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年10期
被时人目为“一代儒宗”的乾嘉学者钱大昕①，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看作吴派健将。钱大昕属吴派，究其所自，以江藩《汉学师承记》为滥觞。江藩在讲到惠栋学术的传授时说：“王光禄鸣盛，钱少詹大昕，……以师礼事之”。②皮锡瑞也说：“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③照江、皮所说，钱大昕就是惠栋弟子了。其后，章太炎始分乾嘉学术为吴、皖两派，更把钱氏归为吴派，他论清儒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皖南始江永、戴震，……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④自江、皮、章三人之说出，前哲、时贤之述钱大昕学术，更直接以吴派目之，俨若定论。⑤通过研究，我们说，把钱氏归为吴派是不妥当的，这不但影响了我们对钱大昕学术思想及其成就的正确揭示，实际上也掩盖了乾嘉时期学术领域繁荣而复杂的学术风貌。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方家通儒。
一
古代学人治学，特别是宋明以来，师弟子传授表现明显，而且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师承。钱大昕与惠栋却从未提起过师承关系。钱大昕青年时就读紫阳书院，因古学常策试第一，被誉为“天下才”。吴中宿儒李果、赵虹、惠栋、沈彤等均将他“引为忘年交”⑥。因为惠栋的学识与名声，钱大昕经常到苏州的泮环巷与惠栋讨论《周易》。⑦惠栋长钱大昕31岁，当时已成学界共仰之人物，作为学术界后进的钱大昕和他的讨论学术，交换看法，这是清楚的，但钱大昕从未说过自己与惠栋有师生关系，其好友王鸣盛、王昶等人也从未说过。钱氏为惠栋作传，但述其学术大要及学术旨趣，没有涉及与他的关系。可以说，钱氏与惠栋讨论过学术问题，但不能以师生目之，更不能以此就把钱氏划为吴派。乾嘉时期，学者间相互论学成为风气，除惠栋外，钱氏与戴震、邵晋涵等人在学术上的交往更频繁，难道我们据此就把他划为皖派与浙东学派吗？
再者，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自成体系的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在这些方面，钱大昕与惠栋及其门人异趣很大、自有蹊径。惠氏专精《易》学，三世传经，惠栋成就最大，并由治《易》进而治《诗》、《书》、《春秋》，考稽所至，遍及九经。惠栋治学，凡汉皆好，凡古必真，认为“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⑧他这种崇汉儒注疏、泥古严重的治学特点，时贤及后人早有定评，《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⑨王引之也说惠栋“株守汉学而不求是，爽然自失”。⑩王鸣盛更明确指出：“惠君（栋）治经求其古，戴君（戴震）求其是”。(11)惠栋唯汉是尊，唯古是信的治学宗旨，是钱大昕所不同意的。钱大昕虽然也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诂训可靠程度高，但指出对古人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决不能过分株守，他指出：“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并非“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12)认为“是古非今”与“袭新遗故”都是不正确的，他称赞顾古湫撰《虞东学诗》能“斟酌古今，不专主一家言”。(13)并明确提出：“后儒之说胜于古，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14)钱大昕所谓的“以古为师”是“师其是”，并且“不必强从古”，所体现的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这就与惠栋“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治学宗旨大异其趣、大相径庭了。
还有，钱大昕治学的重点在史学，这和惠栋以及整个乾嘉时期治经成风的学术倾向也不同。钱大昕治学广博，“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15)但他的治学中心在史学。他18岁时授徒坞城顾氏，读顾氏家藏《资治通鉴》及不全二十一史，“始有尚论千古之志”。(16)22岁就读紫阳书院，深受院长王峻器重，“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所以期望策励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17)钱氏在此明确表示，他从事史学研究，与王峻的奖拔分不开。其后，钱氏倾一生之心血，写出不刊之书《廿二史考异》，沾溉史林。他曾中肯地评价过惠栋、戴震诸人在学术上的成就。但对他们倡言经学、轻视史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提出尖锐批评：“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认为他们不是“通儒”。(18)在当时治经蔚为大国，群儒以肄经为宗，“经尊史卑”的风气之下，钱氏不为风会所趋，倡言史学，高树史帜，在理论上提出自己的经史关系论，为史学争地位。他认为经与史同出一辙，“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19)并从目录学的角度历史地分析了经与史的分合，认为这是学科的分合，并不存在经尊史卑的说法，指出考核精审、义蕴深厚的史书完全可与六经一样流传于世。他晚年主讲紫阳书院时，依然强调学者读书当经史并重。(20)钱大昕的经史关系论，矛头直指当时学术偏向，可谓有为而发。故而时人对他的评价也大多在史学，翁方纲称他“钱子良史才，岂惟甬东万”，(21)把钱氏比作万斯同。焦循认为：“詹事之学，博大精微。于何力极，迁、固、修、祁。”(22)把钱氏比作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宋祁。