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三个人的言论触动了我。
第一个人说，“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他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是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他是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
第二个人说，“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便集中在中国的高中”，他们“勤奋刻苦、抱负远大、不怕困难、对社会充满理想和责任感，远远优于与他们竞争的美国同龄人。但是中国大学对这种资源利用得不好，实在是一种悲剧。大学里究竟还有多少人保持着高中时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是日本人加藤嘉一。
第三个人说，
“一定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他是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
我认为：第一，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不是集中在中国的高中；第二，教师全身心投入教育值得尊敬，是一种自我救赎；第三，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学生成为公民而失去教育的本义。建立公民社会，不仅是教育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前途。
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臣民；为社会培养人才，而不是特地为某一个政党培养“接班人”，但是在具体的教学教育中，教师自觉与不自觉的背离了这个目标。譬如，学生给教师打分，分数却不公布。掌握在领导手里，根据需要，什么时候利用它把你做掉。我不怕这一手，但不得不防这一手。我的班干部都是经过每一个同学民主选举上来的。我最不喜欢学生在我面前打同学的小报告，绝不培养“告密者”。但是，如果谁不听我的话，我也会考虑把他换掉，因为我怕他打我的小报告。我是不是也是在搞“专制”？我的一些做法，并没有真正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我没有最大的自信，也没以最大的宽容心，以最宽容的方式对待我的学生，给他们成为公民的时间与空间。以升学率评价教师，分数优先发展，形势比人强。
因此我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梁思成之问”：为什么我们从战争的炮火中保护下来的古城，又在和平时期将它亲手毁掉？无数志士仁人问：“这个世界能改变吗？”
我佩服那些律师：为“被失踪”、“被精神病”、“被犯罪”和“被处理”的人辩护。这既是为某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千万不要忘记那句话：“与政府做对就是恶”。任何人，一旦与公权力作对，就有很大的可能“被合法”地做掉。
胡适说过“做一个好人有多难”。“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一生，不管做一个好人有多难，他都努力去做了。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身无长物，一寒至此。而今日之中国，教授训斥学生“挣不到3000万元别回来见我”，“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
教学生教什么？教做人。怎么做人？独立。独立做人不是做臣民，不是做草民，更不是做屁民。独立地按照内心的自由，独立地行使手中的选票，独立地履行公民的权利。而背离甚至践踏这个权利，就是不把人当做人。
教育改革不能不培养公民
傅一河
过去许多改革（除经济改革外）往往只创造口号，不生产效益，譬如“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教育经费至今都没达到百分之四；譬如“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今规模庞大的“贫二代”已经形成。改经济不改政治，改百姓不改官员，此类“改革”让百姓怨恨不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颁布实施，我认为，它有两大不足。
第一，没有突出把学生当公民来培养，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与参与能力。
美国为什么强大？因为美国是公民社会，公民力量强大。美国的公民意识是从社团意识中培养起来的，社团意识是“从娃娃抓起”的。有一篇文章说，“我所在的伦道夫-梅肯学院，1400多学生居然组织了70多个社团，最有权力的是号称为“兄弟会”和“姐妹会”的学生自治社团。梅肯学院有5个兄弟会和3个姐妹会。他们互不隶属，各自发展自己特色。众所周知耶鲁大学最著名的兄弟会是“骷髅会”，布什父子都是其成员。学校有意让兄弟会参与学生自治，如学生宿舍的出租、学生先进的奖励、大型公益活动和学术活动的举办等等，如给加纳难民捐款、向癌症基金捐款等。他们经历了“社团政治”的训练，毕业后离开了学校，这些社会横向组织网络也将长期地保留在他们的生活中，而结社的习惯继续发扬光大，社团化生存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彼此成为“兄弟姐妹”，而不是干巴巴的党员或成员，从组织学上来说显然更为有力。遇到外在力量，如政府滥用权力的挑战时，这样的社会能够迅即做出有效反应，进行自我保护和自我管理。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
回头看看，我们的学生除了学生会、团委，除了上课做作业考试，除了办板报、捐款、开展几次球类竞赛外，还有自己建立的社团组织吗？还能开展自己的活动吗？学生都是“被参与者”，而非主动者。我们整个社会不允许人们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因为建立社团组织是非法的。不把成人当公民，更不把学生培养训练成公民培养。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大学里有一些学生社团，依附性太强了，且在严厉的控制之下，充其量成为就业的敲门砖，不少人就是冲着当官去的。这与公民培养，不是一个境界。
对比看出，不允许学生自主建立社团并开展社团活动，不把学生当公民培养，这与现代教育精神背道而驰。结论：没有公民意识与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成功。
第二，没有充分重视与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观察能力、批评能力。
