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茶文化的历史
陕西是文化大省,陕西人津津乐道地下的宝贝一锄头就能挖出来,提及茶文化也难免气短。但不为人知的是陕西的茶文化在唐代及唐代之前有很高的历史地位。江南茶文化的发展与陕西茶文化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
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无可替代。虽然陕西不是饮茶文化的发祥地，但与蜀地的饮茶文化哟密切的历史渊源。
陕西南部的巴人。据《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等史料记载古巴国在夏代之前就已在汉水流域立国,川山之间皆为巴族的根据地。此后到商代,陕南的巴人东迁至今河南雎县东部建立巴方国。商王武丁时，商王妻妇好率军攻巴方。《殷墟文字乙编》记载:甲骨卜辞有“辛未卜,争,贞妇好气从盾戈伐巴方”。巴方国力不济,被迫迁往今山西永济一带。商王穷追不舍,巴方退避三舍,继续西迁至今陕西渭南市东北30里的巴邑镇一带,并投靠岐周。此后,巴方南迁至汉水中游,在今陕西南部安康、汉阴一带。
西北五省只有陕西的陕南汉中和安康两地区。陕南茶经历过唐前巴蜀茶、唐宋山南茶、明代汉中茶和清后紫阳茶、陕青茶几个历史阶段。
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是张骞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发展了汉朝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张骞是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打通丝绸之路实乃丝茶之路。直至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且仍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至唐代,陕西茶进入辉煌时期。陆羽《茶经》记载全国茶叶生产情况时写道:“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即今安康、紫阳、石泉、岚皋几县沿汉江山谷。又云:“梁州生金牛、襄城。”即今宁强、南郑、汉中、留坝、勉县一带。———当然,陆羽对陕南茶评价并不高,那原因在于江南茶得其天时地利后来居上,中国茶业的重心也就是从唐代以后渐向东南倾斜。但陕南茶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则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新唐书·地理志》载:“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茶牙、椒、干漆。”“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红枣……柑、枇杷、茶。”
陕西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也自唐代始。据西安“清盛魁”茶行的传人回忆,他们家清代还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山南茶”的帐册,上面记有唐代名臣秦琼、尉迟敬德买山南茶的帐务。说明在唐代的陕西已有较成熟的茶叶市场,茶业的消费者不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有达官贵人。
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48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当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战略物资。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场的时代。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周靖文的《宋代的茶叶产区》一文言道:秦岭以南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总产量的30%。宋熙宁七年实行“茶马法”,在京西路金州设买茶场6处,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在当时,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由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熙宁七年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
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20000驮,可换回20000匹马。南宋时马价增值,20000驮茶只能换3000匹马,朝廷每年购马11900匹之多。
宋代茶风旺盛，且盛行斗茶之风。汤色白,喜欢选用黑色茶盏以衬托汤色,便于评判胜负。由此可见,饮茶自然已成为山南人的普遍嗜好,且以斗茶为乐。
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马的国策。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茶法》90%的文字皆针对汉中茶和川茶。《明史》载:“用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0000匹。”100斤汉中茶可交换1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
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便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以茶易马更见其重要,对汉茶的生产成了当务之急。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全力以赴,有效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加之明王朝由于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打击,不得不废止“禁山政策”,大规模的移民开发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万历《陕西通志》卷8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陕南的茶叶产量在陕西大地震之前,“正额茶易马外,多开中以左公家,有至500万斤者”。
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率湘军镇压回民起义。左宗棠是湖南人,见“汉茶”充斥大西北茶叶市场,有意提携湖茶,为湖南茶商争得一些份额。如左宗棠驻军的甘肃省,添设南柜,涌来大批南方商人。发展的历史机遇,重新占领了大西北茶叶市场,并转输鄂北、豫南。陕西茶业又有较大发展,仅兴安地区就达300万斤,合1500吨,其中紫阳一县的产出超过200万斤,合1000吨。 总之陕西的茶叶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陕西茶文化的历史
