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

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

陕西历史博物馆。它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占地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1万平方米，拥有各类文物藏品37.5万件(组)，其中以神秘瑰丽的商周青铜器、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富丽堂皇的唐代金银器、举世无双的唐墓壁画最具特色，以18件（组）国宝、829件 （组）一级文物最受观众青睐。

作为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的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无论在建筑功能、陈列展示，还是在文物收藏保护、多层次的服务等方面，均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建成开放大大缩短了中国博物馆与世界发达国家博物馆的差距。有些国外人士甚至评价道：“单就博物馆建筑、布局和功能来说，（陕西历史博物馆）可以和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媲美。”当时为法国巴黎市市长后来为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在1991年11月4日参观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陕西历史博物馆“从建筑风格之宏伟、陈列文物之丰富、所藏精品之精粹、反映历史之悠久等方面，堪称世界最美的博物馆。”出席了1991年6月20日开馆典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则明确指出，陕西历史博物馆完全可以进入世界一流博物馆之列。难怪人们把这座博物馆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筑整体就充分体现了设计大师张锦秋女士的“在技术上达到国际水平，建筑艺术上成为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的设计思想，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出唐代博大辉煌时代的风貌。在布局设计上，借鉴了中国宫殿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特点。整座建筑主次分明、散中有聚、恢弘大气，突出古朴凝重的格调，营造出古代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气氛，再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的风范，恰倒好处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太极中央，四面八方”的空间构图特色以及千百年来早已潜入中国人空间意识中的“超以像外，得于寰中”的东方哲理。

作为综合性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主要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临时陈列三部分。基本陈列为陕西古代史陈列。它以时代为序，将陕西古代分为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7个部分，用约2000件文物形象，系统地展现了陕西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人至鸦片战争100多万年的发展过程。专题陈列是学术性、专业性较强并围绕某一主题而举办的不定期展览。临时陈列是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的补充，具有周期短、内容丰富、常看常新的特点，同时它又是一个文化交流场所、博物馆面对社会的文化窗口。

现在，请大家随我进入序言大厅。大家看，这是一尊高大威武的石雕走狮，它来源于咸阳唐代女皇武则天母亲的陵墓顺陵前，高达3.5米，重约15吨，是历代石狮中体积最大的一个。这尊走狮造型逼真，雕刻手法简练，具有静中寓动的神韵，将静态与动态、写实与写意集于一身，大刀阔斧、精雕细琢同时并存，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因此，它被称为“中国第一狮”或“东方第一狮”。衬托狮子的背景是奔腾不息的黄河和广袤起伏的黄土高原。黄河、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及其古代文明的摇篮，而在这摇篮中诞生的陕西历史文化，也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空旷高大的序言大厅内，虽然只有气宇轩昂的雄狮和苍茫浑厚的背景，但它们已经把陕西古代文化所具有的绵延悠久、厚重深沉、雄浑博大的特点和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虽无一文一字，但我们的视觉和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已感到，这也是一种序，一种无言之序。

史前陈列大厅

陕西的史前时期为约115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这一段时期陕西文化的特点是：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齐全，分布范围广泛，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每一段落都有典型重大发现，文化高峰迭起并首尾相连，在全国居突出地位。

1964年春天，考古学家在今天西安以东的蓝田县公王岭和陈家窝分别发现了一具头盖骨化石和一具下颌骨化石，依据这些化石我们复原了这个蓝田猿人头像。这是一位年约30岁的女性。根据最新测试数据，她生存的年代距今约115万年，是目前已知的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她的脑容量是780毫升，是现代人的一半，这标志着当时人类智力水平较低，体质形态上还具有不少原始特征，这对研究人类进化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继蓝田猿人之后，1978年在陕西省大荔县又发现了一个距今约20万年的人类头骨化石——大荔人头骨化石，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中最古老的。根据头骨上骨缝的愈合情况，可以断定它是一位不足30岁男性的头骨。其脑容量已达1120毫升，比现代人仅差300毫升，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大荔人遗留的石器小巧玲珑，直径一般3—5厘米，重量小于20克。器型以刮削器最多，说明大荔人主要以狩猎来获取生活资料。

1955年发现于陕西华县、距今8000—7000年的老官台文化表明，人类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即由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展出的三足钵、三足罐是老官台文化中最典型的器物。这些用柔软的泥烧结为坚硬的原始陶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后来成为中国文化重要象征的精美瓷器就

是由此发端的。这一发明还为人类食用熟食提供了烹煮器皿，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石铲、石刀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对石器的加工从过去的打制进步到了磨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类已从单纯采集、狩猎发展为使用石铲、石刀从事原始农耕。

1953年考古学家在西安东郊浐河岸边的半坡村，发现了一处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同样的遗址也发现于临潼姜寨。这两处遗址都属于仰韶文化时代，距今7000—6000年。这里展出的姜寨村落模型再现了当时一个部落的情况。