看看我们身边，各种污染令人不安，大人们陷入恶性竞争中，孩子们陷入应试教育的地狱，普通劳动者活得没有尊严，假话、假货、假学历、假业绩的盛行，上访者被警察殴打，等等。学生的问题也严重，暑假去医院打胎的女学生也不少。社会乱象丛生的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官员不敢腐败？一，有媒体的监督。美国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为什么政府不办媒体呢？他们认为，政府办媒体，往往会向群众发布对政府有利的资讯，容易出现造假行为，老说“形勢大好”，而忽略对问题的披露和揭发。这一点被我们的媒体所证实了，“把灾难当喜事办”，令人愤怒而无奈，百姓自然要骂娘。二，有议会的监督。西方国家的议会，就是专门监督政府官员的。政府官员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会被弹劾。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下台。三，有独立司法的监督。美国专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动用联邦经费，把克林顿总统搞得狼狈不堪，却没有任何办法。
再说那段流传甚广的“文强遗言”吧。“都说我贪污了那么多钱，玩了那么多女人，我不否认，我想说的是，这怪我也不怪我。不管谁放在我的位置上，都会贪污那么多钱，玩那么多女人，甚至更多。我不过是按游戏规则做了点圈内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单单把我文强搞臭杀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我文强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副局长，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我贪的远远不止那些钱，其余的钱都哪去了？那些拿过我的钱和送给我钱的那些人如今都在哪儿呢(摘自《每周文摘》2010年6月15日)？
如果能对学生讲这些材料，剖析这些现象，当然不是培养学生成政治家、社会评论家，而是应该让学生认识到一个道理：“好的制度能让坏人想坏而不能，而坏的制度却能让好人变坏。”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一些地方，要求教师“在讲坛上、课堂上不能发表和中央不一致的声音”，不得发表违反现行制度的言论。课堂上讲的不是史实，却还在津津乐道；讲台上标榜的主义在实践中已经遭受惨败，却还在灌输给学生？而民主，自由，权利，人道，这些文明成果则很少讲，甚至不讲，这又是正确的吗？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眼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移民潮”，富裕阶层掀起了赴美产子热。他们希望孩子能享受到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环境。这些事实证明，中国教育若不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真的没希望了。最后举个例子，人民网发布二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最差的一名是江苏盐城滨海县教育局长左其安封杀教师论坛。然而这个人，当地政府却要提拔他升官。让这种官员来主导教育改革，能成功吗？
让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来主导改革，让教师“独立思考、自由发表己见”，“不跪着教书”，自觉献身改革，依靠思想的力量、人格的高尚，独立地承担起教育改革的使命，开展培养公民的教育，只有这样，教育改革才能担起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否则，又是一个笑话。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最近有三个人的言论触动了我。
第一个人说，“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他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是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他是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
第二个人说，“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便集中在中国的高中”，他们“勤奋刻苦、抱负远大、不怕困难、对社会充满理想和责任感，远远优于与他们竞争的美国同龄人。但是中国大学对这种资源利用得不好，实在是一种悲剧。大学里究竟还有多少人保持着高中时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是日本人加藤嘉一。
第三个人说，
“一定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他是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
我认为：第一，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不是集中在中国的高中；第二，教师全身心投入教育值得尊敬，是一种自我救赎；第三，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学生成为公民而失去教育的本义。建立公民社会，不仅是教育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前途。
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臣民；为社会培养人才，而不是特地为某一个政党培养“接班人”，但是在具体的教学教育中，教师自觉与不自觉的背离了这个目标。譬如，学生给教师打分，分数却不公布。掌握在领导手里，根据需要，什么时候利用它把你做掉。我不怕这一手，但不得不防这一手。我的班干部都是经过每一个同学民主选举上来的。我最不喜欢学生在我面前打同学的小报告，绝不培养“告密者”。但是，如果谁不听我的话，我也会考虑把他换掉，因为我怕他打我的小报告。我是不是也是在搞“专制”？我的一些做法，并没有真正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我没有最大的自信，也没以最大的宽容心，以最宽容的方式对待我的学生，给他们成为公民的时间与空间。以升学率评价教师，分数优先发展，形势比人强。
因此我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梁思成之问”：为什么我们从战争的炮火中保护下来的古城，又在和平时期将它亲手毁掉？无数志士仁人问：“这个世界能改变吗？”
我佩服那些律师：为“被失踪”、“被精神病”、“被犯罪”和“被处理”的人辩护。这既是为某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千万不要忘记那句话：“与政府做对就是恶”。任何人，一旦与公权力作对，就有很大的可能“被合法”地做掉。
胡适说过“做一个好人有多难”。“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一生，不管做一个好人有多难，他都努力去做了。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身无长物，一寒至此。而今日之中国，教授训斥学生“挣不到3000万元别回来见我”，“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
