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载体，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是实现通识教育的好路径。 关键词：高校；大学语文；民族文化 语言学家胡明扬在《咬文嚼字》中讲过这么一件事：他曾经收到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学者的来信，信封上赫然写着“胡明扬先生敬启”。“敬启”两个字让胡先生很费解，“是让我恭恭敬敬地拆开这封信?”因为汉语的习惯，“敬”字放在“启”字前面是对“启”字起修饰作用，表达的不是对收信人的尊敬，结果令胡先生啼笑皆非。在当下的大学里，很多大学生的汉语水平日渐使人觉得“可怕”，有“百字申请书出现28个错别字”的现象：也有不懂汉语拼音、毕业论文词不达意的现象：很多人对经史子集等传统国学的修养平平，写不出流畅优美的文章：即便是日常的应用文写作也难写规范，种种现象应引发我们对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再思考。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指出，高等院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同年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提出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郑志明在招生说明会上也谈到“我们的理工科学生必须要学习语文!”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率先响应。“语文”这个字眼似乎又以矫健之姿，重新回到了高校的课堂上，使人在赞叹之余充满了期待。但在以后的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大学语文是否一反常态地改变了自己的“鸡肋”角色而被列入“正册”了呢? 据了解，北大教务处曾征求过各理科院系领导的意见，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都认为有必要开设大学语文课，而且认为对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增强人文素养、加强写作能力都有帮助。但一落实到课程安排，一些院系又都舍不得把必修的学分“掰”出一块给大学语文课。有些院校即使是开了大学语文课，学生阅读英语的时间也是中文的六倍以上，甚至更多。某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俄语、德语、日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是3个学分，48个学时，大学语文只有2个学分，30个学时，这样少的课时，要讲授规定的135篇课文，的确勉为其难。其实，在大家的内心深处，大学语文课程，既缺乏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也没有英语四六级考试那样的“尚方宝剑”。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的大学语文，其边缘化状态仍在延续。汉语教育“外热内冷”的现象仍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观。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充满忧虑，担心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失传了，要发生断层了，于是有人呼吁“我们应像保卫黄河一样保卫我们的汉语”。所以怎样真正重视大学语文，强化大学语文教学。激发大学生对母语文化的兴趣，传承和光大中华文化是我们当下要重视和研究的课题。 一、开设大学语文是对母语的一种捍卫 现在大学生用于学英语的时间非常多，很少有时间看文化素质方面的书。如果你问一个大学生或研究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是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专业课考试。究其原因，现有教育体系对汉语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与英语教学的贯穿始终相比，汉语教学在进入大学阶段之后，除去一些文科专业外已经基本取消，结果在大学里，出现“学历越高，汉语越差”的现象比比皆是。 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说，问学生从理科大楼到北大西门怎么走。结果没一个能说得既简洁又准确：在“汉语言文字大赛上”也有中国学生败给留学生队的尴尬，更令人汗颜的是，一次某高校一位外教在黑板上写了句孔子的话，问这是谁说的，全班没人能做正确的回答。 《辞海》对母语的阐释是：“母语，指儿童习得的第一语言。多为本民族或本国语言。”母语是民族文化之源，一个民族是靠它的文化站立起来的，汉语言文字承载着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容纳着中华文化天然资源，承担着光大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日本著名文化学家岸根卓郎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中说“放弃母语，就是通向亡国的捷径。”当下，警惕母语教育的滑坡绝不是危言耸听，增强对母语的教育意识，就是对母语的一种捍卫。 以色列人的母语是希伯来文，他们从建国之初的90％的人不会用希伯来文的悲惨事实中觉悟到：一个没有本国文字和文化的民族。不能立足于世界。通过努力，希伯来语言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官方语言。法国政府更是不惜血本来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他们甚至为确保自己语言的纯洁性已经把保卫法语的条款写入了宪法。日军侵华期间，强行在中国东北推行日语就是明证，侵略者头目昭田龟二叫嚣说“派100名教师去教中国人学日语，效果可能比派100个师团去镇压更管用，” 孔庆东教授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人类，是一个单纯的英语的世界，还是一个保持多元文化生命的世界?有人预计英语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语文和国际普通话”正成为一种“宰制性的霸权”。英国波士顿大学彼得，伯格在《多种多样的全球化》这本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毫无个性的普遍主义，多样性是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文化也正是这样，文化的生存需要语言的多样性。一种语言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某一方面智慧的生长，语言消失了，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消失了，文化的多样性消失了，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丰富多彩。显而易见，在大学里加强母语教育正是为了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又将推动完整的全球化。笔者认为，在大学中过分重视英语，消退对语文教育的认识与做法，是对全球化的片面误读，也完全有可能扼杀汉语的民族意义。 所以，增强对母语的教育意识，在高校中给大学语文一个合理的定位，真正转变大学语文在高校中的鸡肋角色，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更是对我们母语的一种捍卫。 