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器上除了体现当时的绘画和装饰艺术水平外，还在它上面发现了一些具有规律和共性的刻画符号。虽然这些符号目前无法解读，但它们是当时人们为记事所刻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各地原始民族都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的做法，用于记录和保存资料，许多专家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汉字的雏形。

史前实物资料，可以说一组文物就是一个台阶。人类就是这样一步步摆脱了野蛮和蒙昧，渐渐踏入了文明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后，人类就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阶段的典型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市龙山镇而得名，距今4900—4100年。这一时期，农业与畜牧业比仰韶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种类也大为增加，私有财产开始出现。龙山文化晚期就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就是历史学上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期。“黄帝”、“炎帝”、“蚩尤”是古书记载中这个时代的三大部落的首领。黄帝作为部落首领也就成为中国许多古老部族传说中的共同始祖。历史学家常常以黄帝为分界线，把此前称为蒙昧时代，此后称为文明时代，也就是说，黄帝是华夏民族由蒙昧跨入文明的象征。

周文化展厅

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展厅，这就是周王朝时代。我们博物馆展示的周是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

周族是在石器时代结束后，青铜时代时期生活在关中西部的一支民族。该民族在牧野之战中以少胜多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商王朝，于公元前11世纪在西安南郊的沣水河畔立朝建都。从此，揭开了陕西作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历史。公元前770年，犬戎族入侵，昏庸无能的周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整日为博美人一笑而煞费苦心，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将自已送上了断头台。

周族是一个农业部落，从先祖后稷开始就以农稼为主。因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几经迁徒。先是在邰地 (今陕西杨陵区)，后逐渐北迁至豳 (音bin，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最后又向南迁至歧山一带的周原定居下来。在此迁徒过程中，周人日渐强大，由一个氏族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家。

这件文物叫卜骨。卜骨是周人早期的遗物，是用牛肩胛骨或龟甲制成的，为占卜用具。占卜是当时人们在从事每项大活动之前必须进行的，他们相信天上有一个神灵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他们对上帝鬼神充满了敬畏，遇事必卜，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因此掌握占卜术的人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占卜方法是在牛骨或龟甲上钻孔，再用艾草贴近小孔的背面烧灼使钻孔处的骨面裂开，然后从裂纹的走向判断吉凶。人们根据占卜的结果决定做事的原则。事后将得失记录在龟甲或兽骨上，这便是后来我们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甲骨文。

这个高粱标本出土于长武碾子坡，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高粱遗存，也是周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明证。

周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壮大强盛，为避戎狄侵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领周族渡过漆水 (今陕西横水河)，翻越梁山(今陕西永寿梁)，来到歧山的南面，找到一大片平原安居下来，开沟筑垄，整理土地，修建了宗庙，设置了百官。周人在此经营了78年，历太王、季王、文王三代，从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成批的青铜器、17000多件甲骨片、大型宫殿基址群中，我们不难推测当时周方国的繁荣状况。这里后来就被称为“周原”（今陕西歧山、扶风一带）。

陕西作为商王朝的西土，西周王朝的都城，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发祥地和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大、精品多、时间早、工艺精、品类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陕西也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陕西出土青铜器的最大特色当属器内丰富的铭文。据不完全统计，陕西出土有铭文的铜器2500余件，其中有铭文礼器就达726件，总字数达41000字。

西周青铜器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几大类。以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最为重要，它们大都用于祭祖、宴飨等礼仪场合，故称作礼器。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的贵族，其使用器物的数量均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如鼎、簋的使用，“天子为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两簋”，这在

礼制上规定得非常清楚，如果乱用就是“非礼”、“僭越”、“犯上”，要受到惩罚，这便是所谓的列鼎制度。这样青铜器就成了身份、地位的标志。

秦文化展厅

现在请跟我到秦文化展厅参观。秦人发祥地在陕西，由氏族部落发展成为小邦国。秦后来逐渐发展壮大，东出潼关，扫平六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陕西至今仍简称秦，以示秦人开发陕西功不可没。秦人原居于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是一个古老的嬴姓部落，杂处戎狄之间，文化较落后。周孝王时期，秦人祖先非子为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公元前770年，西周为犬戎所灭，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秦人占据关中建立国家，逐渐强大，至秦穆公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至战国时期为战国七雄之一，最后秦王嬴政横扫关东六国，统一了天下。不仅如此，嬴政还统一了东南的百越和西南诸夷，北击匈奴，使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这些金釭是1973—1974年在先秦的都城雍城遗址出土的，共64件，以青铜铸造，主要用于连接房屋的木质构件，可垂直连接，也可以水平对接。过去学者们设想我国早期木构架接点的加固，从绑扎到榫卯连接之间应该有个过渡，金釭的发现填补了建筑史上这个空白。

