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这样填选票
在西方国家，竞选活动往往是热烈而引人注目的，种种自我宣传或自我兜售，显现社会自由而生气蓬勃。但是民国时期的选举不然，人民对之冷漠，竞选者并不重视竞选活动。除南京、上海等较大的都市受外来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类似西方的竞选活动外，全国广大的农村是一片死寂，没有反应。青年党的喉舌《中国评论》有一篇社论这样写道：
全国新闻纸，看不见一篇竞选的好文章，更听不见什么富有政治性的选举演说，也没有一个政党公布他们如果执政将做些什么事情的政策。
常见的竞选方式是酒食邀宴，所谓“无酒无浆，不成道场”，竞选者邀请的是官场主持选务的官员，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乡保长……这些人控有选票，得他们的臂助，即可囊括一个地区的选票。酒食征逐之外，有人还会利用鸦片美色招待。致赠金钱礼物，已是一种贿赂的行为。
至于投票，人民对“神圣的一票”一无认识。20世纪初年（清末）的选举如此，20世纪中叶依然如此。《字林报》引述路透社的消息说，记者访问下层社会，一个匠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我只知道赚钱养家活口。”一个人力车夫说：“我是一个苦力，有保甲长替我做主就好。”其实何止是下层社会对选举冷漠，中上层有所认识的也寥寥无几。美联社驻中国的一位记者有一个总的批评：“中国人对大选毫无兴趣。”
投票的日期一再改动，但终于有了决定，国代投票日定在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立委在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国代、立委分开投票，不知增加了多少人力物力的浪费，一天可了的事，却要拉长为三天，更是令人不解。无论如何，投票启动了，每一个县市分别有数十个或数百个投票所。从人口的众多与地域的辽阔来看，显然还是不方便的。
投票的前夕，有些地方官曾派员宣示，敦促人民出动投票。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便在广播电台中呼吁人民踊跃投票。投票的当天，南京、上海均汽笛长鸣，南京还有飞机临空散发传单。
投票的场所大多设置在中小学校中，将学生的课桌排成写票与投票的区域，用指针告诉投票人进出的路线，形成一个简单的临时场所。
投票的程序是：验证、签名、发票、书写票、投票，一共五个步骤。选票有一个设计：票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顶端印有黑体字“国民大会代表（或立法委员）选票”字样，并加盖行政区的大印。国大代表选票是空白的，任由投票人填写候选人名字。立法委员的选票有了改进，选票上有候选人的名字，圈选即可。采用的是“无记名单记法”。
巡视一下全国各大城市投票的情形，据《申报》报道，北平投票日，天气阴冷，“市民投票欠踊跃”，“第一投票所（在青年馆）上午只有数十人投票”，“第五区的福音堂投票所，上午只有五十余票。铁路公会特种投票所人数最多，五百余张而已”。《大公报》对上海的报道，“一般民众在物价猛跳、生活日艰之际，对选举皆不感兴趣”，“估计全市第一日投票不过十余万张”，“一个投票所最高不过五千张，少则数十张”。三天投票下来，弃权者高达52%。青岛的报道：“第一日选民颇不振奋，区域投票冷落，竟日投票最多场所有三百人，少则数十人。”天津的报道：“各地秩序井然，各投票所的选民却不甚踊跃，每处不过数百人。”天津市长杜建时认为一般人民教育水准太低，难于提高投票的兴趣；因此，天津七十余万选民，投票者仅得六万八千余，其中废票高达三千三百余张。沈阳投票日“情形热烈”；福建林森县选举，“投票者寥寥”；杭州的自由业投票，大多弃权：“会计师的三十余票，全部弃权；三天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来投票。”
还有一些相关的记载，都说投票不热烈。如刘先云的回忆，谓湖北选举“平静而冷落”，湖北通城县“投票时，选民稀稀拉拉，断断续续，进度很慢。投了一天的票，为数甚少”。
投票冷落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在十一月至元月间举行投票，气候寒冷，冰天雪地，影响至大。再者，人民生活困苦，饥寒交迫，何来投票的兴趣。当时，国共交兵，物价飞涨，自顾不暇，要求毫无政治意识的人民去投票，几为奢望。
