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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
口熊
［摘
伟［浙江大学
要］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自近代以来，由日本学者构筑的唐宋变革论体系，伴随时代的发展与新的知识资源
的扩充，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演化的历史过程，尝试着分析这一过程变动发展的原因，并由此作出区另ＩＪ于以往的评价。
【关键词】
唐宋变革论；
社会进化论；
古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Ｋ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１０５（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９２—０５
东方学者运用的新工具取自西方，首先接受了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早期社会进化论。该进化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移植于社会领域，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资格”论。认为只有具备一定资格与条件的社会，才能由落后走向新历史阶段的进步。东方学者接受这一理论，首先须审视在自身社会因子当中，是否蕴含着进化的条件。在近代历史现实中，中国落后之局长期得不到改善，而日本则通过所谓“脱亚入欧”的方式，走上了技术文明的富强之路。国情不同，对社会进化观念的接受与理解不尽相同。２０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通过否定中国传统资源，来达至肯定本国社会价值之目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研究自身历史时，强调中国社会能够通过自身力量不断积累，实现如西方近代一般富强的目标。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学
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讨论，已成为当今史界一大热点。该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解唐宋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基本架构，是学者思考唐宋史领域内诸种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已有成果对唐宋变革论的基本概念与主要内容作了厘清，尽管其中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却不乏有精彩的解释与创见。本文无意再提供一种对该理论概念与内容的新解说，而是希望作一番“知识考古”，在清理该理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解该体系产生的情境与条件出发，对该理论形成、发展及不断被构建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并由此作出区
别于以往的评价。
一、近代中日学界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
接受
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伴随地理发现而深入展开，世界各地域文化间交流与碰撞趋于频繁，反映于当时人们的观念当中，便有了西方与东方世界的区分。近代西方与东方地位不平衡，相对于西方的进步，东方似越来越走向衰落。西方人需要知道西方文明优越所在，以便进一步扩大优势并巩固地位；而东方世界则迫切需要摆脱衰落的局面，寻求如西方世界一般之富强途径。富强的西方成为东方各国发展的标杆，近代东方学者在此种历史情境下被赋予特殊责任，尝试运用新的研究工具．觅寻社会衰落的“病因”，对传统知识资源弊端作出“诊断”，开出使本地区与国家富强
所必需的“良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１１—１６・・［作：蕾简介】
说开始流行于东方，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成为中国史研究新潮流。通过“社会史论战”，西方概念、名词更多为东方所接受，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学说相比早期社会进化论有着更为现实的可操作性。比较明确地规定了社会进化的进步方向与目标，并将其升格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３０年代，马克思社会进化学说被规范成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即由原始、古代、封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直线进化模式，中国学者热情接受该理论，看重的是五阶段进步发展的连续性，在与近代历史现实不相一致时，植入“资本主义萌芽”一节亦成
熊伟（Ｊ舻）男，浙汪大学中国古代吏研究所２００６缀博士研究生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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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将唐宋历史区分成中世与近世两部分，从而划出唐与宋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将唐宋社会形态的研究分别置入不同的解释类型中。一种类型向另一类型的发展，中间通过一过渡阶段（五代至宋初）勾连性质、结构迥异的两种形态∞。唐代是中世的完成与结束，宋代是近世的
开始。
日本学者从自身需要出发，仍看重近代资格论，强调日本仍是这～资格论的主角。中日学界很快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上形成交锋。中国学者尝试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明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强调与西方模式不尽相同，却可以通过内在积累，获得如西方近代类似的成果。日本学者则强调自身发展模式是西方模式，是唯一正确的近代化之路，中国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模式，与西方模式迥异，这亦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停
滞的主因。