在雍城遗址附近，还发现了秦国贵族陵园，考古工作者历时10年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是至今为止国内发掘的最大先秦墓葬。墓深24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呈“中”字形。墓中发现了186具人殉和人牲，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墓内发现人殉、人牲最多的大墓。遗憾的是这座墓葬严重被盗，在发掘过程中，共发现247个盗洞口，其中最早的盗洞为西晋时期盗墓贼所留。虽经百余次盗掘，仍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其中金啄木鸟形体小巧，要通过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它尖喙内勾、羽冠高耸，振翅欲飞的形象极为可爱，堪称古代微雕杰作。更令人欣喜的是墓内出土的石磬残块上有“高阳有灵，龚桓是嗣”八个字，据此，学者们推测墓主人是秦景公。

栎阳是秦继雍城之后建立的又一都城，位于今天西安市临潼区武屯镇东北的古城村，商鞅第一次变法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里陈列的文物就是从栎阳出土的。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迁都咸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国都城由栎阳迁至咸阳，咸阳作为秦的都城经战国至秦王朝两个时代，共144年。历代秦王在这里修建了许多规模恢弘的宫殿，其中最著名的是渭河南岸修建的“阿房宫”。据史书记载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大旗”。杜牧一篇千古名作《阿房宫赋》，令多少后人神往。如果说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阿房宫还使我们感到扑朔迷离，那么这些出土于咸阳的巨大的龙凤纹空心砖，精致的瓦当和方砖，秦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发现的绘有车马、仪仗等图案的宫殿壁画，就更能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阿房宫的气魄与华丽。

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以后，秦国士兵作战积极性大增，军队愈战愈勇。《战国策》中有“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挚人头，右挟生虎”的描述。

八千兵马的威武之师、工艺精良的武器装备、优秀的作战谋略、奖励军功的政策共同构筑了秦国军队的所向披靡，杜虎符正反映了秦国严格的用兵制度。“杜”为地名 (今长安县)。虎符是古代调集军队的凭证，它为虎形，分铸两半，两半符吻合方可调兵。现代汉语“符合”一词就来源于此。虎身有错金铭文“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兴土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符，乃敢行之。燔之事。虽毋会符，行殴 (也)”。可见50人以上的军事行动必有国君的命令。这是我国古代用兵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在扩大了版图、统一疆域后，为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取了许多措施和政策，如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开驰道修长城等，我们这里展出的文物直观地反映了这些历史事实。

汉文化展厅

汉朝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代之后的又一个统一而强盛的国家。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以何处为都城的激烈争议中，果断地采纳了谋士张良和娄敬的建议，定都长安。汉长安城总面积36平方公里，大约有50万人口，在西汉统治的200多年中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名副其实的最富庶的地区。

瓦当是古代建筑物上一种特有的装饰物，俗称瓦头，也就是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主要起着庇护屋槽、防止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寿命的作用，同时瓦当上的图案也具有美化建筑的作用。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建筑物上就已经使用瓦当了，秦汉达到了鼎盛。瓦当的纹饰可分为图案、图像和文字三大类。文字瓦当在汉代以前极少，到汉代大量出现，特别是在西汉，文字瓦当数量远远超过东汉时期。汉代瓦当上的文字，少则一字，一般为4字左右，最多达12字，如“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瓦当虽小，但它却把当时人们的理想、愿望与追求，有机地融合在了那小小的当面上。可以

说瓦当文字是对当时思想观念的“实录”。

竹节熏炉为汉代最有名的国宝级铜器。这个熏炉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附近。通高58厘米，青铜质地，通体镏金镏银。从铭文分析推测，它很可能是汉武帝给他姐姐信阳长公主及其丈夫卫青的赏赐。

皇后玉玺为汉代又一国宝级文物。它于1968年在咸阳狼家沟发现，玉玺上方雕一螭虎，底面刻“皇后之玺”4个字。根据《汉官旧仪》记载：“皇后之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这件玉玺正与记载相符，又因出土地点位于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约1000米处，所以推断是吕后生前使用过的印章。帝后直接使用的遗物发现很少，这枚“皇后之玺”玉印是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对研究秦汉帝后签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汉代的厚葬之风非常盛行。人们用玉衣包裹死者的身体，用玉塞填充尸体的九窍，以求不朽；随葬俑类犬马以供死者驱使；象征财富的禽畜、粮仓、田园、水井甚至厕所都做成模型放进墓中，俨然将现实的生活全都搬人地下。这些文物使我们在今天都可以看到汉代人的生活场景。

