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翻译：张爱华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7年03期
王越 杨文火 整理
克里斯托弗·扎努西(1939-)是和瓦依达、基耶斯洛夫斯基齐名的波兰导演，是“波兰新浪潮运动”中的旗帜性人物，在欧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早期波兰纪录影片的三名巨匠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尝试故事影片的拍摄。他的故事影片主要集中在人的生存这一主题上，人的社会生存和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之后的调和问题上，风格很像法国的一些导演，受到雷诺阿、布努埃尔等人的影响，他也特别喜欢伯格曼，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导演不仅给他以风格上的借鉴，更给他眼光上的启发。他同时还为基耶洛夫斯基的大部分影片担任制片人，二人有非常好的友谊，合作了很久。
本次北京电影学院之行放映了他的4部影片，分别是《和平阳光年代》（1984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灵性之光》(1973)、《不受欢迎的人》（2005年威尼斯电影节提名影片）和《快马奔腾》(1996)。这4部影片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分别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波兰现实和人的处境。
同时，扎努西先生还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学院大讲堂”做了演讲，并与学院师生共同探讨电影话题。在演讲中，扎努西导演不时从自身作为教授这个身份、通过他的学生以及他个人的故事作为引子给同学以启发。比如，在讲到解决剧本故事发展的推动因素时，他结合自己的一些创作，讲述了他的两个基本母题模式：“好与坏的互相转换”和“积极与消极的互相消隐”，而最后归结到中心来就是一种叙事常用的方式：突变(Twist)。
扎努西：我今天来到这儿感到非常惊讶，印象非常深，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课堂，可能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人吧。我今年67岁，开始拍第一部影片是40年前的事了。我第一个教育学位是物理，然后又学了哲学。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拍了40部故事片，其中一半是有关于我的祖国波兰，是在波兰拍的。另外有20部影片是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拍的。我在美国也拍过1部。
我的电影在世界各地都放过，比方说在非洲、南美洲等等。有时候我会在大学教书，我非常愿意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新的一代，是电影事业的未来。我的另一个职业是做剧场导演，有时候做歌剧导演，我在很多其他欧洲国家做过各方面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写剧本，我拍片的原则就是，拍我自己写的作品。有时候你会感到书写世界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讲到。写有关世界的事情，关于人的欲望和邪恶的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当观众在观看一部影片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期待，期待影片中的主人公能够有好的命运，期待着他有好的结果。我不想讲得太深入、太理论化，因为东方和西方的学者对于愚昧和丑的东西的定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些坏的东西会变成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会变成邪恶的东西。
我在写剧本时候，周边的事情会影响到我，家庭的、朋友的、社会的，等等，都会影响我对生活的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妻子带着当时只有5岁的妹妹躲进了教堂里以躲避轰炸和迫害。直到今天，我岳母都非常非常之感恩，直到现在都快1个世纪了，一直不断地向教堂募捐。
但是我岳母当时有一种感觉，似乎教堂带给她一种信息，这里没有给你的地方，你应该出去。她感到非常非常绝望，然后她们就跑出去了，到了城市的其他地方，就在那天晚上，飞机轰炸了那个教堂，只有她们还活着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感到很幸运，因为之后我才会跟她的女儿结婚。坏事会变为好事。很有意思，有时候经常会有正好相反的这种状况，有的时候可以肯定的东西会变成人们否定的东西，而否定的东西偶然间会变成肯定的东西。
我有一次教俄罗斯的一些学生，班上有一个俄罗斯女生告诉我，她赚的钱是通过地下非法的活动来的。问题是她当时非常非常小，她当时在走私船上走私酒的时候，因为看上去像个小小孩，所以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她爸爸把她带到医生那里，求医生给她治疗，让她长个儿。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再让我做一年吧，再给我一点时间。长得小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想长大，可是在某种条件下人们就不想长大。
我现在告诉你们两周以前，我到乌克兰去，经历了这样一个事情。那天早上我跟市长一块吃早餐，我就问他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说是不是真的有恐怖分子想要杀你？我知道肯定会有，但是他转了一下话题，给我讲了一年多以前的事，他坐飞机去见他的孙子。可是，因为雾太大，没有飞机了。后来通过情报部门大家才知道，亏了那天是大雾，不然的话，那天很多地方的恐怖分子想杀他，隐藏在阳台上，正好有雾太大，没有瞄准他，所以他才活下来。
又是一件朋友告诉我的事情证明，有些似乎看上去很坏的事情，会变成好事。他告诉我，他曾经的助手被恐怖分子给杀了。那时候没有正式的、像样的政府，调查也都没有进行。后来这个案子重新开始调查，为了了解这个人怎么死的，打开他的棺材验尸。但这个消息走漏了风声，等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棺材里已经没有尸体了。市长感到很内疚，本来是想把杀他的人给揪出来，可是现在他的尸首都在异处，死了以后连尸体都没有了。你们看，好事有时候会变成坏事。
