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树义
东岳论丛 1996年06期
在西方社会学史上，冲突理论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流派。在从上世纪末至今的百年历史中，它几经沉浮，时而轰轰烈烈、人才济济，时而气息奄奄、兵少将寡。它的兴衰，反映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代表着社会学理论体系自身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研究它的兴衰，对于我们加深了解和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历史演变的内因（自身的矛盾运动）和外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寻找其发展规律，加速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说是“复兴”呢？因为按照大多数社会学史家们的意见，现代西方社会学冲突理论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盛极一时。但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它却逐渐偃旗息鼓，甚至从社会学理论界销声匿迹。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又重新在社会学理论中出现，时到今日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流派，得到自己的“复兴”。按照一般的说法，现代社会学冲突理论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奥地利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和拉曾霍弗尔，以及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和斯莫尔。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社会学者不同意西方社会学史家们关于马克思也是现代社会学冲突理论创始人的说法，因为“作为现代西方冲突社会学精神之父的应当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的特征应该具有同龚断资本主义形成时期阶级对抗的特征相适应的内容”〔1〕。但是， 马克思以后的各派社会冲突学者，几乎无一不把马克思作为其学派的开山鼻祖之一，并且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接受，或者是修正，或者是兼而有之。实际上，正如前苏联学者自己所承认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任何流派，如果它想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现实的话，就不可能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遗产”〔2〕。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来说， 我们都没有充分的正当理由来否认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是现代社会学冲突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现代社会学冲突理论之所以开始出现于两个世纪交替时期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从理论上来说，它是作为盛极一时的社会学“有机学派”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是与有机学派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社会学这门科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阶段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似乎人人都安居乐业，奋发向上，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在理论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刚刚发表不久，开始对其它各种思想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进化论促使人们注意到原先由于神学世界观占统治地位而被忽视了的这一简单的事实，即人与生物之间不但有区别，而且也有相似之处；人是生物长期进化的结果，是生物进化链条上的一环，也是一种生物有机体。在这种思想气候影响下，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一开始就把进化论思想和有机概念引进了社会学。他们都曾明确地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认为该有机体各部分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例如，孔德认为，社会学和生物学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如果我们采纳生物学中最确定的论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结构解剖或分解为要素、组织和器官。对社会有机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用同样的名称。”〔3 〕孔德还进一步用生物学的概念来表征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认为“社会有机体肯定是由下列要素组成的：首先是家庭，它们是真正的要素和细胞；其次是阶级或阶层，它们是社会有机体的相应的组织；最后是城市和社区，它们是社会有机体的真正器官。”〔4〕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更是广为人知。他认为， 社会学的主要原则是把社会理解为有机体，把社会作为统一的整体来思考。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一样，随着它的演化，其结构也日益复杂化；并且，结构的分化伴随着功能的类似分化，由此决定了社会有机体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化。
这样，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裹入了生物有机论的襁褓。除孔德和斯宾塞外，有机论的著名代表还有英国社会学家弥勒、海克尔，俄国社会学家保尔·里连费尔德，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谢夫莱，荷兰社会学家勒奈·沃尔姆斯，法国社会学家雅科夫·诺维科夫，以及法国社会学家艾尔弗雷德·富耶和埃斯潘纳斯等。我们不能在此一一列举这些社会有机论者各自的详细观点。总之，他们一般都认为社会就象生物有机体那样，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细胞]的总和，而且是超个体的总体，是一个“超型”有机体。社会作为整体而言具有新的质量，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大于其各部门之总和的。在这种解释中，整体在逻辑上压倒局部，各局部的功能通过局部所归属的整体的功能才能被解释，作为一个有机体，社会的正常状态应该是统一、秩序和进步。其它各种状态，如各种形式的冲突、斗争，尤其是时稳时现、时激时缓的阶级斗争，则统统是不正常的，是社会的病态现象。社会有机体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消除这些对社会具有消极、破坏作用的病态现象，保持社会的统一和完整，等等。在政治方面，社会有机论理论家们的这种主张具有明显的为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辩护的作用，因为它反对一切形式的斗争和革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至善至美的。但总地来说，它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相适应的，曾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在理论上包含了后来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萌芽。
