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班级：马克思主义理论1501
姓名：刘金金 学号：2211501013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三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两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之一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和道路。今天重温和阐释“两论”的启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无裨益。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了“认识客观实在的途径”和“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未能做进一步“说明和发挥”。毛泽东的“两论”则分别完成了两大课题的“说明和发挥”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之所以能完成该任务，既与十月革命后中国逐渐成了世界矛盾的焦点和东方革命的中心这一客观形势相关，也与毛泽东个人兼有革命家、军事家和哲学家的特点密不可分。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这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的感受更加强烈，认识更为深刻。毛泽东还酷爱哲学、具有很高的哲学修养、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均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
体运用。他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还总结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反对主观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等论断。早在江西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就已初具轮廓。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斯诺的印象是准确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具有更鲜明的哲学色彩。其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尤为突出，融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为一体，已具“两论”的雏形。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将“两论”与毛泽东以往的实践和理论联系起来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出，“两论”的思想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没有两次革命战争，毛泽东就不可能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也就不会有“两论”。在这一意义上，“两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辩证法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辩证认识运动的反映，是毛泽东对其以往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
历史地看，“两论”是为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
而不得不写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是党内思想路线方面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而中国革命正反两方的经验也为阐释这两个理论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发奋读书，并应抗大邀请，讲授辩证唯物论课前后有两个多月。“两论”虽只是整理后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其初稿篇幅却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从内容上看，“两论”是讲课记录稿的整理。毛泽东在讲课中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哲学文化，对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发挥和说明，从而形成了“两论”。
“两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不同于一般专门哲学家的著作。李达、艾思奇等专门哲学家只是一般地参与中国革命，而没有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地位，没有同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直接斗争的经验，因而在对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等理论上没有达到毛泽东那样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他们的著作对上述理论问题或没有论述（如李、艾当时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过“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些概念，而这正是毛泽东大大发挥了的）；或虽有论述但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发挥（如李、艾基本上是按苏联哲学的框架讲认识论，
只讲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不讲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而这恰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专门哲学家难于写出“两论”这样的论著。“两论”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的血的经验教训。
专门的哲学家与政治家及其他实际工作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将会长期存在。像毛泽东这样集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虽然不能要求每一个革命家、实践家都成为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者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较高的哲学修养，能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善于提出和发现问题，思考和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这样，一方面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做好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贡献。
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哲学家都成为政治家，但哲学家要以自己的特殊方式积极参与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活动中，关注带有普遍性的实际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哲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提出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案，而是将普遍的现实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加以探索，以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方式为现实服务。
哲学虽与政治密切相联，但它不是政治，讲哲学不是谈论政治，更不是为政治做注解，成为政治的附庸。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主要是针对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但从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看，他既没有具体讲中国革命怎么进行，也没有点名批评教
条主义。“两论”初稿只提到共产国际批评过的陈独秀和李立三两人的机会主义错误。《矛盾论》中有关批评教条主义的文字均是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增加的。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学说和矛盾理论，从而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这既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为现实服务。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既要防止哲学冷漠政治、疏远政治的倾向，又要防止将两者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对重大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思考中产生的思想飞跃。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和概括，哲学家自然需要进行“思想之反思”，但决不能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进行“现实之反思”，将“现实之反思”与“思想之反思”相结合，实践的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实现思想的飞跃。实际上，“现实之反思”是“思想之反思”的基础和动力。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哲学家均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现实之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之反思”，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将具体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和最终目的。个人的实践经验是十分有限的。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要时刻关注党的实践和党的理论，关注民生和民族的前途。
《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班级：马克思主义理论1501
姓名：刘金金 学号：2211501013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三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两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之一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和道路。今天重温和阐释“两论”的启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无裨益。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了“认识客观实在的途径”和“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未能做进一步“说明和发挥”。毛泽东的“两论”则分别完成了两大课题的“说明和发挥”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之所以能完成该任务，既与十月革命后中国逐渐成了世界矛盾的焦点和东方革命的中心这一客观形势相关，也与毛泽东个人兼有革命家、军事家和哲学家的特点密不可分。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这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的感受更加强烈，认识更为深刻。毛泽东还酷爱哲学、具有很高的哲学修养、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均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
体运用。他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还总结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反对主观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等论断。早在江西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就已初具轮廓。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斯诺的印象是准确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具有更鲜明的哲学色彩。其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尤为突出，融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为一体，已具“两论”的雏形。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将“两论”与毛泽东以往的实践和理论联系起来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出，“两论”的思想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没有两次革命战争，毛泽东就不可能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也就不会有“两论”。在这一意义上，“两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辩证法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辩证认识运动的反映，是毛泽东对其以往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
历史地看，“两论”是为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
而不得不写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是党内思想路线方面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而中国革命正反两方的经验也为阐释这两个理论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发奋读书，并应抗大邀请，讲授辩证唯物论课前后有两个多月。“两论”虽只是整理后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其初稿篇幅却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从内容上看，“两论”是讲课记录稿的整理。毛泽东在讲课中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哲学文化，对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发挥和说明，从而形成了“两论”。
“两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不同于一般专门哲学家的著作。李达、艾思奇等专门哲学家只是一般地参与中国革命，而没有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地位，没有同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直接斗争的经验，因而在对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等理论上没有达到毛泽东那样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他们的著作对上述理论问题或没有论述（如李、艾当时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过“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些概念，而这正是毛泽东大大发挥了的）；或虽有论述但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发挥（如李、艾基本上是按苏联哲学的框架讲认识论，
只讲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不讲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而这恰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专门哲学家难于写出“两论”这样的论著。“两论”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的血的经验教训。
专门的哲学家与政治家及其他实际工作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将会长期存在。像毛泽东这样集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虽然不能要求每一个革命家、实践家都成为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者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较高的哲学修养，能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善于提出和发现问题，思考和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这样，一方面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做好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贡献。
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哲学家都成为政治家，但哲学家要以自己的特殊方式积极参与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活动中，关注带有普遍性的实际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哲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提出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案，而是将普遍的现实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加以探索，以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方式为现实服务。
哲学虽与政治密切相联，但它不是政治，讲哲学不是谈论政治，更不是为政治做注解，成为政治的附庸。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主要是针对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但从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看，他既没有具体讲中国革命怎么进行，也没有点名批评教
条主义。“两论”初稿只提到共产国际批评过的陈独秀和李立三两人的机会主义错误。《矛盾论》中有关批评教条主义的文字均是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增加的。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学说和矛盾理论，从而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这既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为现实服务。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既要防止哲学冷漠政治、疏远政治的倾向，又要防止将两者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对重大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思考中产生的思想飞跃。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和概括，哲学家自然需要进行“思想之反思”，但决不能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进行“现实之反思”，将“现实之反思”与“思想之反思”相结合，实践的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实现思想的飞跃。实际上，“现实之反思”是“思想之反思”的基础和动力。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哲学家均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现实之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之反思”，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将具体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和最终目的。个人的实践经验是十分有限的。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要时刻关注党的实践和党的理论，关注民生和民族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