朱一新的评价更为明了：“乾嘉诸儒以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23)这些都说明钱氏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史学，诚如柴德赓所言：“提纲挈领来说，竹汀的学问主要是史学，其余各种专门知识，兼收并蓄，都是为史学服务的。”(24)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钱大昕与惠栋没有任何师承关系，在治学宗旨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把钱氏目为吴派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仅仅因为钱大昕是江苏（今已属上海）人就把他归为吴派，这就更值得商榷了。我们决不否认由于地理条件、人文渊薮，历史上曾形成过不少地域学术，但地域学术与学派是两码事。作为一个学派，其成员必须有大致相同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有基本可以追寻的统系，这在钱氏与吴派之间是很难找到的。
二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钱氏的学术渊源与学术关联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钱氏不但治学独辟蹊径，而且学术自有渊源。
钱大昕的史学可说是远绍宋代诸学者，近宗清初顾炎武。宋代洪迈、王应麟诸人的治学方法影响到钱大昕。在宋代诸多学者中，钱氏作洪迈年谱与王应麟年谱，足见其对洪、王二人的推重。洪、王都是博洽多闻的人物，所著《容斋随笔》与《困学纪闻》，经史子集无所不涉，而其中尤以历史内容最为丰富，较有特色。两书不仅对历史上的名物制度详加订正，而且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把考证与议论结合起来，钱氏称他们“穿穴经史，实事求是”，“能卓然成一家言”。(25)受他们考证议论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影响很大，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言：“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都是宋人所创造的。”(2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将考证与议论相结合，又在《廿二史考异》中将考史与论史相结合，正体现了这种学术上的继承与联系，其考订之严谨，议论之平实，知识之丰富，手段与方法之多样，又远远超越了宋人。
钱大昕受顾炎武学术思想的影响更深。顾炎武在清初提倡实学，钱大昕服膺顾氏。据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所载，钱大昕年青时即有述作意，“读书有得，辄为札记，仿顾氏《日知录》条例”撰成《十驾斋养新录》。周中孚也说《十驾斋养新录》“大旨似顾亭林《日知录》”(27)这就是说，《养新录》是仿《日知录》而作，是继《日知录》而起的著作。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钱大昕曾校读过《日知录》，而且是黄氏集释采用的最好的四家校本之一。钱氏考辨《日知录》，或正其误，或注释训解，或申其说，许多都反映在《养新录》中，可以说“《养新录》不仅仿《日知录》条例，而且在留心注目之处和治学旨趣方面，都有一定联系。”(28)钱大昕谨严的学风与经世的思想直接顾氏。顾炎武治学，特别强调“采铜于山”，广收博采原始资料，熔铸成自己的观点，反对抄袭别人成说，《日知录》中每一条结论，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思考写成的。钱大昕作《养新录》，“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可能有也。”(29)作《廿二史考异》，“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在治学精神上，钱大昕确实继承与发扬了顾氏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顾炎武治学注重经世致用，钱大昕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冬烘先生。顾氏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30)钱大昕也多次倡言：“文以贯道，言以匡时，雕虫绣帨，虽多奚为？”(31)钱大昕赞成顾炎武为文须有益天下的观点，引录《日知录》卷十九中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顾宁人曰：文须有益于天下后世，若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32)还说：“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33)顾、钱都认为，圣人之道体现在日用人伦、修已治人之中，这类文字在两人的文集及著作中甚多。另外，钱大昕在《文集》、《养新录》、《考异》等著述中，表达了自己对民瘼的关心，讨论治国务实，抨击吏治和士习腐败等等，这些都与顾氏一脉相承。
钱大昕的学术与浙东学派的关联也密切。他推重浙东学派学者，明了浙东学派统系，赞赏浙东学派学术，特别对他们在史学上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在给万斯同所写的传记中，称万氏“博通诸史，……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34)全传照录万氏治史主张，并着重记述了万氏对官修史书的批评以及对清政府网罗文人修《明史》所表示的不满，这不仅表达了对万氏的敬仰，也显示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共鸣。浙东学派后起之秀邵晋涵病《宋史》繁芜，决心重修《宋史》，与钱大昕讨论编撰原则，其中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为钱大昕所拟。据钱大昕讲：“余姚邵二云，精于史学，尝有志改修《宋史》，予谓当自南渡始，二云欣然拟作《南宋事略》，以续王偁《东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请予酌定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寄之。”(35)二人在对史学的看法上意见一致。邵晋涵死后，钱大昕评论当时学术界，“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邵晋涵）。”(36)此外，钱大昕与浙东学派在史书注重义例、秉笔直书、经世致用等方面，看法也颇为一致。
