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一生有光
作者：靳晓燕
来源：《视野》2010年第18期
半路出家——49岁,由经济专业转入语言学,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
行为新潮——82岁,始学电脑,如今,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
笔耕不辍——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
神采奕奕——101岁,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甚至可以自行从三楼下至一楼。 这就是周有光——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 “几个字母搞了三年,太笨了!”
10岁时,周有光随全家搬迁苏州。他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上小学就读英语,但他的兴趣则在数学和语文。到了中学,许多课程(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用英文课本。中学毕业,他已能流利地使用英文。
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家道中落,只能选择就读于不收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当时,恰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招生,周有光便去应试,不想,一考中的。当时圣约翰大学要收取200块大洋学费,迫于家庭经济困难,周有光只得放弃。幸亏姐姐的同事朱毓君慷慨大义,典当其母亲的“陪嫁”,学费方才凑齐。在大学,周有光主修经济,辅修语言。
那时的周有光还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将会成为中国语言文字走向现代化的推动者之一。 1955年,是周有光生命里一个重要的年份。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赴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将他调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就这样,在49岁的时候,尽管身为外行,周有光毅然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谈起转行,周先生回忆道:“我的改行纯属偶然,不过既来之则安之,选择了改行,就要认真做到底。身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一个专业人员是决不能有一丝大意的,以前看过的名著要重新细读,所以当时的工作繁重不已。”
周有光同时还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都得到了语言学家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此时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成为大学教材。
除此之外,周有光提出正词法的内在矛盾和基本原则,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并于1988年公布。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文献技术会议,并促使该组织投票通过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水平的飞跃,更是现实的需求: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自由沟通和交流,就一定要得到世界的认可。饶有趣味的是,由于ISO对中国还不甚了解,出于严谨、认真的考虑,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一一论证,而这就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后来,有朋友开玩笑说:“这几个字母你们搞了三年,太笨了!” “专家专家”,岂是“专门在家”?
1969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使我感触匪浅、受益颇多。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想到,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两位老先生仰望天空,激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半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同时更有趣地说道:“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意见更是趋于一致——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两位老先生高声交谈,犹如亲临杏坛,面对着几万株高粱在畅快演讲。
“搞学问就要思考。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只吃饭不干事。从外表看,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搞学问的人要思考,你看不到他的活动。这就是说,一种人的生活,另外一种人很难理解。”
对周有光来说,思考已是一种习惯。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以致于一整个冬天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周老,更使其形成了自身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人愈老,愈追求真理。周先生讲道:“胡适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进步呢?什么东西都要子曰,子曰是孔夫子讲的,这一来思想就束缚住了。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用子曰开头,要独立思考,有科学思想。”
周有光,一生有光
作者：靳晓燕
来源：《视野》2010年第18期
半路出家——49岁,由经济专业转入语言学,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
行为新潮——82岁,始学电脑,如今,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
笔耕不辍——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
神采奕奕——101岁,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甚至可以自行从三楼下至一楼。 这就是周有光——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 “几个字母搞了三年,太笨了!”
10岁时,周有光随全家搬迁苏州。他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上小学就读英语,但他的兴趣则在数学和语文。到了中学,许多课程(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用英文课本。中学毕业,他已能流利地使用英文。
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家道中落,只能选择就读于不收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当时,恰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招生,周有光便去应试,不想,一考中的。当时圣约翰大学要收取200块大洋学费,迫于家庭经济困难,周有光只得放弃。幸亏姐姐的同事朱毓君慷慨大义,典当其母亲的“陪嫁”,学费方才凑齐。在大学,周有光主修经济,辅修语言。
那时的周有光还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将会成为中国语言文字走向现代化的推动者之一。 1955年,是周有光生命里一个重要的年份。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赴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将他调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就这样,在49岁的时候,尽管身为外行,周有光毅然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谈起转行,周先生回忆道:“我的改行纯属偶然,不过既来之则安之,选择了改行,就要认真做到底。身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一个专业人员是决不能有一丝大意的,以前看过的名著要重新细读,所以当时的工作繁重不已。”
周有光同时还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都得到了语言学家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此时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成为大学教材。
除此之外,周有光提出正词法的内在矛盾和基本原则,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并于1988年公布。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文献技术会议,并促使该组织投票通过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水平的飞跃,更是现实的需求: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自由沟通和交流,就一定要得到世界的认可。饶有趣味的是,由于ISO对中国还不甚了解,出于严谨、认真的考虑,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一一论证,而这就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后来,有朋友开玩笑说:“这几个字母你们搞了三年,太笨了!” “专家专家”,岂是“专门在家”?
1969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使我感触匪浅、受益颇多。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想到,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两位老先生仰望天空,激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半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同时更有趣地说道:“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意见更是趋于一致——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两位老先生高声交谈,犹如亲临杏坛,面对着几万株高粱在畅快演讲。
“搞学问就要思考。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只吃饭不干事。从外表看,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搞学问的人要思考,你看不到他的活动。这就是说,一种人的生活,另外一种人很难理解。”
对周有光来说,思考已是一种习惯。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以致于一整个冬天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周老,更使其形成了自身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人愈老,愈追求真理。周先生讲道:“胡适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进步呢?什么东西都要子曰,子曰是孔夫子讲的,这一来思想就束缚住了。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用子曰开头,要独立思考,有科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