宫崎市定丰富了内藤氏关于唐宋之间存在变迁的论说，开辟出东洋近世史的领域。然而，在《东洋的近世》一篇中，与内藤说有些不同，内藤湖南在说明唐宋之间社会形态差异时，没有将中世与近世的表述与西方封建制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表述作直接类比，而宫崎则将唐宋的变革作为从中世社会向近世社会的变革，从社会经济史的意义方面加以掌握，在承认差异的同时，更发展出明确的目标取向，将由唐至宋的转变与西方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作相似性类比，提出“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这一概念。在宫崎氏看来，在世界史的视域下，东洋与西洋有着相似的发展脉络与结构形式，反对所谓以西方为中心，从而影响边缘地区的模式。宫崎说将东洋各国历史作整体性研究，发展成为一门东洋史学科，以期与西洋史学科加以区别。宫崎重视东洋近世社会自身的发展，将其视作日本近代化产生的主要资源，中国文化资源的地位，尤其是唐宋之际变革的历史地位被置于东洋史研究十分核心的位置。
与宫崎氏关注于内藤说所谓东洋的近世不同，冈崎文夫、宇都宫清吉主要在内藤学说构建的“中世”领域内探索，冈崎氏撰写的《魏晋南北朝史》是内藤氏划分古史在该领域内的具体体现，是内藤说的积极倡导与推行者。然而，宇都宫氏相比冈崎氏，对内藤说的推崇有所不同，在《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一篇中，在考察中国中世社会性质时，宇都宫对内藤说观点并非亦步亦趋，其中对内藤分期有颇多疑问，与宫崎的思想理路也有许多重要差别。同样以西洋文明史为参照，宇都宫将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视为不同的发展脉络，东洋中世社会性质与西洋封建制性质迥异。“东洋史并不因时代而在文化、民族、地域上有本质的差别”，这与西洋史在这三方面异质性完全不同。。东洋史系统，它的文化本质并不因时代而变化，而是与时代同时变得更广更深”比１。内藤氏关于“中世”的分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有关时代格的提出，又将秦汉、六朝与隋唐作了划分，由此一个相对独立的“六朝社
会”领域被开辟出来。
中Ｅｌ学界关于古史分期的较量，关键在于所谓“封建制论”的讨论中。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中，“封建制”是达至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前提，中国是否存在封建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是否具备近代化资格的关节点。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一致肯定封建社会于中国长期存在，并提出多种封建论说，如殷周、春秋、战国、魏晋封建论等。日本学者则对此表示谨慎，并对中古“封建制”有颇多怀疑，即使承认中古封建社会存在，也需要将它“改头换面”，以使本国国民可以接受与理解。
二、京都学派与历研派对“唐宋变革论”的不同构建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是从质疑中国古代“封建制”的存在出发的，学界围绕中古封建制有无展开论争。然而，自内藤湖南始，搁置有或无封建制的争执，将封建制预设为各国历史发展的共通内容，而将重心放在中国古代封建制特殊形态的探讨上，在这里，中古封建制同样被安排在与西方封建制不同的类型结构中加以比较。认为由分析西欧封建社会而得出的有关封建社会结构的规律性，是不能原样套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通过一番论证，“发现”中古封建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封建制社会的性质，由此，选择“封建制”概念套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并不适合，“封建制”渐被转换为“中世”这一比较中性的词汇，“封建制论”表述方式也转化为“中世社会论”。
早期研究中国史，唐宋被放在一起，体现在各方面不可分割性，因此称为“唐宋”。然而，当考察中古中世社会特殊性质成为日本学界讨论主题时，唐宋在各方面被区分开来，形成了独立的“唐”与“宋”，说明唐与宋在政治、社会诸层面整体变迁是唐宋变革说的开端。内藤湖南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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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氏与宇都宫氏都将东洋史看作与西洋史独立且平行的体系（尽管体系或相似或不同），东洋中世尤其是中国中世社会的地位与评价被提升，日本在东洋历史中的地位则无法体现。宫崎与宇都宫说引起Ｅｔ本学界众多争议，更不为一些坚信“脱亚入欧”人士所乐意，他们在承认东洋史学科独立的同时，要努力证出在东洋史领域内，日本由于“具有”进一步进化的资格，通过与西欧相似的从封建制发展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已成为东方（东洋）世界的主角。
前田直典的《古代中亚的终结》所理解的世界史与宫崎、宇都宫氏都有距离，前田氏要将中古社会形态安排到它“本来”的位置上。按内藤分期，中国的中世最早始于五胡十六国，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时，这比Ｅｌ本十二三世纪才开始进入中世社会早了八九百年的历史。这八九百年的文明差距使日本被放在了蒙昧的时代中，这样，在东洋史上的中国地位太突出，无法将中国中世史与日本、朝鲜中世史接续起来。而将东洋的历史描绘成连续、有机的整体序列，是前田氏的最初目标。而要建立这种有机联系，势必要打破内藤说对古史分期的初认识。前田氏选择以宇都宫与宫崎氏作为论辩对手，不满宇都宫“所谓古代和中世的‘内含的’差异”的论述，认为古代与中世应该有性质上的明确区分。其次，以加藤繁“奴隶一佃农说”作为支持，反对宫崎市定“隶农一佃农说”，认为自战国、秦汉直至隋唐前中期，并没有一个以隶农为主要劳动生产力的时期，这一时代体现的是中国社会的古代性，直到唐末开始才进入到中世，佃农成为主要的劳动力。
前田氏将中国中世由唐中期以前转移到唐末以后，这样，“东亚各国中，中国的古代在九世纪前后结束，而同样事件在十二三世纪左右的朝鲜和日本”【３］。东洋历史成为一个连续体，前田又由此突出日本的地位，“在东亚的日本和朝鲜虽然石器时代的结束和中国有大差，古代统一国家的形成期亦有七八世纪以上的相隔，但到了古代的结束和中世的开始，相差已缩为三四世纪，而到了近世、日本和中国更几乎处于平行位置”Ｈｏ。论说中，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差距越后来越被缩小，近代处于平行的地位，相比与中国社会发展日趋缓慢，显示出Ｅ１本社会发展的强大后劲，一快一慢，表现了日本非以中国文化为精神内核，两种文化性质不相一致。后来，石母田正接续前田氏未完成的工作，著有《中世世界的形成》论说，认为中国是不彻底的封建国家，又认为中国的封建国家是与西欧、日本的封建国家并存的另一种形态。
西岛定生将研究领域放在前田分期的“古代”（秦汉至唐前中期），归纳中国古代具有特殊的奴隶制形态特征，“在于氏族共同体瓦解，父家长的家内奴隶制产生，非劳动奴隶制，与佃作形态的假田制相伴，这种佃作关系是以家内奴隶制为轴心的存在体，这种家内奴隶制与佃作制相互补充的结构体，就是中国型的奴隶制”【４Ｊ。而在《中国古代帝国形成考察之一汉高祖及其功臣》一篇中，考察刘邦集团结构特征，认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具备了豪族与家内奴隶关系类似的结构。在中国古代，父家长家内奴隶制为主要形态。