刚刚讲的所有事情给我一个道理，就是有的时候事情会向想不到的方向去发展，无论是你想要的结果还是不想要的结果都可能会发生相反的变化。
我做过很多电影节的评委，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做评委。我看好乌克兰的一部作品，一个女导演因此可以拿到25000元的奖金。结果她上台领奖说，评委真是笨蛋，怎么能让我这部影片得奖呢？但是我告诉你，这部影片非常好。我为什么喜欢它？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城市的郊区，有一天一个医生到郊外去，发现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他就用一块石头扔过去，帮助这个女人打这个男人，结果这个男人死了，女人爬起来以后就跑了，这时候医生有问题了，因为唯一的证人没有了。后来他就把这个尸体带回家，他觉得应该向警察报告，可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门被关上了，他就开始敲门，给他开门的却是死了的那个男人。
这个医生就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想杀死你，我只是想帮助那个女的。这个男的说，没关系，不要谈这件事情，让我们先喝点烈酒。喝着喝着，那个男人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正在等待我的孪生兄弟，因为他住在这儿。
当故事有这种大转折的时候，就变得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写剧本的人，有时你在真实的生活中，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写剧本时你的结果会向左也可能会向右，总之你为这个决定最终负责，故事的结果也会给观众带来一定的影响。
我还拍过一个电视，是有关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星的故事。他有一个邻居，有一天半夜敲他的门，说狗病了，请他帮忙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去，可是歌星觉得非常荒唐，堂堂歌星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但这毕竟是生命，换句话说，他不能不帮助，你想知道我是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的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最后他还是帮助了这个邻居，把狗送到了动物医院，那天晚上他着凉了，第二天他演出的时候，声音都哑了，带来的后果是结束了他的演唱生涯，没有医生能够治好他，他的声音已经不能复原了。但是这个歌星非常坚定，相信他的声音一定能够回来，在一次演出之前，还是穿好衣服，到了剧场。结果那天正好断电，5个城市断电，剧场一片漆黑，现场没有人知道歌星不会唱歌。我知道这只能发生在电影里，在生活中是不现实的。
下面看一下影片吧。如果在这儿说电影和翻译电影恐怕是非常艰巨的事情，那么我最好还是请你们来看电影，看其中的一场戏。六、七年以前我在英国合作拍了一部叫《暗暗的主动》的影片，是关于一个作曲家的，这个作曲家生病了，因为年纪大了，健康治疗师就来帮助他，说你必须要重新从事作曲，会帮助你恢复原来的样子。治疗师由于花费了很多心血来治疗老作曲家，到最后他自己身体变得非常弱，不得不去医院。而最终，老作曲家不仅能够施展他原来的那些才华，精力充沛，而且后来又恋爱了，还生了孩子。你可以想象他的老婆是非常生气的，健康治疗师对他的治疗是一件好事，使他精神和身体都强壮起来，但是由于他的强壮，他做出了这些“不好”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好事还可以变成坏事呢。
我对伯格曼非常崇拜，这部影片的主演曾经是伯格曼影片里面的主人公，而且在几部好莱坞影片当中都有过演出。影片的演出阵容和合作团队都是非常著名的。用的整个乐队是跟我合作了几十年的乐队，曲子是在影片之前就做好的。
（中间放映扎努西的影片《暗暗的主动》的片断。）
这个影片的指挥非常著名，曾经跟好莱坞的多个大导演合作，现在很有名，但是仍然跟我保持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我不知道美的东西对你们意味着什么？这是在欧洲我经常探讨的问题。比方说影片中的作曲，这些艺术家们本身是创造美的东西的人么？现在我对你们的观点也很感兴趣。有时候我在探讨这样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在制作声音时，是考虑它的现实感觉还是考虑它的美的感觉。比方说在咱们刚刚看过的关于合唱队的场景，因为是后期制作，看上去感觉好像真是很真实的。
我在拍摄期间不得不把整个乐队的演奏中断，然后使用了一个技巧就是在演奏到一半的时候，把整个镜头转向医院那个治疗师的场面。看了这部影片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有什么其它的想法吗？
问：当我们说到美国电影时，便会想到好莱坞，但是当我们说到中国电影时，我们找不到一个相应的代名词。因此，您觉得中国如何才能确立自己的电影品牌？
扎努西：好莱坞电影非常大众化，就是好莱坞的电影是给观众拍的，是给一般人看的；而欧洲电影，整个欧洲都认为，欧洲电影比较有思想性，比较有内涵，这是不同的。我小的时候，爸爸就问我好莱坞电影是给谁看的呢？是给那些司机看的，是给那些保姆看的。
说好莱坞电影都是垃圾，不完全准确，但是的的确确很多是垃圾。中国是具有长久文化积淀的民族，我希望中国能够拍出具有自己叙事模式的电影。好莱坞电影有自己的叙事模式，那么至于中国电影将来会拍成什么样的类型和走向，我本人也非常感兴趣。我在印度的时候，曾经教他们拍电影，但这是不同文化的国家，我不能告诉他们如何来拍，他们应该按照他们应该拍的样子去拍，我只能告诉他们具体拍摄方式。
中国人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总结情节，一定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事情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人的责任，最后整个的结果，同时你还要考虑，你的整个剧本给观众留下了哪些自由思考的空间。大家都知道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曾经写过一个剧本《李尔王》。在这个本子中，男人们都是为权力而活，后来他们都发现，他们的女儿都是叛逆者。莎士比亚对李尔王很同情，因为他的女儿对他太粗暴了、太残忍了。黑泽明改编李尔王为《乱》这部影片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改变，就是说当你女儿不好的时候，你作为父亲，也有自己的责任。这是会在生活中发生的，也许会有很好的父亲，但不一定会有很好的女儿。再比如，大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很美好，可是当大家要分开时、要离婚时就变成很难堪的场面，你说谁对这件事情有责任呢？难以讲清。