钱大昕与当时学术界著名人物戴震的学术交往更为密切。戴震是在钱大昕的引荐下张大其学术的。乾隆十九年，戴震入京，拜访了钱大昕，两人“谈竟日”，钱大昕“叹其学精博”，遂引荐给馆阁名流，“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37)自此，钱戴书信往还，切磋学术，成为学术好友。戴震治学与惠栋不同，他“求是”而不泥古，“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38)钱戴二人在这一点上所见略同。戴震是当时的“思想者”，主张“志存闻道”，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在对学术的看法、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历史的思考方面，钱大昕与戴震有不少共同点，诚如柴德赓所言：“竹汀除了对东原的学问佩服外，对他象《孟子字义疏证》中说的，‘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那种谴责清朝统治者的话，不仅能接受，而且起了共鸣的。他只是隐蔽一些，不象东原那样露骨”。(39)钱氏虽与戴震有不少共同的观点，但他又决不是皖派，因为戴震重经，钱氏重史，钱大昕在史学领域开辟天地，卓然一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与其说他是吴派，勿宁说他为学另有渊源。钱大昕吸收众长，加以自己的主张见解，独辟蹊径，其 为学精神与学术气概，既非惠学，也非戴学所能概括。
对于乾嘉时期的学术，自章太炎以吴、皖分野之后，后人因袭其说，几成定论。其实，这一划分大有可商之处。有的同志已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分法“掩盖了乾嘉间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40)笔者除同意此看法外，根据对钱大昕学术的具体分析，提出几点补充与修正。
其一，吴派、皖派不足以概括乾嘉时期学术领域纷繁复杂的风貌。这一点前哲已有一些认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乾嘉吴、皖分野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是不明确的。一方面他认为“吴、皖中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认为这种分法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的学术风貌，指出除吴、皖两派外，还有扬州一派、浙东一派，并指出这些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处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41)梁启超后面的话是有道理的。拿钱大昕来说，他虽然与惠栋、戴震一样都主张由文字训诂入手来求取经书义理，但钱大昕求是不纯粹求古，异于惠栋；重视史学研究，批评治经风气，又与惠、戴异趣，这些都不是惠、戴所能概括的。类似钱氏这种情况的学者很多，如顾栋高、秦蕙田、邵晋涵、章学诚、汪中、陆锡熊、阮元等，均博学多识，其为学也不在惠、戴范围之内。北方的纪昀、朱筠、周永年等，治学更非吴、皖所能涵概。因此我们说，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做法是有违历史实际的，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二，深入一步讲，乾嘉时期学者联系密切，互为师友，研讨学术，有赞同，有辩难。以钱大昕为例，他与当时的很多学者论学，与众多学者一起共同描绘了鼎盛一时的乾嘉学术画卷，其间派别区分并不明显，诚如梁启超所言：“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42)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乾嘉学术时，既要注意到各家之间的联系，研究他们的共性，又要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实是的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把握住乾嘉学术的真实面目，不致被笼统的学派等表面现象所迷惑。
其三，乾嘉学术，丰富多彩。我们在摆脱了学派的限制之后，一定要注意分析这一时期学术世家、师弟子传授、地域学术的特点。我们认为这比研究所谓并不存在的学派更重要。中国古代学术中，家学与师弟子传授都是有传统的。惠栋家中三世传经，名重一时；王念孙父子绳绳相继，学有独成。惠栋弟子江声、余萧客；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也都真正学有师承。而这一时期地域学术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如嘉定就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钱大昭等以考史论史著名的史学大家，卓而不群，富有特点。这样的研究比以地域划分学派更接近历史真实。因此，我们说，在探讨乾嘉学术时，一定要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把具体分析各家学术与群体分析学术世家、师弟子传授、地域学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乾嘉学术研究引向深入。
注释：
① (18)江藩《汉学师承记》记之三《钱大昕》。
②《汉学师承记》记之二《惠松崖》。
③《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
④《章太炎全集》（三）《检论·清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⑤如萧一山《清代通史》，戴逸《简明清史》等著作或论文，均将钱大昕归为吴派，并认为其为吴派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之人物。
⑥ (16)(37)《竹汀居士年谱》。