雁鱼灯是体现汉代技术成就的一件文物精品，雁作回首衔鱼状，雁背负圆形灯盘，盘上有两块弧形铜板组成的灯罩，可左右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照射角度，灯点燃后，烟雾通过雁颈导入雁腹的清水中，烟溶于水，空气得到净化。它堪称两千年前的“豪华台灯”。

魏晋南北朝展厅

这里是魏晋南北朝（220-589年）展厅。东汉末年，长安一带兵连祸乱，战火不断，大小军阀混战，民族之间的战争绵延不断，便秦汉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化作“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场。在不到400年的时间里，政权更迭竟达10多个。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来到关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关中地区成为全国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地区。通过陈列的一些含有浓厚军事色彩和异域特点的文物，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当年硝烟弥漫的战乱场景和民族融合的画面。

胡人俑是这一时期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最好见证。他卷发披肩，深目高鼻，身穿圆领窄裤长袍，腰束带，足蹬高筒靴。双脚“八”宇站立，昂首鼓腹，神情幽默，是一幅生动的民族融合的画卷。

隋唐文化展厅

现在请随我到隋唐 (581-907年)展室参观。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文化的黄金时代。现在的海外华人自称为“唐人”，其居住地称为“唐人街”，反应了唐朝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隋朝于公元581年立国，并于次年开始营造都城——大兴城。大兴城是由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营建的。仅用了9个多月就完成了主体建筑，工程进展之迅速，开中国建筑之先河。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并完善的。经过隋唐两代的建设，长安城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宏伟、建筑最壮丽、布局最规整的一座著名都城。它的面积为83.1平方公里，相当于汉长安城的9.7倍。它比公元446年修建的东罗马首都拜占庭大7倍，比公元800年所建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大6.2倍，充分反映了一个盛世王朝的宏大气魄。

唐代手工艺门类齐、分工细，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我国古代手工业制造的高峰期。唐代手工业的门类主要有金银器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铁器制造业、陶瓷业、纺织业等。唐三彩、秘色瓷是唐代陶瓷业的杰出代表。鸳鸯莲瓣纹金碗、舞马衔杯皮囊式银壶、鹦鹉纹提梁银罐则是唐代金银器的最佳代表作品。瑞兽葡萄纹镜、金银平脱鸾鸟衔绶纹镜是体现制镜业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兽首玛瑙杯是唐代玉器中最“抢眼”的一件。它于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做工精湛，精美绝伦，堪称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此杯选料精良，用极为罕见的缠丝玛瑙制成。器形如同号角，兽眼向外突出，显得炯炯有神，兽角自然弯曲为螺状，兽嘴镶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类似这种造型的器皿，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今伊朗）较为常见。在《旧唐书》中也有“开元十六年大唐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从这些现象分析，这件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玛瑙杯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产物”从西域来到中国的，但也不排除这是出自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的工匠之手，也可能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杰作。

丝绸之路是汉武帝时期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开通的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加强了唐朝与中亚、南

亚、西亚及欧洲、非洲的紧密联系。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它东起朝鲜、日本，西至东非和地中海东岸的全部航程，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新动脉。

宋、元、明、清展厅

宋、元、明、清（960—1911年）是最后一个展室。随着唐王朝的灭亡，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陕西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宋、元、明、清时期的陕西失去了往日的京畿腹地，但它还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

符牌是中国古代官吏使用的信物，类似于现代人的证件。唐代前只用符节，唐代开始出现了牌，作为证明身份和调兵、传令之用。西夏是中国西北部党项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虽与宋王朝交战，但却努力学习汉文化，西夏符牌上的西夏文意为“敕走马牌”，是西夏在军事制度上学习宋人的一个例证。

幻方铁板是元代安西王府中的遗物，上面铸有1—36个阿拉伯数字，每边和对角线上的数字总和都是111。古人认为这样的数字方阵神秘莫测，所以将它铸成铁板放在墙基内，以求建筑永固，主人平安。

青瓷刻花提梁倒灌壶为耀州窑一件罕见的珍品。壶底部有一个五瓣梅花形小孔，灌水时将壶倒置，壶嘴不漏水，这是因为壶内有漏柱将水相隔，所以底部虽有孔而不会漏。这是利用了“连通容器内液面等高”的物理原理，反映了工匠的睿智巧思。

黑釉油滴碗是从陕西蒲城县城关镇征集的一件国宝，它胎质灰白，体薄坚硬。釉层的表面散布着具有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形似油滴。这是宋代利用窑变创造出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结晶釉。这种结晶体只有在1100摄氏度这个点才会出现，温度把握不好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只有炉火纯青的技艺才能烧造出这炉火纯青的工艺，实属不易。

转眼间，我们已经领略了陕西100多万年的历史，穿越时空隧道，使您发现除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中华文明还有许多震撼人心的辉煌。相信这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参观，使您玲听到华夏文明演进的千古足音。