但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本身所包含的以及由它所带来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起来，特别是此起彼伏的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冲突等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现象，愈来愈使社会处于一种紧张动荡的状态。社会这个有机体毛病百出，用生物有机论的理论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了。于是，社会现实必然要求产生另外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都能够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但并不一定全都象前苏联学者所说的那样“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方法论出发”〔5〕），建立起一种更加具有解释和分析现实能力的理论。据此， 社会学冲突理论便应运而生，并相应地产生了一批自己的代表人物。本文不拟详细介绍这个时期的冲突理论的内容。一般来说，这种理论特别反对把社会比作一个“正常的”有机体，强调竞争和冲突并不是社会的病态和反常现象，而是社会所固有的，是不可彻底消除的。此外，社会竞争和冲突不但对社会具有破坏作用或“反功能”，而且对社会还具有积极的功能作用。它或者帮助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进一步强化现存的社会秩序。社会冲突理论的出现，无论是对当时的理论研究还是对社会现实，都是一个有力的震动。尤其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组成部分）对社会现实发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和改变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然而，由于当时的大多数社会冲突论者，如龚普洛维奇、拉曾霍费尔、萨姆纳和斯莫尔等人，仍是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观念直接运用于社会的社会达尔主义者，他们虽也把冲突放在自己观念中的主要地位，把社会生活看作是各个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进行无情斗争的舞台，但这实际上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观念和霍布斯的“人人为敌”观念在社会界的简单推演和翻版而已。他们都忽视了冲突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忽视了阶级斗争的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冲突的“自然性”、永恒性和不可排除性，并不能真正有力地解释和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和生物有机论者关于社会处于和谐与协调之中的观点一样，冲突论者的这种观点同样也是荒谬的。对此恩格斯曾写道：“自然界中的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观的‘斗争’。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分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6〕
由于这种冲突理论无力正确地解释现实，其影响并不十分广泛和深远。作为一种理论，它虽鼎沸一时，但也只是昙花一观，生命力并不强。到了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它就几乎完全从西方社会学理论界消失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冲突理论本身的弱点之外，还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又重新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国际国内的社会冲突现象并不十分严重突出。以后虽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由于战时不长，战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冲突非但不严重，反而团结和“整合”程度更高；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过之而无不及；铁幕的建立和冷战的进行更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各国国内的团结统一……所有这一切，反映到社会理论家们的笔下，必然不会使强调社会冲突和斗争的理论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开始由德、英、法各国转入美国。美国人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一开始就在社会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社会学一改其过去的学院派式面目，不尚抽象的理论空谈，而是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对具体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这标志着社会学开始进入经验研究的阶段。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特别重视对细小课题的研究，重视其实用价值。由于这时的社会冲突现象不突出，因此，它不大研究冲突问题；即使进行这种研究，一般也只是限于工业企业和其它组织、团体中的具体冲突情况。此外，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大多是从心理学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把社会冲突的起因归结于某种心理关系或者某种天生的“敌对性冲突”，而不是去从更加广阔的社会实际脉络中去寻找原因。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必然会蒙蔽研究者们的视野，阻碍他们的思路，使他们不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现象，倡行或提出概括性和抽象性较强的社会学冲突理论。第三，从四十年代开始至六十年代，结构功能主义逐渐盛行并最终形成统治地位，几乎成了一种至高至尊的社会学理论。其它一切与之相悖的理论，必然要遭到人们的轻视，这也许是一般社会学冲突理论难以发展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从历史上看，结构功能主义的前身，就是社会学创立伊始阶段的生物有机论。它虽然经过现代社会学冲突学派的冲击，但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后来经过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英国社会学家拉德克利夫·布郎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发展，它在社会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地位突出、力量强大的传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形成，它又有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土壤，并在理论界找到了自己的后继者和代言人。