生产率从人均423.02万日元增加到750.61万日元，年均增长率2.20%。分阶段看，前一阶段1974～1991年，劳动生产率从人均423.02万日元增加到702.27万日元，年均增长3.03%；后一阶段1992～2009年，劳动生产率从人均702.28万日元增加到750.61万日元，年均增长大幅下降至0.39%。2001年以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年均增长率为-0.52%。
图3体现了日本1974～2009年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化情况。日本劳动力利用效率影响因素众多，变化情况也较为复杂。从数据来观察，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为维持收入走出家门就业，劳动力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由1974年的70.07%上升至1991年的73.58%，这一点在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表现得更加明显，2008年日本的劳动力利用效率达到77.87%的最高点。此外，在分析模型中，劳动力利用效率是由就业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得到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也使得劳动力利用效率表现出更高的特点。
图4表现了日本1974～2009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增长率的变化情况。1974～2009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7474.3万人增加到8149.3万人，年均增长率0.25%。分阶段看，在1974～1991年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7474.3万人增加到8655.7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0.87%；而在1992～2009年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8684.6万人大幅下降到8149.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37%。也就是说，在日本经济的稳定低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呈现缓慢的上升状态，而在“失去的20年”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不断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即已进入负增长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减少速度呈加速趋势，1992～2000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0.07%，而2000～2009年年均减少0.65%，2009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仅相当于1984年的水平。
（二）实证结果二：各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这3个要素，可以分析出各要素对日本实际GDP增长值的贡献度及其变化，如表5所示。
首先看劳动生产率贡献度的变化。自从日本通过经济增长的“宏观拐点”之后的35年里，劳动生产率在整个经济增长诸贡献要素中贡献度最大，高达67.97%，不过，在各个阶段略有不同。在经济低速稳定增长的1974～1991年，其贡献度为68.34%，1992～2009年期间大幅上升至153.39%。但结合第二阶段日本实际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值可知，劳动生产率贡献度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本身的大幅提升，而是实际GDP增长量的停滞乃至下滑、其他因素贡献度下降过多所致。
其次看劳动力利用效率贡献度的历史变化。从1974年到2009年，劳动力利用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度为16.48%，其中，在1974～1991年，劳动力利用效率的贡献度为8.21%，而1992～2009年达到104.74%。这说明，在日本经济的“复合萧条”时期（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是日本经济重要拉动力量。
最后看劳动年龄人口贡献度的历史变化。从1974年至今，日本经济各贡献要素中变动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从日本人口进入老龄化以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其中，在1974～1991年的日本经济平稳增长期，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3.46%，而1992～2009年期间，其贡献度骤降至-158.13%。这说明，在日本经济刚刚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由于人口惯性的存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尚未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大约一代人之后，日本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严重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再兴”，这也是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贡献度“畸高”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1970～1994年恰好是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在轻度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还不至于出现绝对短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并不明显，而当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4%这个节点，老龄化及其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长期减少，将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而泡沫崩溃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这种人口系统的脆弱性（及其造成的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更加突出。
（三）主要结论
第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日本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在过去的50余年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一直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但是，近20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这说明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不足。
第二，劳动力利用效率总体稳定，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拉动效果有限。在3个贡献要素中，劳动力利用效率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近些年，日本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主要是更多女性的就业所导致，“日本政府将女性的活跃视为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力争提高就业率。然而，目前仅有约4成女性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还继续工作，使女性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的支援仍不充分”。[10]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严重制约着日本的经济增长，并且在1992～2009年期间已经成为对日本经济增长作用程度最强的因素。随着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将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日益侵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因为15～64岁的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纵观日本经济的长期衰落，除了受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及其之后多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等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导致日本长期不能从衰落中挣脱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模型中，劳动力利用效率由就业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得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使得日本整体上的就业参与状况并不乐观，从而间接影响了劳动力利用效率。日本就业人口呈连年减少趋势，2009年日本就业人口的数量还不足1991年的水平。2012年第三季度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劳动经济动向调查》称，日本“近两成企业称劳动力严重不足”，调查结果显示，在3320家受访企业中，16%的企业认为，这种趋势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经营与发展。另外，12%的企业认为正规雇佣的职员严重不足。[11]