投票时也面临一个普遍的困难，多数选民不识字，不知如何投下“神圣”的一票，当局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请人代笔。过去已有代笔先例，国代、立委选举当然不会例外，代笔人多半是中小学生。史学家张玉法和谢培智在小学时，都曾经在山东家乡被拉去当写票员。三天下来，腰酸背痛。
但是有了写票员并未解决问题，下面引录写票员与投票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其错综复杂：
代写选票的有张庆生、杨光迪、张荫年和我。
投票刚进行半个多小时，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手拿选票，走到杨光迪代写选票桌前，递过选票。杨光迪接过选票来问道：“你老选谁？”老大娘说：“谁知道谁是谁呀，你看着写吧！”杨光迪解释说：“大娘，刘会文和唐紫园两位，您说选谁我就给您写谁。这是选举法的规定。”老大娘说：“我谁也不知道，你写谁都行啊！”杨光迪提笔在选票上写了“刘会文”。（崔玉庄《国大选举的回忆》）
投票人多半不知道谁是候选人，指导员或代写人不得不手点候选人名单，指指点点，代写的学童谓为“点秋香”。投票人出得门来，别人问他选了谁，“大多瞠目结舌无以回答”。
那时这样“弄”选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批评这次选举“多有不法而贻人口实”，口气颇感失望。一般的印象，都认为这次选举只是形式，或者是一个“过场”，并无实质意义。但是稍为深入观察，会发现舞弊贿赂非常普遍。个人的贿赂行为固然令人厌恶，严重的还是政府与党派的权势介入。
包办选举，上自中央，下至乡保，无处不在。国民党从提名候选人开始，便是一手包办的做法，该党中常会一再指示，党的提名人必须当选，甚至于候补的顺序都一一指明。但是，虽然三令五申要求张三、李四必须当选，还是有不服者起而竞争。许多国民党人得不到党的提名，便以“签署”方式参加竞选，加上地方派系的倾轧，同时国民党必须为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等背书，情况愈加复杂而呈现混乱。每一个选区出现三五个竞选者十分平常。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虽欲严加控制，事实上没有绝对的把握。 国民党欲从中央控制，而地方省市另有他们的利害关系，不能完全接受中央的命令。省与县之间也不完全一致。省主席握有实权，意欲一手独揽，管事官员从中牟利，也要分享杯羹，上下各显神通。
政府与党团进行控制，最简单的是配票。下面是一些实例。刘真说：“民国三十七年……我竟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他没有说高票是多少票。他根本没有回到家乡安徽去竞选，一切由党主控，他的得票是分配来的。刘先云竞选立法委员，于投票后三天接到电话，知道他“在（湖北）通县的选票已经按省党部方主委指示，分配六万张给邓翔宇”。刘先云的得票一定不少，当选之余，还可以将多出的票配给别人。刘先云不仅自己竞选，也为他人拉票。他为三青团的汤如炎奔走，因为汤的处境危殆，康泽（前三青团组织处长）要他前去湖南“跑一趟”，设法挽回汤的颓势。刘从武汉来到长沙，找到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王手中握有多方面的选情，知道某人要退选，便将其选票十余万张给了汤如炎，汤顺利“当选”。
另一位湖北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金绍先，自称施展“绝技”，自省主席万耀煌手中取得数万张选票；他是通过康泽的关系，直接向万耀煌要票。他说，万主席的手中“控有一位放弃竞选的女士选票二十余万张”，估计万主席给了他“三至五万张票”。黄通竞选南京市的立法委员，他有这样的记述：
[南京]投票的第一天（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青年部[即三青团]有人打电话给我，“你怎么不来拿票啊？我们这里的三百多张选举权证都在我这里，快来拿去”。我立刻派人去取来，就一大把扔进字纸篓。
不论黄“扔进字纸篓”的话是真是假，三青团控有选票是一个事实。
刘健群在贵州遵义竞选立法委员，遵义有选民三十三万余人，他说：“省方配了我二十七万票，配了[对手]吴六万票。”刘航琛说他当选四川立法委员，得了九十万票，这些票是“弄来的”。刘氏与四川地方军人关系密切，他的当选，来自地方军人的支持。湖南祁阳县国大代表，“中央核定蒋伏生为唯一候选人，进行选举时，选务所将二十万张选票集中在县城，由县党政机关填写选票工作，蒋伏生就这样当上了祁阳县国大代表”。
那时这样左右选举