在波兰有一件真事，有一个家庭的保姆爱上了男主人，据说这个男人人品很差，后来男人把保姆卖到了西欧，这个女孩感觉到非常气愤。当她把这件事情告诉印度人的时候，印度人说那是她自己个人的命运。
这个故事最后的意思是什么呢？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对同样一件事情的解说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想拍什么样的电影，如何来陈述你的电影，跟你的文化是有一定关系的，比方说我们欧洲讲拍电影像做雕塑，那什么叫雕塑呢？在欧洲的雕塑就是说你用一块石头，去掉多余的部分就是一件艺术作品，那么同样在电影中，我的朋友们、波兰的那些著名导演都是这样认为的。法国电影中，大家认为，主人公所做的那些不必要的事情把它剪掉，留下重要的部分，你就是天才了。比如说有人要去洗手睡觉，不必要的情节都要给它切掉，就是一个很好的叙事方式。总之，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保留那些主要的，不讲废话，这是欧洲人的一种风格。那么中国人怎么来叙述你的电影，就是你们自己说了算。
问：说实话，原来我对波兰电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知道中国和波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说我很喜欢把中国电影跟波兰电影进行一下对比。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都受过外国的入侵，民众被大量屠杀，曾有导演把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搬上过银幕，但是说句实话，电影让人感到不是很满意。而我知道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相当规模的大屠杀，我不知道波兰导演是怎么表现大屠杀的？
扎努西：原来波兰是在苏联的操控之下，这是一个禁拍的主题，只有在15年以后人们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他在3年之前获得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最近正在筹备这部影片。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拍电影？你拍电影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拍电影的钱损失掉了怎么办？
扎努西：我的第一部影片大概是在1969年拍的，钱来自波兰政府。别人都说波兰是可以政府给钱拍电影的，这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大家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得到经费。正在准备筹拍的这部影片我争取了9年的时间，更具体一点讲，我在争取的过程中怎么做呢？我是制片人，哪怕我自己知道怎么运作，但制片人实际上是没有钱的，如果你有钱你就不做制片人了；制片人像广告一样，一边去找经费，一边去运作。我一般是这样运作，就是有的时候要先把部分放映权卖给电视台，然后在拍电影的时候，就要考虑几个因素，首先是你这部影片是给谁看的，是拍给国际观众的还是给波兰人看的，或者是给电视台用的等等，这会很重要。
问：请问你是否为你的妈妈拍过电影。除了拍电影你还愿意干什么？
扎努西：我的第一个学历是学物理的，我很喜欢物理，但是物理不喜欢我。后来发现了哲学，但是我并不是想把哲学作为我的一个职业。那时候我很年轻，跟你们在座的人差不多，那时候我的父母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随着时间流逝，我让他们很失望，我很失败。我还是物理学生和哲学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当业余创作者，开始拍片子。同时我很活跃，很多学校的广播、学校的剧场工作，我都参与，得的奖越来越多，也许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领域。我获得全国业余的电影奖时，开始考虑应该认真地把它作为我的职业。我妈妈是我很亲近的人，当然她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1950年代的时候，波兰非常非常贫困，我的父亲来自意大利，我的远亲在意大利，他们非常非常富有。1980年代，我的影片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那天的现场还有意大利的总理，我当时非常富有的远亲也到场，我的电影是非常非常出乎意料地受欢迎。第二天早晨，我跟表兄进早餐的时候，他说真没有想到我是这么有名的人，有这么好的作品。
这很重要，他讲的很有意思，拍电影对我来说，我自己有界定，对我自己的关注是有界定的，有人会为大众拍的，而我对观众是有界定的，但是我现在也学会了，在拍片子的时候，首先要想到你的经费，你可以不赚钱，但是你至少要明白作为一个导演，至少也不能赔。所以，在计划自己这部影片的时候，对观众一定有考虑，首先要考虑。另外，小制作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的。40年以前我拍的东西，虽然当时是非常经济的小制作，但是现在带来了财富，因为它们做成了各种DVD碟片，卖得非常非常好。有时候很多影片拍出来以后，大众都看，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也就过去了，并不见得经济上的收益会比这种小制作的多。
我喜欢拍那些能够使人们经常回忆起来的片子。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永远在人的脑海里留下一些痕迹，另外，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改变观众，能够使观众去想问题，而且能够使他们充分地改变自己。人们经常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我们如何获得别人的爱，如果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爱，我们要想得到别人的爱，我们首先要带给别人看，这是最起码的。