四、人口因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展望及启示
（一）人口因素对日本经济增长影响的展望
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前景殊为不乐观。通过对3个要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情况来看，日本经济将长期困扰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是全面而深远的。
首先，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利用效率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负面影响的抵消作用将不断降低，而劳动力利用效率本身也将不断受到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制约。②其次，少子高龄化还会对居民收支预期、消费心理、储蓄率和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抑制了民间消费的扩大。根据日本官方的预测，在未来的20年内，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沿着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方向继续迈进（参见表6）。这是今后无论哪届日本内阁在考虑经济增长计划时都必然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二）启示
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人口变动方面，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中日的经济腾飞都是人口红利与资本累积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结果。日本老龄化加速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我国现阶段人口政策的制定、经济增长潜力的评估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都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日本经验表明，宏观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有着密切的同步关系，但在这种同步关系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时期和加速度影响的特点，也就是说：考察时期越长，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越明显，而且，伴随重度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呈加速影响态势。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年轻劳动力的减少还将制约整个经济社会的活力。此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甚至是绝对量的减少，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肯定要丧失，储蓄率会下降，从而在生产、消费各个环节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在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拐点到来之后，尤其需要做好防止外来冲击和爆发金融危机的准备工作。从日本经验来看，1970年代后日本宏观经济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有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但是石油危机使得日本宏观经济增长的拐点加速到来。如果说日本经济平稳低速增长是必然趋势，而外来冲击加速其实现尚未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的话，那么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则更为深重。由于人口结构年轻、开放的世界市场和本币升值等有利条件，1980年代日本处于财富大爆发的历史阶段，金融市场一片繁荣，而1990年代接连两次金融危机，不仅使日元失去了国际化、与美元一争天下的可能，还使得日本本土经济长期陷入停滞、萧条的困境，至今未能摆脱。其原因在于：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经使得日本经济丧失了增长的“后劲”，一经重大金融打击便“重病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龄化加速期也是日本经济极为脆弱和敏感的时期。
“年轻人储蓄率高，建国60年以来一直保持35%以上的高储蓄率”，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由此而来的巨大储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12]目前来看，人口老龄化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是我国经济已经出现的重要现象，其背后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今后，如何转变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③如何把突然爆发出来的巨大财富进行技术改造、国土整治和民生建设，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反之，如果已经积累出来的巨大财富陷入了泡沫经济，加之外部冲击的作用，那么中国经济极有可能重蹈日本覆辙。
①本文所谓“拐点”并非高等数学意义上的“拐点”，而是指事物发展趋势转变的节点和临界点。
②即使我们假设日本就业率稳定，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滑也足以使日本的劳动力利用效率下降。
③杨帆认为这是日本经济泡沫化的重要政策性原因。详见《美国如何把日本导入泡沫经济》，《世界博览》2010年第6期。
作者介绍：王晓峰（1967-），男，吉林省长春市人，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学礼（1986-），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作者：王晓峰马学礼
现代日本经济 2014年10期
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政后提出了今后1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主要内容是：在2010～2020年期间，使日本经济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3%，实际增长率达到2%以上。这一目标明显高于日本过去20年的实际增长水平。当前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年龄人口日益减少，这对自民党向国民承诺的增长目标构成重大挑战。
回顾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增长，主要包括4个阶段，即战后恢复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低速稳定增长阶段和低迷停滞阶段，同时日本的人口年龄构成也经历了快速的转变。在1955～1973年的高速增长阶段，日本的实际GDP年增长率高达8.45%，同期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5.32%上升至7%左右；在1974～1991年的低速稳定增长阶段，日本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回落至4.22%，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龄化阶段；在1992～2012年的经济停滞增长阶段，日本以实际GDP统计的年经济增长率只有0.22%，而同期日本人口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23%以上。从表1中的统计数据可以明显看到，日本进入低速经济增长阶段与人口老龄化程度有着明显的同步关系，其间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以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数据为基础，通过对经济增长贡献要素进行分解，对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度的变化进行历史角度和宏观角度的解读，以展望日本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并为我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借鉴。
一、日本人口、经济的双重拐点及其后发展特征
（一）战后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双重拐点的到来
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45%。在该阶段，日本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经过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起飞的“奇迹”，到197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日本经济和人口年龄结构都面临着“拐点”，①具体来说，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危机随之而来，1973年12月原油价格暴涨，1974年2月日本国内物价暴涨，同时出现了战后的首次负增长，日本经济战后的高速增长期至此结束，从此进入低速平稳增长阶段；而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了1994年，日本老龄人口比重已达到14%，由此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可以被称之为“加速的老龄化”，相应的，1970年代以来的时段也可以称为“老龄化加速期”。老龄化是世界现象，之所以给日本人口老龄化冠以“加速”作为修饰语，是因为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最快，从轻度老龄化（老龄人口占比达到7%）进入重度老龄化（老龄人口占比为14%以上）所用的时间最短（参见表2）。