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

陕西历史博物馆。它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占地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1万平方米，拥有各类文物藏品37.5万件(组)，其中以神秘瑰丽的商周青铜器、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富丽堂皇的唐代金银器、举世无双的唐墓壁画最具特色，以18件（组）国宝、829件 （组）一级文物最受观众青睐。

作为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的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无论在建筑功能、陈列展示，还是在文物收藏保护、多层次的服务等方面，均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建成开放大大缩短了中国博物馆与世界发达国家博物馆的差距。有些国外人士甚至评价道：“单就博物馆建筑、布局和功能来说，（陕西历史博物馆）可以和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媲美。”当时为法国巴黎市市长后来为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在1991年11月4日参观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陕西历史博物馆“从建筑风格之宏伟、陈列文物之丰富、所藏精品之精粹、反映历史之悠久等方面，堪称世界最美的博物馆。”出席了1991年6月20日开馆典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则明确指出，陕西历史博物馆完全可以进入世界一流博物馆之列。难怪人们把这座博物馆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筑整体就充分体现了设计大师张锦秋女士的“在技术上达到国际水平，建筑艺术上成为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的设计思想，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出唐代博大辉煌时代的风貌。在布局设计上，借鉴了中国宫殿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特点。整座建筑主次分明、散中有聚、恢弘大气，突出古朴凝重的格调，营造出古代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气氛，再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的风范，恰倒好处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太极中央，四面八方”的空间构图特色以及千百年来早已潜入中国人空间意识中的“超以像外，得于寰中”的东方哲理。

作为综合性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主要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临时陈列三部分。基本陈列为陕西古代史陈列。它以时代为序，将陕西古代分为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7个部分，用约2000件文物形象，系统地展现了陕西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人至鸦片战争100多万年的发展过程。专题陈列是学术性、专业性较强并围绕某一主题而举办的不定期展览。临时陈列是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的补充，具有周期短、内容丰富、常看常新的特点，同时它又是一个文化交流场所、博物馆面对社会的文化窗口。

现在，请大家随我进入序言大厅。大家看，这是一尊高大威武的石雕走狮，它来源于咸阳唐代女皇武则天母亲的陵墓顺陵前，高达3.5米，重约15吨，是历代石狮中体积最大的一个。这尊走狮造型逼真，雕刻手法简练，具有静中寓动的神韵，将静态与动态、写实与写意集于一身，大刀阔斧、精雕细琢同时并存，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因此，它被称为“中国第一狮”或“东方第一狮”。衬托狮子的背景是奔腾不息的黄河和广袤起伏的黄土高原。黄河、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及其古代文明的摇篮，而在这摇篮中诞生的陕西历史文化，也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空旷高大的序言大厅内，虽然只有气宇轩昂的雄狮和苍茫浑厚的背景，但它们已经把陕西古代文化所具有的绵延悠久、厚重深沉、雄浑博大的特点和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虽无一文一字，但我们的视觉和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已感到，这也是一种序，一种无言之序。

史前陈列大厅

陕西的史前时期为约115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这一段时期陕西文化的特点是：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齐全，分布范围广泛，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每一段落都有典型重大发现，文化高峰迭起并首尾相连，在全国居突出地位。

1964年春天，考古学家在今天西安以东的蓝田县公王岭和陈家窝分别发现了一具头盖骨化石和一具下颌骨化石，依据这些化石我们复原了这个蓝田猿人头像。这是一位年约30岁的女性。根据最新测试数据，她生存的年代距今约115万年，是目前已知的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她的脑容量是780毫升，是现代人的一半，这标志着当时人类智力水平较低，体质形态上还具有不少原始特征，这对研究人类进化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继蓝田猿人之后，1978年在陕西省大荔县又发现了一个距今约20万年的人类头骨化石——大荔人头骨化石，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中最古老的。根据头骨上骨缝的愈合情况，可以断定它是一位不足30岁男性的头骨。其脑容量已达1120毫升，比现代人仅差300毫升，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大荔人遗留的石器小巧玲珑，直径一般3—5厘米，重量小于20克。器型以刮削器最多，说明大荔人主要以狩猎来获取生活资料。

1955年发现于陕西华县、距今8000—7000年的老官台文化表明，人类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即由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展出的三足钵、三足罐是老官台文化中最典型的器物。这些用柔软的泥烧结为坚硬的原始陶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后来成为中国文化重要象征的精美瓷器就

是由此发端的。这一发明还为人类食用熟食提供了烹煮器皿，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石铲、石刀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对石器的加工从过去的打制进步到了磨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类已从单纯采集、狩猎发展为使用石铲、石刀从事原始农耕。