二、大学语文是实施通识教育的好路径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则笑话，上帝听说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一直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有些过意不去，决定帮一下中国，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让爱因斯坦、爱迪生、牛顿、达尔文、门捷列夫等天才投胎中国大陆，然而，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社会大环境下，喜欢幻想的爱因斯坦被诊断为妄想症，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爱迪生天资聪颖，但严重偏科，没能考上大学，结果只好到一家灯泡厂当推销员；牛顿成绩很好，但脾气古怪，虽然毕业于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物理系，却因文章不合章法无从发表，在学术界永无出头之日：达尔文高中时酷爱地理和生物，但在高中文理分科时，因地理和生物分别文科班和理科班而没了主意，最后考入一所旅游学校：门捷列夫倒是考入名牌大学化学系博士，却因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处处遭人排挤，终于忍无可忍选择去见上帝。这则笑话颇耐人寻味。戏谑之余道出了现行的教育体制
中某些缺陷。北大中文系著名学者温儒敏指出。如今的大学生，早在高中阶段就分了文理科，理工科大学生的语文底子普遍较差，如不开好大学语文课，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发展后劲都会受影响。因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是实现通识教育的好路径， 通识教育一词是在1829年由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教授(Alpheus Spring Packard)提出的目，真正实行起来是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历史上曾掀起过三次通识教育运动，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有芝加哥校长推动的“阅读名著运动、跨学科课程”。第二次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哈佛大学著名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掀起的。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由哈福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提出的核心课程而引发的。罗索夫斯基所制定的哈佛大学“核心课程计划”要求学生必修6个方面的核心课程：文学与艺术、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分析、外国文化、道德理性，目的在于确保知识的广度与平衡，掌握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其核心课程理念对美国的通识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现在，美国的文理综合本科教育的特点就在于本科阶段不分系科和专业，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这种通识教育给予学生宽口径的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事实上。由于文理综合本科学院培养的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为美国社会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人才。 我国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就提出要培养“硕学闳菜”，要“融通文理科之界限”。主张文理兼习。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针对学生过于重视实用学科的情况，实行新生入学部分专业的制度。后为西南联大所继承。梅贻琦更是在《大学一解》中指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徐中玉也曾说：中国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有着比较久的历史。1934年我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学校就开设有大学语文课程。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里也都开设大学语文课。但是从1952年开始，大学语文课在高校的课堂上消失了，直到1978年才得以恢复。1978年，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全国的高校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当时的目的有四点：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影响世界。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先辈们曾多次播撒过人文教育的火种。 众所周知，我国大学就整体而言实行的还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已跟不上培养创型人才的步伐。通识教育这一理念虽然在国内日益受到重视，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其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功利性的传授基本知识、技能等的教育，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存在着重重阻隔。而就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大学通过开设人文学科，必然对提高学生的人文内涵，尤其是培养传统民族文化素养有所裨益。2004年，内地及台港澳学者在探讨大学语文是人文通识课还是素质课这一问题时一致指出：要通过大学语文把大学生培养成“沟通文理两科的通才”。语文是民族文化之源，认同母语就是认同民族文化，加强母语教育就是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因此在大学开设大学语文的确是我国高等教育实施通识教育的好路径， 世界关注中国的崛起。目前，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4000多万，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孔子学院在国外已经建成60多所，这种全球学习汉语热的现象说明了中国国力的强盛，说明了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而在世界学汉语热的大环境下，我们不能让国人的汉语水平日益下降了。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说：“中文乃是一切中国人心灵之依托，只要中文常在，必然汉魂不朽。”我们期待着。