问：您认为波兰电影风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什么样的因素让波兰电影有这样一种风格。
扎努西：刚刚提到了我的导演好朋友们，但是好朋友并不意味着想法都是完全一样的，我常说伯格曼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的思想会跟他们很遥远。我们的思想有时候都是带色彩的，因为我跟伯格曼合作很多年了，如果他还活着，让他去帮我拍一部影片的话，他会马上答应，在你们不同的创作中，又有很多相同之处。那么说到波兰，波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波兰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对艺术一直都是一种精神，不只作为一种娱乐，要带给别人启迪，所以他们很崇尚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国家就没有这个艺术，总之他们是很尊重的，而且是很强调电影的艺术性。
问：今天的电影分为国际化和地方化，您认为您的电影是更地方化还是国际化，您是如何来平衡这两方面的？
扎努西：你要考虑到，有时候两个因素你必须要考虑，比如说英文字幕，你要想你的整个观众如果只是在波兰，那你只能有你的地方语言，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实际上是个共同体了，有的人需要看希腊的，有的是意大利的，现在讲得最多的语言，最共识的语言就是英文，所以有时候要做英文字幕。那就说明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首先要讲到我们的观众，观众的大概范围是什么。
再一点就是还要考虑，当我能决定我这部影片是给谁看的时候，还要考虑大的阶层，有些文化可能也起一定因素。比如，我们晒太阳，脸黑脸白的问题，那么在不同时期，对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早期脸越白越漂亮，只有在地里干活的人脸才是黑的；那么到了现代，女人的脸，脸黑的人是去度假了；而现在有些又变回来了，高层收入家庭的人也不晒太阳了，只有那些办公室秘书才愿意去晒太阳，证实自己有钱，是中产阶级，证明自己有自由可以去度假，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通常来讲，如果你作为我们一般的观念来看，比如，你到银行去看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伸出手来，你看到一个文身，会吓一跳，以为你遇到抢银行的了，就会吓回去。还有一个就是戴眼镜，一般来讲这是知识分子的象征，在政府机构里，人们是有意离开戴眼镜的，很反对戴眼镜，有的人就不得不戴上隐形眼镜。这都是一种文化，属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身份。所以在做电影的时候，你要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在你决定你的影片给谁看的时候，都要充分把那些很细微的文化成分的东西放在里面考虑。
问：有很多人说导演什么都不是，导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请扎努西先生讲一讲，到底导演行不行？
扎努西：很有意思的是，我原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经常要去忘记这个问题。因为越是赶时髦，越是要赶这个趋势一定不会拍出什么好东西。那么我在制作过程中一直在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类的生存，另外就是经常不断地发生的这样一个问题，有史以来，我认为那些最令人难忘的，可能给人带来感动和冲动的影片，就是我一直努力要去做的影片。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想找一种趋势，实际上真正的好电影是不会通过这样的途径制作出来的。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表格，比方说你把那些近几年来最有市场、最赚钱的影片给划出来。
那么对我来说，我永远注意的是那些让人类感动的东西、人类共同享有的一些东西、看不见的东西，这是我的制作原则。
我在华沙的电影学院教书的时候，都会邀请一个或者几个学生一块儿搞些合作，进行一些会谈、见面。或许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意想跟我未来有合作，或者见面的话，可以到波兰去。让你们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去，一起生活或者在一起互相了解，并不是向你们不同的民族去学习，而是让你通过跟你们在一起生活而发现你们的中国文化是什么，跟他们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自己文化的机会。
中国的语言将来是21世纪的语言，我也有很多亚洲来访的客人，希望未来有我们中国的来访者，我会尽全力地接待你们。
我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跟波兰合作拍摄一个影片，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梗概。影片是讲一个波兰人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他是从满洲里入境的，当时受伤了，只好躲在一个农民家里，农民很害怕，因为他家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怕他做出不轨行为，于是就让这个女儿扮成男孩子。然后，这个“假小子”对年轻的波兰人产生爱情，一直受到心理折磨，有一天她打算脱掉了内衣向他展示自己的性别。我用这个来向你们证实，我刚刚讲的转折，你看坏事变成好事了，后面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我也有部影片明年就要开拍了，是跟德国合作的，是一部喜剧片，讲的是一个男歌唱家，但是他的声音是唱女高音的，他的女儿感到很受不了，就跟父亲说，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唱女声，你要是唱女声的话我就死了。他已经许诺说我不会，但是恰好英国请他去演一场大戏，请他来演女高音，这时候很多喜剧因素就发生了。等明年影片出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我讲了很多人对世界的想法，人的观念、人的行为、人的文化等等，还有与电影之间的观念。比方说桌上的水我就不能够在这儿喝，不是说水有毒，我一会儿会把水带走，在路上喝。我常年生长的文化让我在讲话中做到不喝水，这基本还是文化上的原因。