1953年考古学家在西安东郊浐河岸边的半坡村，发现了一处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同样的遗址也发现于临潼姜寨。这两处遗址都属于仰韶文化时代，距今7000—6000年。这里展出的姜寨村落模型再现了当时一个部落的情况。

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器上除了体现当时的绘画和装饰艺术水平外，还在它上面发现了一些具有规律和共性的刻画符号。虽然这些符号目前无法解读，但它们是当时人们为记事所刻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各地原始民族都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的做法，用于记录和保存资料，许多专家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汉字的雏形。

史前实物资料，可以说一组文物就是一个台阶。人类就是这样一步步摆脱了野蛮和蒙昧，渐渐踏入了文明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后，人类就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阶段的典型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市龙山镇而得名，距今4900—4100年。这一时期，农业与畜牧业比仰韶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种类也大为增加，私有财产开始出现。龙山文化晚期就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就是历史学上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期。“黄帝”、“炎帝”、“蚩尤”是古书记载中这个时代的三大部落的首领。黄帝作为部落首领也就成为中国许多古老部族传说中的共同始祖。历史学家常常以黄帝为分界线，把此前称为蒙昧时代，此后称为文明时代，也就是说，黄帝是华夏民族由蒙昧跨入文明的象征。

周文化展厅

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展厅，这就是周王朝时代。我们博物馆展示的周是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

周族是在石器时代结束后，青铜时代时期生活在关中西部的一支民族。该民族在牧野之战中以少胜多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商王朝，于公元前11世纪在西安南郊的沣水河畔立朝建都。从此，揭开了陕西作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历史。公元前770年，犬戎族入侵，昏庸无能的周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整日为博美人一笑而煞费苦心，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将自已送上了断头台。

周族是一个农业部落，从先祖后稷开始就以农稼为主。因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几经迁徒。先是在邰地 (今陕西杨陵区)，后逐渐北迁至豳 (音bin，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最后又向南迁至歧山一带的周原定居下来。在此迁徒过程中，周人日渐强大，由一个氏族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家。

这件文物叫卜骨。卜骨是周人早期的遗物，是用牛肩胛骨或龟甲制成的，为占卜用具。占卜是当时人们在从事每项大活动之前必须进行的，他们相信天上有一个神灵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他们对上帝鬼神充满了敬畏，遇事必卜，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因此掌握占卜术的人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占卜方法是在牛骨或龟甲上钻孔，再用艾草贴近小孔的背面烧灼使钻孔处的骨面裂开，然后从裂纹的走向判断吉凶。人们根据占卜的结果决定做事的原则。事后将得失记录在龟甲或兽骨上，这便是后来我们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甲骨文。

这个高粱标本出土于长武碾子坡，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高粱遗存，也是周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明证。

周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壮大强盛，为避戎狄侵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领周族渡过漆水 (今陕西横水河)，翻越梁山(今陕西永寿梁)，来到歧山的南面，找到一大片平原安居下来，开沟筑垄，整理土地，修建了宗庙，设置了百官。周人在此经营了78年，历太王、季王、文王三代，从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成批的青铜器、17000多件甲骨片、大型宫殿基址群中，我们不难推测当时周方国的繁荣状况。这里后来就被称为“周原”（今陕西歧山、扶风一带）。

陕西作为商王朝的西土，西周王朝的都城，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发祥地和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大、精品多、时间早、工艺精、品类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陕西也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陕西出土青铜器的最大特色当属器内丰富的铭文。据不完全统计，陕西出土有铭文的铜器2500余件，其中有铭文礼器就达726件，总字数达41000字。

西周青铜器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几大类。以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最为重要，它们大都用于祭祖、宴飨等礼仪场合，故称作礼器。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的贵族，其使用器物的数量均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如鼎、簋的使用，“天子为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两簋”，这在

礼制上规定得非常清楚，如果乱用就是“非礼”、“僭越”、“犯上”，要受到惩罚，这便是所谓的列鼎制度。这样青铜器就成了身份、地位的标志。

秦文化展厅

现在请跟我到秦文化展厅参观。秦人发祥地在陕西，由氏族部落发展成为小邦国。秦后来逐渐发展壮大，东出潼关，扫平六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陕西至今仍简称秦，以示秦人开发陕西功不可没。秦人原居于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是一个古老的嬴姓部落，杂处戎狄之间，文化较落后。周孝王时期，秦人祖先非子为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公元前770年，西周为犬戎所灭，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秦人占据关中建立国家，逐渐强大，至秦穆公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至战国时期为战国七雄之一，最后秦王嬴政横扫关东六国，统一了天下。不仅如此，嬴政还统一了东南的百越和西南诸夷，北击匈奴，使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这些金釭是1973—1974年在先秦的都城雍城遗址出土的，共64件，以青铜铸造，主要用于连接房屋的木质构件，可垂直连接，也可以水平对接。过去学者们设想我国早期木构架接点的加固，从绑扎到榫卯连接之间应该有个过渡，金釭的发现填补了建筑史上这个空白。

