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着“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美称的《东方杂志》，是近现代期刊史上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本文透过《东方杂志》刊发的本土作品与外来翻译作品，探究其与现代文学传媒的关系。 关键词：《东方杂志》；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传媒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148-02 传媒与文学的互动，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中，在关注《东方杂志》发生发展同时，更要聚焦在这本“昔日风光的杂志，今日泛黄的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东方杂志》发生与发展简述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创刊名为《东亚杂志》，后改名《东方杂志》，创办人是该馆负责人张元济。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和商务书馆的另一个创办人夏瑞芳一起积极筹划《东方杂志》出版的相关事宜。在《东方杂志》45年的生命历程中，曾 4 次停刊，4 次迁移，先后在上海、长沙、香港、重庆、上海等地出版，共44卷。《东方杂志》内容非常庞杂，包罗万象。先后负责编辑工作的有徐珂、孟森、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等。 在《东方杂志》改革的步伐中，它的办刊宗旨也在发生着变化，经历了“启导国民、联络东亚”、“舆论的顾问者”、“分析指导现实”、“发扬文化传播学术”等阶段。《东方杂志》内容丰富，基本上是一本与时俱进的刊物，诸多优秀艺术作品和影响时代生活的妙笔，也使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获得一席之地。 二、《东方杂志》的现代转型 《东方杂志》的现代性特征，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受传统保守文化、社会环境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自一开始产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它产生的基础很不牢固，《东方杂志》的现代性转型在其逐渐发展中完成。 新文化运动前期，是《东方杂志》办刊理念形成时期。1911年，杜亚泉开始对《东方杂志》改革，以“启导国民”为宗旨，意在通过引进西方文明来革故鼎新。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并重，“新知”与“旧学”并举；《东方杂志》虽然还没有完全从旧牢笼中解脱出来，但在语言方面，已经完全运用现代化的语言，白话代替了文言。 五四运动发端期，杜亚泉、钱智修作为《东方杂志》的守门人，他们都是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初，《东方杂志》倍受《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攻击。五四运动高潮期，《东方杂志》迫于社会形势急剧变化，从1920年起，开始使用白话文，也开始采用一些文学新人作品，如茅盾的第一篇文学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就发表在《东方杂志》1920年第一号上。在该期上同时发表了三篇介绍西方社会思潮文章，分别是雁冰的《巴苦宁和无强权主义》、愈之的《近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心瞑的《海格尔学说一斑》，分别介绍了无政府主义、文学思潮中写实主义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思想。时任主编陶惺存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提出了六条编辑标准：1.当知世界大势，不固步自封。2.当适应时势，勿拘牵顽旧及忘记时代责任。3.切合人生实用，不尚虚饰。4.为未来世界进化作准备，不为过去时代留纪念。5.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不感情用事。6.理论与方法并重。这六条标准对《东方杂志》改革意义非常巨大[1]。 三、《东方杂志》刊发的翻译作品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西洋小说的引入，是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推动力。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是五四以前翻译界的风尚。最为人所推崇的是林纾小说翻译，严复的社会科学著作翻译，他们用的都是古文。这种翻译情形在五四后得到了根本转变，开始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作品。在翻译方面，《东方杂志》基本是与时俱进的，1919年末结束了林纾、陈家麟合译文言小说《贿史》、《赂史》、《戎马书生》连载之后，从1920年初开始彻底转向刊载白话翻译作品，引进了俄国、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经典文学译著，这些作品取材很广，影响很大。 “周译小说”以鲁迅、周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代表，译介日、俄与其他弱小民族的小说，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东方杂志》刊发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君童话《两个小小的死》、《为人类》、《雕的心》，毕力涅克的《苦蓬》。在鲁迅先生倡导下，中国文学界引入了大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在《东方杂志》上刊发的近百篇译介作品中，俄国占绝大多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至1948年，《东方杂志》刊发的俄国作品约百篇，日本作品30多篇，英美作品20多篇。在积极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方面，《东方杂志》的做法与鲁迅先生不谋而合。《东方杂志》发表了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匈牙利、葡萄牙、瑞典、朝鲜、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犹太、丹麦、捷克、波兰、挪威、南非等弱小国家的译介作品。