（二）“拐点”后第一阶段：低速增长阶段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1974年是日本经济的“宏观大拐点”，此后，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发展、平稳上升的历史时期（1974～1991年）。虽然遭受了两次石油危机和两次日元升值萧条的打击，但日本经济始终保持着平稳上升的势头。“在泡沫经济膨胀的背景下，从1986年11月到1991年4月出现了1960年代高速增长期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形成了被称为‘平成景气’的经济复苏与繁荣期”。[1]1991年4月，长达53个月的“平成景气”结束，“平成萧条”开始。在此阶段，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4.22%，仅相当于高速发展时期的一半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在该阶段的后期，即“平成景气”期间，“泡沫经济”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突出特征。
1974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由此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后，日本人口老龄化呈加速度增长，到1994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4%，实现了老年人口比重倍增，从此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都留重人（1979）认为，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是日本“经济奇迹”发生的重要内部条件。[2]有泽广巳等（1976）认为，日本早在昭和36年（1961年）就已经实现了完全雇佣，彻底实现完全雇佣则是昭和40年代，此后，日本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劳动力不足时代。[3]但在197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便呈下降趋势，不过，由于人口惯性和生育高峰的影响，这一比重在1990年达到战后最高峰的69.7%。
（三）“拐点”后第二阶段：经济停滞阶段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1992～2012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资产价格暴跌，导致了大量不良债权，日本经济由“平成景气”陷入“平成萧条”，“其萧条的深度、广度超过了战后景气循环中的任何一次萧条”。[1]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从此一蹶不振，在该阶段，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只有0.22%，远远低于前两个阶段的增长速度；“由于其间伴随着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以日元现价计算的GDP于20年中几乎没有变化，累计增长仅为5.8%。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近20多年来，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的实际增长率是最低的。”[4]
此间，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从1994年开始，日本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截至2011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3%，成为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看，在日本人口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47年到1970年都是上升的，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最高点，进入21世纪后，该比例迅速下降，2011年已经下降到63.6%，不及1960年的水平（参见表3）。
二、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分解模型及诸变量的经济含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的。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由资本、技术、制度、企业家精神、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多种要素共同决定，如何分解经济增长的各贡献要素并计算其贡献度，历来是一个迷人的经济学问题。诚然，“抽象掉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人口增长率不是经济增长率最有力的解释因素”，“但是经济增长诸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使我们很难把某种因素单独剥离开来”。
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解释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视角，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出现变化的某种长期性原因。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考察，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抚养率为主要指标的“人口红利”是一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人口条件，其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国的“人口资产”逐渐向“人口负债”转变，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量乃至绝对数量的减少通过储蓄率、投资率等杠杆将反向制约经济体的增长速度。[5]
日本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动密切相关，但由于人口再生产周期较长，所以短期内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使是人口变动本身，也要在各种因素的长时期积累后才能体现出来。李通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GNP或GDP）的相关程度随观察期间的长短不同而不同。在短期，两者的相关程度很弱；在长期，相关程度逐渐显著。这说明短期里考察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随机性强，没有实际意义，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期进行”。[5]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现代增长理论（Solow，1957）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分解成一些贡献要素，由此建立了增长核算模型。196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此模型及改进的模型分析一些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6]日本学者南亮进基于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其对日本经济转折点的影响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提出了判断经济转折点的5个标准，并结合日本经验详细讨论了这些标准的适用性。[7]刘煜辉（2012）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水平由其内在规律所支配。简单将人均GDP指标解构为人均GDP=（GDP/就业量）×（就业量/适龄劳动人口）×（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可以发现经济的潜在增长由3部分因素所决定：即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从模型中这3个部分的组成看，就业量、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均与人口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其中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是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它们为经济增长提供所不可抗拒的增速和减速因素”；他还认为，后起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口因素的重大影响，“过去高速发展的因素（人口红利）没了，生产率难以提升，特别是全要素消退成为经济成长减速的关键因素”。[8]Maddaloni等认为，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实际GDP可以分解为3个要素的乘积，即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和人口因素，而每一个要素都可以二次分解为其他要素，例如，劳动力利用效率可以表示为平均工作时间、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一个函数。[9]
