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的近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资本主义制度最先出现在西方，而且到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了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在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图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各位同志。
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认为：一切文化，只要它是有活力的，就是传播的，包括纵向的延续和横向的交流。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指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交往，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总是表现为比较高级的文化处于传播的主导导地位，而比较低级的文化则主要处于吸收的他位。总的来说，文化的传播呈现出多方向、多层次的特点，在方向上同时并行，在层次上相互交错。由于吸收文化的区域基于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政治、思想条件，不同的阶级、集团和派别对于外来文化不同要素的需求有着轻重缓急的不同，这就使得文化传播的方向和层次不可能绝然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吸收的文化元素，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新、演变、递嬗，于是构成了文化传播与吸收中的时间与层次序列。在一般情况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吸收，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轨迹，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正经历了从技术层次到思想层次，进而又推进到政治层次的发展过程。
一
中国近代史上，西风东渐，新旧激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古老中国的冲击日益广泛深入，迫使向来以世界中心自居，视异域异族为“蛮夷之邦”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现实，重视考虑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处理自己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既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惊醒了中国人民，人们震惊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开始“睁眼看世界”，向外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文化面临着“开天辟地未有之奇变”。一些先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结果，首先注意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新式机器和科学技术。林则徐说：“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人，中国文化的“器”和“用”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必须加以变革，喊出了“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呼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以洋人为师的历史性要求。这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挑战的态度。然而，封建统治集团依然醉生梦死，满汉权贵们顽固地压抑一切改革的要求和愿望，地主阶级改革派空有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的机会，无法逾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
农民起义是历史的清道夫。疾如暴风骤雨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封建统治的旧秩序进行了武器的批判，荡涤着封建守旧的污泥浊水，改变了地主阶级内部各派别间的力量对比。旧权贵势力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受到严重削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迅速崛起，实权在握，具备了把他们的前辈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理想和主张付诸实施的条件。有些论者精辟地指出：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曾、左、李诸人发起洋务运动，是“镇压了革命的反动派充当了革命遗嘱的执行人”，是绞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正在实行革命纲领”；换一个角度观察问题，我认为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多爆发在社会生产无法维持、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时刻，它的结局也多是把地主阶级中比较贤明的人物或集团推上台去，调整统治政策，为社会生产力提供得以发展的余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正表现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后期居然提出企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政新篇》，这是前代农民战争从来没有过的，也根本不可能有的新鲜事，显然，离开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就无法解开这个谜。两个互相敌对的阶级和政权却找到了同一条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的道路：学习西方国家，发展近代科技。这种殊途同归的历史现象深刻地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将无可避免地冲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屏障，为中国社会所引进和吸收。在当时的中国，要想摆脱民族危机，要想实现“兵强国富”，只有向西方学习，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
借助于农民战争冲击旧秩序的威力，洋务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所主持的以制炮造船而“求强”，购机设厂而“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正是按照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路子，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施，在实践过程中渐由军事工业而扩展到民用工业，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生产力。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顽固派竭力阻挠，“无事则嗤外国之制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第３页。）他们危言耸听，胡说“奇技淫巧败坏世道人心”，“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高赓恩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鼓吹要“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夷变夏”，只能“用夏变夷”，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向外国学习什么东西。与之相比，洋务派承认中国在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承认有向外国学习某些东西的必要，无疑显得较为开明和进步。洋务派的主张和举动在久经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壁垒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比起那些浑浑噩噩、愚昧昏聩的封建顽固派来要开明得多，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把学习西方科技视为唯一要务的藩篱，他们的着眼点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仅仅在文化系统的技术层次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欢迎态度，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较低的层次；而且洋务派还明确表现出了运用洋科技的坚胄利爪来强化封建统治制度，使其长治久安的意向，因此严厉限制学习西方的范围，严格规定学习西方的趋向，不许越雷池一步，这就使洋务派由最初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动力转变成为在高一级层次上学习西方的阻力。洋务派之所以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与以前的政敌顽固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和扑灭了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其根源正是在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枝节的改革比顽固守旧当然要好些，然而枝节的改革毕竟救不了中国。这正是洋务派的悲剧所在。
二
然而，堤防一被冲破，就既无法遏止汹涌的浪潮，也无法限制洪水的流量。事物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必然规律不是洋务派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使人们站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观察和思考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在对洋务活动失败命运的思考中，在民族危机越发深重的情况下，人们开始痛切地感到仅有西方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使中国近代化的行程由技术层次推进到了思想层次。早期改良派的摇旗呐喊，戊戍思潮的迅速高涨，革命与立宪两种主张的论战，是这一层次中的主要发展界标；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学说，是这一层次中的主要理论武器。
