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子思想的建构,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一种启迪,即要建构现今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必须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语境相结合。用老子的话来说,即必须“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就是说,当下美学建构必须用自古原始就有的“道”,来观察、理解、解读今天的存在。这种方法就叫做“道纪”。 关键词:老子美学;现代方法论;执古之道;御今之有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有着丰富的人生意蕴,对建构当代美学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老子》是一部人生哲学和人生美学,它关于人生境界追求、人生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建构、人生体验流程等思想,是建构当代美学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料。首先,老子美学在方法论方面,就能给我们以许多启示。如老子所认为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的观点就有当今所谓的文化认同意义。 一 当代美学的建构属于文化建设的一个分支。考察老子思想的建构,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一种启迪,即要建构现今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必须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语境相结合。《老子》第十四章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就是说,在老子看来,用自古原始就有的“道”来观察、理解、解读今天的存在,可以理解天地万物和宇宙社会的初始、发生与发展,并由此而建构当今的文化思想体系。这种方法叫做“道纪”。可以说,老子的这一观点具有突出的当下美学建构意义。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贯穿于人全部活动中的普遍恒定的集体意向,即包含着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生命指向、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在内的异质文化决定着文化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特别是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可以说就是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心要素。不同民族特有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其文化的独特价值。那么,要想准确地发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有风格及其价值意义,则必须深入地钻探与认识形成其差异的文化根源,把握其独特的意义生成方式、思维方式、话语言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 所谓文化价值观,是指人们在自己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所积淀形成的稳定、持久的普遍的对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价值观念,是人们对评价对象做出好与坏、优与劣的一种根本性、总体性的看法、态度和标准。价值观念是文化意识与文化心理结构中最一般、最抽象,也是最根本构成的要素。 从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及其表现特征来看,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持久的、历史的观念。人们在实践与生活中的具体特殊价值观可以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文化价值观却是相对稳定的,它积淀在民族心理中代代相传,并形成传统的文化心理定势与文化模子,既是异质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核心又是它们的本真和生命所在,决定着人们行为活动的意向和价值取向。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共时存在的,理解了传统文化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人们都能在文化中生存并参与文化的创造。从表面上看,影响人们行为活动的似乎只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其实,只有当它们转化为文化,即转化为知识、价值和意义时,才能有效地、内在地支配人的行为,促使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传统文化对人的制约也是这样,文化既是正在进行、不断更新的生存活动,同时又蕴藉于这种当下生存活动中并控制、规范、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和意义。因此,伽达默尔认为,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总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观念与异质文化的支配与影响。 这样一来,就绝对不能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截然分开而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做“时代化”的理解。即仅仅将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后的时期,而将在这之前所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当然地归属为传统文化。对此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把现代化仅仅看做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做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霍依在《福柯:现代或后现代》一文中也指出:“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个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①这里尽管论及的是有关对现代化做时代性理解的问题,但却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谈论的有关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所以说,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活动和蕴藉于其中的知识、价值、意义,那么,它就只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和同一个人生存活动的不同方面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而存在,而不可能作为实体存在。它是具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共时的,与时俱迁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同时还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换言之,即我们不能把“存在”归结为存在者,把在者归结为“当下的存在”。