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因此他在五四时期翻译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周作人在1918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里，认为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中心，在这种文艺理论指导下，周作人译介了大量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东方杂志》刊发的周作人译介日本文学作品有：《金鱼》（铃木三重吉著）、《潮雾》（日本有岛武郎著）、《两条的血痕》（日本石川啄木著）、《西行法师》（长与善郎著）、白桦派的文艺理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除去周氏兄弟之外，中国亦有大批学界人士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文学译介活动中，如巴金、张资平、徐志摩、戴望舒、洪深、胡愈之，他们积极引进各国作品，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介传播开来，使世界各国文学更好融合在一起。1924年《东方杂志》首次刊发了徐志摩的《汤麦士哈代的诗》，先后共7篇，徐志摩的这些评论文章开启了中国文坛哈代研究风气。本文前面提过《东方杂志》法译作品数量很多，这与主编胡愈之的留学法国的经历关系密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至1948年，《东方杂志》刊发的法国作品50多篇，这些作品都是世界顶级艺术大师的杰作，有莫泊桑的、巴尔扎克的……这些作品滋养着中国五四文学土壤。 《东方杂志》刊发的外来翻译作品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东方杂志》刊载高尔基短篇《书》、《为了单调的缘故》，共学社译的旧俄作品，成为沙汀学生时代经常谈论的话题。叶绍钧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啼声》、《青春不是她的了》、《西风》、《地动》、《小蚬的回家》，这类作品特别受俄国“人生派”文学的影响，《小蚬的回家》写人类对动物的原始同情的优秀作品。王统照受到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下层贫苦群体生活。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期间，大量翻译出版物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坛，也极大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四、《东方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创造的，以报刊和出版为中介和手段，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传播机制，参与了现代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形式的创造，进而推动了文学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进程，贡献了文学新形式和新作家。[2]”而在已往现代文学史叙述中，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少有深刻阐述。实际上，大众传媒在文学传播、文学引导，甚至在文学流派形成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大部分现代作品都是通过报纸和杂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甚至“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也是通过报刊这个阵地滋生、发展起来的。[3]”可以说，大众传媒在现代文学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对现代文坛与大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1915年是新文化运动初起阶段，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态度一度趋于保守，曾一度受到《新青年》的批评。从1920年起，《东方杂志》开始从旧堡垒中蜕化出来，开始向社会主潮靠拢。但是，后人在研究五四时期文学时，往往把《东方杂志》定义为保守旧派文人的刊物，这是有待商榷的。鲁迅先生说：“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4]”在鲁迅先生眼里，《东方杂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确是当时文化阵地之一。 《东方杂志》拥有庞大读者群，使刊发在《东方杂志》上的现代文学作品流传在更广阔的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东方杂志》读者中当然也包括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学巨匠。鲁迅在《观斗》一文中写道：“看今年《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是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5]” 《东方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作用，后人没有给予积极肯定。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首先，由于《东方杂志》没有担当“文化领导权”，所以注定了它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弱势地位。《东方杂志》是一份民营报刊，它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为核心创办起来的，它的主办机构是商业化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为《东方杂志》提供全额经济资助。经济上相对独立性是《东方杂志》一直坚持审慎的自由主义兼容并包办刊理念的重要保证，也是《东方杂志》游离政治之外的重要原因，正像胡愈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商务的资方尽量想不卷入政治浪潮”，在政治上，它“不是最前进”，但也“不是很落后”。其次，《东方杂志》文本内容的综合性。这一点正印证了那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时盛传“得一本《东方杂志》，便足周知中外近事”，正是因为它的全面性，使其走了一条全而不专的道路。正如《东方杂志》某编辑所说的：“本社同人对于各学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难免门户之见，而编者是毫无轩轾之分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确有客观的价值，无论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一致欢迎”。这一点从它的作者群也可以看出来。 参考文献： [1] 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J].东方杂志，1919（7）. [2] 王本朝.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J].贵州社会科学，2004（1）. [3]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4]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A].