以上是上层的控票举例，我们再看县市以下对选举的影响。县长左右选举的故事不少，湖北竹溪县陆树声与李燕竞争国代，县长某助陆，“叫人赶写陆票，换取李票……撬开匦子底板，先把李票取出，再把陆票换入，开票唱票时，陆票直线上升超过李票”。江苏崔锡麟在高邮竞选国大，他先拉关系取得了提名，后来，他以一百两黄金贿赂县长，取得了四十万张选票。其实他既已取得国民党的提名，大可不必贿赂，但为了保证当选，还是这样做了。他的自叙：
我并和县长约定，选前两日交换黄金代价与选票。一天深夜，我给县长送去一百两黄金等价的钞票，同时取回了四十万张选票，装了一大麻袋，我并未点数，全放在高邮农民银行（是我下属单位）。我发动行员近二十人，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把每张选票上“崔叔仙”的名字圈写好……投票前一天，我把圈好的选票送交县长。亲眼看到县长把这四十万张选票分封在十个区的投票箱内，加上省府封条，我才放心。
贵州黄平县国代选举，县长黄麟书指示说：
[选票]要掌握百分之八十在孙宏成身上，百分之十在刘文钊，余百分之十可在其他[四]候选人中每人散它一二票。这是内部指示，务必遵守。
江苏丹阳县国代名额，中央指令分配给青年党人。竞选展开之后，青年党俞康与国民党裴元鼎竞争。县长李日刚召集选务人员讲话，务必青年党人俞康当选。开票之日，俞票少于裴，“即将裴之得票所多的票数付之一炬，而易以空白票填上俞康之名”。论者谓这是一个“换龙盗凤”的做法。
乡保长亦同时卷入国代、立委选举。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党为剿共而恢复了保甲制度，一个乡保长可能控有数百至数千张选票，他们的重要性突然间显现出来。候选人暗中拉好他们，收买控制在他们手中的选举权证。有一位保长回忆说：“过去进城，哪个看得起你这个乡巴佬！这次进城，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拉，请来请去，还不是为了那几张选票？”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价，说：“要想我[乡]的选票，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岂能随便送人！”向乡保长拉票，变得困难起来。有一位乡长为其所支持的候选人竞选，“竟持枪入投票所，包填选票四千张。另一乡长则领取全乡选票，并不发出，据以勒贿选举”。当然乡保长并不真正具有实力，在他们的上面还有顶头上司，往往他们就成了被控制的对象。“许多县都把乡保长集中在乡公所，关起门来打好圈圈后，放入票箱里，就算是选举结果。”
无知的中小学生也被利用。中小学生被拉去替人写票，原是帮助解决文盲的困难，但竟被拉去代填代投，做了违反选举法的事情。例如四川合江县黄土乡中心小学的学生，说好是去代人写票，但因没有人来投票，“乡公所只有叫学生代填代投，完全包办”。湖北应山县两个中学生被拉去写票，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做了选票的手脚，硬要一个姓易的当选，一个姓杨的落选。他们打开票箱，看见姓杨的选票即将之拿出来，“夹在大衣内，跑到厕所，将选票丢在粪坑里，或点火烧掉”；“在厕所里搞多了，怕人发觉，就偷了带回学校烧。这样丢的丢、烧的烧，不知毁了几万张票”。湖南邵阳爱莲女师的学生被拉去写票，校长对学生说：“大家写杨继荣将军，他是一位有名的将领，要以他为邵阳人自豪。”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以上可以用集体舞弊行为概括之。个人的舞弊贿赂行为又如何？
个人的腐化舞弊大多与金钱有关，国大、立监委的选举中有不少例证。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个监察委员的贿赂案。云南省的监察委员选举，段克昌参加竞选。他估计要从云南省参议会中脱颖而出，最少需要20张票。他以每票一亿元法币（合黄金三两三钱）收买，一共买了19张票，关键性的一票是二亿元法币。后来有人在昆明益华银行查到段的一亿元连号支票16张，收款人都是省参议员。
四川仁寿县国代之争，唐式遵和潘文华两个地方上的军人，互不相让。最后，唐式遵以二亿元法币补偿潘文华而当选。湖北恩施国大代表之争，王献谷是地方大绅，郑子阳是县田粮处长。最后二人妥协，王以一栋洋房赠予郑作为补偿，取得国大代表资格。湖北自忠县（宣城）陈门智卖田二百亩贿选而成为国大代表，恩施张文和以三亿元法币取得对手的选票而当选立法委员。
选票有价，有的昂贵如上述种种，有的便宜，任意即可获取。在贫穷的地方，一些粮食或一点食盐便可交换选票，甚至于吃一碗面条，一杯水酒，即可拿走选举权证，以吸一口鸦片作为交换的也时有所闻。总之，个人之间的贿赂，司空见惯。