在美国，它的最大代表就是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T·帕森斯和R·默顿。以他们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虽然其观点五花八门，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去甚远，但总地来说，他们都强调社会的“均衡”和“整合”，即社会各部分的协调一致。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又时常被称作“均衡”或社会整合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是由无数个子体系（system，但与一般系统论中的system即“系统”有所不同）构成的一个大体系；这个大体系的正常状态是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均衡和整合，或者曰“平衡”和“统一”等。这种均衡和整合，取决于各个子体系即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国家、政党、工会、学校和家庭等的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社会冲突或越轨行为都是社会的反常现象，它们都只对社会体系具有破坏作用或“反功能”，因此应当尽力消除。
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界的统治地位是非常牢固的。但是，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不重视、或者说无力解释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现象。西方一些社会学者早就对此感到不满，呼吁重视对社会冲突的研究。比如，早在1930年，美国的社会学学会主席就断言：“社会冲突是一个还未从社会学方面加以研究的领域，必须撰写冲突社会学。”〔7〕1950年， 伯纳德发表“现代冲突社会学在何处？”的文章，批评西方社会学家忽视社会矛盾问题，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共产党人所垄断。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的限制，这种呼吁并没有引起社会学家们的重视。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发展时期开始出现停滞，各种形式的国际国内矛盾和冲突又一次强烈地显示在人们面前。对此，尽管结构功能主义也在不断地改变自身，但终究还是感到无能无力。于是，社会现实又一次对社会冲突理论发出了呼唤，一大批社会学理论家应声而起，著书立说。一时间，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理论纷纷出笼，很快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冲突学派。这样，社会学冲突理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默后，又一次复兴了。
冲突理论的这次复兴，迅猛且声势浩大，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流派，如达伦道夫的辩证冲突理论、科塞的冲突功能理论、科林斯的分析冲突论、卡普劳的形式冲突论以及霍罗威茨的激进社会学等。由于各个理论家的理论不尽一致，因此，正如西方社会学家，包括冲突理论家们自己所公认的，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冲突理论。但确已有不少人（如达伦道夫、科塞、柯林斯等）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企图建立一种可与结构功能主义相抗衡、甚至能够取其统治地位而代之的社会学理论。尽管如此，各种流派的冲突理论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它们都把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均衡和整合概念等。总起来说，冲突理论包括这样一些基本假设：（1）从一般社会学分析的观点来看， 仅仅解释特定社会中特定的群体冲突是不够的。全面的阐述，应当说明冲突是如何起源于社会结构的本质的。其根本假设是认为每种社会结构本身都埋藏着冲突的种子。（2）社会及其构成部分都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因此， 冲突理论注意的焦点是干扰变迁过程的要素。由于功能主义者认为秩序和稳定是社会的主流，变迁是对正常、均衡的体系的背离，因此这一点就是显得特别重要。（3）尽管冲突是社会结构所固有的， 但它并不总是暴力性的和外显性的，它可以是潜在的、受调节的和暂时受控制的。（4 ）“冲突可以是暂时被镇压、调解、疏通控制，但无论是古代的哲学王还是现代的独裁者，都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冲突。”〔8〕（5）社会和社会组织不是由合意、普遍同意，而是由强制手段和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压制维持在一起的。
社会学冲突理论的这次复兴，有力地反映了国际局势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的严重不足。从其“复兴”至今，冲突理论虽然也有其缺点和不足，不断遭到人们的批判和修正，但和结构功能理论及其它理论，如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及“新社会学”理论相比，它更能准确地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并对其进行批判，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所以在今天，冲突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界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大有超越结构功能理论而居众理论流派之首的势头。我们相信，只要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还充满矛盾和冲突，冲突理论就必然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同时，透过社会学冲突理论的兴衰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流派的兴衰和社会现实的变迁密切相关；和政治学一样，社会学也是一门现实性、时效性很强的科学。任何一种社会学，虽然可以而且有必要超越普通的、具体的社会事实而得以具有作为一种理论所必不可少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但绝不能脱离整个的社会现实而持续存在，更谈不上继续发展。离开现实的呼应和支持的社会学理论，只能是一种已无生命力、仅可供人研究和观赏的理论标本。
注释：
〔1〕〔5〕〔7〕涅奇波连科：《资产阶级冲突理论的演化》， 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11期。
〔2〕涅奇波连科：《冲突社会学的辩护职能》，同上。
〔3〕〔4〕J.H.Turner: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P21.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52页。
〔8〕Ralf Dahrendorf: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Pxiii.