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摘 要：有着“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美称的《东方杂志》，是近现代期刊史上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本文透过《东方杂志》刊发的本土作品与外来翻译作品，探究其与现代文学传媒的关系。 关键词：《东方杂志》；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传媒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148-02 传媒与文学的互动，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中，在关注《东方杂志》发生发展同时，更要聚焦在这本“昔日风光的杂志，今日泛黄的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东方杂志》发生与发展简述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创刊名为《东亚杂志》，后改名《东方杂志》，创办人是该馆负责人张元济。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和商务书馆的另一个创办人夏瑞芳一起积极筹划《东方杂志》出版的相关事宜。在《东方杂志》45年的生命历程中，曾 4 次停刊，4 次迁移，先后在上海、长沙、香港、重庆、上海等地出版，共44卷。《东方杂志》内容非常庞杂，包罗万象。先后负责编辑工作的有徐珂、孟森、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等。 在《东方杂志》改革的步伐中，它的办刊宗旨也在发生着变化，经历了“启导国民、联络东亚”、“舆论的顾问者”、“分析指导现实”、“发扬文化传播学术”等阶段。《东方杂志》内容丰富，基本上是一本与时俱进的刊物，诸多优秀艺术作品和影响时代生活的妙笔，也使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获得一席之地。 二、《东方杂志》的现代转型 《东方杂志》的现代性特征，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受传统保守文化、社会环境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自一开始产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它产生的基础很不牢固，《东方杂志》的现代性转型在其逐渐发展中完成。 新文化运动前期，是《东方杂志》办刊理念形成时期。1911年，杜亚泉开始对《东方杂志》改革，以“启导国民”为宗旨，意在通过引进西方文明来革故鼎新。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并重，“新知”与“旧学”并举；《东方杂志》虽然还没有完全从旧牢笼中解脱出来，但在语言方面，已经完全运用现代化的语言，白话代替了文言。 五四运动发端期，杜亚泉、钱智修作为《东方杂志》的守门人，他们都是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初，《东方杂志》倍受《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攻击。五四运动高潮期，《东方杂志》迫于社会形势急剧变化，从1920年起，开始使用白话文，也开始采用一些文学新人作品，如茅盾的第一篇文学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就发表在《东方杂志》1920年第一号上。在该期上同时发表了三篇介绍西方社会思潮文章，分别是雁冰的《巴苦宁和无强权主义》、愈之的《近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心瞑的《海格尔学说一斑》，分别介绍了无政府主义、文学思潮中写实主义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思想。时任主编陶惺存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提出了六条编辑标准：1.当知世界大势，不固步自封。2.当适应时势，勿拘牵顽旧及忘记时代责任。3.切合人生实用，不尚虚饰。4.为未来世界进化作准备，不为过去时代留纪念。5.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不感情用事。6.理论与方法并重。这六条标准对《东方杂志》改革意义非常巨大[1]。 三、《东方杂志》刊发的翻译作品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西洋小说的引入，是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推动力。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是五四以前翻译界的风尚。最为人所推崇的是林纾小说翻译，严复的社会科学著作翻译，他们用的都是古文。这种翻译情形在五四后得到了根本转变，开始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作品。在翻译方面，《东方杂志》基本是与时俱进的，1919年末结束了林纾、陈家麟合译文言小说《贿史》、《赂史》、《戎马书生》连载之后，从1920年初开始彻底转向刊载白话翻译作品，引进了俄国、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经典文学译著，这些作品取材很广，影响很大。 “周译小说”以鲁迅、周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代表，译介日、俄与其他弱小民族的小说，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东方杂志》刊发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君童话《两个小小的死》、《为人类》、《雕的心》，毕力涅克的《苦蓬》。在鲁迅先生倡导下，中国文学界引入了大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在《东方杂志》上刊发的近百篇译介作品中，俄国占绝大多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至1948年，《东方杂志》刊发的俄国作品约百篇，日本作品30多篇，英美作品20多篇。在积极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方面，《东方杂志》的做法与鲁迅先生不谋而合。《东方杂志》发表了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匈牙利、葡萄牙、瑞典、朝鲜、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犹太、丹麦、捷克、波兰、挪威、南非等弱小国家的译介作品。