本文将对Maddaloni等（2006）的增长核算模型分析框架进行适当的改造，从而使得该模型适合于系统分析日本实际GDP及各要素的历史变化模式，并进一步从绝对值和增长率角度分析各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
同时可以得到，
笔者参考齐明珠的方法[6]对上述模型进行改进，采用就业人口数来代替总劳动时间的方法，相应的，劳动生产率即可以表示为实际GDP除以就业人口数，劳动力利用效率即可以表示为就业人口数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也就是：
这个公式意味着，在中长期内，一国或地区的实际GDP等于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和劳动年龄人口三者的乘积，相应的，实际GDP增长率可以近似地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三者之和。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生产率体现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人口因素不是十分清晰，因为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颇为复杂，不仅包含教育、人力资本、制度等方面，还包含物质资本、技术等方面；劳动力利用效率是就业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就业、人口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完全可以代表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经济增长贡献要素分解模型主要适用于分析中长期实际GDP及其贡献要素的发展变化，通过该模型可以将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全口径、无残差地分解为不同的贡献要素，并计算出它们的贡献度及变化趋势。此外，“对过去增长模式的考察，不仅可以评估过去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可以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预期，从而提前进行人口政策、经济政策的调整”。[6]
三、实证结果与主要结论
为了兼顾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分析的全面性，笔者运用改进的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分析日本1974～2009年实际GDP及各要素的绝对值和增长率的变化，具体结果参见表4。此部分中采用的日本诸项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和总务省统计局。
（一）实证结果一：实际GDP各贡献要素的变动趋势
图2显示了日本1974～2009年的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的变化情况。1974～2009年，日本劳动生产率从人均423.02万日元增加到750.61万日元，年均增长率2.20%。分阶段看，前一阶段1974～1991年，劳动生产率从人均423.02万日元增加到702.27万日元，年均增长3.03%；后一阶段1992～2009年，劳动生产率从人均702.28万日元增加到750.61万日元，年均增长大幅下降至0.39%。2001年以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年均增长率为-0.52%。
图3体现了日本1974～2009年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化情况。日本劳动力利用效率影响因素众多，变化情况也较为复杂。从数据来观察，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为维持收入走出家门就业，劳动力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由1974年的70.07%上升至1991年的73.58%，这一点在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表现得更加明显，2008年日本的劳动力利用效率达到77.87%的最高点。此外，在分析模型中，劳动力利用效率是由就业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得到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也使得劳动力利用效率表现出更高的特点。
图4表现了日本1974～2009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增长率的变化情况。1974～2009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7474.3万人增加到8149.3万人，年均增长率0.25%。分阶段看，在1974～1991年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7474.3万人增加到8655.7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0.87%；而在1992～2009年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8684.6万人大幅下降到8149.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37%。也就是说，在日本经济的稳定低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呈现缓慢的上升状态，而在“失去的20年”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不断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即已进入负增长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减少速度呈加速趋势，1992～2000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0.07%，而2000～2009年年均减少0.65%，2009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仅相当于1984年的水平。
（二）实证结果二：各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利用效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这3个要素，可以分析出各要素对日本实际GDP增长值的贡献度及其变化，如表5所示。
首先看劳动生产率贡献度的变化。自从日本通过经济增长的“宏观拐点”之后的35年里，劳动生产率在整个经济增长诸贡献要素中贡献度最大，高达67.97%，不过，在各个阶段略有不同。在经济低速稳定增长的1974～1991年，其贡献度为68.34%，1992～2009年期间大幅上升至153.39%。但结合第二阶段日本实际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值可知，劳动生产率贡献度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本身的大幅提升，而是实际GDP增长量的停滞乃至下滑、其他因素贡献度下降过多所致。
其次看劳动力利用效率贡献度的历史变化。从1974年到2009年，劳动力利用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度为16.48%，其中，在1974～1991年，劳动力利用效率的贡献度为8.21%，而1992～2009年达到104.74%。这说明，在日本经济的“复合萧条”时期（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是日本经济重要拉动力量。
最后看劳动年龄人口贡献度的历史变化。从1974年至今，日本经济各贡献要素中变动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从日本人口进入老龄化以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其中，在1974～1991年的日本经济平稳增长期，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3.46%，而1992～2009年期间，其贡献度骤降至-158.13%。这说明，在日本经济刚刚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由于人口惯性的存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尚未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大约一代人之后，日本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严重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再兴”，这也是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贡献度“畸高”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1970～1994年恰好是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在轻度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还不至于出现绝对短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并不明显，而当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4%这个节点，老龄化及其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长期减少，将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而泡沫崩溃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这种人口系统的脆弱性（及其造成的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更加突出。