作者介绍：崔树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
作者：崔树义
东岳论丛 1996年06期
在西方社会学史上，冲突理论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流派。在从上世纪末至今的百年历史中，它几经沉浮，时而轰轰烈烈、人才济济，时而气息奄奄、兵少将寡。它的兴衰，反映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代表着社会学理论体系自身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研究它的兴衰，对于我们加深了解和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历史演变的内因（自身的矛盾运动）和外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寻找其发展规律，加速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说是“复兴”呢？因为按照大多数社会学史家们的意见，现代西方社会学冲突理论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盛极一时。但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它却逐渐偃旗息鼓，甚至从社会学理论界销声匿迹。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又重新在社会学理论中出现，时到今日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流派，得到自己的“复兴”。按照一般的说法，现代社会学冲突理论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奥地利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和拉曾霍弗尔，以及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和斯莫尔。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社会学者不同意西方社会学史家们关于马克思也是现代社会学冲突理论创始人的说法，因为“作为现代西方冲突社会学精神之父的应当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的特征应该具有同龚断资本主义形成时期阶级对抗的特征相适应的内容”〔1〕。但是， 马克思以后的各派社会冲突学者，几乎无一不把马克思作为其学派的开山鼻祖之一，并且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接受，或者是修正，或者是兼而有之。实际上，正如前苏联学者自己所承认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任何流派，如果它想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现实的话，就不可能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遗产”〔2〕。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来说， 我们都没有充分的正当理由来否认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是现代社会学冲突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现代社会学冲突理论之所以开始出现于两个世纪交替时期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从理论上来说，它是作为盛极一时的社会学“有机学派”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是与有机学派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社会学这门科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阶段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似乎人人都安居乐业，奋发向上，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在理论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刚刚发表不久，开始对其它各种思想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进化论促使人们注意到原先由于神学世界观占统治地位而被忽视了的这一简单的事实，即人与生物之间不但有区别，而且也有相似之处；人是生物长期进化的结果，是生物进化链条上的一环，也是一种生物有机体。在这种思想气候影响下，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一开始就把进化论思想和有机概念引进了社会学。他们都曾明确地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认为该有机体各部分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例如，孔德认为，社会学和生物学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如果我们采纳生物学中最确定的论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结构解剖或分解为要素、组织和器官。对社会有机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用同样的名称。”〔3 〕孔德还进一步用生物学的概念来表征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认为“社会有机体肯定是由下列要素组成的：首先是家庭，它们是真正的要素和细胞；其次是阶级或阶层，它们是社会有机体的相应的组织；最后是城市和社区，它们是社会有机体的真正器官。”〔4〕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更是广为人知。他认为， 社会学的主要原则是把社会理解为有机体，把社会作为统一的整体来思考。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一样，随着它的演化，其结构也日益复杂化；并且，结构的分化伴随着功能的类似分化，由此决定了社会有机体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化。
这样，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裹入了生物有机论的襁褓。除孔德和斯宾塞外，有机论的著名代表还有英国社会学家弥勒、海克尔，俄国社会学家保尔·里连费尔德，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谢夫莱，荷兰社会学家勒奈·沃尔姆斯，法国社会学家雅科夫·诺维科夫，以及法国社会学家艾尔弗雷德·富耶和埃斯潘纳斯等。我们不能在此一一列举这些社会有机论者各自的详细观点。总之，他们一般都认为社会就象生物有机体那样，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细胞]的总和，而且是超个体的总体，是一个“超型”有机体。社会作为整体而言具有新的质量，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大于其各部门之总和的。在这种解释中，整体在逻辑上压倒局部，各局部的功能通过局部所归属的整体的功能才能被解释，作为一个有机体，社会的正常状态应该是统一、秩序和进步。其它各种状态，如各种形式的冲突、斗争，尤其是时稳时现、时激时缓的阶级斗争，则统统是不正常的，是社会的病态现象。社会有机体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消除这些对社会具有消极、破坏作用的病态现象，保持社会的统一和完整，等等。在政治方面，社会有机论理论家们的这种主张具有明显的为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辩护的作用，因为它反对一切形式的斗争和革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至善至美的。但总地来说，它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相适应的，曾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在理论上包含了后来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萌芽。