仁井田陧主要研究领域在前田说所论之中世，他是最早主张宋以后封建制说的学者之一，将中世社会、封建制社会、农奴制社会三者作同义语。唐以前的奴隶以及奴隶化不完全的佃客是在称为右姓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者经营中的基本耕作劳动力。唐代在数量上看仍是奴隶制盛行，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上升，奴隶制生产已向农奴制生产发展，新型大地主阶级即新官僚出现，这种农奴制的典型表现即所谓的“随田佃客”。从法律史的角度对佃户制即农奴制的完善做了努力，认为在宋代的法中，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主仆之分”，而且地主与佃户妇女通奸不受一般人之间的法律制裁，这是考虑到了其佃户身份，虽与奴隶、部曲有所不同，但毕竟不具有与一般人同等的法的身份。中国社会也许不存在封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中世连同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农奴制也不存在‘引。
共有的世界史视域，“比较类型学”研究方法，皆以西方史作为参照。从宫崎开始，将东洋史想像为独立发展的历史，肯定了中国史在东洋史发展中的地位。而以前田一石母说为代表，则将东洋史区分成两种类型，日本史成为东洋史的主角。两类观点都看到中国中世社会与西方封建制的特殊性质，认为唐、宋之际存在整体社会的变迁，这两种学说后来都成为了“唐宋变革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二说观点互歧，学说的信奉者各自拓展研究领域，构建不同的解释体系，势必造成纷争不断，其结果是，逐渐形成以京都大学为阵地的、以奉行内藤分期的京都学派和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以前田分期为架构的历史研究会派（简称“历研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京都学派与历研派在关于中古史研究各层面展开了学术竞争，于各领域间相持与对抗。
三、近年来关于“唐宋变革论”不同体系间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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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学说认为的地主与农民之间阶级对立的关系。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宏观理论架构与微观事件叙述间存在的紧张无法消解，日本学者逐渐厌倦空洞的理论探讨，而倾向于选择小题目来做，强调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叙述，注重对基本材料的挖掘与
利用。然而，日本学者在运用考据方法作研究时，虽
而是一种名望家与民众之间互惠与调谐的关系，即所谓“豪族共同体”。六朝社会是一种以自律性秩序指导的社会，隋唐国家的历史正是由社会的底盘一共同体结构逐步构建而来。豪族与贵族两个概念之间也存在差异，贵族可能更贴近于国家统治集团，豪族则更为紧密联系地方社会民众力量。民众的自由成为谷川氏关心的主题。
尽管西岛氏与谷川氏在学术观点上有诸多分歧，但他们都将研究视角转移于对皇帝与民众关系的考察上。皇帝与民众的关系，乃是中古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词义转换，迄自西岛氏学术思路重要的转向，即由考察中古社会性质转为研究国家与民众（社会）关系，其后，在清理西岛对六朝社会的偏见中。谷川氏也由考察六朝中世社会性质进而关注国家与民众（社会）关系，西岛氏选择研究秦汉二十等爵制，谷川分析了北朝的府兵制，这些制度媒介被看作重要的政治工具，扮演着沟通和联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色。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逐渐取代了有关中世社会性质讨论在唐宋变革论体系内的核心位置。国家与社会关系赋予唐宋变革论体系以新的意义与功能，尝试将原由京都学派与历研派构筑的互不兼容的系统融汇其中，形成具有更具包容性与适应能力的解释框架。
今日之唐宋变革论体系，“国家・社会关系论”取代了“社会形态性质说”，研究方法也由“比较类型学”转换为“政治过程论”。在１３本学界形成有侧重不同的三种研究理路：一类偏重对地域（或地方）社会的考察，“当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历史学研究会’在年度大会上提出‘地域和民众’为大会主题的时候，
表明学术风气开始扭转。‘地域社会研究’近年在日
然理论探讨由台前转入幕后，却并没有放弃对理论体系的想像，随着考据方法把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而搭建起了架构体系与叙述事件之间的桥梁，“中观分析”方法成为潮流，开始打破派别之间固守的“门户之见”。
西岛定生前期努力找寻中国古代社会的奴隶制特征，在许多概念运用上受到学界批评，而后期撰写《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时，其研究理路有了重大转变，书中考察秦汉时二十等爵制，西岛将其作为主要的制度媒介，用以说明皇帝在向庶民推广爵制过程中，在里制的场域内，皇帝与庶民之间结成的沟通与支配关系№Ｊ。中国古代帝国的社会结构不再建立于父家长家内奴隶制结构之上，而更多体现于由皇帝与庶民在共同结成的爵制秩序内的关系中，皇帝并非超越于这一秩序。而是置身其中，为庶民提供服务；庶民则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接受皇帝权力的支配。而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皇帝与庶民的关系主要体现于皇帝与自耕小农之间的关系上。自耕小农成为皇权维持的重要资源，古代帝国成为“编户之民”的世界，“帝国是自耕小农所构成的共同体秩序的一种扩延形式州引。西岛氏创造了一个“编户之民”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皇帝运用权力支配着帝国的每一个臣民。六朝社会则被看作皇权支配下的寄生官僚社会，贵族在其中不具有重要的角色，未能形成那种具有自主目标取向的实力。奴隶制一封建制论被西岛转换为君主专制与官僚制说。
关于六朝社会，与西岛氏观点不同，冈崎文夫将该时代的政治史描绘成为自立的贵族势力使当时的政权实现贵族制国家化的过程。冈崎氏重视贵族在构建国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川Ｉ胜义雄由此进一步发展为“六朝贵族制论”。强调地方领导层（贵族、士族、豪族）在建立国家过程中的作用，成为谷川道雄六朝时期共同体社会理论重要的依据。这些地方领导者的权力又是处于社会底盘的民众所赋予的。又正如谷ＪｉＩ氏自己所说“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民众不是指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是由地方领导层与基层民众共同结成的共同体，两者并非如马克
