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若干社会现象分析
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
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状态，
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品的。如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本身导致的无**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
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
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
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
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
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
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
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
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
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
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
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
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
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
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
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
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
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
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
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着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
主要因素。
新加坡**更为典型。**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
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
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
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
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
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
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
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
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
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
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
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努力不
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不能
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对医务人员殴打、刀砍、割喉可能基于以上原因。
社会即将崩溃，保护好自己。
当社会病入膏肓，人们还能留下宝贵的善良，守护最后的光明吗？
这是我最近思索的一个问题。
目睹残杀儿童的新闻，我一次次地被愤怒点燃，在内心诅咒冷血的凶手永沉地狱，遭受最恶毒的报应。
可是，当这种事件一再发生，我们的反思，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事件本身；处理的结果，如果还仅仅是对凶手一毙了之„„那么，我们只能无奈地面对更多的疼痛。
我不是一位社会学者，不能从社会学方面进行更多的探讨。但是，我知道，类似这种密集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的事情，从古至今，都是极其罕见的。仅此一点，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病了，且病入膏肓。
这些行凶者，或许在行凶之前遭受过社会的不公，或许在作恶以前遭到过歧视。但是，根据冤有头债有主的基本逻辑，即使法律、上访等维权之路全部封堵死，他们也不应该把刀对准无辜的孩子，而应该直接去找伤害他的人，但长期的环境，已经让他们变得极其懦弱――懦弱到丧失最基本的勇气和理智。 一位儿童残杀案中受害者亲属之一他讲述的情况是如此血腥：
行凶者提刀直奔幼儿园，开始去的是一家好幼儿园，守卫严密，凶手无法进入。便转而到这家平民幼儿园，刺伤守门人后，直入教室，老师冲上前护着孩子们，被捅伤倒下，然后，凶手对着全班孩子的眼睛、头部一个一个地捅，全部都在颈部以上„„孩子们没有眼泪，只有恐惧，无尽的恐惧„„他亲戚的孩子，把手放在头上，试图躲避，凶手把刀捅向孩子的双手、头部，连捅六刀。这时，凶手已经连续捅杀了几十个孩子，捅到最后，累了，这个孩子没有因此丧命„„ 其状之惨，无以言述，令人忍不住悲泣„„
行凶者因为懦弱，不敢面对真正伤害他的人，却去伤害比他更弱更无辜的人。这些行凶者在丧失了基本的善良、血性之后，迅速地沦为禽兽不如的刽子手，把痛苦的种子撒向一个个无辜的家庭。我强烈鄙视、谴责并且诅咒这种可耻的杀戮行为！无论社会多么不公，都不应该成为滥杀无辜的借口！无论遭遇怎样的苦难，都不应该成为蔑视生命的理由！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不应该抛却最后的爱和善良！
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则时下争议很大的新闻，闯入眼帘：她是一位“抢房女”，名叫英子，是搜狐白社会的一名网友，她参加了白社会一款社交游戏《梦幻城》近期举办的“房梦成真”用户回馈活动，奖品是50万元购房款。报道称，这名90后玩家“是北京富二代，家中拥有多套别墅和经适房，却在游戏里花钱雇大量枪手操纵排名。她扬言一定会得到游戏大奖所送出的房子。” 这种作弊事情本构不成新闻。
构成新闻元素、引起社会关注的，是“抢房女”一句句刺耳的言论：“越是买不起房子的穷鬼，越是把人生希望都寄托在一套玩游戏送的房子上”；“抢房女”表示，她雇佣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大学生”、“一小时只要6块钱”，并嘲讽大学教育，认为自己高中毕业不去上大学是明智的选择；在网上秀她家豪宅的照片，被网友扒出来她家有套房子是天通苑的经济适用房。“抢房女”发表言论：“经济适用房本来就不是给穷人住的，你们住得上300多平上下两层带露台的经济适用房吗”。
其实，类似“抢房女”这样的以讥讽、嘲弄穷人的人物，已经出现多个。当这类事情一再出现，它同样暴露出来的，是社会患病之深。当肆无忌惮的嘲弄与仇恨激烈碰撞，会迸射出怎样的火花？