摘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载体，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是实现通识教育的好路径。 关键词：高校；大学语文；民族文化 语言学家胡明扬在《咬文嚼字》中讲过这么一件事：他曾经收到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学者的来信，信封上赫然写着“胡明扬先生敬启”。“敬启”两个字让胡先生很费解，“是让我恭恭敬敬地拆开这封信?”因为汉语的习惯，“敬”字放在“启”字前面是对“启”字起修饰作用，表达的不是对收信人的尊敬，结果令胡先生啼笑皆非。在当下的大学里，很多大学生的汉语水平日渐使人觉得“可怕”，有“百字申请书出现28个错别字”的现象：也有不懂汉语拼音、毕业论文词不达意的现象：很多人对经史子集等传统国学的修养平平，写不出流畅优美的文章：即便是日常的应用文写作也难写规范，种种现象应引发我们对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再思考。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指出，高等院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同年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提出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郑志明在招生说明会上也谈到“我们的理工科学生必须要学习语文!”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率先响应。“语文”这个字眼似乎又以矫健之姿，重新回到了高校的课堂上，使人在赞叹之余充满了期待。但在以后的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大学语文是否一反常态地改变了自己的“鸡肋”角色而被列入“正册”了呢? 据了解，北大教务处曾征求过各理科院系领导的意见，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都认为有必要开设大学语文课，而且认为对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增强人文素养、加强写作能力都有帮助。但一落实到课程安排，一些院系又都舍不得把必修的学分“掰”出一块给大学语文课。有些院校即使是开了大学语文课，学生阅读英语的时间也是中文的六倍以上，甚至更多。某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俄语、德语、日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是3个学分，48个学时，大学语文只有2个学分，30个学时，这样少的课时，要讲授规定的135篇课文，的确勉为其难。其实，在大家的内心深处，大学语文课程，既缺乏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也没有英语四六级考试那样的“尚方宝剑”。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的大学语文，其边缘化状态仍在延续。汉语教育“外热内冷”的现象仍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观。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充满忧虑，担心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失传了，要发生断层了，于是有人呼吁“我们应像保卫黄河一样保卫我们的汉语”。所以怎样真正重视大学语文，强化大学语文教学。激发大学生对母语文化的兴趣，传承和光大中华文化是我们当下要重视和研究的课题。 一、开设大学语文是对母语的一种捍卫 现在大学生用于学英语的时间非常多，很少有时间看文化素质方面的书。如果你问一个大学生或研究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是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专业课考试。究其原因，现有教育体系对汉语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与英语教学的贯穿始终相比，汉语教学在进入大学阶段之后，除去一些文科专业外已经基本取消，结果在大学里，出现“学历越高，汉语越差”的现象比比皆是。 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说，问学生从理科大楼到北大西门怎么走。结果没一个能说得既简洁又准确：在“汉语言文字大赛上”也有中国学生败给留学生队的尴尬，更令人汗颜的是，一次某高校一位外教在黑板上写了句孔子的话，问这是谁说的，全班没人能做正确的回答。 《辞海》对母语的阐释是：“母语，指儿童习得的第一语言。多为本民族或本国语言。”母语是民族文化之源，一个民族是靠它的文化站立起来的，汉语言文字承载着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容纳着中华文化天然资源，承担着光大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日本著名文化学家岸根卓郎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中说“放弃母语，就是通向亡国的捷径。”当下，警惕母语教育的滑坡绝不是危言耸听，增强对母语的教育意识，就是对母语的一种捍卫。 以色列人的母语是希伯来文，他们从建国之初的90％的人不会用希伯来文的悲惨事实中觉悟到：一个没有本国文字和文化的民族。不能立足于世界。通过努力，希伯来语言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官方语言。法国政府更是不惜血本来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他们甚至为确保自己语言的纯洁性已经把保卫法语的条款写入了宪法。日军侵华期间，强行在中国东北推行日语就是明证，侵略者头目昭田龟二叫嚣说“派100名教师去教中国人学日语，效果可能比派100个师团去镇压更管用，” 孔庆东教授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人类，是一个单纯的英语的世界，还是一个保持多元文化生命的世界?有人预计英语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语文和国际普通话”正成为一种“宰制性的霸权”。英国波士顿大学彼得，伯格在《多种多样的全球化》这本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毫无个性的普遍主义，多样性是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文化也正是这样，文化的生存需要语言的多样性。一种语言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某一方面智慧的生长，语言消失了，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消失了，文化的多样性消失了，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丰富多彩。显而易见，在大学里加强母语教育正是为了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又将推动完整的全球化。笔者认为，在大学中过分重视英语，消退对语文教育的认识与做法，是对全球化的片面误读，也完全有可能扼杀汉语的民族意义。 所以，增强对母语的教育意识，在高校中给大学语文一个合理的定位，真正转变大学语文在高校中的鸡肋角色，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更是对我们母语的一种捍卫。 