教学生教什么？教做人。怎么做人？独立。独立做人不是做臣民，不是做草民，更不是做屁民。独立地按照内心的自由，独立地行使手中的选票，独立地履行公民的权利。而背离甚至践踏这个权利，就是不把人当做人。
教育改革不能不培养公民
傅一河
过去许多改革（除经济改革外）往往只创造口号，不生产效益，譬如“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教育经费至今都没达到百分之四；譬如“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今规模庞大的“贫二代”已经形成。改经济不改政治，改百姓不改官员，此类“改革”让百姓怨恨不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颁布实施，我认为，它有两大不足。
第一，没有突出把学生当公民来培养，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与参与能力。
美国为什么强大？因为美国是公民社会，公民力量强大。美国的公民意识是从社团意识中培养起来的，社团意识是“从娃娃抓起”的。有一篇文章说，“我所在的伦道夫-梅肯学院，1400多学生居然组织了70多个社团，最有权力的是号称为“兄弟会”和“姐妹会”的学生自治社团。梅肯学院有5个兄弟会和3个姐妹会。他们互不隶属，各自发展自己特色。众所周知耶鲁大学最著名的兄弟会是“骷髅会”，布什父子都是其成员。学校有意让兄弟会参与学生自治，如学生宿舍的出租、学生先进的奖励、大型公益活动和学术活动的举办等等，如给加纳难民捐款、向癌症基金捐款等。他们经历了“社团政治”的训练，毕业后离开了学校，这些社会横向组织网络也将长期地保留在他们的生活中，而结社的习惯继续发扬光大，社团化生存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彼此成为“兄弟姐妹”，而不是干巴巴的党员或成员，从组织学上来说显然更为有力。遇到外在力量，如政府滥用权力的挑战时，这样的社会能够迅即做出有效反应，进行自我保护和自我管理。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
回头看看，我们的学生除了学生会、团委，除了上课做作业考试，除了办板报、捐款、开展几次球类竞赛外，还有自己建立的社团组织吗？还能开展自己的活动吗？学生都是“被参与者”，而非主动者。我们整个社会不允许人们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因为建立社团组织是非法的。不把成人当公民，更不把学生培养训练成公民培养。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大学里有一些学生社团，依附性太强了，且在严厉的控制之下，充其量成为就业的敲门砖，不少人就是冲着当官去的。这与公民培养，不是一个境界。
对比看出，不允许学生自主建立社团并开展社团活动，不把学生当公民培养，这与现代教育精神背道而驰。结论：没有公民意识与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成功。
第二，没有充分重视与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观察能力、批评能力。
看看我们身边，各种污染令人不安，大人们陷入恶性竞争中，孩子们陷入应试教育的地狱，普通劳动者活得没有尊严，假话、假货、假学历、假业绩的盛行，上访者被警察殴打，等等。学生的问题也严重，暑假去医院打胎的女学生也不少。社会乱象丛生的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官员不敢腐败？一，有媒体的监督。美国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为什么政府不办媒体呢？他们认为，政府办媒体，往往会向群众发布对政府有利的资讯，容易出现造假行为，老说“形勢大好”，而忽略对问题的披露和揭发。这一点被我们的媒体所证实了，“把灾难当喜事办”，令人愤怒而无奈，百姓自然要骂娘。二，有议会的监督。西方国家的议会，就是专门监督政府官员的。政府官员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会被弹劾。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下台。三，有独立司法的监督。美国专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动用联邦经费，把克林顿总统搞得狼狈不堪，却没有任何办法。
再说那段流传甚广的“文强遗言”吧。“都说我贪污了那么多钱，玩了那么多女人，我不否认，我想说的是，这怪我也不怪我。不管谁放在我的位置上，都会贪污那么多钱，玩那么多女人，甚至更多。我不过是按游戏规则做了点圈内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单单把我文强搞臭杀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我文强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副局长，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我贪的远远不止那些钱，其余的钱都哪去了？那些拿过我的钱和送给我钱的那些人如今都在哪儿呢(摘自《每周文摘》2010年6月15日)？
如果能对学生讲这些材料，剖析这些现象，当然不是培养学生成政治家、社会评论家，而是应该让学生认识到一个道理：“好的制度能让坏人想坏而不能，而坏的制度却能让好人变坏。”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一些地方，要求教师“在讲坛上、课堂上不能发表和中央不一致的声音”，不得发表违反现行制度的言论。课堂上讲的不是史实，却还在津津乐道；讲台上标榜的主义在实践中已经遭受惨败，却还在灌输给学生？而民主，自由，权利，人道，这些文明成果则很少讲，甚至不讲，这又是正确的吗？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吗？
眼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移民潮”，富裕阶层掀起了赴美产子热。他们希望孩子能享受到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环境。这些事实证明，中国教育若不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真的没希望了。最后举个例子，人民网发布二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最差的一名是江苏盐城滨海县教育局长左其安封杀教师论坛。然而这个人，当地政府却要提拔他升官。让这种官员来主导教育改革，能成功吗？
让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来主导改革，让教师“独立思考、自由发表己见”，“不跪着教书”，自觉献身改革，依靠思想的力量、人格的高尚，独立地承担起教育改革的使命，开展培养公民的教育，只有这样，教育改革才能担起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否则，又是一个笑话。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