传统文化不是“在”本身,而是在的“缺席”,同时也是在的“召唤”。因此不能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设置一个僵硬的、各执己见的界限,更不能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做肯定与否定的理解,或比较它们孰优孰劣、孰重孰轻,或对它们进行选择与取舍,而必须要在当下的活动中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说,究其实质而来,文化的钻探与寻根深源说到底应是一种文化认同行动。因为文化认同也就是对文化的原初根基或身份进行探究。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性和共时性以及文化的具体性,因人、因地而异的特点又决定了文化认同的取向:必须将文化的历史性存在追寻与现代文化语境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文化认同来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智慧和方法,自古就有。老子在建构道家思想体系时就曾遵循这一方法。可以说,对现实的总结和对历史的继承,是老子建构其道家学说的重要途径。从其文化渊源来看,老子哲学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文化。 中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伏羲氏部族是羌戎,以母虎为图腾,贵左尚黑。夏族亦是羌戎,其祖庙称“玄堂”(黑堂)。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纯黑马),牲用玄。”老子哲学就继承了贵左尚玄这一文化传统,因此,他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②母系氏族社会原始先民的十月太阳历,利用了阴阳(雌雄、牝牡)二仪在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这也被老子所吸收,并将其上升到一定高度,对其做了理论概括。所以以老子为首的道家贵雌尚左,儒家则贵男尊右。 在中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原始先民就已经有以雌雄辨别事物的习惯。原始崇拜意识中的生殖崇拜,特别是女性崇拜意识,又使中国人养成尊重女性的阴柔、守雌、
好静、谦下等品质的文化传统,贵阴贵柔的老子哲学显然是对这一传统意识的理论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哲学就是一种女性哲学。《老子》书中经常出现“母”字。老子把“道”称作“天下母”,又比之为女性生殖器官(“玄牝之门”)和女性生殖神(“谷神”),就是原始女性生殖器崇拜意识的一种体现③。后来,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道教中女性崇拜意识就更为浓重了。 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女仙,以西王母为最早,她大概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世袭的母系氏族首领,《归藏》、《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汉武帝内传》都有记载,道教“世以西王母为女仙之宗”(《陔余丛考》卷34)。《墉城集仙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等仙传都有庞大的女仙谱系,并且有那么多女仙和赞美女仙的描述,女性成仙亦不受歧视,可见道教对原始女性崇拜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汉武帝内传》中有汉武帝刘彻向西王母及众女仙叩头求教的故事,女仙竟然压倒了作为父权代表的皇帝。《列仙全传》记晋代刘纲和樊云翘夫妻共同修仙,而樊夫人的仙术招招超过刘纲,这又是女仙压倒男仙的例子。《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记述的周穆王见西王母、《遁甲经》讲述的九天玄女教黄帝遁甲秘术从而使其战胜蚩尤的故事,都表现出对女性的歌颂和崇拜。《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云:“凡有道之士用阴,无道之士用阳。阳则可测,阴则不可穷也。”从这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出道教对以老子为首的道家思想的继承,贵阴贵柔并将崇拜女性的意识贯穿到整个教理之中。对此,闻一多也曾经指出:“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种巫教。”④中国古代母系社会时期的原始崇拜意识,尤其是生殖崇拜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传统文化之中,而后来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学者在建构其以贵阴贵柔,以无为为本,以贵己重生为要的思想体系时,显然就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并由此而将自己思想的根深深地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们从老子所谓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到庄子所推崇的“齐死生,同人我”人生境界的思想历程中,就不难发现老庄哲学的这一学理背景。老子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多方面的。王国维曾经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⑤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建成了一个家长制的封建宗法礼教国家,周礼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集政治、伦理、宗教、学术为一体的制度。周人官师合一,学术本于王官,史官备于周室,以史官掌典籍,无私人著述。《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周初巫史不分,史官既在当时的巫史文化中直接承袭了由母系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原始宗教习俗,又多读古代典籍,明史事,故将传统文化中的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思想当做先王的存亡祸福之道承传下来。《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就是说六家之学都是有关治理之道的王官之学,是和“治天下”相联系的统治经验。《老子》一书是道家的代表之作。司马谈首称道家为“道德家”(《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则认为“老子修道德”(《史记・老子列传》),可见所谓“道家”之名是汉人所立,同时,汉人亦以老子为道家哲人,《老子》问世则可看做是道家学说创立之始。《老子》为老聃自著⑥。老聃生于陈而仕于周,为周守藏室之史,其弟子有文子、庚桑楚、关尹、列御寇、杨朱(见《列子・黄帝篇》)等。《史记》之《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及《庄子》、《吕氏春秋》、《礼记・曾子问》等,多处记载孔子师事老子,问礼于老子之事。 《史记・老子列传》明载老聃生前“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刘向亲自校勘过的《说苑・敬慎篇》也记载有春秋时期晋人叔向引用老聃的言论,并见于今本《老子》。高亨曾参照《左传》,认定东周时朝的老阳子即为老聃⑦。由此可见老子为春秋时人,和孔子同时且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老子》一书是中国古代阐述道家思想最早的私人著述。