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712年～770年)，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李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此自称青莲居士。唐代两位顶级诗人，一位“诗圣”，一位“诗仙”，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两位大诗人一生都曾游遍祖国的奇山秀水，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无尽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激情。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 至天宝四载 (745年)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两位同时代的诗人，按理说互相之间肯定有所评价或看法，况且李白和杜甫认识，而且还意气相投，关系非常好，这样互相之间就应该会更多地有一些评议，或褒或贬，权当切磋诗艺。但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中提及李白的地方很多，且大都是称赞李白之诗的高妙。但李白诗中几乎无一诗提及杜甫，更不要说对杜甫的诗做任何评价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李白，杜甫先是称他为“李候金闺彦。”（《赠李白》），杜甫说“两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而正是因为有李白在，才使得他“脱身事幽讨”。后来他又说“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说“更寻佳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他指出李诗的“清新俊逸”，赞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这应该看作是杜甫对李诗的总评，也是准确地对后人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总评，也可说是对李诗的最高评价了，后人为了说明李诗的高妙，往往都引用杜甫的这句评语。
诚然，杜甫对自己的诗才是自许颇高的，他曾自夸“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还曾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健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把自己视为扬雄、曹植和司马相如式的诗人，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才很自负，但他却没有“傲倪凌蔑，目空一切”的态度。他对同代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云卿、元结等都作过肯定的评论和评价。对李白的评价我们上面看到了，已经把李诗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了。
他评价岑参说“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九日寄岑参》）它在湖城城南碰到孟云卿的时候，把他带到刘颢家中，三人饮酒吟诗，最后叹道“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杜甫没有对谁“高目”过，“文人相轻”的陋习，在他身上没有污染。
杜甫虽然和众多的名诗人如李白、高适交往，建立了亲密而长久的友谊，但却看不见如李、高二公对杜诗有过评价，当然也就更无所谓赞誉之词了。但话说回来，李白也并不是没在诗中提及一点点杜甫，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就表达了他对杜甫君的思念，全诗如下：“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感情不为不重，但是全诗无一字提及诗。李白还有一诗是写杜甫的，那就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是这样的：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全诗八句自始至终都是谈酒谈醉之事，关于诗也是一字没提。按理说，诗人当以切磋诗艺为极乐，但李白的诗要么不提及杜甫，要提及杜甫也决不跟他谈关于写诗的问题。这就很怪了。要说李白看到杜甫给自己的诗的评价这么高，他也应该有所表示的，不是说奉承，至少作为朋友，也应该关心对方的诗歌创作。但李白完全没有。难道是李诗部分遗失了，而写杜甫之诗正好在这些遗失之诗之内，这未免也太巧了。难道李白一直就视杜甫为“酒肉”朋友，喝酒只管喝酒，觉不牵涉其他一切烦心之事。
李白有一诗值得注意，即为《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有人认为此乃李白嘲讽杜甫之诗，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但很多学者为李白辩解说，此诗实系赝品，正如任华的赠杜赠李诗一样。 对于此诗，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为之耳。”仇兆鳌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句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前几日，看到一篇关于晚唐五代苦吟派诗人的论文，作者认为其实从中唐开始，诗人就有苦吟的习惯。苦吟代表的是一种谨慎认真的作态度，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诗人的审美文化心理和审美追求。苦吟派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那就是科举制的实行，文人从此变得道路难寻，而由此产生的愁苦基本上成为了当时整个社会情绪。这种情况从唐代开国以来开始，到中唐已基本成型，“苦吟”二字在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中有直接表达，甚至在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中也出现了“苦吟”二字。我觉得“总为从前作诗苦”一句并不是说李白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而是说他经常为了推敲一些诗中的字句劳力费神，说他“太瘦生”那也是由于劳累过度导致的，而不是因做不成诗而愁苦成如此瘦状。我想，杜甫不会做不出诗，就是一时做不出诗，那也没什么关系，不见得就引来李白的一番嘲讽，我想，李白倒没有这么刻薄。
李白其实一直都挺大方。他倒不会舍不得自己的赞美之词，反过来还要四处俟机嘲弄别人。我们看到，李白曾几次赞过孟浩然，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还有《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可以