二、大学语文是实施通识教育的好路径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则笑话，上帝听说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一直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有些过意不去，决定帮一下中国，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让爱因斯坦、爱迪生、牛顿、达尔文、门捷列夫等天才投胎中国大陆，然而，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社会大环境下，喜欢幻想的爱因斯坦被诊断为妄想症，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爱迪生天资聪颖，但严重偏科，没能考上大学，结果只好到一家灯泡厂当推销员；牛顿成绩很好，但脾气古怪，虽然毕业于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物理系，却因文章不合章法无从发表，在学术界永无出头之日：达尔文高中时酷爱地理和生物，但在高中文理分科时，因地理和生物分别文科班和理科班而没了主意，最后考入一所旅游学校：门捷列夫倒是考入名牌大学化学系博士，却因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处处遭人排挤，终于忍无可忍选择去见上帝。这则笑话颇耐人寻味。戏谑之余道出了现行的教育体制
中某些缺陷。北大中文系著名学者温儒敏指出。如今的大学生，早在高中阶段就分了文理科，理工科大学生的语文底子普遍较差，如不开好大学语文课，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发展后劲都会受影响。因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是实现通识教育的好路径， 通识教育一词是在1829年由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教授(Alpheus Spring Packard)提出的目，真正实行起来是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历史上曾掀起过三次通识教育运动，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有芝加哥校长推动的“阅读名著运动、跨学科课程”。第二次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哈佛大学著名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掀起的。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由哈福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提出的核心课程而引发的。罗索夫斯基所制定的哈佛大学“核心课程计划”要求学生必修6个方面的核心课程：文学与艺术、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分析、外国文化、道德理性，目的在于确保知识的广度与平衡，掌握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其核心课程理念对美国的通识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现在，美国的文理综合本科教育的特点就在于本科阶段不分系科和专业，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这种通识教育给予学生宽口径的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事实上。由于文理综合本科学院培养的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为美国社会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人才。 我国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就提出要培养“硕学闳菜”，要“融通文理科之界限”。主张文理兼习。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针对学生过于重视实用学科的情况，实行新生入学部分专业的制度。后为西南联大所继承。梅贻琦更是在《大学一解》中指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徐中玉也曾说：中国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有着比较久的历史。1934年我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学校就开设有大学语文课程。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里也都开设大学语文课。但是从1952年开始，大学语文课在高校的课堂上消失了，直到1978年才得以恢复。1978年，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全国的高校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当时的目的有四点：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影响世界。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先辈们曾多次播撒过人文教育的火种。 众所周知，我国大学就整体而言实行的还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已跟不上培养创型人才的步伐。通识教育这一理念虽然在国内日益受到重视，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其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功利性的传授基本知识、技能等的教育，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存在着重重阻隔。而就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大学通过开设人文学科，必然对提高学生的人文内涵，尤其是培养传统民族文化素养有所裨益。2004年，内地及台港澳学者在探讨大学语文是人文通识课还是素质课这一问题时一致指出：要通过大学语文把大学生培养成“沟通文理两科的通才”。语文是民族文化之源，认同母语就是认同民族文化，加强母语教育就是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因此在大学开设大学语文的确是我国高等教育实施通识教育的好路径， 世界关注中国的崛起。目前，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4000多万，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孔子学院在国外已经建成60多所，这种全球学习汉语热的现象说明了中国国力的强盛，说明了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而在世界学汉语热的大环境下，我们不能让国人的汉语水平日益下降了。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说：“中文乃是一切中国人心灵之依托，只要中文常在，必然汉魂不朽。”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