近来，把早期改良思想与洋务思想等量齐观的论者日渐增多，本人却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从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在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上所表现出的不同趋向来看，应该承认他们二者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容闳、王韬、薜福成、马建中、郑观应等人，都曾积极地倡导、支持和参与过洋务运动，但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洋务派的差异：洋务派是一批当权的大官，热衷于“西艺”，“师夷之长技”，以追求“富国强兵”为目的；早期改良派则是一批中下层官员及其知识分子，不仅热心于“西艺”，更着眼于“西学”、“西法”。随着洋务运动本质的逐渐暴露，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地主阶级改革派逐渐分道扬镳，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责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更重要地是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根本不净，万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７页。）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藩篱，不只是枝节的变革，而是求全面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呼声。
资产阶级维新派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改良派对于学习西方所表现出的思想趋向，广泛地宣传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推动着维新思潮的迅速高涨。如果说早期改良派的“变法”主张，已经朦胧地含有进化史观的因素，那么，在维新派手中，进化史观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８页。）断言：“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因此决不能“以千百年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８页。）而当年曾赞同“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则与顽固派同流合污，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词滥调，声称“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劝学篇》，《戊戍变法》三册，第２２１页。），表明他们仍然不识时务地坚持着只在技术层次上引进西方文化的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面对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联合攻击，维新派人士毫不畏惧地奔走呼号，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７页。）如再迟疑徘徊。中国人民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最能表明维新派与洋务派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的，莫过于维新派对洋务派视为信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批判，他们指出：“中体西用”把各自的“体”、“用”割裂开来，“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不可行乎！”（《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７８页。）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只能造成“两蹶”。
从总体上考察，维新运动可以说是一次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各地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搞得热火朝天。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他们的信条时人称，当时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严复的《天演论》，使“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得到广泛宣传，“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严厉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维新启蒙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到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对维新思想的改造，揭橥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与维新派相比，革命党人更多地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库中借取了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恢复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而把“救亡必须维新”发展为“救亡必须革命”。
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引进，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必然同时伴随着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怀疑与否定，在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眼里，封建的纲常名教已经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成了必须冲决的“网罗”。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中这种传统文化的断裂，成为他们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进而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的内驱动力。
三
精神的力量会转化成为物质的力量。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对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民主的要求不断加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先后以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两种不同形式突现出来，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行程已经从思想层次推进到政治层次了。在这一层次上，包括政治参与权的扩大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两个方面。
政治参与权的扩大，表现为一种渐变，常易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推行，宪政运动的活跃，各省咨议局的创设，官绅权力的冲突等等，无不显示出政治参与权逐渐扩展的趋势。戊戍变法虽然遭到镇压，但它所代表的引进与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趋向却是不可悖逆的，它所反映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难以禁遏的。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的冲击，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把它看成是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的救命稻草。１９０５年７月。清廷指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５５６３页。），以德、英、日三个君主立宪国家为考察的主要对象。次年八月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给各地的宪政活动提供合了法的依据。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本是为了使“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清政府的预料。清政府本想通过建立商会、兴教办学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消弭人们的革命情绪，没想到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兴教办学和组织商会，来扩张绅权、抬高商权、启发民智，从而绅商携手，达到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清政府本想把各省咨议局作为“宪政”的一种点缀，但咨议局自筹办之日起，就与当地官僚权力发生冲突，与政府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清政府本想把资政院办成供其颐指气使的摆设，但人们却乘机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立即实行立宪政治，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又在请原失败之后，增大了对清政府的离心力，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值得指出的是，政治参与权的扩大，还包括中国行政制度的变革。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制度缺乏职能分工，督、抚以下布、按两司权责不明，僚属只是幕友、知县包办行政与司法。到十九世纪末在外力的冲击下，传统行政制度已在逐渐演化，清末“新政”时期，这一变革更为明显，重心是整饬旧机构，建立新机构，实行专业化分工。民国建立后，各省设立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其宗旨大体上仍是本着清末的精神。