那时这样填选票
在西方国家，竞选活动往往是热烈而引人注目的，种种自我宣传或自我兜售，显现社会自由而生气蓬勃。但是民国时期的选举不然，人民对之冷漠，竞选者并不重视竞选活动。除南京、上海等较大的都市受外来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类似西方的竞选活动外，全国广大的农村是一片死寂，没有反应。青年党的喉舌《中国评论》有一篇社论这样写道：
全国新闻纸，看不见一篇竞选的好文章，更听不见什么富有政治性的选举演说，也没有一个政党公布他们如果执政将做些什么事情的政策。
常见的竞选方式是酒食邀宴，所谓“无酒无浆，不成道场”，竞选者邀请的是官场主持选务的官员，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乡保长……这些人控有选票，得他们的臂助，即可囊括一个地区的选票。酒食征逐之外，有人还会利用鸦片美色招待。致赠金钱礼物，已是一种贿赂的行为。
至于投票，人民对“神圣的一票”一无认识。20世纪初年（清末）的选举如此，20世纪中叶依然如此。《字林报》引述路透社的消息说，记者访问下层社会，一个匠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我只知道赚钱养家活口。”一个人力车夫说：“我是一个苦力，有保甲长替我做主就好。”其实何止是下层社会对选举冷漠，中上层有所认识的也寥寥无几。美联社驻中国的一位记者有一个总的批评：“中国人对大选毫无兴趣。”
投票的日期一再改动，但终于有了决定，国代投票日定在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立委在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国代、立委分开投票，不知增加了多少人力物力的浪费，一天可了的事，却要拉长为三天，更是令人不解。无论如何，投票启动了，每一个县市分别有数十个或数百个投票所。从人口的众多与地域的辽阔来看，显然还是不方便的。
投票的前夕，有些地方官曾派员宣示，敦促人民出动投票。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便在广播电台中呼吁人民踊跃投票。投票的当天，南京、上海均汽笛长鸣，南京还有飞机临空散发传单。
投票的场所大多设置在中小学校中，将学生的课桌排成写票与投票的区域，用指针告诉投票人进出的路线，形成一个简单的临时场所。
投票的程序是：验证、签名、发票、书写票、投票，一共五个步骤。选票有一个设计：票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顶端印有黑体字“国民大会代表（或立法委员）选票”字样，并加盖行政区的大印。国大代表选票是空白的，任由投票人填写候选人名字。立法委员的选票有了改进，选票上有候选人的名字，圈选即可。采用的是“无记名单记法”。
巡视一下全国各大城市投票的情形，据《申报》报道，北平投票日，天气阴冷，“市民投票欠踊跃”，“第一投票所（在青年馆）上午只有数十人投票”，“第五区的福音堂投票所，上午只有五十余票。铁路公会特种投票所人数最多，五百余张而已”。《大公报》对上海的报道，“一般民众在物价猛跳、生活日艰之际，对选举皆不感兴趣”，“估计全市第一日投票不过十余万张”，“一个投票所最高不过五千张，少则数十张”。三天投票下来，弃权者高达52%。青岛的报道：“第一日选民颇不振奋，区域投票冷落，竟日投票最多场所有三百人，少则数十人。”天津的报道：“各地秩序井然，各投票所的选民却不甚踊跃，每处不过数百人。”天津市长杜建时认为一般人民教育水准太低，难于提高投票的兴趣；因此，天津七十余万选民，投票者仅得六万八千余，其中废票高达三千三百余张。沈阳投票日“情形热烈”；福建林森县选举，“投票者寥寥”；杭州的自由业投票，大多弃权：“会计师的三十余票，全部弃权；三天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来投票。”
还有一些相关的记载，都说投票不热烈。如刘先云的回忆，谓湖北选举“平静而冷落”，湖北通城县“投票时，选民稀稀拉拉，断断续续，进度很慢。投了一天的票，为数甚少”。
投票冷落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在十一月至元月间举行投票，气候寒冷，冰天雪地，影响至大。再者，人民生活困苦，饥寒交迫，何来投票的兴趣。当时，国共交兵，物价飞涨，自顾不暇，要求毫无政治意识的人民去投票，几为奢望。
投票时也面临一个普遍的困难，多数选民不识字，不知如何投下“神圣”的一票，当局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请人代笔。过去已有代笔先例，国代、立委选举当然不会例外，代笔人多半是中小学生。史学家张玉法和谢培智在小学时，都曾经在山东家乡被拉去当写票员。三天下来，腰酸背痛。