作者：
翻译：张爱华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7年03期
王越 杨文火 整理
克里斯托弗·扎努西(1939-)是和瓦依达、基耶斯洛夫斯基齐名的波兰导演，是“波兰新浪潮运动”中的旗帜性人物，在欧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早期波兰纪录影片的三名巨匠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尝试故事影片的拍摄。他的故事影片主要集中在人的生存这一主题上，人的社会生存和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之后的调和问题上，风格很像法国的一些导演，受到雷诺阿、布努埃尔等人的影响，他也特别喜欢伯格曼，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导演不仅给他以风格上的借鉴，更给他眼光上的启发。他同时还为基耶洛夫斯基的大部分影片担任制片人，二人有非常好的友谊，合作了很久。
本次北京电影学院之行放映了他的4部影片，分别是《和平阳光年代》（1984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灵性之光》(1973)、《不受欢迎的人》（2005年威尼斯电影节提名影片）和《快马奔腾》(1996)。这4部影片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分别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波兰现实和人的处境。
同时，扎努西先生还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学院大讲堂”做了演讲，并与学院师生共同探讨电影话题。在演讲中，扎努西导演不时从自身作为教授这个身份、通过他的学生以及他个人的故事作为引子给同学以启发。比如，在讲到解决剧本故事发展的推动因素时，他结合自己的一些创作，讲述了他的两个基本母题模式：“好与坏的互相转换”和“积极与消极的互相消隐”，而最后归结到中心来就是一种叙事常用的方式：突变(Twist)。
扎努西：我今天来到这儿感到非常惊讶，印象非常深，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课堂，可能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人吧。我今年67岁，开始拍第一部影片是40年前的事了。我第一个教育学位是物理，然后又学了哲学。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拍了40部故事片，其中一半是有关于我的祖国波兰，是在波兰拍的。另外有20部影片是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拍的。我在美国也拍过1部。
我的电影在世界各地都放过，比方说在非洲、南美洲等等。有时候我会在大学教书，我非常愿意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新的一代，是电影事业的未来。我的另一个职业是做剧场导演，有时候做歌剧导演，我在很多其他欧洲国家做过各方面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写剧本，我拍片的原则就是，拍我自己写的作品。有时候你会感到书写世界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讲到。写有关世界的事情，关于人的欲望和邪恶的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当观众在观看一部影片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期待，期待影片中的主人公能够有好的命运，期待着他有好的结果。我不想讲得太深入、太理论化，因为东方和西方的学者对于愚昧和丑的东西的定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些坏的东西会变成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会变成邪恶的东西。
我在写剧本时候，周边的事情会影响到我，家庭的、朋友的、社会的，等等，都会影响我对生活的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妻子带着当时只有5岁的妹妹躲进了教堂里以躲避轰炸和迫害。直到今天，我岳母都非常非常之感恩，直到现在都快1个世纪了，一直不断地向教堂募捐。
但是我岳母当时有一种感觉，似乎教堂带给她一种信息，这里没有给你的地方，你应该出去。她感到非常非常绝望，然后她们就跑出去了，到了城市的其他地方，就在那天晚上，飞机轰炸了那个教堂，只有她们还活着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感到很幸运，因为之后我才会跟她的女儿结婚。坏事会变为好事。很有意思，有时候经常会有正好相反的这种状况，有的时候可以肯定的东西会变成人们否定的东西，而否定的东西偶然间会变成肯定的东西。
我有一次教俄罗斯的一些学生，班上有一个俄罗斯女生告诉我，她赚的钱是通过地下非法的活动来的。问题是她当时非常非常小，她当时在走私船上走私酒的时候，因为看上去像个小小孩，所以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她爸爸把她带到医生那里，求医生给她治疗，让她长个儿。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再让我做一年吧，再给我一点时间。长得小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想长大，可是在某种条件下人们就不想长大。
我现在告诉你们两周以前，我到乌克兰去，经历了这样一个事情。那天早上我跟市长一块吃早餐，我就问他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说是不是真的有恐怖分子想要杀你？我知道肯定会有，但是他转了一下话题，给我讲了一年多以前的事，他坐飞机去见他的孙子。可是，因为雾太大，没有飞机了。后来通过情报部门大家才知道，亏了那天是大雾，不然的话，那天很多地方的恐怖分子想杀他，隐藏在阳台上，正好有雾太大，没有瞄准他，所以他才活下来。
又是一件朋友告诉我的事情证明，有些似乎看上去很坏的事情，会变成好事。他告诉我，他曾经的助手被恐怖分子给杀了。那时候没有正式的、像样的政府，调查也都没有进行。后来这个案子重新开始调查，为了了解这个人怎么死的，打开他的棺材验尸。但这个消息走漏了风声，等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棺材里已经没有尸体了。市长感到很内疚，本来是想把杀他的人给揪出来，可是现在他的尸首都在异处，死了以后连尸体都没有了。你们看，好事有时候会变成坏事。