本备受关注，可能是由于欧美开始流行区域研究的影响，特别是施坚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ｋｉｎｎｅｒ）从经济地理学和社会人类学观点出发而提出重层的地域区分论的影响。研究前近代地域社会的问题，实际上是研究国家与地域的关系问题，并且首先是研究与个体农业经营和个体手工业经营连锁着的多层次再生产结构的问题”Ｌ３・。另一类则以日本“中国史研究会”的学者为代表，更偏重于国家结构层面的分析，提出。小经营生产方式论”与“专制国家论”，尝试抛开内藤说，摒弃宋以后为封建社会模式的认识。他们考察自战国时代到２０世纪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国家的兴起和没落，致力于发展一种能够据以解释中国走向近代的特殊的国家理论。最后是谷川道雄发展与丰富了自己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将关注点更多放在制度媒介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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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ｒ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Ｋ荔７２００８年ｉ第１０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ＥＳＴＣ（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ｃｔ．２００８，Ｖ０１．１０，Ｎｏ．５
求上，考察各种媒介工具（如府兵制、科举制）在沟通和联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起的功能与作用，提出所谓“府兵制国家论”的概念，力求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作出调谐式解释。
［３］前田直典．东洋中世的终结［Ａ］．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通论［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１５０．１５１．
［４］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Ｍ］．马彪．译．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１１．
［５】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Ｍ］．马彪，译．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１９—２２．２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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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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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ｇＪＩｌ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Ｍ］．李济沧．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２．
［８］张广迭．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Ｍ】．唐研
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１）：３—２５．
Ｒｅｆｏ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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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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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广角・
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视角——收入流动性分析
权衡在《学术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２期上撰文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重在就如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或者减小收入差距等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文章认为，就收入分配问题而言，仅仅研究收入差距大小还不够，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既定的收入差距格局下，一个社会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大小如何，这对进一步理解收入分配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他们认为，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剐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和减少；通过对收入分配中收入流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与别的国家的收入流动性进行比较，可以有效地判断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实际程度究竟如何，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压力究竟如何等，因此可以为人们理解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及政策选择方向。另外。从收入流动性角度分析还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基尼系数相同从而收入分配差距程度大小相同的两个国家，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政治结构、经济增长、发展机会所产生的效应不一样；社会公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以及认可程度、接受程度也不一样。
・宣
文・
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熊伟， XIONG Wei浙江大学,杭州,310028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SCIENCES EDITION)2008,10(5)
参考文献(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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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谷川道雄;马彪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20025.谷川道雄;马彪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2002
