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的形成因素
（一） 其一，“士”人的自我觉醒，是忧患意识产生的主体因素。忧患意识是殷未周初政
治家们对人事作为的最初肯定的结果，也是对殷人宗教天命观作修正的产物。而新的天命观，认为“永保天命’’思想的产生，则是以“士”人，即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觉醒为前提的。没有“士”人的自觉，就没有对人事作为与治乱成败关系的新认识，就不会引发体现人文精神的忧患意识。
（二） 其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忧患意识产生的内在动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 “安得广厦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充分体现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抒发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才绵延不断，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 其三，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是忧患意识产生的思维基础。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
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建立在中国古代辩证观的思维基础上而产生的。有了辩证观，才有了真正的忧患意识。当然，古代忧患意识刚萌发之时，主要是基于对人事作为与吉凶成败之间内在关系之初步认识，但此时的忧患意识仍处于原初形态。只有当先哲们运用辩证观观察和思考宇宙和人生的时候，忧患意识才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和精髓。
（四） 近代中国闭门锁国的政策导致错过工业革命。随后到了殖民主义海外扩张，到帝国
主义的侵略导致中国的文人志士开始有一种民族灭亡的危机。他们开始放眼世界，学习西方的经验来振兴中华。
1、忧患意识的起源——周朝初年 周朝初年，出现了“天道”、“天命”等观念，认为人间的祸福、寿夭、兴衰等，都取决于天帝旨意，惟有听命于天。之后，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明德”的观念，发现了兴衰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这样一来，伴随以“敬德”、“明德’’为核心的新天命观的形成，忧患意识开始萌芽和滋生。此阶段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自然的忧患意识。
2、忧患意识的初步形成——先秦时期 随着“士”阶层的迅速发展和百家争鸣的出现，体现先秦时代精神的忧患意识逐渐形成。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士’’阶层的迅速崛起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反复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忧患意识。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国家。从而，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孔子的忧患意识超越了个人价值，而以群体价值为目标。他认为，个人的患难、贫困和屈辱，不值得忧虑，所以才有“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不惧”的论断。著名思想家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且有成就的人，概括出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此阶段不再单纯是对自然的忧患意识，而是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为主，辅之以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
3、忧患意识的演变——汉末魏晋南北朝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时期除外），由大一统走向分裂、割据、混战的状态，已经确立并且深入人心的精神支柱被残酷的现实轰然击倒的时代，一种失落家园的恐惧、痛苦、悲哀和焦虑折磨着文士的心灵，痛定思痛，终于从效忠天子和建功立业的醉梦中惊醒，对改善个人命运表现出强烈的渴求，在关于生命和自然的思考中，得到满足和释放，并进而促成对生命本身、对人类命运、对自然和宇宙本身、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一种新型的最具普遍而永恒的哲学意味的忧患意识，它比对王朝兴衰、仕途顺逆等现实功利的忧患，更有意义。这便是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主要特征。
4、忧患意识的发展——唐宋元明清 到了唐代，忧患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君臣对“居安思危”思想的阐述和实践，是唐代繁盛时期发展儒家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唐太宗统治集团在贞观初年经常强调安不忘危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贞观政要》记唐太宗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朝的大臣如魏征、岑文本等也一再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贞观君臣有着共同的忧患认识。 宋代，“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新的忧患观。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明清时期的清太宗、海瑞、康有为，从掌握所有人命运的天子到位高权重的大臣，无不心系天下，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句，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 ，不断给后人以激励。
（二）近现代忧患意识 近现代以来，一大批忧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仁人志士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那些忧国忧民的思想至今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从邹容“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到陈天华激昂慷慨的《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及至《绝命书》还在劝勉生者“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将其忧患情致发挥到极致。面对外敌入侵和清王朝的腐败，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思索、呐喊、奔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忧患意识表现得更加充分、更加强烈，成为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忧患意识的现实意义
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内心的关注超越自身的利害、荣辱、成败，而将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萦系于心，对社会、国家、人民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并由此激发奋斗图强，战胜困境的决心和勇气。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之一，它代表一种高尚人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渊源至深。从一定角度来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忧患意识体现的是一种居安思危的高超智慧。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因此，所取得的成就越辉煌，就越不能骄傲自满，懈怠停滞，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面临的不少困难和问题，如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等等。因此说，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尽管我国在某些领域可与发达国家相媲美，但在很多领域我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唯有保持忧患意识，增强爱国热情，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才能不断创新，加快发展。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科学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既把握优势也看到不足，从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忧患意识的形成因素