刚刚讲的所有事情给我一个道理，就是有的时候事情会向想不到的方向去发展，无论是你想要的结果还是不想要的结果都可能会发生相反的变化。
我做过很多电影节的评委，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做评委。我看好乌克兰的一部作品，一个女导演因此可以拿到25000元的奖金。结果她上台领奖说，评委真是笨蛋，怎么能让我这部影片得奖呢？但是我告诉你，这部影片非常好。我为什么喜欢它？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城市的郊区，有一天一个医生到郊外去，发现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他就用一块石头扔过去，帮助这个女人打这个男人，结果这个男人死了，女人爬起来以后就跑了，这时候医生有问题了，因为唯一的证人没有了。后来他就把这个尸体带回家，他觉得应该向警察报告，可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门被关上了，他就开始敲门，给他开门的却是死了的那个男人。
这个医生就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想杀死你，我只是想帮助那个女的。这个男的说，没关系，不要谈这件事情，让我们先喝点烈酒。喝着喝着，那个男人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正在等待我的孪生兄弟，因为他住在这儿。
当故事有这种大转折的时候，就变得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写剧本的人，有时你在真实的生活中，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写剧本时你的结果会向左也可能会向右，总之你为这个决定最终负责，故事的结果也会给观众带来一定的影响。
我还拍过一个电视，是有关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星的故事。他有一个邻居，有一天半夜敲他的门，说狗病了，请他帮忙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去，可是歌星觉得非常荒唐，堂堂歌星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但这毕竟是生命，换句话说，他不能不帮助，你想知道我是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的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最后他还是帮助了这个邻居，把狗送到了动物医院，那天晚上他着凉了，第二天他演出的时候，声音都哑了，带来的后果是结束了他的演唱生涯，没有医生能够治好他，他的声音已经不能复原了。但是这个歌星非常坚定，相信他的声音一定能够回来，在一次演出之前，还是穿好衣服，到了剧场。结果那天正好断电，5个城市断电，剧场一片漆黑，现场没有人知道歌星不会唱歌。我知道这只能发生在电影里，在生活中是不现实的。
下面看一下影片吧。如果在这儿说电影和翻译电影恐怕是非常艰巨的事情，那么我最好还是请你们来看电影，看其中的一场戏。六、七年以前我在英国合作拍了一部叫《暗暗的主动》的影片，是关于一个作曲家的，这个作曲家生病了，因为年纪大了，健康治疗师就来帮助他，说你必须要重新从事作曲，会帮助你恢复原来的样子。治疗师由于花费了很多心血来治疗老作曲家，到最后他自己身体变得非常弱，不得不去医院。而最终，老作曲家不仅能够施展他原来的那些才华，精力充沛，而且后来又恋爱了，还生了孩子。你可以想象他的老婆是非常生气的，健康治疗师对他的治疗是一件好事，使他精神和身体都强壮起来，但是由于他的强壮，他做出了这些“不好”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好事还可以变成坏事呢。
我对伯格曼非常崇拜，这部影片的主演曾经是伯格曼影片里面的主人公，而且在几部好莱坞影片当中都有过演出。影片的演出阵容和合作团队都是非常著名的。用的整个乐队是跟我合作了几十年的乐队，曲子是在影片之前就做好的。
（中间放映扎努西的影片《暗暗的主动》的片断。）
这个影片的指挥非常著名，曾经跟好莱坞的多个大导演合作，现在很有名，但是仍然跟我保持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我不知道美的东西对你们意味着什么？这是在欧洲我经常探讨的问题。比方说影片中的作曲，这些艺术家们本身是创造美的东西的人么？现在我对你们的观点也很感兴趣。有时候我在探讨这样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在制作声音时，是考虑它的现实感觉还是考虑它的美的感觉。比方说在咱们刚刚看过的关于合唱队的场景，因为是后期制作，看上去感觉好像真是很真实的。
我在拍摄期间不得不把整个乐队的演奏中断，然后使用了一个技巧就是在演奏到一半的时候，把整个镜头转向医院那个治疗师的场面。看了这部影片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有什么其它的想法吗？
问：当我们说到美国电影时，便会想到好莱坞，但是当我们说到中国电影时，我们找不到一个相应的代名词。因此，您觉得中国如何才能确立自己的电影品牌？
扎努西：好莱坞电影非常大众化，就是好莱坞的电影是给观众拍的，是给一般人看的；而欧洲电影，整个欧洲都认为，欧洲电影比较有思想性，比较有内涵，这是不同的。我小的时候，爸爸就问我好莱坞电影是给谁看的呢？是给那些司机看的，是给那些保姆看的。
说好莱坞电影都是垃圾，不完全准确，但是的的确确很多是垃圾。中国是具有长久文化积淀的民族，我希望中国能够拍出具有自己叙事模式的电影。好莱坞电影有自己的叙事模式，那么至于中国电影将来会拍成什么样的类型和走向，我本人也非常感兴趣。我在印度的时候，曾经教他们拍电影，但这是不同文化的国家，我不能告诉他们如何来拍，他们应该按照他们应该拍的样子去拍，我只能告诉他们具体拍摄方式。
中国人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总结情节，一定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事情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人的责任，最后整个的结果，同时你还要考虑，你的整个剧本给观众留下了哪些自由思考的空间。大家都知道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曾经写过一个剧本《李尔王》。在这个本子中，男人们都是为权力而活，后来他们都发现，他们的女儿都是叛逆者。莎士比亚对李尔王很同情，因为他的女儿对他太粗暴了、太残忍了。黑泽明改编李尔王为《乱》这部影片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改变，就是说当你女儿不好的时候，你作为父亲，也有自己的责任。这是会在生活中发生的，也许会有很好的父亲，但不一定会有很好的女儿。再比如，大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很美好，可是当大家要分开时、要离婚时就变成很难堪的场面，你说谁对这件事情有责任呢？难以讲清。