⑦ (12)(13)(14)(17)(25)(31)(33)(34)(36)(38)分别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古文尚书考序》，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二十四《虞东学诗序》，卷九《答问》，卷二十四《汉书正误序》，卷二十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卷十七《文箴》，卷三十六《与邱草心书》，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卷四十三《邵君墓志铭》，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
⑧《松崖文钞》卷一《九经古义首述》。
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⑩《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里堂先生书》。
(11)洪榜《戴东原行状》引王鸣盛语，见《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
(15)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19)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20)何元锡编《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三《策问》。
(21)《复初斋集》廿一《怀钱辛楣》。
(22)《雕菰楼集》卷六《读书三十二赞》。
(23)《无邪堂答问》卷一。
(24)(39)《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6月版，第262、278页。
(26)《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01页。
(27)《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五，子部杂家类。
(28)吴元钊：《十驾斋养新录与日知录学术倾向的异同》，《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9)《十驾斋养新录》阮元序。
(30)《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8月版。
(32)《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文字不苟作》。
(35)《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
(40)陈祖武：《乾嘉学术吴皖分野说商榷》，《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4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42)《清代学术概论》（二）。
作者：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年10期
被时人目为“一代儒宗”的乾嘉学者钱大昕①，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看作吴派健将。钱大昕属吴派，究其所自，以江藩《汉学师承记》为滥觞。江藩在讲到惠栋学术的传授时说：“王光禄鸣盛，钱少詹大昕，……以师礼事之”。②皮锡瑞也说：“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③照江、皮所说，钱大昕就是惠栋弟子了。其后，章太炎始分乾嘉学术为吴、皖两派，更把钱氏归为吴派，他论清儒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皖南始江永、戴震，……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④自江、皮、章三人之说出，前哲、时贤之述钱大昕学术，更直接以吴派目之，俨若定论。⑤通过研究，我们说，把钱氏归为吴派是不妥当的，这不但影响了我们对钱大昕学术思想及其成就的正确揭示，实际上也掩盖了乾嘉时期学术领域繁荣而复杂的学术风貌。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方家通儒。
一
古代学人治学，特别是宋明以来，师弟子传授表现明显，而且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师承。钱大昕与惠栋却从未提起过师承关系。钱大昕青年时就读紫阳书院，因古学常策试第一，被誉为“天下才”。吴中宿儒李果、赵虹、惠栋、沈彤等均将他“引为忘年交”⑥。因为惠栋的学识与名声，钱大昕经常到苏州的泮环巷与惠栋讨论《周易》。⑦惠栋长钱大昕31岁，当时已成学界共仰之人物，作为学术界后进的钱大昕和他的讨论学术，交换看法，这是清楚的，但钱大昕从未说过自己与惠栋有师生关系，其好友王鸣盛、王昶等人也从未说过。钱氏为惠栋作传，但述其学术大要及学术旨趣，没有涉及与他的关系。可以说，钱氏与惠栋讨论过学术问题，但不能以师生目之，更不能以此就把钱氏划为吴派。乾嘉时期，学者间相互论学成为风气，除惠栋外，钱氏与戴震、邵晋涵等人在学术上的交往更频繁，难道我们据此就把他划为皖派与浙东学派吗？
再者，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自成体系的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在这些方面，钱大昕与惠栋及其门人异趣很大、自有蹊径。惠氏专精《易》学，三世传经，惠栋成就最大，并由治《易》进而治《诗》、《书》、《春秋》，考稽所至，遍及九经。惠栋治学，凡汉皆好，凡古必真，认为“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⑧他这种崇汉儒注疏、泥古严重的治学特点，时贤及后人早有定评，《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⑨王引之也说惠栋“株守汉学而不求是，爽然自失”。⑩王鸣盛更明确指出：“惠君（栋）治经求其古，戴君（戴震）求其是”。(11)惠栋唯汉是尊，唯古是信的治学宗旨，是钱大昕所不同意的。