在雍城遗址附近，还发现了秦国贵族陵园，考古工作者历时10年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是至今为止国内发掘的最大先秦墓葬。墓深24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呈“中”字形。墓中发现了186具人殉和人牲，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墓内发现人殉、人牲最多的大墓。遗憾的是这座墓葬严重被盗，在发掘过程中，共发现247个盗洞口，其中最早的盗洞为西晋时期盗墓贼所留。虽经百余次盗掘，仍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其中金啄木鸟形体小巧，要通过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它尖喙内勾、羽冠高耸，振翅欲飞的形象极为可爱，堪称古代微雕杰作。更令人欣喜的是墓内出土的石磬残块上有“高阳有灵，龚桓是嗣”八个字，据此，学者们推测墓主人是秦景公。

栎阳是秦继雍城之后建立的又一都城，位于今天西安市临潼区武屯镇东北的古城村，商鞅第一次变法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里陈列的文物就是从栎阳出土的。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迁都咸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国都城由栎阳迁至咸阳，咸阳作为秦的都城经战国至秦王朝两个时代，共144年。历代秦王在这里修建了许多规模恢弘的宫殿，其中最著名的是渭河南岸修建的“阿房宫”。据史书记载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大旗”。杜牧一篇千古名作《阿房宫赋》，令多少后人神往。如果说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阿房宫还使我们感到扑朔迷离，那么这些出土于咸阳的巨大的龙凤纹空心砖，精致的瓦当和方砖，秦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发现的绘有车马、仪仗等图案的宫殿壁画，就更能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阿房宫的气魄与华丽。

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以后，秦国士兵作战积极性大增，军队愈战愈勇。《战国策》中有“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挚人头，右挟生虎”的描述。

八千兵马的威武之师、工艺精良的武器装备、优秀的作战谋略、奖励军功的政策共同构筑了秦国军队的所向披靡，杜虎符正反映了秦国严格的用兵制度。“杜”为地名 (今长安县)。虎符是古代调集军队的凭证，它为虎形，分铸两半，两半符吻合方可调兵。现代汉语“符合”一词就来源于此。虎身有错金铭文“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兴土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符，乃敢行之。燔之事。虽毋会符，行殴 (也)”。可见50人以上的军事行动必有国君的命令。这是我国古代用兵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在扩大了版图、统一疆域后，为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取了许多措施和政策，如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开驰道修长城等，我们这里展出的文物直观地反映了这些历史事实。

汉文化展厅

汉朝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代之后的又一个统一而强盛的国家。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以何处为都城的激烈争议中，果断地采纳了谋士张良和娄敬的建议，定都长安。汉长安城总面积36平方公里，大约有50万人口，在西汉统治的200多年中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名副其实的最富庶的地区。

瓦当是古代建筑物上一种特有的装饰物，俗称瓦头，也就是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主要起着庇护屋槽、防止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寿命的作用，同时瓦当上的图案也具有美化建筑的作用。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建筑物上就已经使用瓦当了，秦汉达到了鼎盛。瓦当的纹饰可分为图案、图像和文字三大类。文字瓦当在汉代以前极少，到汉代大量出现，特别是在西汉，文字瓦当数量远远超过东汉时期。汉代瓦当上的文字，少则一字，一般为4字左右，最多达12字，如“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瓦当虽小，但它却把当时人们的理想、愿望与追求，有机地融合在了那小小的当面上。可以

说瓦当文字是对当时思想观念的“实录”。

竹节熏炉为汉代最有名的国宝级铜器。这个熏炉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附近。通高58厘米，青铜质地，通体镏金镏银。从铭文分析推测，它很可能是汉武帝给他姐姐信阳长公主及其丈夫卫青的赏赐。

皇后玉玺为汉代又一国宝级文物。它于1968年在咸阳狼家沟发现，玉玺上方雕一螭虎，底面刻“皇后之玺”4个字。根据《汉官旧仪》记载：“皇后之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这件玉玺正与记载相符，又因出土地点位于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约1000米处，所以推断是吕后生前使用过的印章。帝后直接使用的遗物发现很少，这枚“皇后之玺”玉印是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对研究秦汉帝后签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汉代的厚葬之风非常盛行。人们用玉衣包裹死者的身体，用玉塞填充尸体的九窍，以求不朽；随葬俑类犬马以供死者驱使；象征财富的禽畜、粮仓、田园、水井甚至厕所都做成模型放进墓中，俨然将现实的生活全都搬人地下。这些文物使我们在今天都可以看到汉代人的生活场景。