但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本身所包含的以及由它所带来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起来，特别是此起彼伏的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冲突等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现象，愈来愈使社会处于一种紧张动荡的状态。社会这个有机体毛病百出，用生物有机论的理论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了。于是，社会现实必然要求产生另外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都能够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但并不一定全都象前苏联学者所说的那样“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方法论出发”〔5〕），建立起一种更加具有解释和分析现实能力的理论。据此， 社会学冲突理论便应运而生，并相应地产生了一批自己的代表人物。本文不拟详细介绍这个时期的冲突理论的内容。一般来说，这种理论特别反对把社会比作一个“正常的”有机体，强调竞争和冲突并不是社会的病态和反常现象，而是社会所固有的，是不可彻底消除的。此外，社会竞争和冲突不但对社会具有破坏作用或“反功能”，而且对社会还具有积极的功能作用。它或者帮助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进一步强化现存的社会秩序。社会冲突理论的出现，无论是对当时的理论研究还是对社会现实，都是一个有力的震动。尤其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组成部分）对社会现实发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和改变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然而，由于当时的大多数社会冲突论者，如龚普洛维奇、拉曾霍费尔、萨姆纳和斯莫尔等人，仍是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观念直接运用于社会的社会达尔主义者，他们虽也把冲突放在自己观念中的主要地位，把社会生活看作是各个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进行无情斗争的舞台，但这实际上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观念和霍布斯的“人人为敌”观念在社会界的简单推演和翻版而已。他们都忽视了冲突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忽视了阶级斗争的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冲突的“自然性”、永恒性和不可排除性，并不能真正有力地解释和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和生物有机论者关于社会处于和谐与协调之中的观点一样，冲突论者的这种观点同样也是荒谬的。对此恩格斯曾写道：“自然界中的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观的‘斗争’。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分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6〕
由于这种冲突理论无力正确地解释现实，其影响并不十分广泛和深远。作为一种理论，它虽鼎沸一时，但也只是昙花一观，生命力并不强。到了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它就几乎完全从西方社会学理论界消失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冲突理论本身的弱点之外，还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又重新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国际国内的社会冲突现象并不十分严重突出。以后虽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由于战时不长，战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冲突非但不严重，反而团结和“整合”程度更高；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过之而无不及；铁幕的建立和冷战的进行更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各国国内的团结统一……所有这一切，反映到社会理论家们的笔下，必然不会使强调社会冲突和斗争的理论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开始由德、英、法各国转入美国。美国人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一开始就在社会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社会学一改其过去的学院派式面目，不尚抽象的理论空谈，而是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对具体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这标志着社会学开始进入经验研究的阶段。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特别重视对细小课题的研究，重视其实用价值。由于这时的社会冲突现象不突出，因此，它不大研究冲突问题；即使进行这种研究，一般也只是限于工业企业和其它组织、团体中的具体冲突情况。此外，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大多是从心理学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把社会冲突的起因归结于某种心理关系或者某种天生的“敌对性冲突”，而不是去从更加广阔的社会实际脉络中去寻找原因。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必然会蒙蔽研究者们的视野，阻碍他们的思路，使他们不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现象，倡行或提出概括性和抽象性较强的社会学冲突理论。第三，从四十年代开始至六十年代，结构功能主义逐渐盛行并最终形成统治地位，几乎成了一种至高至尊的社会学理论。其它一切与之相悖的理论，必然要遭到人们的轻视，这也许是一般社会学冲突理论难以发展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从历史上看，结构功能主义的前身，就是社会学创立伊始阶段的生物有机论。它虽然经过现代社会学冲突学派的冲击，但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后来经过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英国社会学家拉德克利夫·布郎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发展，它在社会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地位突出、力量强大的传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形成，它又有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土壤，并在理论界找到了自己的后继者和代言人。