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央视《新闻联播》播放了一组在街头随机采访普通人的新闻，记者基本上只提出一个简单问题：“你幸福吗？”接受采访的普通民众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趣的是，观众原以为“应该剪掉”的片段，原汁原味地呈现在屏幕上。所谓的“神回答”，以及人们回答时的种种神态.令人印象深刻。
过去三十年，经济建设是国家生活的中心.普通民众也都把创造和积累财富，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政府的施政纲领是增长主义，普通民众的心灵则是消费主义。到今天，中国人的物质占有量均有大幅度增加，中产阶级如潮水一般涌出国门旅游，中国企业也开始在全世界进行收购。
然而，一些中国人似乎并不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幸福、有人甚至认为，自己比以前更不幸福。其实，这一点并不奇怪。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它用多国实证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在有些国家，甚至会有所下降。此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或称幸福悖论。
而人们当然更爱幸福。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认为，幸福才是人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人更为有价值。古往今来的伦理学都是这样说的，各种宗教也都在教人获得和保有幸福。如果人们空有财富，而并无较高的幸福感，那他们绝不会满意。
一个对民众负责任的政府，施政的目标也应当瞄准幸福.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概念，旨在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国民的幸福感。当时，国家统计局也准备推出中国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几年来，各省市区参照国际标准，推出了一些自己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但各地五花八门的幸福指数，更像是分解细化的政府工作目标。
随后，“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渐成中国社会流行语。从崇拜CDP到追求幸福指数，是中国转变发展模式实施“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到2011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中，“幸福指数”再度频频出现，很多地方还提出将提升“幸福指数”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导向。
但迄今为止，仍未出现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得到公认的指标体系。目前既有之大多数关于“幸福”的测量方法.主要是在测量人们对物质需求以及一部分与物质紧密相关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度”。然而，这其实只是浅表层次的幸福，更深层次的幸福是很难测量的，比如，完全心理感受层面上的“幸福”。对个体而言，这一点已经较难测量，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的深层次幸福感的测量，或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说，幸福乃是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幸福关乎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尤其是自己对于自己的生命状态之评估；幸福也存在于人与人的健全、温馨之关系中。总之，幸福与人的生命状态有关，与制度当然也有关系.而与物质性财富的关系则较为疏远.因此.如果把幸福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那就必须超越统计迷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抛弃对物质主义的迷信。
也就是说，要提升幸福指数，民生建设乃是理所当然的核心内容。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推动公平正义，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秩序，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尊重。
当今中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忽视了先人的智慧，更忽视了执政党科学发展、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他们让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凌驾于社会综合、平衡的发展之上。固然，全力注重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的治国理念，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飞跃提供了全民共识的基础，对当今中国国力的强大居功至伟。但是，在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放慢一下自己的脚步，看看、想想，我们在奔跑之中遗漏了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有时不那么幸福。
在这个时刻，中国，当然主要是精英群体，需要痛下决心，把人本、民本的治国理念贯彻到日常的执政作为中。具体说，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要摈弃唯经济统计数据是从，甚至不惜与民争利、与民交恶的错误执政思路。我们的人民也要从日益物欲的生活方式中警醒。由此，顺乎民心，革新制度；重续传统，以文化人：重建21世纪中国的和谐、均衡的发展架构，这才是通向幸福中国的道路。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央视《新闻联播》播放了一组在街头随机采访普通人的新闻，记者基本上只提出一个简单问题：“你幸福吗？”接受采访的普通民众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趣的是，观众原以为“应该剪掉”的片段，原汁原味地呈现在屏幕上。所谓的“神回答”，以及人们回答时的种种神态.令人印象深刻。
过去三十年，经济建设是国家生活的中心.普通民众也都把创造和积累财富，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政府的施政纲领是增长主义，普通民众的心灵则是消费主义。到今天，中国人的物质占有量均有大幅度增加，中产阶级如潮水一般涌出国门旅游，中国企业也开始在全世界进行收购。
然而，一些中国人似乎并不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幸福、有人甚至认为，自己比以前更不幸福。其实，这一点并不奇怪。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它用多国实证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在有些国家，甚至会有所下降。此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或称幸福悖论。
而人们当然更爱幸福。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认为，幸福才是人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人更为有价值。古往今来的伦理学都是这样说的，各种宗教也都在教人获得和保有幸福。如果人们空有财富，而并无较高的幸福感，那他们绝不会满意。
一个对民众负责任的政府，施政的目标也应当瞄准幸福.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概念，旨在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国民的幸福感。当时，国家统计局也准备推出中国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几年来，各省市区参照国际标准，推出了一些自己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但各地五花八门的幸福指数，更像是分解细化的政府工作目标。
随后，“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渐成中国社会流行语。从崇拜CDP到追求幸福指数，是中国转变发展模式实施“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到2011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中，“幸福指数”再度频频出现，很多地方还提出将提升“幸福指数”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导向。
但迄今为止，仍未出现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得到公认的指标体系。目前既有之大多数关于“幸福”的测量方法.主要是在测量人们对物质需求以及一部分与物质紧密相关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度”。然而，这其实只是浅表层次的幸福，更深层次的幸福是很难测量的，比如，完全心理感受层面上的“幸福”。对个体而言，这一点已经较难测量，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的深层次幸福感的测量，或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说，幸福乃是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幸福关乎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尤其是自己对于自己的生命状态之评估；幸福也存在于人与人的健全、温馨之关系中。总之，幸福与人的生命状态有关，与制度当然也有关系.而与物质性财富的关系则较为疏远.因此.如果把幸福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那就必须超越统计迷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抛弃对物质主义的迷信。
也就是说，要提升幸福指数，民生建设乃是理所当然的核心内容。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推动公平正义，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秩序，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尊重。
当今中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忽视了先人的智慧，更忽视了执政党科学发展、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他们让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凌驾于社会综合、平衡的发展之上。固然，全力注重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的治国理念，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飞跃提供了全民共识的基础，对当今中国国力的强大居功至伟。但是，在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放慢一下自己的脚步，看看、想想，我们在奔跑之中遗漏了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有时不那么幸福。
在这个时刻，中国，当然主要是精英群体，需要痛下决心，把人本、民本的治国理念贯彻到日常的执政作为中。具体说，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要摈弃唯经济统计数据是从，甚至不惜与民争利、与民交恶的错误执政思路。我们的人民也要从日益物欲的生活方式中警醒。由此，顺乎民心，革新制度；重续传统，以文化人：重建21世纪中国的和谐、均衡的发展架构，这才是通向幸福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