在波兰有一件真事，有一个家庭的保姆爱上了男主人，据说这个男人人品很差，后来男人把保姆卖到了西欧，这个女孩感觉到非常气愤。当她把这件事情告诉印度人的时候，印度人说那是她自己个人的命运。
这个故事最后的意思是什么呢？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对同样一件事情的解说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想拍什么样的电影，如何来陈述你的电影，跟你的文化是有一定关系的，比方说我们欧洲讲拍电影像做雕塑，那什么叫雕塑呢？在欧洲的雕塑就是说你用一块石头，去掉多余的部分就是一件艺术作品，那么同样在电影中，我的朋友们、波兰的那些著名导演都是这样认为的。法国电影中，大家认为，主人公所做的那些不必要的事情把它剪掉，留下重要的部分，你就是天才了。比如说有人要去洗手睡觉，不必要的情节都要给它切掉，就是一个很好的叙事方式。总之，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保留那些主要的，不讲废话，这是欧洲人的一种风格。那么中国人怎么来叙述你的电影，就是你们自己说了算。
问：说实话，原来我对波兰电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知道中国和波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说我很喜欢把中国电影跟波兰电影进行一下对比。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都受过外国的入侵，民众被大量屠杀，曾有导演把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搬上过银幕，但是说句实话，电影让人感到不是很满意。而我知道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相当规模的大屠杀，我不知道波兰导演是怎么表现大屠杀的？
扎努西：原来波兰是在苏联的操控之下，这是一个禁拍的主题，只有在15年以后人们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他在3年之前获得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最近正在筹备这部影片。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拍电影？你拍电影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拍电影的钱损失掉了怎么办？
扎努西：我的第一部影片大概是在1969年拍的，钱来自波兰政府。别人都说波兰是可以政府给钱拍电影的，这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大家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得到经费。正在准备筹拍的这部影片我争取了9年的时间，更具体一点讲，我在争取的过程中怎么做呢？我是制片人，哪怕我自己知道怎么运作，但制片人实际上是没有钱的，如果你有钱你就不做制片人了；制片人像广告一样，一边去找经费，一边去运作。我一般是这样运作，就是有的时候要先把部分放映权卖给电视台，然后在拍电影的时候，就要考虑几个因素，首先是你这部影片是给谁看的，是拍给国际观众的还是给波兰人看的，或者是给电视台用的等等，这会很重要。
问：请问你是否为你的妈妈拍过电影。除了拍电影你还愿意干什么？
扎努西：我的第一个学历是学物理的，我很喜欢物理，但是物理不喜欢我。后来发现了哲学，但是我并不是想把哲学作为我的一个职业。那时候我很年轻，跟你们在座的人差不多，那时候我的父母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随着时间流逝，我让他们很失望，我很失败。我还是物理学生和哲学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当业余创作者，开始拍片子。同时我很活跃，很多学校的广播、学校的剧场工作，我都参与，得的奖越来越多，也许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领域。我获得全国业余的电影奖时，开始考虑应该认真地把它作为我的职业。我妈妈是我很亲近的人，当然她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1950年代的时候，波兰非常非常贫困，我的父亲来自意大利，我的远亲在意大利，他们非常非常富有。1980年代，我的影片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那天的现场还有意大利的总理，我当时非常富有的远亲也到场，我的电影是非常非常出乎意料地受欢迎。第二天早晨，我跟表兄进早餐的时候，他说真没有想到我是这么有名的人，有这么好的作品。
这很重要，他讲的很有意思，拍电影对我来说，我自己有界定，对我自己的关注是有界定的，有人会为大众拍的，而我对观众是有界定的，但是我现在也学会了，在拍片子的时候，首先要想到你的经费，你可以不赚钱，但是你至少要明白作为一个导演，至少也不能赔。所以，在计划自己这部影片的时候，对观众一定有考虑，首先要考虑。另外，小制作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的。40年以前我拍的东西，虽然当时是非常经济的小制作，但是现在带来了财富，因为它们做成了各种DVD碟片，卖得非常非常好。有时候很多影片拍出来以后，大众都看，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也就过去了，并不见得经济上的收益会比这种小制作的多。
我喜欢拍那些能够使人们经常回忆起来的片子。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永远在人的脑海里留下一些痕迹，另外，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改变观众，能够使观众去想问题，而且能够使他们充分地改变自己。人们经常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我们如何获得别人的爱，如果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爱，我们要想得到别人的爱，我们首先要带给别人看，这是最起码的。
问：您认为波兰电影风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什么样的因素让波兰电影有这样一种风格。