政治制度的变革，表现为一种突变，比较明显。戊戍变法是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失败模仿。凭籍着救亡爱国和思想启蒙的浩大声势，维新派终于在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荐引和“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尝试着把维新思潮转化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实际行动——戊戍变法。这场具有政变性质的变法，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人物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从封建社会手中夺取政权。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力图给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民主权利，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令人惋惜的是这些美好的理想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反扑而归于失败。戊戍变法的失败，并没有证明维新派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行不通，而是当时的力量对比不具备成功的条件，诚如谭嗣同所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戍变法的意义也不在于证明当时就不能走这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在于维新志士们用自己的驱体搭起了一座桥梁，一座由改良导引到革命的桥梁。
维新运动迅速高涨之日，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兴起之时，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夺取政权的道路。起初是改良派处于主流地位，革命派只是在南疆一隅小试锋芒；戊戍变法的失败，民族危机的加重，迅速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向了前台。但改良运动并未就此止息，而是始终与革命运动相伴并行。有时与革命浪潮相互激荡，形成一股对封建营垒的冲击力量；有时却又站在革命的对面，成为一种抵销力量。在两条道路（革命、改良）和三个方面（革命派、改良派、清廷）相互角逐的局面下，革命既是当时的历史趋势，也就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革命派也就担当了时代的主角。经过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艰难历程，经过一代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英勇奋斗，终于由保路风潮而武装起义，打落了清朝的皇冠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的民主政体。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创建，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夭折，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丧失，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中断了，结果，经济近代化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中国人民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水热火中痛苦挣扎。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摆脱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并没有达到独立、民主、富强的目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大众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奋斗，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为时代主要角色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团体，而是无产阶级；成为中国人民领导核心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团体，而是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中国人民主要思想武器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地位，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才奠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提供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权利的必要前提。中国近代的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主义道路没有使中国摆脱贫困和落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必要指出，上述中国近代化行程的三个层次只是在大体上划分，其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前一层次孕育着后一层次的因素，后一层次包含着前一层次的内容；前一层次的内容尚未结束，后一层次因素业已萌发；前一层次的运动尚留尾声，后一层次的运动已经开始。对此，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作者：王翔
所谓中国的近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资本主义制度最先出现在西方，而且到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了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在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图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各位同志。
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认为：一切文化，只要它是有活力的，就是传播的，包括纵向的延续和横向的交流。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指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交往，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总是表现为比较高级的文化处于传播的主导导地位，而比较低级的文化则主要处于吸收的他位。总的来说，文化的传播呈现出多方向、多层次的特点，在方向上同时并行，在层次上相互交错。由于吸收文化的区域基于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政治、思想条件，不同的阶级、集团和派别对于外来文化不同要素的需求有着轻重缓急的不同，这就使得文化传播的方向和层次不可能绝然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吸收的文化元素，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新、演变、递嬗，于是构成了文化传播与吸收中的时间与层次序列。在一般情况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吸收，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轨迹，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正经历了从技术层次到思想层次，进而又推进到政治层次的发展过程。
一
中国近代史上，西风东渐，新旧激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古老中国的冲击日益广泛深入，迫使向来以世界中心自居，视异域异族为“蛮夷之邦”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现实，重视考虑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处理自己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既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惊醒了中国人民，人们震惊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开始“睁眼看世界”，向外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文化面临着“开天辟地未有之奇变”。一些先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结果，首先注意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新式机器和科学技术。林则徐说：“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人，中国文化的“器”和“用”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必须加以变革，喊出了“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呼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以洋人为师的历史性要求。这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挑战的态度。然而，封建统治集团依然醉生梦死，满汉权贵们顽固地压抑一切改革的要求和愿望，地主阶级改革派空有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的机会，无法逾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