雁鱼灯是体现汉代技术成就的一件文物精品，雁作回首衔鱼状，雁背负圆形灯盘，盘上有两块弧形铜板组成的灯罩，可左右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照射角度，灯点燃后，烟雾通过雁颈导入雁腹的清水中，烟溶于水，空气得到净化。它堪称两千年前的“豪华台灯”。

魏晋南北朝展厅

这里是魏晋南北朝（220-589年）展厅。东汉末年，长安一带兵连祸乱，战火不断，大小军阀混战，民族之间的战争绵延不断，便秦汉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化作“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场。在不到400年的时间里，政权更迭竟达10多个。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来到关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关中地区成为全国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地区。通过陈列的一些含有浓厚军事色彩和异域特点的文物，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当年硝烟弥漫的战乱场景和民族融合的画面。

胡人俑是这一时期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最好见证。他卷发披肩，深目高鼻，身穿圆领窄裤长袍，腰束带，足蹬高筒靴。双脚“八”宇站立，昂首鼓腹，神情幽默，是一幅生动的民族融合的画卷。

隋唐文化展厅

现在请随我到隋唐 (581-907年)展室参观。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文化的黄金时代。现在的海外华人自称为“唐人”，其居住地称为“唐人街”，反应了唐朝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隋朝于公元581年立国，并于次年开始营造都城——大兴城。大兴城是由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营建的。仅用了9个多月就完成了主体建筑，工程进展之迅速，开中国建筑之先河。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并完善的。经过隋唐两代的建设，长安城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宏伟、建筑最壮丽、布局最规整的一座著名都城。它的面积为83.1平方公里，相当于汉长安城的9.7倍。它比公元446年修建的东罗马首都拜占庭大7倍，比公元800年所建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大6.2倍，充分反映了一个盛世王朝的宏大气魄。

唐代手工艺门类齐、分工细，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我国古代手工业制造的高峰期。唐代手工业的门类主要有金银器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铁器制造业、陶瓷业、纺织业等。唐三彩、秘色瓷是唐代陶瓷业的杰出代表。鸳鸯莲瓣纹金碗、舞马衔杯皮囊式银壶、鹦鹉纹提梁银罐则是唐代金银器的最佳代表作品。瑞兽葡萄纹镜、金银平脱鸾鸟衔绶纹镜是体现制镜业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兽首玛瑙杯是唐代玉器中最“抢眼”的一件。它于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做工精湛，精美绝伦，堪称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此杯选料精良，用极为罕见的缠丝玛瑙制成。器形如同号角，兽眼向外突出，显得炯炯有神，兽角自然弯曲为螺状，兽嘴镶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类似这种造型的器皿，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今伊朗）较为常见。在《旧唐书》中也有“开元十六年大唐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从这些现象分析，这件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玛瑙杯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产物”从西域来到中国的，但也不排除这是出自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的工匠之手，也可能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杰作。

丝绸之路是汉武帝时期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开通的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加强了唐朝与中亚、南

亚、西亚及欧洲、非洲的紧密联系。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它东起朝鲜、日本，西至东非和地中海东岸的全部航程，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新动脉。

宋、元、明、清展厅

宋、元、明、清（960—1911年）是最后一个展室。随着唐王朝的灭亡，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陕西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宋、元、明、清时期的陕西失去了往日的京畿腹地，但它还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

符牌是中国古代官吏使用的信物，类似于现代人的证件。唐代前只用符节，唐代开始出现了牌，作为证明身份和调兵、传令之用。西夏是中国西北部党项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虽与宋王朝交战，但却努力学习汉文化，西夏符牌上的西夏文意为“敕走马牌”，是西夏在军事制度上学习宋人的一个例证。

幻方铁板是元代安西王府中的遗物，上面铸有1—36个阿拉伯数字，每边和对角线上的数字总和都是111。古人认为这样的数字方阵神秘莫测，所以将它铸成铁板放在墙基内，以求建筑永固，主人平安。

青瓷刻花提梁倒灌壶为耀州窑一件罕见的珍品。壶底部有一个五瓣梅花形小孔，灌水时将壶倒置，壶嘴不漏水，这是因为壶内有漏柱将水相隔，所以底部虽有孔而不会漏。这是利用了“连通容器内液面等高”的物理原理，反映了工匠的睿智巧思。

黑釉油滴碗是从陕西蒲城县城关镇征集的一件国宝，它胎质灰白，体薄坚硬。釉层的表面散布着具有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形似油滴。这是宋代利用窑变创造出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结晶釉。这种结晶体只有在1100摄氏度这个点才会出现，温度把握不好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只有炉火纯青的技艺才能烧造出这炉火纯青的工艺，实属不易。

转眼间，我们已经领略了陕西100多万年的历史，穿越时空隧道，使您发现除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中华文明还有许多震撼人心的辉煌。相信这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参观，使您玲听到华夏文明演进的千古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