（三）主要结论
第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日本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在过去的50余年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一直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但是，近20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这说明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不足。
第二，劳动力利用效率总体稳定，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拉动效果有限。在3个贡献要素中，劳动力利用效率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近些年，日本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主要是更多女性的就业所导致，“日本政府将女性的活跃视为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力争提高就业率。然而，目前仅有约4成女性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还继续工作，使女性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的支援仍不充分”。[10]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严重制约着日本的经济增长，并且在1992～2009年期间已经成为对日本经济增长作用程度最强的因素。随着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将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日益侵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因为15～64岁的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纵观日本经济的长期衰落，除了受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及其之后多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等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导致日本长期不能从衰落中挣脱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模型中，劳动力利用效率由就业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得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使得日本整体上的就业参与状况并不乐观，从而间接影响了劳动力利用效率。日本就业人口呈连年减少趋势，2009年日本就业人口的数量还不足1991年的水平。2012年第三季度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劳动经济动向调查》称，日本“近两成企业称劳动力严重不足”，调查结果显示，在3320家受访企业中，16%的企业认为，这种趋势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经营与发展。另外，12%的企业认为正规雇佣的职员严重不足。[11]
四、人口因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展望及启示
（一）人口因素对日本经济增长影响的展望
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前景殊为不乐观。通过对3个要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情况来看，日本经济将长期困扰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是全面而深远的。
首先，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利用效率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负面影响的抵消作用将不断降低，而劳动力利用效率本身也将不断受到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制约。②其次，少子高龄化还会对居民收支预期、消费心理、储蓄率和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抑制了民间消费的扩大。根据日本官方的预测，在未来的20年内，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沿着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方向继续迈进（参见表6）。这是今后无论哪届日本内阁在考虑经济增长计划时都必然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二）启示
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人口变动方面，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中日的经济腾飞都是人口红利与资本累积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结果。日本老龄化加速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我国现阶段人口政策的制定、经济增长潜力的评估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都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日本经验表明，宏观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有着密切的同步关系，但在这种同步关系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时期和加速度影响的特点，也就是说：考察时期越长，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越明显，而且，伴随重度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呈加速影响态势。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年轻劳动力的减少还将制约整个经济社会的活力。此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甚至是绝对量的减少，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肯定要丧失，储蓄率会下降，从而在生产、消费各个环节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在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拐点到来之后，尤其需要做好防止外来冲击和爆发金融危机的准备工作。从日本经验来看，1970年代后日本宏观经济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有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但是石油危机使得日本宏观经济增长的拐点加速到来。如果说日本经济平稳低速增长是必然趋势，而外来冲击加速其实现尚未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的话，那么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则更为深重。由于人口结构年轻、开放的世界市场和本币升值等有利条件，1980年代日本处于财富大爆发的历史阶段，金融市场一片繁荣，而1990年代接连两次金融危机，不仅使日元失去了国际化、与美元一争天下的可能，还使得日本本土经济长期陷入停滞、萧条的困境，至今未能摆脱。其原因在于：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经使得日本经济丧失了增长的“后劲”，一经重大金融打击便“重病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龄化加速期也是日本经济极为脆弱和敏感的时期。
“年轻人储蓄率高，建国60年以来一直保持35%以上的高储蓄率”，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由此而来的巨大储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12]目前来看，人口老龄化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是我国经济已经出现的重要现象，其背后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今后，如何转变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③如何把突然爆发出来的巨大财富进行技术改造、国土整治和民生建设，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反之，如果已经积累出来的巨大财富陷入了泡沫经济，加之外部冲击的作用，那么中国经济极有可能重蹈日本覆辙。
①本文所谓“拐点”并非高等数学意义上的“拐点”，而是指事物发展趋势转变的节点和临界点。
②即使我们假设日本就业率稳定，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滑也足以使日本的劳动力利用效率下降。
③杨帆认为这是日本经济泡沫化的重要政策性原因。详见《美国如何把日本导入泡沫经济》，《世界博览》2010年第6期。
作者介绍：王晓峰（1967-），男，吉林省长春市人，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学礼（1986-），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