农民起义是历史的清道夫。疾如暴风骤雨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封建统治的旧秩序进行了武器的批判，荡涤着封建守旧的污泥浊水，改变了地主阶级内部各派别间的力量对比。旧权贵势力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受到严重削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迅速崛起，实权在握，具备了把他们的前辈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理想和主张付诸实施的条件。有些论者精辟地指出：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曾、左、李诸人发起洋务运动，是“镇压了革命的反动派充当了革命遗嘱的执行人”，是绞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正在实行革命纲领”；换一个角度观察问题，我认为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多爆发在社会生产无法维持、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时刻，它的结局也多是把地主阶级中比较贤明的人物或集团推上台去，调整统治政策，为社会生产力提供得以发展的余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正表现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后期居然提出企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政新篇》，这是前代农民战争从来没有过的，也根本不可能有的新鲜事，显然，离开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就无法解开这个谜。两个互相敌对的阶级和政权却找到了同一条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的道路：学习西方国家，发展近代科技。这种殊途同归的历史现象深刻地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将无可避免地冲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屏障，为中国社会所引进和吸收。在当时的中国，要想摆脱民族危机，要想实现“兵强国富”，只有向西方学习，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
借助于农民战争冲击旧秩序的威力，洋务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所主持的以制炮造船而“求强”，购机设厂而“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正是按照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路子，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施，在实践过程中渐由军事工业而扩展到民用工业，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生产力。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顽固派竭力阻挠，“无事则嗤外国之制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第３页。）他们危言耸听，胡说“奇技淫巧败坏世道人心”，“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高赓恩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鼓吹要“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夷变夏”，只能“用夏变夷”，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向外国学习什么东西。与之相比，洋务派承认中国在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承认有向外国学习某些东西的必要，无疑显得较为开明和进步。洋务派的主张和举动在久经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壁垒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比起那些浑浑噩噩、愚昧昏聩的封建顽固派来要开明得多，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把学习西方科技视为唯一要务的藩篱，他们的着眼点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仅仅在文化系统的技术层次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欢迎态度，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较低的层次；而且洋务派还明确表现出了运用洋科技的坚胄利爪来强化封建统治制度，使其长治久安的意向，因此严厉限制学习西方的范围，严格规定学习西方的趋向，不许越雷池一步，这就使洋务派由最初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动力转变成为在高一级层次上学习西方的阻力。洋务派之所以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与以前的政敌顽固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和扑灭了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其根源正是在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枝节的改革比顽固守旧当然要好些，然而枝节的改革毕竟救不了中国。这正是洋务派的悲剧所在。
二
然而，堤防一被冲破，就既无法遏止汹涌的浪潮，也无法限制洪水的流量。事物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必然规律不是洋务派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使人们站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观察和思考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在对洋务活动失败命运的思考中，在民族危机越发深重的情况下，人们开始痛切地感到仅有西方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使中国近代化的行程由技术层次推进到了思想层次。早期改良派的摇旗呐喊，戊戍思潮的迅速高涨，革命与立宪两种主张的论战，是这一层次中的主要发展界标；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学说，是这一层次中的主要理论武器。
近来，把早期改良思想与洋务思想等量齐观的论者日渐增多，本人却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从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在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上所表现出的不同趋向来看，应该承认他们二者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容闳、王韬、薜福成、马建中、郑观应等人，都曾积极地倡导、支持和参与过洋务运动，但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洋务派的差异：洋务派是一批当权的大官，热衷于“西艺”，“师夷之长技”，以追求“富国强兵”为目的；早期改良派则是一批中下层官员及其知识分子，不仅热心于“西艺”，更着眼于“西学”、“西法”。随着洋务运动本质的逐渐暴露，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地主阶级改革派逐渐分道扬镳，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责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更重要地是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根本不净，万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７页。）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藩篱，不只是枝节的变革，而是求全面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呼声。
资产阶级维新派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改良派对于学习西方所表现出的思想趋向，广泛地宣传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推动着维新思潮的迅速高涨。如果说早期改良派的“变法”主张，已经朦胧地含有进化史观的因素，那么，在维新派手中，进化史观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８页。）断言：“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因此决不能“以千百年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８页。）而当年曾赞同“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则与顽固派同流合污，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词滥调，声称“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劝学篇》，《戊戍变法》三册，第２２１页。），表明他们仍然不识时务地坚持着只在技术层次上引进西方文化的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面对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联合攻击，维新派人士毫不畏惧地奔走呼号，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７页。）如再迟疑徘徊。中国人民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最能表明维新派与洋务派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的，莫过于维新派对洋务派视为信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批判，他们指出：“中体西用”把各自的“体”、“用”割裂开来，“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不可行乎！”（《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７８页。）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只能造成“两蹶”。
从总体上考察，维新运动可以说是一次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各地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搞得热火朝天。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他们的信条时人称，当时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严复的《天演论》，使“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得到广泛宣传，“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严厉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维新启蒙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到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对维新思想的改造，揭橥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与维新派相比，革命党人更多地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库中借取了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恢复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而把“救亡必须维新”发展为“救亡必须革命”。