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故其身世及事迹亦不彰。 但老子既然是周朝的史官,对当时以及这之前的传统文化必然非常熟悉,其学术思想的建构当然是在对古代传统文化继承的基础之上。《庄子・天下》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从这些说法中也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建构来自古代的文化。他是精通古籍明于史事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积累的“博大真人”和伟大哲人。《老子》一书本身就有不少引用前人的语句。例如:“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六十九章)“古人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二十二章)“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四十一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七十八章)“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六十二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一十五章)此外还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是出自《易》佚文;“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则出自周庙《金人铭》辞⑧等等。可见在老子之前,传统文化中早有这些思想存在。《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在《老子》书前,录有《伊尹》、《太公》、《辛甲》诸书,表明汉人也认为在老子之前的传统文化中已有原始道家思想。《老子》书中,多处提到“圣人”,透露其学源自古代“圣人”。例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三章);“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二十七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二十八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等等。整本书提到“圣人”的地方一共有26句之多。老子主张“绝圣弃智”,他所颂扬的“圣人”,肯定不是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一类儒家圣人,而是远古圣人,和《易经》中圣人的概念大致相同。如《易・豫卦彖辞》云:“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这种“圣人”是有治国经验的“社稷主”、“天下王”,实则是古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吕氏春秋・制乐》云:“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
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显然,商汤的这种思想就为《老子》所本。据《尚书》记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虞书・尧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虞书・舜典》)“徵柔懿恭,怀保小民。”(《周书・无逸》)不仅《尚书》中可发现老子的一些思想依据,《诗经》中也可以发现老子的一些思想轨迹。例如《考�》、《十亩之间》、《衡门》、《蟋蟀》篇都抒发有隐退知足、自得其乐的心情。《吕氏春秋・行论》云:“诗曰:‘将欲毁之,必先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显然,这段佚诗就被《老子》所汲收。老子书中的许多话也很像流传下来的古诗。总之,三代以来的古文献,无一不是老子建构其思想体系的资源;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古帝王,可以说,每一个都有老子思想的体现。例如大禹治水用疏导的方法顺应水性,商汤为政“抚民以宽”,都可以看做是以原始道家思想治国的典范。尧舜之禅让,乃至古代部落酋长的选举制,也可看做是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的思想来源。《帝王世纪》载尧时百姓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孔子也称赞舜的治国之术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说明老子建构其思想体系的基础本是由遥远的古代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从政、立身、处事的经验和习俗,早已积淀在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连儒家称道的尧舜也不能摆脱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 二 在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的同时,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老子还很注意与当下语境的结合。我们从《老子》一书中可以发现很多新的语言生机。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和大动荡的历史年代,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生活状况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实际上,老子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当时现实斗争的哲学反映。如老子“贵柔”的人生哲学观点,就是对当时自以为强大的诸侯贵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世卿大夫推翻的政治现实的哲学写照。而他的崇尚“虚静”的自然之道的人生观,主张“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也是对当时的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写照。因此,老子的人生哲学的建构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历史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语境分不开。 任何思想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想及历史背景。春秋战国之际,正是我国古代思想史第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学派学说蜂起,思想碰撞激烈。诸子百家都站在自己特定的立场上,提出对社会、人生的解说。这样一种思想的冲突交锋从春秋初期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左右。实际上,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哪派学说,都有着一个漫长而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各派学说都从这一社会文化基础中汲取自己的思想养料。这种社会文化基础,既是一定历史的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又是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实际上,两者本身是汇合为一的。这是因为,文化传统虽有外在的物的见证,但它并不等同于一种死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故纸堆里。