这个社会中，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人们会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怒目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也充满了莫名的仇恨。而一切的一切，都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有关。权力失控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不断为仇恨的种子浇水、施肥。 “抢房女”挑衅性的语言，乃是基于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源于权力或权力的衍生物。试想：谁在把保障性住房做成了豪宅？谁又瓜分了这些豪宅？谁在以如此张狂的方式窃取低收入者的基本保障，然后，再报以嘲弄？如果不是身处这样的环境，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何以会如此刻薄地讥讽穷人？
当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权力必然与腐败实现最亲密的嫁接。
于是，近权力资源者富，远权力资源者贫，便成为一种必然。借助权力之手的暴富，是公认的捷径。
于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王小广研究后发现：“过去5年里国内10%的最富人口买去了50%的房子，40%的富人买了85%的房子，剩下60%的普通百姓只买了15%的房子。”有钱买房者坐等升值之利，无钱买房者在住房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只能无奈地看着购买力的快速缩水„„
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状态下的贫穷――即在公平的环境中，在经过奋斗和努力的情况下，依然贫穷，却不能接受不公平状态下的贫穷，即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因为不公环境的阻碍而失去获取财富的机会。
目前的贫富分化，到底是前者的原因还是后者的因素所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有人认为，贫穷者不够勤劳，当我在贫穷的国家和富裕的国家走访过之后，我惊讶地得出结论：国人竟然如此地勤劳！如此地艰辛！当操劳一生，依然不能获得相对应的财富，或者，依然不能避免财富的缩水，并且，当不公的环境成为最大的障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以穷人懒惰的理由去描写冰冷的现实呢？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曾经撰文指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愚民教育和美丽的谎言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和最基本的道德体系，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金钱至上论主宰了整个社会，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是如此的彷徨、茫然和痛苦！
社会学者以自己系统的理论，解剖这个社会。问题是，社会的唯一代言人承认自己有病吗？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日渐病入膏肓，将有更多的人成为受害者，不仅包括那些无辜的孩子们，也包括行凶者、“抢房女”们。
我对未来充满了担忧。
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汹涌铺开，意味着民众财富将不断被稀释，这无疑会制造出新的不安与恐慌。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以公平公正的制度，来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是通过累计财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以消耗财富的方式，为个别人的政绩添彩。
经济行为绝不能背离使人民更富有、更有尊严，使人民的生存环境更美更安全这样的基本原则。
假如不是那么多玩命般的投资，假如不是那么多的损耗，勤劳的国人，何以承受如此巨大的生活压力？
真的希望好好反思一下，为了中国的明天，为了子孙后代，认真认真反思一下。
关于目前若干社会现象分析
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
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状态，
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品的。如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本身导致的无**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
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
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
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
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
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
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
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
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
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
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
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
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
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
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
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
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
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
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
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着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
主要因素。
新加坡**更为典型。**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
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
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
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
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
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
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
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
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
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
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