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引进，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必然同时伴随着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怀疑与否定，在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眼里，封建的纲常名教已经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成了必须冲决的“网罗”。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中这种传统文化的断裂，成为他们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进而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的内驱动力。
三
精神的力量会转化成为物质的力量。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对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民主的要求不断加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先后以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两种不同形式突现出来，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行程已经从思想层次推进到政治层次了。在这一层次上，包括政治参与权的扩大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两个方面。
政治参与权的扩大，表现为一种渐变，常易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推行，宪政运动的活跃，各省咨议局的创设，官绅权力的冲突等等，无不显示出政治参与权逐渐扩展的趋势。戊戍变法虽然遭到镇压，但它所代表的引进与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趋向却是不可悖逆的，它所反映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难以禁遏的。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的冲击，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把它看成是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的救命稻草。１９０５年７月。清廷指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５５６３页。），以德、英、日三个君主立宪国家为考察的主要对象。次年八月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给各地的宪政活动提供合了法的依据。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本是为了使“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清政府的预料。清政府本想通过建立商会、兴教办学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消弭人们的革命情绪，没想到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兴教办学和组织商会，来扩张绅权、抬高商权、启发民智，从而绅商携手，达到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清政府本想把各省咨议局作为“宪政”的一种点缀，但咨议局自筹办之日起，就与当地官僚权力发生冲突，与政府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清政府本想把资政院办成供其颐指气使的摆设，但人们却乘机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立即实行立宪政治，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又在请原失败之后，增大了对清政府的离心力，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值得指出的是，政治参与权的扩大，还包括中国行政制度的变革。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制度缺乏职能分工，督、抚以下布、按两司权责不明，僚属只是幕友、知县包办行政与司法。到十九世纪末在外力的冲击下，传统行政制度已在逐渐演化，清末“新政”时期，这一变革更为明显，重心是整饬旧机构，建立新机构，实行专业化分工。民国建立后，各省设立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其宗旨大体上仍是本着清末的精神。
政治制度的变革，表现为一种突变，比较明显。戊戍变法是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失败模仿。凭籍着救亡爱国和思想启蒙的浩大声势，维新派终于在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荐引和“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尝试着把维新思潮转化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实际行动——戊戍变法。这场具有政变性质的变法，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人物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从封建社会手中夺取政权。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力图给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民主权利，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令人惋惜的是这些美好的理想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反扑而归于失败。戊戍变法的失败，并没有证明维新派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行不通，而是当时的力量对比不具备成功的条件，诚如谭嗣同所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戍变法的意义也不在于证明当时就不能走这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在于维新志士们用自己的驱体搭起了一座桥梁，一座由改良导引到革命的桥梁。
维新运动迅速高涨之日，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兴起之时，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夺取政权的道路。起初是改良派处于主流地位，革命派只是在南疆一隅小试锋芒；戊戍变法的失败，民族危机的加重，迅速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向了前台。但改良运动并未就此止息，而是始终与革命运动相伴并行。有时与革命浪潮相互激荡，形成一股对封建营垒的冲击力量；有时却又站在革命的对面，成为一种抵销力量。在两条道路（革命、改良）和三个方面（革命派、改良派、清廷）相互角逐的局面下，革命既是当时的历史趋势，也就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革命派也就担当了时代的主角。经过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艰难历程，经过一代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英勇奋斗，终于由保路风潮而武装起义，打落了清朝的皇冠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的民主政体。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创建，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夭折，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丧失，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中断了，结果，经济近代化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中国人民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水热火中痛苦挣扎。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摆脱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并没有达到独立、民主、富强的目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大众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奋斗，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为时代主要角色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团体，而是无产阶级；成为中国人民领导核心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团体，而是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中国人民主要思想武器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地位，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才奠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提供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权利的必要前提。中国近代的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主义道路没有使中国摆脱贫困和落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必要指出，上述中国近代化行程的三个层次只是在大体上划分，其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前一层次孕育着后一层次的因素，后一层次包含着前一层次的内容；前一层次的内容尚未结束，后一层次因素业已萌发；前一层次的运动尚留尾声，后一层次的运动已经开始。对此，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作者：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