相反传统本身是一活泼的文化流,它跃动于现实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之中,而成为现实人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现实人的思想、感情、文化等又从生活中流向未来,成为未来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到周代,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仅就确切的史料而言,就有夏和商二代。周代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盛期。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因此,春秋诸子之说,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诸子,包括老子在内,都有其思想文化传统的根基。这一文化传统的根基,既存在于现实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之中,也包括传统文化。就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而言,老子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是其在春秋时期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老子本身也继承了一种文化传统,并把它推向了高峰。而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的历史文献,仍可说是老子建构其思想体系的基础。作为周朝的文化史官,较之他人,老子更有条件读到作为文化传统载体的历史文献。因而前人所留下的思想资料不可能不影响老子的思想。应当看到,老子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包括人生美学)的形成,不仅在于他的哲学睿智、对现实的洞察力和时代思潮之使然,而且在于他对前人的思想资料的充分把握。不充分把握和吸收前人留下的思想成果,是难以超越前人的。正是由于他吸取了前人思想的精华,才使得老子能取得如此卓越的美学成就。因此,在当代具有中国化与民族特色的美学思想建构中,就一定思想资源而言,尽管这些思想资源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但并不等于一堆死物,而是后人思想的源头和建构其新的思想体系的基础,后人应该以此一定的思想资料为中介,与文化美学传统的内在精神相通,并由此而建构自己当下的具有新的意义的美学思想。 注释: ①见阿拉克编《福柯之后》,英文版,罗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引者译。 ②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 ③对此,萧兵、叶舒宪著《老子的文化解说》论之甚详,可参考该书下篇第一章《老子》与生殖崇拜。 ④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143页。 ⑤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关于老子其人,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举出三个人,一个是孔子曾问过礼的周守藏史老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一个是老莱子,也是楚人,与孔子同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对此,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余篇》第一章“神秘的一生”对此有详实考证。现今学者多认为老子即老聃,笔者从之。 ⑦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⑧张起钧:《道家智慧与现代文明》,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杨梅
摘要:老子思想的建构,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一种启迪,即要建构现今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必须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语境相结合。用老子的话来说,即必须“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就是说,当下美学建构必须用自古原始就有的“道”,来观察、理解、解读今天的存在。这种方法就叫做“道纪”。 关键词:老子美学;现代方法论;执古之道;御今之有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有着丰富的人生意蕴,对建构当代美学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老子》是一部人生哲学和人生美学,它关于人生境界追求、人生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建构、人生体验流程等思想,是建构当代美学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料。首先,老子美学在方法论方面,就能给我们以许多启示。如老子所认为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的观点就有当今所谓的文化认同意义。 一 当代美学的建构属于文化建设的一个分支。考察老子思想的建构,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一种启迪,即要建构现今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必须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语境相结合。《老子》第十四章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就是说,在老子看来,用自古原始就有的“道”来观察、理解、解读今天的存在,可以理解天地万物和宇宙社会的初始、发生与发展,并由此而建构当今的文化思想体系。这种方法叫做“道纪”。可以说,老子的这一观点具有突出的当下美学建构意义。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贯穿于人全部活动中的普遍恒定的集体意向,即包含着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生命指向、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在内的异质文化决定着文化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特别是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可以说就是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心要素。不同民族特有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其文化的独特价值。那么,要想准确地发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有风格及其价值意义,则必须深入地钻探与认识形成其差异的文化根源,把握其独特的意义生成方式、思维方式、话语言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 所谓文化价值观,是指人们在自己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所积淀形成的稳定、持久的普遍的对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价值观念,是人们对评价对象做出好与坏、优与劣的一种根本性、总体性的看法、态度和标准。价值观念是文化意识与文化心理结构中最一般、最抽象,也是最根本构成的要素。 