钱大昕虽然也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诂训可靠程度高，但指出对古人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决不能过分株守，他指出：“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并非“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12)认为“是古非今”与“袭新遗故”都是不正确的，他称赞顾古湫撰《虞东学诗》能“斟酌古今，不专主一家言”。(13)并明确提出：“后儒之说胜于古，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14)钱大昕所谓的“以古为师”是“师其是”，并且“不必强从古”，所体现的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这就与惠栋“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治学宗旨大异其趣、大相径庭了。
还有，钱大昕治学的重点在史学，这和惠栋以及整个乾嘉时期治经成风的学术倾向也不同。钱大昕治学广博，“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15)但他的治学中心在史学。他18岁时授徒坞城顾氏，读顾氏家藏《资治通鉴》及不全二十一史，“始有尚论千古之志”。(16)22岁就读紫阳书院，深受院长王峻器重，“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所以期望策励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17)钱氏在此明确表示，他从事史学研究，与王峻的奖拔分不开。其后，钱氏倾一生之心血，写出不刊之书《廿二史考异》，沾溉史林。他曾中肯地评价过惠栋、戴震诸人在学术上的成就。但对他们倡言经学、轻视史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提出尖锐批评：“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认为他们不是“通儒”。(18)在当时治经蔚为大国，群儒以肄经为宗，“经尊史卑”的风气之下，钱氏不为风会所趋，倡言史学，高树史帜，在理论上提出自己的经史关系论，为史学争地位。他认为经与史同出一辙，“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19)并从目录学的角度历史地分析了经与史的分合，认为这是学科的分合，并不存在经尊史卑的说法，指出考核精审、义蕴深厚的史书完全可与六经一样流传于世。他晚年主讲紫阳书院时，依然强调学者读书当经史并重。(20)钱大昕的经史关系论，矛头直指当时学术偏向，可谓有为而发。故而时人对他的评价也大多在史学，翁方纲称他“钱子良史才，岂惟甬东万”，(21)把钱氏比作万斯同。焦循认为：“詹事之学，博大精微。于何力极，迁、固、修、祁。”(22)把钱氏比作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宋祁。朱一新的评价更为明了：“乾嘉诸儒以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23)这些都说明钱氏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史学，诚如柴德赓所言：“提纲挈领来说，竹汀的学问主要是史学，其余各种专门知识，兼收并蓄，都是为史学服务的。”(24)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钱大昕与惠栋没有任何师承关系，在治学宗旨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把钱氏目为吴派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仅仅因为钱大昕是江苏（今已属上海）人就把他归为吴派，这就更值得商榷了。我们决不否认由于地理条件、人文渊薮，历史上曾形成过不少地域学术，但地域学术与学派是两码事。作为一个学派，其成员必须有大致相同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有基本可以追寻的统系，这在钱氏与吴派之间是很难找到的。
二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钱氏的学术渊源与学术关联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钱氏不但治学独辟蹊径，而且学术自有渊源。
钱大昕的史学可说是远绍宋代诸学者，近宗清初顾炎武。宋代洪迈、王应麟诸人的治学方法影响到钱大昕。在宋代诸多学者中，钱氏作洪迈年谱与王应麟年谱，足见其对洪、王二人的推重。洪、王都是博洽多闻的人物，所著《容斋随笔》与《困学纪闻》，经史子集无所不涉，而其中尤以历史内容最为丰富，较有特色。两书不仅对历史上的名物制度详加订正，而且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把考证与议论结合起来，钱氏称他们“穿穴经史，实事求是”，“能卓然成一家言”。(25)受他们考证议论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影响很大，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言：“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都是宋人所创造的。”(2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将考证与议论相结合，又在《廿二史考异》中将考史与论史相结合，正体现了这种学术上的继承与联系，其考订之严谨，议论之平实，知识之丰富，手段与方法之多样，又远远超越了宋人。