6.西岛定生;武尚清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 20047.谷川道雄;李济沧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2004
8.张广达;唐研究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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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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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
口熊
［摘
伟［浙江大学
要］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自近代以来，由日本学者构筑的唐宋变革论体系，伴随时代的发展与新的知识资源
的扩充，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演化的历史过程，尝试着分析这一过程变动发展的原因，并由此作出区另ＩＪ于以往的评价。
【关键词】
唐宋变革论；
社会进化论；
古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Ｋ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１０５（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９２—０５
东方学者运用的新工具取自西方，首先接受了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早期社会进化论。该进化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移植于社会领域，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资格”论。认为只有具备一定资格与条件的社会，才能由落后走向新历史阶段的进步。东方学者接受这一理论，首先须审视在自身社会因子当中，是否蕴含着进化的条件。在近代历史现实中，中国落后之局长期得不到改善，而日本则通过所谓“脱亚入欧”的方式，走上了技术文明的富强之路。国情不同，对社会进化观念的接受与理解不尽相同。２０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通过否定中国传统资源，来达至肯定本国社会价值之目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研究自身历史时，强调中国社会能够通过自身力量不断积累，实现如西方近代一般富强的目标。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学
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讨论，已成为当今史界一大热点。该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解唐宋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基本架构，是学者思考唐宋史领域内诸种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已有成果对唐宋变革论的基本概念与主要内容作了厘清，尽管其中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却不乏有精彩的解释与创见。本文无意再提供一种对该理论概念与内容的新解说，而是希望作一番“知识考古”，在清理该理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解该体系产生的情境与条件出发，对该理论形成、发展及不断被构建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并由此作出区
别于以往的评价。
一、近代中日学界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
接受
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伴随地理发现而深入展开，世界各地域文化间交流与碰撞趋于频繁，反映于当时人们的观念当中，便有了西方与东方世界的区分。近代西方与东方地位不平衡，相对于西方的进步，东方似越来越走向衰落。西方人需要知道西方文明优越所在，以便进一步扩大优势并巩固地位；而东方世界则迫切需要摆脱衰落的局面，寻求如西方世界一般之富强途径。富强的西方成为东方各国发展的标杆，近代东方学者在此种历史情境下被赋予特殊责任，尝试运用新的研究工具．觅寻社会衰落的“病因”，对传统知识资源弊端作出“诊断”，开出使本地区与国家富强
所必需的“良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１１—１６・・［作：蕾简介】
说开始流行于东方，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成为中国史研究新潮流。通过“社会史论战”，西方概念、名词更多为东方所接受，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学说相比早期社会进化论有着更为现实的可操作性。比较明确地规定了社会进化的进步方向与目标，并将其升格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３０年代，马克思社会进化学说被规范成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即由原始、古代、封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直线进化模式，中国学者热情接受该理论，看重的是五阶段进步发展的连续性，在与近代历史现实不相一致时，植入“资本主义萌芽”一节亦成
熊伟（Ｊ舻）男，浙汪大学中国古代吏研究所２００６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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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将唐宋历史区分成中世与近世两部分，从而划出唐与宋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将唐宋社会形态的研究分别置入不同的解释类型中。一种类型向另一类型的发展，中间通过一过渡阶段（五代至宋初）勾连性质、结构迥异的两种形态∞。唐代是中世的完成与结束，宋代是近世的
开始。
日本学者从自身需要出发，仍看重近代资格论，强调日本仍是这～资格论的主角。中日学界很快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上形成交锋。中国学者尝试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明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强调与西方模式不尽相同，却可以通过内在积累，获得如西方近代类似的成果。日本学者则强调自身发展模式是西方模式，是唯一正确的近代化之路，中国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模式，与西方模式迥异，这亦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停