从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及其表现特征来看,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持久的、历史的观念。人们在实践与生活中的具体特殊价值观可以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文化价值观却是相对稳定的,它积淀在民族心理中代代相传,并形成传统的文化心理定势与文化模子,既是异质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核心又是它们的本真和生命所在,决定着人们行为活动的意向和价值取向。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共时存在的,理解了传统文化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人们都能在文化中生存并参与文化的创造。从表面上看,影响人们行为活动的似乎只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其实,只有当它们转化为文化,即转化为知识、价值和意义时,才能有效地、内在地支配人的行为,促使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传统文化对人的制约也是这样,文化既是正在进行、不断更新的生存活动,同时又蕴藉于这种当下生存活动中并控制、规范、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和意义。因此,伽达默尔认为,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总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观念与异质文化的支配与影响。 这样一来,就绝对不能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截然分开而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做“时代化”的理解。即仅仅将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后的时期,而将在这之前所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当然地归属为传统文化。对此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把现代化仅仅看做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做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霍依在《福柯:现代或后现代》一文中也指出:“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个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①这里尽管论及的是有关对现代化做时代性理解的问题,但却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谈论的有关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所以说,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活动和蕴藉于其中的知识、价值、意义,那么,它就只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和同一个人生存活动的不同方面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而存在,而不可能作为实体存在。它是具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共时的,与时俱迁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同时还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换言之,即我们不能把“存在”归结为存在者,把在者归结为“当下的存在”。传统文化不是“在”本身,而是在的“缺席”,同时也是在的“召唤”。因此不能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设置一个僵硬的、各执己见的界限,更不能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做肯定与否定的理解,或比较它们孰优孰劣、孰重孰轻,或对它们进行选择与取舍,而必须要在当下的活动中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说,究其实质而来,文化的钻探与寻根深源说到底应是一种文化认同行动。因为文化认同也就是对文化的原初根基或身份进行探究。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性和共时性以及文化的具体性,因人、因地而异的特点又决定了文化认同的取向:必须将文化的历史性存在追寻与现代文化语境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文化认同来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智慧和方法,自古就有。老子在建构道家思想体系时就曾遵循这一方法。可以说,对现实的总结和对历史的继承,是老子建构其道家学说的重要途径。从其文化渊源来看,老子哲学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文化。 中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伏羲氏部族是羌戎,以母虎为图腾,贵左尚黑。夏族亦是羌戎,其祖庙称“玄堂”(黑堂)。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纯黑马),牲用玄。”老子哲学就继承了贵左尚玄这一文化传统,因此,他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②母系氏族社会原始先民的十月太阳历,利用了阴阳(雌雄、牝牡)二仪在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这也被老子所吸收,并将其上升到一定高度,对其做了理论概括。所以以老子为首的道家贵雌尚左,儒家则贵男尊右。 在中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原始先民就已经有以雌雄辨别事物的习惯。原始崇拜意识中的生殖崇拜,特别是女性崇拜意识,又使中国人养成尊重女性的阴柔、守雌、
好静、谦下等品质的文化传统,贵阴贵柔的老子哲学显然是对这一传统意识的理论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哲学就是一种女性哲学。《老子》书中经常出现“母”字。老子把“道”称作“天下母”,又比之为女性生殖器官(“玄牝之门”)和女性生殖神(“谷神”),就是原始女性生殖器崇拜意识的一种体现③。后来,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道教中女性崇拜意识就更为浓重了。 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女仙,以西王母为最早,她大概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世袭的母系氏族首领,《归藏》、《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汉武帝内传》都有记载,道教“世以西王母为女仙之宗”(《陔余丛考》卷34)。《墉城集仙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等仙传都有庞大的女仙谱系,并且有那么多女仙和赞美女仙的描述,女性成仙亦不受歧视,可见道教对原始女性崇拜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汉武帝内传》中有汉武帝刘彻向西王母及众女仙叩头求教的故事,女仙竟然压倒了作为父权代表的皇帝。《列仙全传》记晋代刘纲和樊云翘夫妻共同修仙,而樊夫人的仙术招招超过刘纲,这又是女仙压倒男仙的例子。