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因此他在五四时期翻译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周作人在1918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里，认为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中心，在这种文艺理论指导下，周作人译介了大量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东方杂志》刊发的周作人译介日本文学作品有：《金鱼》（铃木三重吉著）、《潮雾》（日本有岛武郎著）、《两条的血痕》（日本石川啄木著）、《西行法师》（长与善郎著）、白桦派的文艺理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除去周氏兄弟之外，中国亦有大批学界人士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文学译介活动中，如巴金、张资平、徐志摩、戴望舒、洪深、胡愈之，他们积极引进各国作品，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介传播开来，使世界各国文学更好融合在一起。1924年《东方杂志》首次刊发了徐志摩的《汤麦士哈代的诗》，先后共7篇，徐志摩的这些评论文章开启了中国文坛哈代研究风气。本文前面提过《东方杂志》法译作品数量很多，这与主编胡愈之的留学法国的经历关系密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至1948年，《东方杂志》刊发的法国作品50多篇，这些作品都是世界顶级艺术大师的杰作，有莫泊桑的、巴尔扎克的……这些作品滋养着中国五四文学土壤。 《东方杂志》刊发的外来翻译作品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东方杂志》刊载高尔基短篇《书》、《为了单调的缘故》，共学社译的旧俄作品，成为沙汀学生时代经常谈论的话题。叶绍钧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啼声》、《青春不是她的了》、《西风》、《地动》、《小蚬的回家》，这类作品特别受俄国“人生派”文学的影响，《小蚬的回家》写人类对动物的原始同情的优秀作品。王统照受到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下层贫苦群体生活。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期间，大量翻译出版物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坛，也极大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四、《东方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创造的，以报刊和出版为中介和手段，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传播机制，参与了现代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形式的创造，进而推动了文学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进程，贡献了文学新形式和新作家。[2]”而在已往现代文学史叙述中，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少有深刻阐述。实际上，大众传媒在文学传播、文学引导，甚至在文学流派形成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大部分现代作品都是通过报纸和杂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甚至“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也是通过报刊这个阵地滋生、发展起来的。[3]”可以说，大众传媒在现代文学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对现代文坛与大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1915年是新文化运动初起阶段，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态度一度趋于保守，曾一度受到《新青年》的批评。从1920年起，《东方杂志》开始从旧堡垒中蜕化出来，开始向社会主潮靠拢。但是，后人在研究五四时期文学时，往往把《东方杂志》定义为保守旧派文人的刊物，这是有待商榷的。鲁迅先生说：“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4]”在鲁迅先生眼里，《东方杂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确是当时文化阵地之一。 《东方杂志》拥有庞大读者群，使刊发在《东方杂志》上的现代文学作品流传在更广阔的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东方杂志》读者中当然也包括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学巨匠。鲁迅在《观斗》一文中写道：“看今年《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是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5]” 《东方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中的作用，后人没有给予积极肯定。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首先，由于《东方杂志》没有担当“文化领导权”，所以注定了它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弱势地位。《东方杂志》是一份民营报刊，它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为核心创办起来的，它的主办机构是商业化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为《东方杂志》提供全额经济资助。经济上相对独立性是《东方杂志》一直坚持审慎的自由主义兼容并包办刊理念的重要保证，也是《东方杂志》游离政治之外的重要原因，正像胡愈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商务的资方尽量想不卷入政治浪潮”，在政治上，它“不是最前进”，但也“不是很落后”。其次，《东方杂志》文本内容的综合性。这一点正印证了那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时盛传“得一本《东方杂志》，便足周知中外近事”，正是因为它的全面性，使其走了一条全而不专的道路。正如《东方杂志》某编辑所说的：“本社同人对于各学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难免门户之见，而编者是毫无轩轾之分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确有客观的价值，无论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一致欢迎”。这一点从它的作者群也可以看出来。 参考文献： [1] 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J].东方杂志，1919（7）. [2] 王本朝.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J].贵州社会科学，2004（1）. [3]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4]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A].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