滞的主因。
宫崎市定丰富了内藤氏关于唐宋之间存在变迁的论说，开辟出东洋近世史的领域。然而，在《东洋的近世》一篇中，与内藤说有些不同，内藤湖南在说明唐宋之间社会形态差异时，没有将中世与近世的表述与西方封建制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表述作直接类比，而宫崎则将唐宋的变革作为从中世社会向近世社会的变革，从社会经济史的意义方面加以掌握，在承认差异的同时，更发展出明确的目标取向，将由唐至宋的转变与西方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作相似性类比，提出“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这一概念。在宫崎氏看来，在世界史的视域下，东洋与西洋有着相似的发展脉络与结构形式，反对所谓以西方为中心，从而影响边缘地区的模式。宫崎说将东洋各国历史作整体性研究，发展成为一门东洋史学科，以期与西洋史学科加以区别。宫崎重视东洋近世社会自身的发展，将其视作日本近代化产生的主要资源，中国文化资源的地位，尤其是唐宋之际变革的历史地位被置于东洋史研究十分核心的位置。
与宫崎氏关注于内藤说所谓东洋的近世不同，冈崎文夫、宇都宫清吉主要在内藤学说构建的“中世”领域内探索，冈崎氏撰写的《魏晋南北朝史》是内藤氏划分古史在该领域内的具体体现，是内藤说的积极倡导与推行者。然而，宇都宫氏相比冈崎氏，对内藤说的推崇有所不同，在《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一篇中，在考察中国中世社会性质时，宇都宫对内藤说观点并非亦步亦趋，其中对内藤分期有颇多疑问，与宫崎的思想理路也有许多重要差别。同样以西洋文明史为参照，宇都宫将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视为不同的发展脉络，东洋中世社会性质与西洋封建制性质迥异。“东洋史并不因时代而在文化、民族、地域上有本质的差别”，这与西洋史在这三方面异质性完全不同。。东洋史系统，它的文化本质并不因时代而变化，而是与时代同时变得更广更深”比１。内藤氏关于“中世”的分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有关时代格的提出，又将秦汉、六朝与隋唐作了划分，由此一个相对独立的“六朝社
会”领域被开辟出来。
中Ｅｌ学界关于古史分期的较量，关键在于所谓“封建制论”的讨论中。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中，“封建制”是达至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前提，中国是否存在封建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是否具备近代化资格的关节点。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一致肯定封建社会于中国长期存在，并提出多种封建论说，如殷周、春秋、战国、魏晋封建论等。日本学者则对此表示谨慎，并对中古“封建制”有颇多怀疑，即使承认中古封建社会存在，也需要将它“改头换面”，以使本国国民可以接受与理解。
二、京都学派与历研派对“唐宋变革论”的不同构建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是从质疑中国古代“封建制”的存在出发的，学界围绕中古封建制有无展开论争。然而，自内藤湖南始，搁置有或无封建制的争执，将封建制预设为各国历史发展的共通内容，而将重心放在中国古代封建制特殊形态的探讨上，在这里，中古封建制同样被安排在与西方封建制不同的类型结构中加以比较。认为由分析西欧封建社会而得出的有关封建社会结构的规律性，是不能原样套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通过一番论证，“发现”中古封建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封建制社会的性质，由此，选择“封建制”概念套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并不适合，“封建制”渐被转换为“中世”这一比较中性的词汇，“封建制论”表述方式也转化为“中世社会论”。
早期研究中国史，唐宋被放在一起，体现在各方面不可分割性，因此称为“唐宋”。然而，当考察中古中世社会特殊性质成为日本学界讨论主题时，唐宋在各方面被区分开来，形成了独立的“唐”与“宋”，说明唐与宋在政治、社会诸层面整体变迁是唐宋变革说的开端。内藤湖南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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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氏与宇都宫氏都将东洋史看作与西洋史独立且平行的体系（尽管体系或相似或不同），东洋中世尤其是中国中世社会的地位与评价被提升，日本在东洋历史中的地位则无法体现。宫崎与宇都宫说引起Ｅｔ本学界众多争议，更不为一些坚信“脱亚入欧”人士所乐意，他们在承认东洋史学科独立的同时，要努力证出在东洋史领域内，日本由于“具有”进一步进化的资格，通过与西欧相似的从封建制发展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已成为东方（东洋）世界的主角。
前田直典的《古代中亚的终结》所理解的世界史与宫崎、宇都宫氏都有距离，前田氏要将中古社会形态安排到它“本来”的位置上。按内藤分期，中国的中世最早始于五胡十六国，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时，这比Ｅｌ本十二三世纪才开始进入中世社会早了八九百年的历史。这八九百年的文明差距使日本被放在了蒙昧的时代中，这样，在东洋史上的中国地位太突出，无法将中国中世史与日本、朝鲜中世史接续起来。而将东洋的历史描绘成连续、有机的整体序列，是前田氏的最初目标。而要建立这种有机联系，势必要打破内藤说对古史分期的初认识。前田氏选择以宇都宫与宫崎氏作为论辩对手，不满宇都宫“所谓古代和中世的‘内含的’差异”的论述，认为古代与中世应该有性质上的明确区分。其次，以加藤繁“奴隶一佃农说”作为支持，反对宫崎市定“隶农一佃农说”，认为自战国、秦汉直至隋唐前中期，并没有一个以隶农为主要劳动生产力的时期，这一时代体现的是中国社会的古代性，直到唐末开始才进入到中世，佃农成为主要的劳动力。
前田氏将中国中世由唐中期以前转移到唐末以后，这样，“东亚各国中，中国的古代在九世纪前后结束，而同样事件在十二三世纪左右的朝鲜和日本”【３］。东洋历史成为一个连续体，前田又由此突出日本的地位，“在东亚的日本和朝鲜虽然石器时代的结束和中国有大差，古代统一国家的形成期亦有七八世纪以上的相隔，但到了古代的结束和中世的开始，相差已缩为三四世纪，而到了近世、日本和中国更几乎处于平行位置”Ｈｏ。论说中，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差距越后来越被缩小，近代处于平行的地位，相比与中国社会发展日趋缓慢，显示出Ｅ１本社会发展的强大后劲，一快一慢，表现了日本非以中国文化为精神内核，两种文化性质不相一致。后来，石母田正接续前田氏未完成的工作，著有《中世世界的形成》论说，认为中国是不彻底的封建国家，又认为中国的封建国家是与西欧、日本的封建国家并存的另一种形态。