《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记述的周穆王见西王母、《遁甲经》讲述的九天玄女教黄帝遁甲秘术从而使其战胜蚩尤的故事,都表现出对女性的歌颂和崇拜。《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云:“凡有道之士用阴,无道之士用阳。阳则可测,阴则不可穷也。”从这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出道教对以老子为首的道家思想的继承,贵阴贵柔并将崇拜女性的意识贯穿到整个教理之中。对此,闻一多也曾经指出:“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种巫教。”④中国古代母系社会时期的原始崇拜意识,尤其是生殖崇拜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传统文化之中,而后来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学者在建构其以贵阴贵柔,以无为为本,以贵己重生为要的思想体系时,显然就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并由此而将自己思想的根深深地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们从老子所谓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到庄子所推崇的“齐死生,同人我”人生境界的思想历程中,就不难发现老庄哲学的这一学理背景。老子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多方面的。王国维曾经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⑤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建成了一个家长制的封建宗法礼教国家,周礼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集政治、伦理、宗教、学术为一体的制度。周人官师合一,学术本于王官,史官备于周室,以史官掌典籍,无私人著述。《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周初巫史不分,史官既在当时的巫史文化中直接承袭了由母系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原始宗教习俗,又多读古代典籍,明史事,故将传统文化中的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思想当做先王的存亡祸福之道承传下来。《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就是说六家之学都是有关治理之道的王官之学,是和“治天下”相联系的统治经验。《老子》一书是道家的代表之作。司马谈首称道家为“道德家”(《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则认为“老子修道德”(《史记・老子列传》),可见所谓“道家”之名是汉人所立,同时,汉人亦以老子为道家哲人,《老子》问世则可看做是道家学说创立之始。《老子》为老聃自著⑥。老聃生于陈而仕于周,为周守藏室之史,其弟子有文子、庚桑楚、关尹、列御寇、杨朱(见《列子・黄帝篇》)等。《史记》之《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及《庄子》、《吕氏春秋》、《礼记・曾子问》等,多处记载孔子师事老子,问礼于老子之事。 《史记・老子列传》明载老聃生前“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刘向亲自校勘过的《说苑・敬慎篇》也记载有春秋时期晋人叔向引用老聃的言论,并见于今本《老子》。高亨曾参照《左传》,认定东周时朝的老阳子即为老聃⑦。由此可见老子为春秋时人,和孔子同时且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老子》一书是中国古代阐述道家思想最早的私人著述。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故其身世及事迹亦不彰。 但老子既然是周朝的史官,对当时以及这之前的传统文化必然非常熟悉,其学术思想的建构当然是在对古代传统文化继承的基础之上。《庄子・天下》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从这些说法中也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建构来自古代的文化。他是精通古籍明于史事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积累的“博大真人”和伟大哲人。《老子》一书本身就有不少引用前人的语句。例如:“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六十九章)“古人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二十二章)“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四十一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七十八章)“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六十二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一十五章)此外还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是出自《易》佚文;“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则出自周庙《金人铭》辞⑧等等。可见在老子之前,传统文化中早有这些思想存在。《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在《老子》书前,录有《伊尹》、《太公》、《辛甲》诸书,表明汉人也认为在老子之前的传统文化中已有原始道家思想。《老子》书中,多处提到“圣人”,透露其学源自古代“圣人”。例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三章);“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二十七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二十八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等等。整本书提到“圣人”的地方一共有26句之多。老子主张“绝圣弃智”,他所颂扬的“圣人”,肯定不是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一类儒家圣人,而是远古圣人,和《易经》中圣人的概念大致相同。如《易・豫卦彖辞》云:“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这种“圣人”是有治国经验的“社稷主”、“天下王”,实则是古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吕氏春秋・制乐》云:“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