钱大昕受顾炎武学术思想的影响更深。顾炎武在清初提倡实学，钱大昕服膺顾氏。据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所载，钱大昕年青时即有述作意，“读书有得，辄为札记，仿顾氏《日知录》条例”撰成《十驾斋养新录》。周中孚也说《十驾斋养新录》“大旨似顾亭林《日知录》”(27)这就是说，《养新录》是仿《日知录》而作，是继《日知录》而起的著作。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钱大昕曾校读过《日知录》，而且是黄氏集释采用的最好的四家校本之一。钱氏考辨《日知录》，或正其误，或注释训解，或申其说，许多都反映在《养新录》中，可以说“《养新录》不仅仿《日知录》条例，而且在留心注目之处和治学旨趣方面，都有一定联系。”(28)钱大昕谨严的学风与经世的思想直接顾氏。顾炎武治学，特别强调“采铜于山”，广收博采原始资料，熔铸成自己的观点，反对抄袭别人成说，《日知录》中每一条结论，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思考写成的。钱大昕作《养新录》，“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可能有也。”(29)作《廿二史考异》，“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在治学精神上，钱大昕确实继承与发扬了顾氏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顾炎武治学注重经世致用，钱大昕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冬烘先生。顾氏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30)钱大昕也多次倡言：“文以贯道，言以匡时，雕虫绣帨，虽多奚为？”(31)钱大昕赞成顾炎武为文须有益天下的观点，引录《日知录》卷十九中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顾宁人曰：文须有益于天下后世，若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32)还说：“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33)顾、钱都认为，圣人之道体现在日用人伦、修已治人之中，这类文字在两人的文集及著作中甚多。另外，钱大昕在《文集》、《养新录》、《考异》等著述中，表达了自己对民瘼的关心，讨论治国务实，抨击吏治和士习腐败等等，这些都与顾氏一脉相承。
钱大昕的学术与浙东学派的关联也密切。他推重浙东学派学者，明了浙东学派统系，赞赏浙东学派学术，特别对他们在史学上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在给万斯同所写的传记中，称万氏“博通诸史，……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34)全传照录万氏治史主张，并着重记述了万氏对官修史书的批评以及对清政府网罗文人修《明史》所表示的不满，这不仅表达了对万氏的敬仰，也显示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共鸣。浙东学派后起之秀邵晋涵病《宋史》繁芜，决心重修《宋史》，与钱大昕讨论编撰原则，其中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为钱大昕所拟。据钱大昕讲：“余姚邵二云，精于史学，尝有志改修《宋史》，予谓当自南渡始，二云欣然拟作《南宋事略》，以续王偁《东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请予酌定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寄之。”(35)二人在对史学的看法上意见一致。邵晋涵死后，钱大昕评论当时学术界，“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邵晋涵）。”(36)此外，钱大昕与浙东学派在史书注重义例、秉笔直书、经世致用等方面，看法也颇为一致。
钱大昕与当时学术界著名人物戴震的学术交往更为密切。戴震是在钱大昕的引荐下张大其学术的。乾隆十九年，戴震入京，拜访了钱大昕，两人“谈竟日”，钱大昕“叹其学精博”，遂引荐给馆阁名流，“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37)自此，钱戴书信往还，切磋学术，成为学术好友。戴震治学与惠栋不同，他“求是”而不泥古，“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38)钱戴二人在这一点上所见略同。戴震是当时的“思想者”，主张“志存闻道”，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在对学术的看法、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历史的思考方面，钱大昕与戴震有不少共同点，诚如柴德赓所言：“竹汀除了对东原的学问佩服外，对他象《孟子字义疏证》中说的，‘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那种谴责清朝统治者的话，不仅能接受，而且起了共鸣的。他只是隐蔽一些，不象东原那样露骨”。(39)钱氏虽与戴震有不少共同的观点，但他又决不是皖派，因为戴震重经，钱氏重史，钱大昕在史学领域开辟天地，卓然一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与其说他是吴派，勿宁说他为学另有渊源。钱大昕吸收众长，加以自己的主张见解，独辟蹊径，其 为学精神与学术气概，既非惠学，也非戴学所能概括。
对于乾嘉时期的学术，自章太炎以吴、皖分野之后，后人因袭其说，几成定论。其实，这一划分大有可商之处。有的同志已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分法“掩盖了乾嘉间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40)笔者除同意此看法外，根据对钱大昕学术的具体分析，提出几点补充与修正。
其一，吴派、皖派不足以概括乾嘉时期学术领域纷繁复杂的风貌。这一点前哲已有一些认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乾嘉吴、皖分野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是不明确的。一方面他认为“吴、皖中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认为这种分法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的学术风貌，指出除吴、皖两派外，还有扬州一派、浙东一派，并指出这些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处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41)梁启超后面的话是有道理的。