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
古希腊时代是思想睿智大放光彩的时代，各种哲学思想轮番上场，探讨着世界如何形成的问题，探讨着人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在争鸣中，哲学家们都以语言为武器追求真理，讲演、论辩之风日盛。因此，时代的需要也迫使社会产生了掌握讲演术、论辩术的需求。柏拉图就曾认为，讲演术是“任何城市里的人们本身的自由和对他人的统治的最大利益和原因”，因为，“言语能够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会员以及一切集会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国民集会）上所有的人”。于是，雄辩家纷纷登场。雄辩名篇也不断展现。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答辩》，著名演说家德谟西尼的《斥腓力演说》等，都是辩论讲演中的珍品，千古传诵。
在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也出现一批专门收取学费以传授修辞学、讲演术和论辩术的人。由于这些人中的著名代表普罗泰戈拉第一个自称“智者”，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智者学派”。这些智者们大都具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倾向，在早期，由于他们所传授的是实用的知识，所以也很受人尊敬，如普罗泰戈拉和智者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就都以传授讲演术和修辞术而闻名于世，普罗泰戈拉还以其为传授辩论术而做出的贡献，被世人称为“辩论学之父”。但随着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诉讼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智者学派中的一些人，对辩论的表达方式的重视超过了对问题实质的重视，有的甚至到了对事物的是非黑白不管不顾的地步。
为了纠正这风气，苏格拉底做了很多工作，以各种针锋相对的态度跟智者派斗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种谨慎、认真、细致的态度，要求演讲者以求真之心进行演讲、辩论，否则再动听再煽情的演讲也是无益甚至是增加思维的混乱。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恰好反映了这一点。
修辞学在古希腊语中并非指写作的艺术技巧，而是指演讲艺术，或称“雄辩术”。所谓的修辞学家就是指演说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目的在于说服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虽然是针对演说的，但只要我么么加以灵活运用，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观点也适用于各种场合的交谈、讨论，工作中的谈判，甚至能指导我们的为人处事。
修辞学说服人的途径有三：锻炼修辞学家的品格修养、把握听众的接受心理，使用恰当的修辞风格。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家的品格具有重要的说服力量，这要包括三种素质：德性、明智、善意。他还认为三者缺了任何一样都会失去说服力：心地邪恶就不能说出正确的意见只会导人如歧途；缺乏明智就不能形成严密的逻辑和作出有效的表达；而缺乏善意则有可能不把自己的识见作为劝说提出来。
在修辞家的品格中，德性具有重要意义。德性能够提供、保存诸善，其组成部分是公正、勇敢、节制、大方、大度、慷慨以及和蔼等。公正保证了演讲者的大局观，勇敢帮助演讲家坚持节操，节制保证了演讲者的理性，大度慷慨使人超越个人局限，和蔼使观点易被接受。 明智是头脑或思想的德性，依据它人们对各种事情能有贴切的见解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并以严密的逻辑组织有力的文字说服他人。
而善意则是“对某些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这种帮助不求回报，也不想为帮助者本身带来好处，仅仅是为对方着想”。它保证了演讲的正面态度，避免了将劝告变成讽刺、鼓励变成强迫等情况。
说服他人除了演讲者本身的修养外，还要善于抓住不同听众的心理特征选择不同的言说
方式。人们的很多决定往往是由感性而非理性决定的，能有的放矢地调动听众的情绪，针对他们的学识、性格、嗜好而选择方式方式，并在说服过程中根据听众的反应适时调整。这样才能抓住听众的心，很多人虽然说话能滔滔不绝，却没有多少人爱听，就是因为他只顾着说自己，要说服别人就要让对方觉得“他很关注我，而且让我很舒服，很愿意听下去”。 这就涉及到修辞学风格的使用。亚里士多德认为，风格可以多种，技巧可以多样，但原则无非是：明晰、纯正、适当。明晰即自然流畅，不露痕迹。多用常见的字眼，看似寻常最奇崛，少用复合字、生造字、奇词异字，反对过度使用附加词和修饰手法。纯正要求按自然顺序排列连接词，用殊名而不是泛名，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用语。但明晰和纯正绝非枯燥和冷漠，相反它们要求谈话中有丰富的感情、多样的性格和五彩的现实。风格要能表达情感和性情，并与题材显得协调，就个要求就是“恰当”。譬如怒斥暴行就要用愤慨的风格；介绍可爱之事，风格不妨轻松一些；同时风格也要与个性相符，旷达者就不可勉强悲酸，雄迈壮烈者不得故意扮忧郁，以恰当的方式表现言说的内容和演讲者的个性，才能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强大的说服力。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不可能不碰到跟他人观点有分歧的场合，这就需要讨论和说服，并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观点。不过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口若悬河，依靠小聪明、滥用机锋，甚至利用狡辩今占便宜，使别人无法可说，但他们嘴皮上虽然赢了，却无法服人，甚至使本来只是小小的分歧升级为大矛盾。或者讨论双方自己顾着说自己，问题无法解决，却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增加了双方的抗拒感。我们回头看看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学的理论，他强调德性与善意，关注听众的感受，并以明晰、纯正、适当的风格来进行说服的观点，虽然只是针对演讲而做的研究，并不包括交谈。但是不是也能使这些人反思一下呢？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