但是有了写票员并未解决问题，下面引录写票员与投票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其错综复杂：
代写选票的有张庆生、杨光迪、张荫年和我。
投票刚进行半个多小时，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手拿选票，走到杨光迪代写选票桌前，递过选票。杨光迪接过选票来问道：“你老选谁？”老大娘说：“谁知道谁是谁呀，你看着写吧！”杨光迪解释说：“大娘，刘会文和唐紫园两位，您说选谁我就给您写谁。这是选举法的规定。”老大娘说：“我谁也不知道，你写谁都行啊！”杨光迪提笔在选票上写了“刘会文”。（崔玉庄《国大选举的回忆》）
投票人多半不知道谁是候选人，指导员或代写人不得不手点候选人名单，指指点点，代写的学童谓为“点秋香”。投票人出得门来，别人问他选了谁，“大多瞠目结舌无以回答”。
那时这样“弄”选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批评这次选举“多有不法而贻人口实”，口气颇感失望。一般的印象，都认为这次选举只是形式，或者是一个“过场”，并无实质意义。但是稍为深入观察，会发现舞弊贿赂非常普遍。个人的贿赂行为固然令人厌恶，严重的还是政府与党派的权势介入。
包办选举，上自中央，下至乡保，无处不在。国民党从提名候选人开始，便是一手包办的做法，该党中常会一再指示，党的提名人必须当选，甚至于候补的顺序都一一指明。但是，虽然三令五申要求张三、李四必须当选，还是有不服者起而竞争。许多国民党人得不到党的提名，便以“签署”方式参加竞选，加上地方派系的倾轧，同时国民党必须为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等背书，情况愈加复杂而呈现混乱。每一个选区出现三五个竞选者十分平常。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虽欲严加控制，事实上没有绝对的把握。 国民党欲从中央控制，而地方省市另有他们的利害关系，不能完全接受中央的命令。省与县之间也不完全一致。省主席握有实权，意欲一手独揽，管事官员从中牟利，也要分享杯羹，上下各显神通。
政府与党团进行控制，最简单的是配票。下面是一些实例。刘真说：“民国三十七年……我竟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他没有说高票是多少票。他根本没有回到家乡安徽去竞选，一切由党主控，他的得票是分配来的。刘先云竞选立法委员，于投票后三天接到电话，知道他“在（湖北）通县的选票已经按省党部方主委指示，分配六万张给邓翔宇”。刘先云的得票一定不少，当选之余，还可以将多出的票配给别人。刘先云不仅自己竞选，也为他人拉票。他为三青团的汤如炎奔走，因为汤的处境危殆，康泽（前三青团组织处长）要他前去湖南“跑一趟”，设法挽回汤的颓势。刘从武汉来到长沙，找到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王手中握有多方面的选情，知道某人要退选，便将其选票十余万张给了汤如炎，汤顺利“当选”。
另一位湖北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金绍先，自称施展“绝技”，自省主席万耀煌手中取得数万张选票；他是通过康泽的关系，直接向万耀煌要票。他说，万主席的手中“控有一位放弃竞选的女士选票二十余万张”，估计万主席给了他“三至五万张票”。黄通竞选南京市的立法委员，他有这样的记述：
[南京]投票的第一天（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青年部[即三青团]有人打电话给我，“你怎么不来拿票啊？我们这里的三百多张选举权证都在我这里，快来拿去”。我立刻派人去取来，就一大把扔进字纸篓。
不论黄“扔进字纸篓”的话是真是假，三青团控有选票是一个事实。
刘健群在贵州遵义竞选立法委员，遵义有选民三十三万余人，他说：“省方配了我二十七万票，配了[对手]吴六万票。”刘航琛说他当选四川立法委员，得了九十万票，这些票是“弄来的”。刘氏与四川地方军人关系密切，他的当选，来自地方军人的支持。湖南祁阳县国大代表，“中央核定蒋伏生为唯一候选人，进行选举时，选务所将二十万张选票集中在县城，由县党政机关填写选票工作，蒋伏生就这样当上了祁阳县国大代表”。
那时这样左右选举