拿钱大昕来说，他虽然与惠栋、戴震一样都主张由文字训诂入手来求取经书义理，但钱大昕求是不纯粹求古，异于惠栋；重视史学研究，批评治经风气，又与惠、戴异趣，这些都不是惠、戴所能概括的。类似钱氏这种情况的学者很多，如顾栋高、秦蕙田、邵晋涵、章学诚、汪中、陆锡熊、阮元等，均博学多识，其为学也不在惠、戴范围之内。北方的纪昀、朱筠、周永年等，治学更非吴、皖所能涵概。因此我们说，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做法是有违历史实际的，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二，深入一步讲，乾嘉时期学者联系密切，互为师友，研讨学术，有赞同，有辩难。以钱大昕为例，他与当时的很多学者论学，与众多学者一起共同描绘了鼎盛一时的乾嘉学术画卷，其间派别区分并不明显，诚如梁启超所言：“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42)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乾嘉学术时，既要注意到各家之间的联系，研究他们的共性，又要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实是的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把握住乾嘉学术的真实面目，不致被笼统的学派等表面现象所迷惑。
其三，乾嘉学术，丰富多彩。我们在摆脱了学派的限制之后，一定要注意分析这一时期学术世家、师弟子传授、地域学术的特点。我们认为这比研究所谓并不存在的学派更重要。中国古代学术中，家学与师弟子传授都是有传统的。惠栋家中三世传经，名重一时；王念孙父子绳绳相继，学有独成。惠栋弟子江声、余萧客；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也都真正学有师承。而这一时期地域学术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如嘉定就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钱大昭等以考史论史著名的史学大家，卓而不群，富有特点。这样的研究比以地域划分学派更接近历史真实。因此，我们说，在探讨乾嘉学术时，一定要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把具体分析各家学术与群体分析学术世家、师弟子传授、地域学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乾嘉学术研究引向深入。
注释：
① (18)江藩《汉学师承记》记之三《钱大昕》。
②《汉学师承记》记之二《惠松崖》。
③《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
④《章太炎全集》（三）《检论·清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⑤如萧一山《清代通史》，戴逸《简明清史》等著作或论文，均将钱大昕归为吴派，并认为其为吴派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之人物。
⑥ (16)(37)《竹汀居士年谱》。
⑦ (12)(13)(14)(17)(25)(31)(33)(34)(36)(38)分别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古文尚书考序》，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二十四《虞东学诗序》，卷九《答问》，卷二十四《汉书正误序》，卷二十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卷十七《文箴》，卷三十六《与邱草心书》，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卷四十三《邵君墓志铭》，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
⑧《松崖文钞》卷一《九经古义首述》。
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⑩《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里堂先生书》。
(11)洪榜《戴东原行状》引王鸣盛语，见《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
(15)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19)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20)何元锡编《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三《策问》。
(21)《复初斋集》廿一《怀钱辛楣》。
(22)《雕菰楼集》卷六《读书三十二赞》。
(23)《无邪堂答问》卷一。
(24)(39)《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6月版，第262、278页。
(26)《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01页。
(27)《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五，子部杂家类。
(28)吴元钊：《十驾斋养新录与日知录学术倾向的异同》，《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9)《十驾斋养新录》阮元序。
(30)《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8月版。
(32)《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文字不苟作》。
(35)《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
(40)陈祖武：《乾嘉学术吴皖分野说商榷》，《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4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42)《清代学术概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