古希腊时代是思想睿智大放光彩的时代，各种哲学思想轮番上场，探讨着世界如何形成的问题，探讨着人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在争鸣中，哲学家们都以语言为武器追求真理，讲演、论辩之风日盛。因此，时代的需要也迫使社会产生了掌握讲演术、论辩术的需求。柏拉图就曾认为，讲演术是“任何城市里的人们本身的自由和对他人的统治的最大利益和原因”，因为，“言语能够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会员以及一切集会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国民集会）上所有的人”。于是，雄辩家纷纷登场。雄辩名篇也不断展现。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答辩》，著名演说家德谟西尼的《斥腓力演说》等，都是辩论讲演中的珍品，千古传诵。
在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也出现一批专门收取学费以传授修辞学、讲演术和论辩术的人。由于这些人中的著名代表普罗泰戈拉第一个自称“智者”，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智者学派”。这些智者们大都具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倾向，在早期，由于他们所传授的是实用的知识，所以也很受人尊敬，如普罗泰戈拉和智者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就都以传授讲演术和修辞术而闻名于世，普罗泰戈拉还以其为传授辩论术而做出的贡献，被世人称为“辩论学之父”。但随着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诉讼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智者学派中的一些人，对辩论的表达方式的重视超过了对问题实质的重视，有的甚至到了对事物的是非黑白不管不顾的地步。
为了纠正这风气，苏格拉底做了很多工作，以各种针锋相对的态度跟智者派斗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种谨慎、认真、细致的态度，要求演讲者以求真之心进行演讲、辩论，否则再动听再煽情的演讲也是无益甚至是增加思维的混乱。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恰好反映了这一点。
修辞学在古希腊语中并非指写作的艺术技巧，而是指演讲艺术，或称“雄辩术”。所谓的修辞学家就是指演说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目的在于说服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虽然是针对演说的，但只要我么么加以灵活运用，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观点也适用于各种场合的交谈、讨论，工作中的谈判，甚至能指导我们的为人处事。
修辞学说服人的途径有三：锻炼修辞学家的品格修养、把握听众的接受心理，使用恰当的修辞风格。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家的品格具有重要的说服力量，这要包括三种素质：德性、明智、善意。他还认为三者缺了任何一样都会失去说服力：心地邪恶就不能说出正确的意见只会导人如歧途；缺乏明智就不能形成严密的逻辑和作出有效的表达；而缺乏善意则有可能不把自己的识见作为劝说提出来。
在修辞家的品格中，德性具有重要意义。德性能够提供、保存诸善，其组成部分是公正、勇敢、节制、大方、大度、慷慨以及和蔼等。公正保证了演讲者的大局观，勇敢帮助演讲家坚持节操，节制保证了演讲者的理性，大度慷慨使人超越个人局限，和蔼使观点易被接受。 明智是头脑或思想的德性，依据它人们对各种事情能有贴切的见解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并以严密的逻辑组织有力的文字说服他人。
而善意则是“对某些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这种帮助不求回报，也不想为帮助者本身带来好处，仅仅是为对方着想”。它保证了演讲的正面态度，避免了将劝告变成讽刺、鼓励变成强迫等情况。
说服他人除了演讲者本身的修养外，还要善于抓住不同听众的心理特征选择不同的言说
方式。人们的很多决定往往是由感性而非理性决定的，能有的放矢地调动听众的情绪，针对他们的学识、性格、嗜好而选择方式方式，并在说服过程中根据听众的反应适时调整。这样才能抓住听众的心，很多人虽然说话能滔滔不绝，却没有多少人爱听，就是因为他只顾着说自己，要说服别人就要让对方觉得“他很关注我，而且让我很舒服，很愿意听下去”。 这就涉及到修辞学风格的使用。亚里士多德认为，风格可以多种，技巧可以多样，但原则无非是：明晰、纯正、适当。明晰即自然流畅，不露痕迹。多用常见的字眼，看似寻常最奇崛，少用复合字、生造字、奇词异字，反对过度使用附加词和修饰手法。纯正要求按自然顺序排列连接词，用殊名而不是泛名，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用语。但明晰和纯正绝非枯燥和冷漠，相反它们要求谈话中有丰富的感情、多样的性格和五彩的现实。风格要能表达情感和性情，并与题材显得协调，就个要求就是“恰当”。譬如怒斥暴行就要用愤慨的风格；介绍可爱之事，风格不妨轻松一些；同时风格也要与个性相符，旷达者就不可勉强悲酸，雄迈壮烈者不得故意扮忧郁，以恰当的方式表现言说的内容和演讲者的个性，才能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强大的说服力。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不可能不碰到跟他人观点有分歧的场合，这就需要讨论和说服，并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观点。不过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口若悬河，依靠小聪明、滥用机锋，甚至利用狡辩今占便宜，使别人无法可说，但他们嘴皮上虽然赢了，却无法服人，甚至使本来只是小小的分歧升级为大矛盾。或者讨论双方自己顾着说自己，问题无法解决，却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增加了双方的抗拒感。我们回头看看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学的理论，他强调德性与善意，关注听众的感受，并以明晰、纯正、适当的风格来进行说服的观点，虽然只是针对演讲而做的研究，并不包括交谈。但是不是也能使这些人反思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