以上是上层的控票举例，我们再看县市以下对选举的影响。县长左右选举的故事不少，湖北竹溪县陆树声与李燕竞争国代，县长某助陆，“叫人赶写陆票，换取李票……撬开匦子底板，先把李票取出，再把陆票换入，开票唱票时，陆票直线上升超过李票”。江苏崔锡麟在高邮竞选国大，他先拉关系取得了提名，后来，他以一百两黄金贿赂县长，取得了四十万张选票。其实他既已取得国民党的提名，大可不必贿赂，但为了保证当选，还是这样做了。他的自叙：
我并和县长约定，选前两日交换黄金代价与选票。一天深夜，我给县长送去一百两黄金等价的钞票，同时取回了四十万张选票，装了一大麻袋，我并未点数，全放在高邮农民银行（是我下属单位）。我发动行员近二十人，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把每张选票上“崔叔仙”的名字圈写好……投票前一天，我把圈好的选票送交县长。亲眼看到县长把这四十万张选票分封在十个区的投票箱内，加上省府封条，我才放心。
贵州黄平县国代选举，县长黄麟书指示说：
[选票]要掌握百分之八十在孙宏成身上，百分之十在刘文钊，余百分之十可在其他[四]候选人中每人散它一二票。这是内部指示，务必遵守。
江苏丹阳县国代名额，中央指令分配给青年党人。竞选展开之后，青年党俞康与国民党裴元鼎竞争。县长李日刚召集选务人员讲话，务必青年党人俞康当选。开票之日，俞票少于裴，“即将裴之得票所多的票数付之一炬，而易以空白票填上俞康之名”。论者谓这是一个“换龙盗凤”的做法。
乡保长亦同时卷入国代、立委选举。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党为剿共而恢复了保甲制度，一个乡保长可能控有数百至数千张选票，他们的重要性突然间显现出来。候选人暗中拉好他们，收买控制在他们手中的选举权证。有一位保长回忆说：“过去进城，哪个看得起你这个乡巴佬！这次进城，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拉，请来请去，还不是为了那几张选票？”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价，说：“要想我[乡]的选票，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岂能随便送人！”向乡保长拉票，变得困难起来。有一位乡长为其所支持的候选人竞选，“竟持枪入投票所，包填选票四千张。另一乡长则领取全乡选票，并不发出，据以勒贿选举”。当然乡保长并不真正具有实力，在他们的上面还有顶头上司，往往他们就成了被控制的对象。“许多县都把乡保长集中在乡公所，关起门来打好圈圈后，放入票箱里，就算是选举结果。”
无知的中小学生也被利用。中小学生被拉去替人写票，原是帮助解决文盲的困难，但竟被拉去代填代投，做了违反选举法的事情。例如四川合江县黄土乡中心小学的学生，说好是去代人写票，但因没有人来投票，“乡公所只有叫学生代填代投，完全包办”。湖北应山县两个中学生被拉去写票，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做了选票的手脚，硬要一个姓易的当选，一个姓杨的落选。他们打开票箱，看见姓杨的选票即将之拿出来，“夹在大衣内，跑到厕所，将选票丢在粪坑里，或点火烧掉”；“在厕所里搞多了，怕人发觉，就偷了带回学校烧。这样丢的丢、烧的烧，不知毁了几万张票”。湖南邵阳爱莲女师的学生被拉去写票，校长对学生说：“大家写杨继荣将军，他是一位有名的将领，要以他为邵阳人自豪。”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以上可以用集体舞弊行为概括之。个人的舞弊贿赂行为又如何？
个人的腐化舞弊大多与金钱有关，国大、立监委的选举中有不少例证。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个监察委员的贿赂案。云南省的监察委员选举，段克昌参加竞选。他估计要从云南省参议会中脱颖而出，最少需要20张票。他以每票一亿元法币（合黄金三两三钱）收买，一共买了19张票，关键性的一票是二亿元法币。后来有人在昆明益华银行查到段的一亿元连号支票16张，收款人都是省参议员。
四川仁寿县国代之争，唐式遵和潘文华两个地方上的军人，互不相让。最后，唐式遵以二亿元法币补偿潘文华而当选。湖北恩施国大代表之争，王献谷是地方大绅，郑子阳是县田粮处长。最后二人妥协，王以一栋洋房赠予郑作为补偿，取得国大代表资格。湖北自忠县（宣城）陈门智卖田二百亩贿选而成为国大代表，恩施张文和以三亿元法币取得对手的选票而当选立法委员。
选票有价，有的昂贵如上述种种，有的便宜，任意即可获取。在贫穷的地方，一些粮食或一点食盐便可交换选票，甚至于吃一碗面条，一杯水酒，即可拿走选举权证，以吸一口鸦片作为交换的也时有所闻。总之，个人之间的贿赂，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