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显然,商汤的这种思想就为《老子》所本。据《尚书》记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虞书・尧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虞书・舜典》)“徵柔懿恭,怀保小民。”(《周书・无逸》)不仅《尚书》中可发现老子的一些思想依据,《诗经》中也可以发现老子的一些思想轨迹。例如《考�》、《十亩之间》、《衡门》、《蟋蟀》篇都抒发有隐退知足、自得其乐的心情。《吕氏春秋・行论》云:“诗曰:‘将欲毁之,必先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显然,这段佚诗就被《老子》所汲收。老子书中的许多话也很像流传下来的古诗。总之,三代以来的古文献,无一不是老子建构其思想体系的资源;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古帝王,可以说,每一个都有老子思想的体现。例如大禹治水用疏导的方法顺应水性,商汤为政“抚民以宽”,都可以看做是以原始道家思想治国的典范。尧舜之禅让,乃至古代部落酋长的选举制,也可看做是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的思想来源。《帝王世纪》载尧时百姓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孔子也称赞舜的治国之术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说明老子建构其思想体系的基础本是由遥远的古代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从政、立身、处事的经验和习俗,早已积淀在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连儒家称道的尧舜也不能摆脱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 二 在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的同时,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老子还很注意与当下语境的结合。我们从《老子》一书中可以发现很多新的语言生机。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和大动荡的历史年代,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生活状况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实际上,老子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当时现实斗争的哲学反映。如老子“贵柔”的人生哲学观点,就是对当时自以为强大的诸侯贵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世卿大夫推翻的政治现实的哲学写照。而他的崇尚“虚静”的自然之道的人生观,主张“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也是对当时的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写照。因此,老子的人生哲学的建构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历史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语境分不开。 任何思想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想及历史背景。春秋战国之际,正是我国古代思想史第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学派学说蜂起,思想碰撞激烈。诸子百家都站在自己特定的立场上,提出对社会、人生的解说。这样一种思想的冲突交锋从春秋初期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左右。实际上,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哪派学说,都有着一个漫长而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各派学说都从这一社会文化基础中汲取自己的思想养料。这种社会文化基础,既是一定历史的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又是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实际上,两者本身是汇合为一的。这是因为,文化传统虽有外在的物的见证,但它并不等同于一种死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故纸堆里。相反传统本身是一活泼的文化流,它跃动于现实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之中,而成为现实人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现实人的思想、感情、文化等又从生活中流向未来,成为未来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到周代,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仅就确切的史料而言,就有夏和商二代。周代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盛期。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因此,春秋诸子之说,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诸子,包括老子在内,都有其思想文化传统的根基。这一文化传统的根基,既存在于现实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之中,也包括传统文化。就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而言,老子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是其在春秋时期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老子本身也继承了一种文化传统,并把它推向了高峰。而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的历史文献,仍可说是老子建构其思想体系的基础。作为周朝的文化史官,较之他人,老子更有条件读到作为文化传统载体的历史文献。因而前人所留下的思想资料不可能不影响老子的思想。应当看到,老子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包括人生美学)的形成,不仅在于他的哲学睿智、对现实的洞察力和时代思潮之使然,而且在于他对前人的思想资料的充分把握。不充分把握和吸收前人留下的思想成果,是难以超越前人的。正是由于他吸取了前人思想的精华,才使得老子能取得如此卓越的美学成就。因此,在当代具有中国化与民族特色的美学思想建构中,就一定思想资源而言,尽管这些思想资源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但并不等于一堆死物,而是后人思想的源头和建构其新的思想体系的基础,后人应该以此一定的思想资料为中介,与文化美学传统的内在精神相通,并由此而建构自己当下的具有新的意义的美学思想。 注释: ①见阿拉克编《福柯之后》,英文版,罗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引者译。 ②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 ③对此,萧兵、叶舒宪著《老子的文化解说》论之甚详,可参考该书下篇第一章《老子》与生殖崇拜。 ④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143页。 ⑤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关于老子其人,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举出三个人,一个是孔子曾问过礼的周守藏史老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一个是老莱子,也是楚人,与孔子同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对此,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余篇》第一章“神秘的一生”对此有详实考证。现今学者多认为老子即老聃,笔者从之。 ⑦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⑧张起钧:《道家智慧与现代文明》,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