在美国，它的最大代表就是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T·帕森斯和R·默顿。以他们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虽然其观点五花八门，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去甚远，但总地来说，他们都强调社会的“均衡”和“整合”，即社会各部分的协调一致。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又时常被称作“均衡”或社会整合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是由无数个子体系（system，但与一般系统论中的system即“系统”有所不同）构成的一个大体系；这个大体系的正常状态是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均衡和整合，或者曰“平衡”和“统一”等。这种均衡和整合，取决于各个子体系即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国家、政党、工会、学校和家庭等的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社会冲突或越轨行为都是社会的反常现象，它们都只对社会体系具有破坏作用或“反功能”，因此应当尽力消除。
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界的统治地位是非常牢固的。但是，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不重视、或者说无力解释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现象。西方一些社会学者早就对此感到不满，呼吁重视对社会冲突的研究。比如，早在1930年，美国的社会学学会主席就断言：“社会冲突是一个还未从社会学方面加以研究的领域，必须撰写冲突社会学。”〔7〕1950年， 伯纳德发表“现代冲突社会学在何处？”的文章，批评西方社会学家忽视社会矛盾问题，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共产党人所垄断。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的限制，这种呼吁并没有引起社会学家们的重视。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发展时期开始出现停滞，各种形式的国际国内矛盾和冲突又一次强烈地显示在人们面前。对此，尽管结构功能主义也在不断地改变自身，但终究还是感到无能无力。于是，社会现实又一次对社会冲突理论发出了呼唤，一大批社会学理论家应声而起，著书立说。一时间，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理论纷纷出笼，很快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冲突学派。这样，社会学冲突理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默后，又一次复兴了。
冲突理论的这次复兴，迅猛且声势浩大，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流派，如达伦道夫的辩证冲突理论、科塞的冲突功能理论、科林斯的分析冲突论、卡普劳的形式冲突论以及霍罗威茨的激进社会学等。由于各个理论家的理论不尽一致，因此，正如西方社会学家，包括冲突理论家们自己所公认的，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冲突理论。但确已有不少人（如达伦道夫、科塞、柯林斯等）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企图建立一种可与结构功能主义相抗衡、甚至能够取其统治地位而代之的社会学理论。尽管如此，各种流派的冲突理论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它们都把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均衡和整合概念等。总起来说，冲突理论包括这样一些基本假设：（1）从一般社会学分析的观点来看， 仅仅解释特定社会中特定的群体冲突是不够的。全面的阐述，应当说明冲突是如何起源于社会结构的本质的。其根本假设是认为每种社会结构本身都埋藏着冲突的种子。（2）社会及其构成部分都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因此， 冲突理论注意的焦点是干扰变迁过程的要素。由于功能主义者认为秩序和稳定是社会的主流，变迁是对正常、均衡的体系的背离，因此这一点就是显得特别重要。（3）尽管冲突是社会结构所固有的， 但它并不总是暴力性的和外显性的，它可以是潜在的、受调节的和暂时受控制的。（4 ）“冲突可以是暂时被镇压、调解、疏通控制，但无论是古代的哲学王还是现代的独裁者，都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冲突。”〔8〕（5）社会和社会组织不是由合意、普遍同意，而是由强制手段和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压制维持在一起的。
社会学冲突理论的这次复兴，有力地反映了国际局势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的严重不足。从其“复兴”至今，冲突理论虽然也有其缺点和不足，不断遭到人们的批判和修正，但和结构功能理论及其它理论，如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及“新社会学”理论相比，它更能准确地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并对其进行批判，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所以在今天，冲突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界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大有超越结构功能理论而居众理论流派之首的势头。我们相信，只要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还充满矛盾和冲突，冲突理论就必然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同时，透过社会学冲突理论的兴衰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流派的兴衰和社会现实的变迁密切相关；和政治学一样，社会学也是一门现实性、时效性很强的科学。任何一种社会学，虽然可以而且有必要超越普通的、具体的社会事实而得以具有作为一种理论所必不可少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但绝不能脱离整个的社会现实而持续存在，更谈不上继续发展。离开现实的呼应和支持的社会学理论，只能是一种已无生命力、仅可供人研究和观赏的理论标本。
注释：
〔1〕〔5〕〔7〕涅奇波连科：《资产阶级冲突理论的演化》， 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11期。
〔2〕涅奇波连科：《冲突社会学的辩护职能》，同上。
〔3〕〔4〕J.H.Turner: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P21.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52页。
〔8〕Ralf Dahrendorf: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Pxiii.
作者介绍：崔树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