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角色的隐喻———读电影《中央车站》
李野航
人不免是要寻求上帝（或真如）的，就像失去父亲的孩子不免要寻找父亲一样。人寻求上帝（或真如）不免会需要一个中介、这中介就是教会（或所谓“佛法僧三宝”），就像失去父亲的孩子需要一位递信者和带领人一样。中介是此岸横在彼岸之间的“桥梁”。“桥梁”毕竟不是彼岸，所以，它不免带着此岸的败坏与堕落的气息。但“桥梁”又伸向彼岸，它也不免会带着彼岸的良知与觉醒的特质。
基督教教会就是这么一个“桥梁”。它担当着把人引到上帝那里去的职责。教会既然是建立在这个全然败坏的世界上的东西，它要抵挡住这世界的败坏，不能说不是一道难题。在《新约》的时代，耶稣通过掀翻教会中做买卖的摊子，宣告着一种新的信仰模式的到来，当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又滑落到公元一世纪耶路撒冷圣殿的腐败境地时，上帝于是送给基督教教会一个“粗暴”而又“冒失”的马丁路德。
属世教会的这种善恶双重性给人们对上帝的寻求带来了无尽的困扰。一方面，教会宣扬上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牧羊人”，充当着人与上帝的“介绍人”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教会身上那来自世界的败坏也阻挡着人通向上帝之路，败坏着人对上帝的信仰。更为可悲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心智理解、接受不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他们要不全然相信教会是上帝的“牧羊人”、而毫不怀疑地把自己全然地交托在教会的手上、一如交托在上帝的手上一样；要不因为看到的教会的败坏，从而把上帝也看作是骗子与恶棍、从而彻底地背弃了信仰。近来一部名叫《远离罪恶》的纪录片中，就记录了一个因为女儿遭到神父的长期猥亵而憎恨上帝的基督徒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生活中绝不是孤立的个案。
人-教会-上帝，这三者的关系是多么地微妙、矛盾和难以言表。几千年的关于这三者关系的理性审视和历史记忆真是一言难尽。不过，一部名叫《中央车站》的巴西电影却通过一个充满的张力的小故事，把这三者的诡谲关系的本质表述得淋漓尽致、真令人寻味不已。
这个充满了隐喻的电影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约书亚”的小孩寻找他名叫“耶稣”的木匠父亲的故事。
约书亚被母亲带到里约热内卢的中央车站找到一个代人写信的名叫朵拉的妇女写一封寄给父亲“耶稣”的信。但这个名叫朵拉的妇女收了钱却压根没有打算把新寄出去。当他们第二次来寄信的时候，约书亚的母亲意外得死于车祸，约书亚成了孤儿。朵拉把约书亚带回了家，但并非出于善心，她把约书亚卖给了倒卖儿童的人贩子。当她因此被朋友指责、并知道人贩子是用儿童来做人体器官移植的时候，良心驱使着她偷着救出出了约书亚、并带他去找他的父亲。路途中，试图逃避的朵拉没有能够摆脱约书亚，并且花光了所有的钱。当他们找到目的地“耶稣”的家的时候，这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人家。并且从这家人的口中得知“耶稣”的是一个好赌的酒鬼。这让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好父亲的约书亚失望极了。他们陷入了困境。当他们挣到一些钱打算返回的时候，却无意间遇到了“耶稣”的另外两个儿子“以赛亚”和“摩西”。他们被以赛亚请进家中。从以赛亚口中得知，他们的父亲已经离家出走了。从他们的父亲留下的没有能寄出的给约书亚的母亲的书信中，约书亚得知他父亲的确是一个好父亲，他始终爱着他们母子。只是因为代写书信的人没有把信寄到，他没有得到约书亚母亲的回信，才与约书亚母子失去了联系，并因此伤心地离家出走了。
故事的最后，朵拉把约书亚留在了他两个哥哥家，然后悄然的离开了，并写信给约书亚，要他相信，他父亲是一定会回来的。
这个现代版的《天路历程》式的基督教隐喻故事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人在寻求上帝的道路上的一种善恶交织的真实处境、而这真实的处境的绝大多数人不能面对的。人们更多时候只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脸谱化的答案———要么相信什么，要么不相信什么。
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开货车的基督教传教者，他出于善，决定伸出援手送约书亚和朵拉去目的地。但一旦当他看到朵拉身上那堕落的一面的时候，他走开了。他不愿意看见这世界的真相———善和恶总是那么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他只愿意看到他愿意看到的一面———要不就是纯粹的善、上帝的子民、传福音的对象。要不就是纯粹的恶、是上帝的弃民、是应该避开的东西。这个传福音的人就像是《圣经》中所说的法利赛人，心向上帝、憎恶不洁，却不能面对正是因为世界的不洁，才需要上帝的救赎这个事实。
在我们许多热情地信教传教的宗教信徒朋友中，货车司机那样的人是大多数人，他们或许心向光明，可他们却不能和不敢直视黑暗。
车站也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世界就像是一个车站，在这里，不同的人作出着不同的选择。车站就像是一个炼狱，善与恶在这里尽情地展露着自己的各种可能性。并且，有时候恰恰是因为恶，人的善良本性被引发的出来；而人身上的善，也无时不经受着恶的试探与挑战。