陕西是文化大省,陕西人津津乐道地下的宝贝一锄头就能挖出来,提及茶文化也难免气短。但不为人知的是陕西的茶文化在唐代及唐代之前有很高的历史地位。江南茶文化的发展与陕西茶文化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
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无可替代。虽然陕西不是饮茶文化的发祥地，但与蜀地的饮茶文化哟密切的历史渊源。
陕西南部的巴人。据《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等史料记载古巴国在夏代之前就已在汉水流域立国,川山之间皆为巴族的根据地。此后到商代,陕南的巴人东迁至今河南雎县东部建立巴方国。商王武丁时，商王妻妇好率军攻巴方。《殷墟文字乙编》记载:甲骨卜辞有“辛未卜,争,贞妇好气从盾戈伐巴方”。巴方国力不济,被迫迁往今山西永济一带。商王穷追不舍,巴方退避三舍,继续西迁至今陕西渭南市东北30里的巴邑镇一带,并投靠岐周。此后,巴方南迁至汉水中游,在今陕西南部安康、汉阴一带。
西北五省只有陕西的陕南汉中和安康两地区。陕南茶经历过唐前巴蜀茶、唐宋山南茶、明代汉中茶和清后紫阳茶、陕青茶几个历史阶段。
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是张骞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发展了汉朝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张骞是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打通丝绸之路实乃丝茶之路。直至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且仍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至唐代,陕西茶进入辉煌时期。陆羽《茶经》记载全国茶叶生产情况时写道:“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即今安康、紫阳、石泉、岚皋几县沿汉江山谷。又云:“梁州生金牛、襄城。”即今宁强、南郑、汉中、留坝、勉县一带。———当然,陆羽对陕南茶评价并不高,那原因在于江南茶得其天时地利后来居上,中国茶业的重心也就是从唐代以后渐向东南倾斜。但陕南茶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则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新唐书·地理志》载:“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茶牙、椒、干漆。”“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红枣……柑、枇杷、茶。”
陕西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也自唐代始。据西安“清盛魁”茶行的传人回忆,他们家清代还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山南茶”的帐册,上面记有唐代名臣秦琼、尉迟敬德买山南茶的帐务。说明在唐代的陕西已有较成熟的茶叶市场,茶业的消费者不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有达官贵人。
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48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当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战略物资。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场的时代。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周靖文的《宋代的茶叶产区》一文言道:秦岭以南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总产量的30%。宋熙宁七年实行“茶马法”,在京西路金州设买茶场6处,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在当时,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由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熙宁七年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
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20000驮,可换回20000匹马。南宋时马价增值,20000驮茶只能换3000匹马,朝廷每年购马11900匹之多。
宋代茶风旺盛，且盛行斗茶之风。汤色白,喜欢选用黑色茶盏以衬托汤色,便于评判胜负。由此可见,饮茶自然已成为山南人的普遍嗜好,且以斗茶为乐。
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马的国策。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茶法》90%的文字皆针对汉中茶和川茶。《明史》载:“用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0000匹。”100斤汉中茶可交换1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
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便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以茶易马更见其重要,对汉茶的生产成了当务之急。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全力以赴,有效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加之明王朝由于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打击,不得不废止“禁山政策”,大规模的移民开发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万历《陕西通志》卷8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陕南的茶叶产量在陕西大地震之前,“正额茶易马外,多开中以左公家,有至500万斤者”。
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率湘军镇压回民起义。左宗棠是湖南人,见“汉茶”充斥大西北茶叶市场,有意提携湖茶,为湖南茶商争得一些份额。如左宗棠驻军的甘肃省,添设南柜,涌来大批南方商人。发展的历史机遇,重新占领了大西北茶叶市场,并转输鄂北、豫南。陕西茶业又有较大发展,仅兴安地区就达300万斤,合1500吨,其中紫阳一县的产出超过200万斤,合1000吨。 总之陕西的茶叶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