说，他对孟浩然的欣赏有由衷的。李白的《赠刘都使》中说对方“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赞对方“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有在《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中称对方“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此外，李白还写过很多画赞，可见李白并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但为什么李白唯独对杜诗无所表示，是誉是毁也无可查证，这个我一直不明白，限于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杜甫 (712年～770年)，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李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此自称青莲居士。唐代两位顶级诗人，一位“诗圣”，一位“诗仙”，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两位大诗人一生都曾游遍祖国的奇山秀水，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无尽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激情。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 至天宝四载 (745年)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两位同时代的诗人，按理说互相之间肯定有所评价或看法，况且李白和杜甫认识，而且还意气相投，关系非常好，这样互相之间就应该会更多地有一些评议，或褒或贬，权当切磋诗艺。但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中提及李白的地方很多，且大都是称赞李白之诗的高妙。但李白诗中几乎无一诗提及杜甫，更不要说对杜甫的诗做任何评价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李白，杜甫先是称他为“李候金闺彦。”（《赠李白》），杜甫说“两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而正是因为有李白在，才使得他“脱身事幽讨”。后来他又说“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说“更寻佳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他指出李诗的“清新俊逸”，赞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这应该看作是杜甫对李诗的总评，也是准确地对后人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总评，也可说是对李诗的最高评价了，后人为了说明李诗的高妙，往往都引用杜甫的这句评语。
诚然，杜甫对自己的诗才是自许颇高的，他曾自夸“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还曾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健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把自己视为扬雄、曹植和司马相如式的诗人，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才很自负，但他却没有“傲倪凌蔑，目空一切”的态度。他对同代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云卿、元结等都作过肯定的评论和评价。对李白的评价我们上面看到了，已经把李诗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了。
他评价岑参说“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九日寄岑参》）它在湖城城南碰到孟云卿的时候，把他带到刘颢家中，三人饮酒吟诗，最后叹道“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杜甫没有对谁“高目”过，“文人相轻”的陋习，在他身上没有污染。
杜甫虽然和众多的名诗人如李白、高适交往，建立了亲密而长久的友谊，但却看不见如李、高二公对杜诗有过评价，当然也就更无所谓赞誉之词了。但话说回来，李白也并不是没在诗中提及一点点杜甫，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就表达了他对杜甫君的思念，全诗如下：“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感情不为不重，但是全诗无一字提及诗。李白还有一诗是写杜甫的，那就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是这样的：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全诗八句自始至终都是谈酒谈醉之事，关于诗也是一字没提。按理说，诗人当以切磋诗艺为极乐，但李白的诗要么不提及杜甫，要提及杜甫也决不跟他谈关于写诗的问题。这就很怪了。要说李白看到杜甫给自己的诗的评价这么高，他也应该有所表示的，不是说奉承，至少作为朋友，也应该关心对方的诗歌创作。但李白完全没有。难道是李诗部分遗失了，而写杜甫之诗正好在这些遗失之诗之内，这未免也太巧了。难道李白一直就视杜甫为“酒肉”朋友，喝酒只管喝酒，觉不牵涉其他一切烦心之事。
李白有一诗值得注意，即为《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有人认为此乃李白嘲讽杜甫之诗，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但很多学者为李白辩解说，此诗实系赝品，正如任华的赠杜赠李诗一样。 对于此诗，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为之耳。”仇兆鳌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句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前几日，看到一篇关于晚唐五代苦吟派诗人的论文，作者认为其实从中唐开始，诗人就有苦吟的习惯。苦吟代表的是一种谨慎认真的作态度，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诗人的审美文化心理和审美追求。苦吟派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那就是科举制的实行，文人从此变得道路难寻，而由此产生的愁苦基本上成为了当时整个社会情绪。这种情况从唐代开国以来开始，到中唐已基本成型，“苦吟”二字在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中有直接表达，甚至在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中也出现了“苦吟”二字。我觉得“总为从前作诗苦”一句并不是说李白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而是说他经常为了推敲一些诗中的字句劳力费神，说他“太瘦生”那也是由于劳累过度导致的，而不是因做不成诗而愁苦成如此瘦状。我想，杜甫不会做不出诗，就是一时做不出诗，那也没什么关系，不见得就引来李白的一番嘲讽，我想，李白倒没有这么刻薄。
李白其实一直都挺大方。他倒不会舍不得自己的赞美之词，反过来还要四处俟机嘲弄别人。我们看到，李白曾几次赞过孟浩然，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还有《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可以
说，他对孟浩然的欣赏有由衷的。李白的《赠刘都使》中说对方“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赞对方“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有在《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中称对方“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此外，李白还写过很多画赞，可见李白并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但为什么李白唯独对杜诗无所表示，是誉是毁也无可查证，这个我一直不明白，限于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