朵拉是一个亦善亦恶的人。代人写寄书信的职业就像代人向上帝祈祷的天主教教会的作用。朵拉就像《圣经》中圣殿中替人兑换银子的人，人们把金钱和希望交在她手中，她贪婪地吃下了人们的金钱，却践踏了人们的希望，就像教会（包括各种宗教团体）在无数世纪里对信徒们所做的那样。
朵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没有一个可以认同的好父亲，她也不相信人会有一个好父亲。一个没有一个可以认同的好父亲人，是不会在内心里建立起一种明确的道德感的。朵拉的堕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教会的堕落。由于站在“好父亲”的立场上，一个堕落的教皇、教会领袖以及教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破坏着人们的终极认同感。他让人们不再真正地相信上帝，却找到了借上帝的名义更成功、更巧妙地腐败的借口。
电影里，把坏事做绝了的朵拉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而真的担当起的她应尽的责任。在历史中，犯下了太多罪恶的基督教教会也终于在“上帝死了”的今天检讨着自身的得失。朵拉把约书亚待到了他父亲家，可约书亚的父亲已经离家出走了；基督教教会在重拾起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时，上帝却已经“死了”。想起信仰生活在今天那失之交臂的境遇，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电影没有最后安排一个被找到的父亲，就如我们今天的人们没有找到一个足以回应人们的盼望的上帝一样。电影留下了一个悬念，也留下了希望。电影的作者是真诚的，他给我们呈现了人在寻找上帝路途中的各种可能性，却把问题交给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相较而言，我们今天那些号称已经找到了答案、只需要跟着他们去信就是了的人是不真诚的，他们用堂皇的“答案”掩盖着人类生存那黑暗的真相。
今日之中国，犹如电影中里约热内卢的那个车站，善恶各以其极端的表现形式交织在一起。今日之需要信仰的中国人，亦犹电影中那个想找到父亲的约书亚。今日在中国活跃着的各种基督教教会（包括佛教团体），亦犹电影中允诺替人寄信的朵拉。它们在允诺着将人带向信仰的同时，也欺骗、践踏着着人的信仰。它们在戕害着人的信仰的同时，也可能真正的把人带向信仰的彼岸。这就是真实，无论你敢不敢去面对它。许多人是不敢面对这一真实的，他们就像电影中的那个法利赛式的传福音者，一碰到这真实，就吓得溜之大吉了。
教会角色的隐喻———读电影《中央车站》
李野航
人不免是要寻求上帝（或真如）的，就像失去父亲的孩子不免要寻找父亲一样。人寻求上帝（或真如）不免会需要一个中介、这中介就是教会（或所谓“佛法僧三宝”），就像失去父亲的孩子需要一位递信者和带领人一样。中介是此岸横在彼岸之间的“桥梁”。“桥梁”毕竟不是彼岸，所以，它不免带着此岸的败坏与堕落的气息。但“桥梁”又伸向彼岸，它也不免会带着彼岸的良知与觉醒的特质。
基督教教会就是这么一个“桥梁”。它担当着把人引到上帝那里去的职责。教会既然是建立在这个全然败坏的世界上的东西，它要抵挡住这世界的败坏，不能说不是一道难题。在《新约》的时代，耶稣通过掀翻教会中做买卖的摊子，宣告着一种新的信仰模式的到来，当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又滑落到公元一世纪耶路撒冷圣殿的腐败境地时，上帝于是送给基督教教会一个“粗暴”而又“冒失”的马丁路德。
属世教会的这种善恶双重性给人们对上帝的寻求带来了无尽的困扰。一方面，教会宣扬上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牧羊人”，充当着人与上帝的“介绍人”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教会身上那来自世界的败坏也阻挡着人通向上帝之路，败坏着人对上帝的信仰。更为可悲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心智理解、接受不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他们要不全然相信教会是上帝的“牧羊人”、而毫不怀疑地把自己全然地交托在教会的手上、一如交托在上帝的手上一样；要不因为看到的教会的败坏，从而把上帝也看作是骗子与恶棍、从而彻底地背弃了信仰。近来一部名叫《远离罪恶》的纪录片中，就记录了一个因为女儿遭到神父的长期猥亵而憎恨上帝的基督徒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生活中绝不是孤立的个案。
人-教会-上帝，这三者的关系是多么地微妙、矛盾和难以言表。几千年的关于这三者关系的理性审视和历史记忆真是一言难尽。不过，一部名叫《中央车站》的巴西电影却通过一个充满的张力的小故事，把这三者的诡谲关系的本质表述得淋漓尽致、真令人寻味不已。
这个充满了隐喻的电影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约书亚”的小孩寻找他名叫“耶稣”的木匠父亲的故事。