西岛定生将研究领域放在前田分期的“古代”（秦汉至唐前中期），归纳中国古代具有特殊的奴隶制形态特征，“在于氏族共同体瓦解，父家长的家内奴隶制产生，非劳动奴隶制，与佃作形态的假田制相伴，这种佃作关系是以家内奴隶制为轴心的存在体，这种家内奴隶制与佃作制相互补充的结构体，就是中国型的奴隶制”【４Ｊ。而在《中国古代帝国形成考察之一汉高祖及其功臣》一篇中，考察刘邦集团结构特征，认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具备了豪族与家内奴隶关系类似的结构。在中国古代，父家长家内奴隶制为主要形态。
仁井田陧主要研究领域在前田说所论之中世，他是最早主张宋以后封建制说的学者之一，将中世社会、封建制社会、农奴制社会三者作同义语。唐以前的奴隶以及奴隶化不完全的佃客是在称为右姓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者经营中的基本耕作劳动力。唐代在数量上看仍是奴隶制盛行，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上升，奴隶制生产已向农奴制生产发展，新型大地主阶级即新官僚出现，这种农奴制的典型表现即所谓的“随田佃客”。从法律史的角度对佃户制即农奴制的完善做了努力，认为在宋代的法中，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主仆之分”，而且地主与佃户妇女通奸不受一般人之间的法律制裁，这是考虑到了其佃户身份，虽与奴隶、部曲有所不同，但毕竟不具有与一般人同等的法的身份。中国社会也许不存在封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中世连同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农奴制也不存在‘引。
共有的世界史视域，“比较类型学”研究方法，皆以西方史作为参照。从宫崎开始，将东洋史想像为独立发展的历史，肯定了中国史在东洋史发展中的地位。而以前田一石母说为代表，则将东洋史区分成两种类型，日本史成为东洋史的主角。两类观点都看到中国中世社会与西方封建制的特殊性质，认为唐、宋之际存在整体社会的变迁，这两种学说后来都成为了“唐宋变革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二说观点互歧，学说的信奉者各自拓展研究领域，构建不同的解释体系，势必造成纷争不断，其结果是，逐渐形成以京都大学为阵地的、以奉行内藤分期的京都学派和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以前田分期为架构的历史研究会派（简称“历研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京都学派与历研派在关于中古史研究各层面展开了学术竞争，于各领域间相持与对抗。
三、近年来关于“唐宋变革论”不同体系间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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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学说认为的地主与农民之间阶级对立的关系。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宏观理论架构与微观事件叙述间存在的紧张无法消解，日本学者逐渐厌倦空洞的理论探讨，而倾向于选择小题目来做，强调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叙述，注重对基本材料的挖掘与
利用。然而，日本学者在运用考据方法作研究时，虽
而是一种名望家与民众之间互惠与调谐的关系，即所谓“豪族共同体”。六朝社会是一种以自律性秩序指导的社会，隋唐国家的历史正是由社会的底盘一共同体结构逐步构建而来。豪族与贵族两个概念之间也存在差异，贵族可能更贴近于国家统治集团，豪族则更为紧密联系地方社会民众力量。民众的自由成为谷川氏关心的主题。
尽管西岛氏与谷川氏在学术观点上有诸多分歧，但他们都将研究视角转移于对皇帝与民众关系的考察上。皇帝与民众的关系，乃是中古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词义转换，迄自西岛氏学术思路重要的转向，即由考察中古社会性质转为研究国家与民众（社会）关系，其后，在清理西岛对六朝社会的偏见中。谷川氏也由考察六朝中世社会性质进而关注国家与民众（社会）关系，西岛氏选择研究秦汉二十等爵制，谷川分析了北朝的府兵制，这些制度媒介被看作重要的政治工具，扮演着沟通和联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色。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逐渐取代了有关中世社会性质讨论在唐宋变革论体系内的核心位置。国家与社会关系赋予唐宋变革论体系以新的意义与功能，尝试将原由京都学派与历研派构筑的互不兼容的系统融汇其中，形成具有更具包容性与适应能力的解释框架。
今日之唐宋变革论体系，“国家・社会关系论”取代了“社会形态性质说”，研究方法也由“比较类型学”转换为“政治过程论”。在１３本学界形成有侧重不同的三种研究理路：一类偏重对地域（或地方）社会的考察，“当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历史学研究会’在年度大会上提出‘地域和民众’为大会主题的时候，
表明学术风气开始扭转。‘地域社会研究’近年在日
然理论探讨由台前转入幕后，却并没有放弃对理论体系的想像，随着考据方法把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而搭建起了架构体系与叙述事件之间的桥梁，“中观分析”方法成为潮流，开始打破派别之间固守的“门户之见”。
西岛定生前期努力找寻中国古代社会的奴隶制特征，在许多概念运用上受到学界批评，而后期撰写《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时，其研究理路有了重大转变，书中考察秦汉时二十等爵制，西岛将其作为主要的制度媒介，用以说明皇帝在向庶民推广爵制过程中，在里制的场域内，皇帝与庶民之间结成的沟通与支配关系№Ｊ。中国古代帝国的社会结构不再建立于父家长家内奴隶制结构之上，而更多体现于由皇帝与庶民在共同结成的爵制秩序内的关系中，皇帝并非超越于这一秩序。而是置身其中，为庶民提供服务；庶民则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接受皇帝权力的支配。而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皇帝与庶民的关系主要体现于皇帝与自耕小农之间的关系上。自耕小农成为皇权维持的重要资源，古代帝国成为“编户之民”的世界，“帝国是自耕小农所构成的共同体秩序的一种扩延形式州引。西岛氏创造了一个“编户之民”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皇帝运用权力支配着帝国的每一个臣民。六朝社会则被看作皇权支配下的寄生官僚社会，贵族在其中不具有重要的角色，未能形成那种具有自主目标取向的实力。奴隶制一封建制论被西岛转换为君主专制与官僚制说。