（一） 其一，“士”人的自我觉醒，是忧患意识产生的主体因素。忧患意识是殷未周初政
治家们对人事作为的最初肯定的结果，也是对殷人宗教天命观作修正的产物。而新的天命观，认为“永保天命’’思想的产生，则是以“士”人，即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觉醒为前提的。没有“士”人的自觉，就没有对人事作为与治乱成败关系的新认识，就不会引发体现人文精神的忧患意识。
（二） 其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忧患意识产生的内在动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 “安得广厦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充分体现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抒发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才绵延不断，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 其三，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是忧患意识产生的思维基础。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
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建立在中国古代辩证观的思维基础上而产生的。有了辩证观，才有了真正的忧患意识。当然，古代忧患意识刚萌发之时，主要是基于对人事作为与吉凶成败之间内在关系之初步认识，但此时的忧患意识仍处于原初形态。只有当先哲们运用辩证观观察和思考宇宙和人生的时候，忧患意识才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和精髓。
（四） 近代中国闭门锁国的政策导致错过工业革命。随后到了殖民主义海外扩张，到帝国
主义的侵略导致中国的文人志士开始有一种民族灭亡的危机。他们开始放眼世界，学习西方的经验来振兴中华。
1、忧患意识的起源——周朝初年 周朝初年，出现了“天道”、“天命”等观念，认为人间的祸福、寿夭、兴衰等，都取决于天帝旨意，惟有听命于天。之后，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明德”的观念，发现了兴衰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这样一来，伴随以“敬德”、“明德’’为核心的新天命观的形成，忧患意识开始萌芽和滋生。此阶段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自然的忧患意识。
2、忧患意识的初步形成——先秦时期 随着“士”阶层的迅速发展和百家争鸣的出现，体现先秦时代精神的忧患意识逐渐形成。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士’’阶层的迅速崛起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反复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忧患意识。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国家。从而，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孔子的忧患意识超越了个人价值，而以群体价值为目标。他认为，个人的患难、贫困和屈辱，不值得忧虑，所以才有“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不惧”的论断。著名思想家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且有成就的人，概括出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此阶段不再单纯是对自然的忧患意识，而是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为主，辅之以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
3、忧患意识的演变——汉末魏晋南北朝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时期除外），由大一统走向分裂、割据、混战的状态，已经确立并且深入人心的精神支柱被残酷的现实轰然击倒的时代，一种失落家园的恐惧、痛苦、悲哀和焦虑折磨着文士的心灵，痛定思痛，终于从效忠天子和建功立业的醉梦中惊醒，对改善个人命运表现出强烈的渴求，在关于生命和自然的思考中，得到满足和释放，并进而促成对生命本身、对人类命运、对自然和宇宙本身、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一种新型的最具普遍而永恒的哲学意味的忧患意识，它比对王朝兴衰、仕途顺逆等现实功利的忧患，更有意义。这便是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主要特征。
4、忧患意识的发展——唐宋元明清 到了唐代，忧患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君臣对“居安思危”思想的阐述和实践，是唐代繁盛时期发展儒家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唐太宗统治集团在贞观初年经常强调安不忘危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贞观政要》记唐太宗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朝的大臣如魏征、岑文本等也一再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贞观君臣有着共同的忧患认识。 宋代，“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新的忧患观。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明清时期的清太宗、海瑞、康有为，从掌握所有人命运的天子到位高权重的大臣，无不心系天下，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句，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 ，不断给后人以激励。
（二）近现代忧患意识 近现代以来，一大批忧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仁人志士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那些忧国忧民的思想至今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从邹容“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到陈天华激昂慷慨的《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及至《绝命书》还在劝勉生者“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将其忧患情致发挥到极致。面对外敌入侵和清王朝的腐败，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思索、呐喊、奔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忧患意识表现得更加充分、更加强烈，成为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忧患意识的现实意义
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内心的关注超越自身的利害、荣辱、成败，而将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萦系于心，对社会、国家、人民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并由此激发奋斗图强，战胜困境的决心和勇气。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之一，它代表一种高尚人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渊源至深。从一定角度来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忧患意识体现的是一种居安思危的高超智慧。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因此，所取得的成就越辉煌，就越不能骄傲自满，懈怠停滞，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面临的不少困难和问题，如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等等。因此说，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尽管我国在某些领域可与发达国家相媲美，但在很多领域我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唯有保持忧患意识，增强爱国热情，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才能不断创新，加快发展。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科学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既把握优势也看到不足，从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