扎努西：刚刚提到了我的导演好朋友们，但是好朋友并不意味着想法都是完全一样的，我常说伯格曼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的思想会跟他们很遥远。我们的思想有时候都是带色彩的，因为我跟伯格曼合作很多年了，如果他还活着，让他去帮我拍一部影片的话，他会马上答应，在你们不同的创作中，又有很多相同之处。那么说到波兰，波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波兰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对艺术一直都是一种精神，不只作为一种娱乐，要带给别人启迪，所以他们很崇尚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国家就没有这个艺术，总之他们是很尊重的，而且是很强调电影的艺术性。
问：今天的电影分为国际化和地方化，您认为您的电影是更地方化还是国际化，您是如何来平衡这两方面的？
扎努西：你要考虑到，有时候两个因素你必须要考虑，比如说英文字幕，你要想你的整个观众如果只是在波兰，那你只能有你的地方语言，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实际上是个共同体了，有的人需要看希腊的，有的是意大利的，现在讲得最多的语言，最共识的语言就是英文，所以有时候要做英文字幕。那就说明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首先要讲到我们的观众，观众的大概范围是什么。
再一点就是还要考虑，当我能决定我这部影片是给谁看的时候，还要考虑大的阶层，有些文化可能也起一定因素。比如，我们晒太阳，脸黑脸白的问题，那么在不同时期，对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早期脸越白越漂亮，只有在地里干活的人脸才是黑的；那么到了现代，女人的脸，脸黑的人是去度假了；而现在有些又变回来了，高层收入家庭的人也不晒太阳了，只有那些办公室秘书才愿意去晒太阳，证实自己有钱，是中产阶级，证明自己有自由可以去度假，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通常来讲，如果你作为我们一般的观念来看，比如，你到银行去看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伸出手来，你看到一个文身，会吓一跳，以为你遇到抢银行的了，就会吓回去。还有一个就是戴眼镜，一般来讲这是知识分子的象征，在政府机构里，人们是有意离开戴眼镜的，很反对戴眼镜，有的人就不得不戴上隐形眼镜。这都是一种文化，属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身份。所以在做电影的时候，你要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在你决定你的影片给谁看的时候，都要充分把那些很细微的文化成分的东西放在里面考虑。
问：有很多人说导演什么都不是，导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请扎努西先生讲一讲，到底导演行不行？
扎努西：很有意思的是，我原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经常要去忘记这个问题。因为越是赶时髦，越是要赶这个趋势一定不会拍出什么好东西。那么我在制作过程中一直在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类的生存，另外就是经常不断地发生的这样一个问题，有史以来，我认为那些最令人难忘的，可能给人带来感动和冲动的影片，就是我一直努力要去做的影片。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想找一种趋势，实际上真正的好电影是不会通过这样的途径制作出来的。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表格，比方说你把那些近几年来最有市场、最赚钱的影片给划出来。
那么对我来说，我永远注意的是那些让人类感动的东西、人类共同享有的一些东西、看不见的东西，这是我的制作原则。
我在华沙的电影学院教书的时候，都会邀请一个或者几个学生一块儿搞些合作，进行一些会谈、见面。或许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意想跟我未来有合作，或者见面的话，可以到波兰去。让你们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去，一起生活或者在一起互相了解，并不是向你们不同的民族去学习，而是让你通过跟你们在一起生活而发现你们的中国文化是什么，跟他们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自己文化的机会。
中国的语言将来是21世纪的语言，我也有很多亚洲来访的客人，希望未来有我们中国的来访者，我会尽全力地接待你们。
我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跟波兰合作拍摄一个影片，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梗概。影片是讲一个波兰人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他是从满洲里入境的，当时受伤了，只好躲在一个农民家里，农民很害怕，因为他家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怕他做出不轨行为，于是就让这个女儿扮成男孩子。然后，这个“假小子”对年轻的波兰人产生爱情，一直受到心理折磨，有一天她打算脱掉了内衣向他展示自己的性别。我用这个来向你们证实，我刚刚讲的转折，你看坏事变成好事了，后面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我也有部影片明年就要开拍了，是跟德国合作的，是一部喜剧片，讲的是一个男歌唱家，但是他的声音是唱女高音的，他的女儿感到很受不了，就跟父亲说，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唱女声，你要是唱女声的话我就死了。他已经许诺说我不会，但是恰好英国请他去演一场大戏，请他来演女高音，这时候很多喜剧因素就发生了。等明年影片出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我讲了很多人对世界的想法，人的观念、人的行为、人的文化等等，还有与电影之间的观念。比方说桌上的水我就不能够在这儿喝，不是说水有毒，我一会儿会把水带走，在路上喝。我常年生长的文化让我在讲话中做到不喝水，这基本还是文化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