约书亚被母亲带到里约热内卢的中央车站找到一个代人写信的名叫朵拉的妇女写一封寄给父亲“耶稣”的信。但这个名叫朵拉的妇女收了钱却压根没有打算把新寄出去。当他们第二次来寄信的时候，约书亚的母亲意外得死于车祸，约书亚成了孤儿。朵拉把约书亚带回了家，但并非出于善心，她把约书亚卖给了倒卖儿童的人贩子。当她因此被朋友指责、并知道人贩子是用儿童来做人体器官移植的时候，良心驱使着她偷着救出出了约书亚、并带他去找他的父亲。路途中，试图逃避的朵拉没有能够摆脱约书亚，并且花光了所有的钱。当他们找到目的地“耶稣”的家的时候，这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人家。并且从这家人的口中得知“耶稣”的是一个好赌的酒鬼。这让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好父亲的约书亚失望极了。他们陷入了困境。当他们挣到一些钱打算返回的时候，却无意间遇到了“耶稣”的另外两个儿子“以赛亚”和“摩西”。他们被以赛亚请进家中。从以赛亚口中得知，他们的父亲已经离家出走了。从他们的父亲留下的没有能寄出的给约书亚的母亲的书信中，约书亚得知他父亲的确是一个好父亲，他始终爱着他们母子。只是因为代写书信的人没有把信寄到，他没有得到约书亚母亲的回信，才与约书亚母子失去了联系，并因此伤心地离家出走了。
故事的最后，朵拉把约书亚留在了他两个哥哥家，然后悄然的离开了，并写信给约书亚，要他相信，他父亲是一定会回来的。
这个现代版的《天路历程》式的基督教隐喻故事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人在寻求上帝的道路上的一种善恶交织的真实处境、而这真实的处境的绝大多数人不能面对的。人们更多时候只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脸谱化的答案———要么相信什么，要么不相信什么。
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开货车的基督教传教者，他出于善，决定伸出援手送约书亚和朵拉去目的地。但一旦当他看到朵拉身上那堕落的一面的时候，他走开了。他不愿意看见这世界的真相———善和恶总是那么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他只愿意看到他愿意看到的一面———要不就是纯粹的善、上帝的子民、传福音的对象。要不就是纯粹的恶、是上帝的弃民、是应该避开的东西。这个传福音的人就像是《圣经》中所说的法利赛人，心向上帝、憎恶不洁，却不能面对正是因为世界的不洁，才需要上帝的救赎这个事实。
在我们许多热情地信教传教的宗教信徒朋友中，货车司机那样的人是大多数人，他们或许心向光明，可他们却不能和不敢直视黑暗。
车站也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世界就像是一个车站，在这里，不同的人作出着不同的选择。车站就像是一个炼狱，善与恶在这里尽情地展露着自己的各种可能性。并且，有时候恰恰是因为恶，人的善良本性被引发的出来；而人身上的善，也无时不经受着恶的试探与挑战。
朵拉是一个亦善亦恶的人。代人写寄书信的职业就像代人向上帝祈祷的天主教教会的作用。朵拉就像《圣经》中圣殿中替人兑换银子的人，人们把金钱和希望交在她手中，她贪婪地吃下了人们的金钱，却践踏了人们的希望，就像教会（包括各种宗教团体）在无数世纪里对信徒们所做的那样。
朵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没有一个可以认同的好父亲，她也不相信人会有一个好父亲。一个没有一个可以认同的好父亲人，是不会在内心里建立起一种明确的道德感的。朵拉的堕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教会的堕落。由于站在“好父亲”的立场上，一个堕落的教皇、教会领袖以及教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破坏着人们的终极认同感。他让人们不再真正地相信上帝，却找到了借上帝的名义更成功、更巧妙地腐败的借口。
电影里，把坏事做绝了的朵拉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而真的担当起的她应尽的责任。在历史中，犯下了太多罪恶的基督教教会也终于在“上帝死了”的今天检讨着自身的得失。朵拉把约书亚待到了他父亲家，可约书亚的父亲已经离家出走了；基督教教会在重拾起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时，上帝却已经“死了”。想起信仰生活在今天那失之交臂的境遇，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电影没有最后安排一个被找到的父亲，就如我们今天的人们没有找到一个足以回应人们的盼望的上帝一样。电影留下了一个悬念，也留下了希望。电影的作者是真诚的，他给我们呈现了人在寻找上帝路途中的各种可能性，却把问题交给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相较而言，我们今天那些号称已经找到了答案、只需要跟着他们去信就是了的人是不真诚的，他们用堂皇的“答案”掩盖着人类生存那黑暗的真相。
今日之中国，犹如电影中里约热内卢的那个车站，善恶各以其极端的表现形式交织在一起。今日之需要信仰的中国人，亦犹电影中那个想找到父亲的约书亚。今日在中国活跃着的各种基督教教会（包括佛教团体），亦犹电影中允诺替人寄信的朵拉。它们在允诺着将人带向信仰的同时，也欺骗、践踏着着人的信仰。它们在戕害着人的信仰的同时，也可能真正的把人带向信仰的彼岸。这就是真实，无论你敢不敢去面对它。许多人是不敢面对这一真实的，他们就像电影中的那个法利赛式的传福音者，一碰到这真实，就吓得溜之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