关于六朝社会，与西岛氏观点不同，冈崎文夫将该时代的政治史描绘成为自立的贵族势力使当时的政权实现贵族制国家化的过程。冈崎氏重视贵族在构建国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川Ｉ胜义雄由此进一步发展为“六朝贵族制论”。强调地方领导层（贵族、士族、豪族）在建立国家过程中的作用，成为谷川道雄六朝时期共同体社会理论重要的依据。这些地方领导者的权力又是处于社会底盘的民众所赋予的。又正如谷ＪｉＩ氏自己所说“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民众不是指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是由地方领导层与基层民众共同结成的共同体，两者并非如马克
本备受关注，可能是由于欧美开始流行区域研究的影响，特别是施坚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ｋｉｎｎｅｒ）从经济地理学和社会人类学观点出发而提出重层的地域区分论的影响。研究前近代地域社会的问题，实际上是研究国家与地域的关系问题，并且首先是研究与个体农业经营和个体手工业经营连锁着的多层次再生产结构的问题”Ｌ３・。另一类则以日本“中国史研究会”的学者为代表，更偏重于国家结构层面的分析，提出。小经营生产方式论”与“专制国家论”，尝试抛开内藤说，摒弃宋以后为封建社会模式的认识。他们考察自战国时代到２０世纪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国家的兴起和没落，致力于发展一种能够据以解释中国走向近代的特殊的国家理论。最后是谷川道雄发展与丰富了自己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将关注点更多放在制度媒介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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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ｒ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Ｋ荔７２００８年ｉ第１０卷）≥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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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考察各种媒介工具（如府兵制、科举制）在沟通和联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起的功能与作用，提出所谓“府兵制国家论”的概念，力求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作出调谐式解释。
［３］前田直典．东洋中世的终结［Ａ］．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通论［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１５０．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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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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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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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ｏ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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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编辑
何
婧）
・学术广角・
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视角——收入流动性分析
权衡在《学术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２期上撰文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重在就如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或者减小收入差距等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文章认为，就收入分配问题而言，仅仅研究收入差距大小还不够，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既定的收入差距格局下，一个社会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大小如何，这对进一步理解收入分配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他们认为，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剐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和减少；通过对收入分配中收入流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与别的国家的收入流动性进行比较，可以有效地判断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实际程度究竟如何，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压力究竟如何等，因此可以为人们理解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及政策选择方向。另外。从收入流动性角度分析还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基尼系数相同从而收入分配差距程度大小相同的两个国家，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政治结构、经济增长、发展机会所产生的效应不一样；社会公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以及认可程度、接受程度也不一样。
・宣
文・
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熊伟， XIONG Wei浙江大学,杭州,310028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SCIENCES EDITION)2008,10(5)
参考文献(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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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广达;唐研究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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