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努力不
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不能
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对医务人员殴打、刀砍、割喉可能基于以上原因。
社会即将崩溃，保护好自己。
当社会病入膏肓，人们还能留下宝贵的善良，守护最后的光明吗？
这是我最近思索的一个问题。
目睹残杀儿童的新闻，我一次次地被愤怒点燃，在内心诅咒冷血的凶手永沉地狱，遭受最恶毒的报应。
可是，当这种事件一再发生，我们的反思，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事件本身；处理的结果，如果还仅仅是对凶手一毙了之„„那么，我们只能无奈地面对更多的疼痛。
我不是一位社会学者，不能从社会学方面进行更多的探讨。但是，我知道，类似这种密集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的事情，从古至今，都是极其罕见的。仅此一点，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病了，且病入膏肓。
这些行凶者，或许在行凶之前遭受过社会的不公，或许在作恶以前遭到过歧视。但是，根据冤有头债有主的基本逻辑，即使法律、上访等维权之路全部封堵死，他们也不应该把刀对准无辜的孩子，而应该直接去找伤害他的人，但长期的环境，已经让他们变得极其懦弱――懦弱到丧失最基本的勇气和理智。 一位儿童残杀案中受害者亲属之一他讲述的情况是如此血腥：
行凶者提刀直奔幼儿园，开始去的是一家好幼儿园，守卫严密，凶手无法进入。便转而到这家平民幼儿园，刺伤守门人后，直入教室，老师冲上前护着孩子们，被捅伤倒下，然后，凶手对着全班孩子的眼睛、头部一个一个地捅，全部都在颈部以上„„孩子们没有眼泪，只有恐惧，无尽的恐惧„„他亲戚的孩子，把手放在头上，试图躲避，凶手把刀捅向孩子的双手、头部，连捅六刀。这时，凶手已经连续捅杀了几十个孩子，捅到最后，累了，这个孩子没有因此丧命„„ 其状之惨，无以言述，令人忍不住悲泣„„
行凶者因为懦弱，不敢面对真正伤害他的人，却去伤害比他更弱更无辜的人。这些行凶者在丧失了基本的善良、血性之后，迅速地沦为禽兽不如的刽子手，把痛苦的种子撒向一个个无辜的家庭。我强烈鄙视、谴责并且诅咒这种可耻的杀戮行为！无论社会多么不公，都不应该成为滥杀无辜的借口！无论遭遇怎样的苦难，都不应该成为蔑视生命的理由！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不应该抛却最后的爱和善良！
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则时下争议很大的新闻，闯入眼帘：她是一位“抢房女”，名叫英子，是搜狐白社会的一名网友，她参加了白社会一款社交游戏《梦幻城》近期举办的“房梦成真”用户回馈活动，奖品是50万元购房款。报道称，这名90后玩家“是北京富二代，家中拥有多套别墅和经适房，却在游戏里花钱雇大量枪手操纵排名。她扬言一定会得到游戏大奖所送出的房子。” 这种作弊事情本构不成新闻。
构成新闻元素、引起社会关注的，是“抢房女”一句句刺耳的言论：“越是买不起房子的穷鬼，越是把人生希望都寄托在一套玩游戏送的房子上”；“抢房女”表示，她雇佣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大学生”、“一小时只要6块钱”，并嘲讽大学教育，认为自己高中毕业不去上大学是明智的选择；在网上秀她家豪宅的照片，被网友扒出来她家有套房子是天通苑的经济适用房。“抢房女”发表言论：“经济适用房本来就不是给穷人住的，你们住得上300多平上下两层带露台的经济适用房吗”。
其实，类似“抢房女”这样的以讥讽、嘲弄穷人的人物，已经出现多个。当这类事情一再出现，它同样暴露出来的，是社会患病之深。当肆无忌惮的嘲弄与仇恨激烈碰撞，会迸射出怎样的火花？
这个社会中，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人们会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怒目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也充满了莫名的仇恨。而一切的一切，都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有关。权力失控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不断为仇恨的种子浇水、施肥。 “抢房女”挑衅性的语言，乃是基于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源于权力或权力的衍生物。试想：谁在把保障性住房做成了豪宅？谁又瓜分了这些豪宅？谁在以如此张狂的方式窃取低收入者的基本保障，然后，再报以嘲弄？如果不是身处这样的环境，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何以会如此刻薄地讥讽穷人？
当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权力必然与腐败实现最亲密的嫁接。
于是，近权力资源者富，远权力资源者贫，便成为一种必然。借助权力之手的暴富，是公认的捷径。
于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王小广研究后发现：“过去5年里国内10%的最富人口买去了50%的房子，40%的富人买了85%的房子，剩下60%的普通百姓只买了15%的房子。”有钱买房者坐等升值之利，无钱买房者在住房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只能无奈地看着购买力的快速缩水„„
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状态下的贫穷――即在公平的环境中，在经过奋斗和努力的情况下，依然贫穷，却不能接受不公平状态下的贫穷，即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因为不公环境的阻碍而失去获取财富的机会。
目前的贫富分化，到底是前者的原因还是后者的因素所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有人认为，贫穷者不够勤劳，当我在贫穷的国家和富裕的国家走访过之后，我惊讶地得出结论：国人竟然如此地勤劳！如此地艰辛！当操劳一生，依然不能获得相对应的财富，或者，依然不能避免财富的缩水，并且，当不公的环境成为最大的障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以穷人懒惰的理由去描写冰冷的现实呢？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曾经撰文指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愚民教育和美丽的谎言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和最基本的道德体系，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金钱至上论主宰了整个社会，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是如此的彷徨、茫然和痛苦！
社会学者以自己系统的理论，解剖这个社会。问题是，社会的唯一代言人承认自己有病吗？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日渐病入膏肓，将有更多的人成为受害者，不仅包括那些无辜的孩子们，也包括行凶者、“抢房女”们。
我对未来充满了担忧。
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汹涌铺开，意味着民众财富将不断被稀释，这无疑会制造出新的不安与恐慌。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以公平公正的制度，来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是通过累计财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以消耗财富的方式，为个别人的政绩添彩。
经济行为绝不能背离使人民更富有、更有尊严，使人民的生存环境更美更安全这样的基本原则。
假如不是那么多玩命般的投资，假如不是那么多的损耗，勤劳的国人，何以承受如此巨大的生活压力？
真的希望好好反思一下，为了中国的明天，为了子孙后代，认真认真反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