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学习了2013年10月21日发布的北京市2014-2016年中、高考和中、高招框架方案和一些网民们的反馈，使我对目前外语教育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有了一些思考，想提出来与同行们一起探讨。
排除偏见，正确认识外语教育对国家发展的作用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国，人们对于外语教育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张志公先生(1991)曾说过：“中国一百多年来不正常的外语流行史，对正常的外语教学的开展颇为不利。”中国近代的外语教学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开了我们的大门之际，迫不得已才开始教学外语的。懂得外语的通事（译员）及后来为洋人办事的买办，被人们称作“二毛子”“假洋鬼子”，可见社会对从事外语工作者的鄙视。
由于历史的因素，英语曾被看做帝国主义语言，学习和使用英语的人自然有崇洋媚外之嫌。加上语言心理障碍和外语学习困难等原因，外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曲折，充满艰辛。建国以后，外语政策摇摆不定，时而初中取消外语，时而又恢复；时而重俄语轻英语，时而重英语轻俄语。文革期间“不学ABC 照样闹革命”，读外语无用论盛行，外语教育受到严重的摧残。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恢复了联合国地位以后，外语的地位才逐步得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外语教育的作用为社会普遍承认, 外语教育的地位节节提升。在中小学, 外语学科与语文, 数学并列为主要基础学科之一。高考必考外语使得一些有特长的但外语成绩差的考生难以上大学。在社会上, 各种职业招聘标准都要加上外语考试成绩, 外语资格证成了录用机构拒聘的" 杀手锏" 了。外语成绩上不去也成了高校招收特殊人才的障碍。职业学校不论专业特点都要求学习外语, 不但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而且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外语学习低龄化, 家长争相送低幼儿童上英语培训班, 无疑加重了孩子的负担和家庭的经济压力。出国热带来的外语热, 使得人才外流。此外，相当多的人认为, 外语热影响了汉语学习, 甚至担心年轻人丧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于是乎外语成了众矢之的了。有人竟在网上喊叫“去外语化”“外语从高考中滚出去”，这多少使人感到文革期间那种对外语的偏见又有所抬头。
改革开放在这些年大大地促进了外语教育，提高了外语教育的地位，使其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然而，外语教育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实际上，外语教育对发展国际交流、科技进步、经济建设、文化艺术乃至军事外交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世人瞩目。外语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领域的交流。过去外国人来华教学、办学。而今中国人也可到外国去办阳光学校，不仅教亿万华人的子女，而且办孔子学院教洋人汉语和汉文化。这没有外语水平高的汉语师资是不可能做到的。30多年来我国实力空前增强，但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影响力还显得不够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外语水平还不够高。就
整体而言，我国大陆的外语人才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高端的英语和多语种的外语人才奇缺，目前能够胜任世界组织中的领军人物还寥寥无几。现在，我们毫无理由满足于外语教育已有的进步。
近35年外语教育的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应该在已取得的进步的基础上分析问题，科学地制定政策，使外语教育持续发展，而不可削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端正对外语教育作用的认识，排除对外语的偏见。
正确认识外语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双重性质及外语与汉语教学的关系
有人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给外语教育降火退烧，让其回归工具属性，保证母语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使其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对此高论实在难以苟同。受篇幅所限这里先不谈高等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而且外语教育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下着重讨论外语教育的“属性”及其与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外语教育仅具有工具性吗？回眸历史不难看出，这个问题一直到21世纪初才有了答案。特别是《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 》明确提出了“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教育部,2012) 。就人文性而言，“英语课程承担着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任务，即学生通过英语课程能够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形成跨文化意识，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创新能力，形成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当今，外语已成为中小学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单是因为外语赋予青少年基础的外语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公民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这个教学目标，没有外语单靠其他学科（包括语文科）是难以达到的。所以，现在仅认为外语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应该被时代淘汰了。而唱这种论调来贬低外语的人该更新观念了，否则只会误导大众, 也会误导那些糊涂的教育部门的领导。
外语课影响母语教学占主导地位了吗？从来没有！我本人参加过上个世纪末的教学大纲设计，语文和数学的课时一直居于主要地位。新世纪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规定，语文课时占总课时的20-22%，数学占13-15%，外语占6-8%。
外语教育发展必定会影响语文的教学吗？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对语文学习不够重视或兴趣不大？实际上，中国当今的确缺少像赵元任、胡适、林语堂、季羡林、钱钟书、王力、吕叔湘等学贯中西、中外文水平极高的人才。需要反思的是，建国以后，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够重视，造成今天汉语教学的问题和传统文化的缺失；另外，语文教学改革是否有待加强？如何使学生在当今开放的形势下对语文学习感兴趣？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再举一例，电脑使用影响了汉字的使用，央视举办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开展全民汉字听写活动就很好。可喜的是，杭州和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表现突出。这说明什么？恰好说明汉语和外语均为语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不能说明学好了外语就影响了语文学习。
两者表面对立，实际质是统一的。
提高高考语文分值这种功利主义的办法固然能够刺激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而语文课不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加强改革的力度，恐怕也难以达到理想的目的。
其实，加强了外语教育是会促进汉语教育的，不但会使学习者通过外语学习（英汉翻译、对比）领会母语的魅力，而且会促进对外汉语（孔子学院）教学及合作办学，把中国的学校办出国门！所以说，加强外语教育必然会促进汉语教育和弘扬中华文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过去一向是谈西化，现在要谈“东化”；过去是西学东渐，今天也要东学西渐。而要达此目的，外语水平不高行吗？
外语高考社会化的利与弊
2013年12月7日中国教育报报道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是个好方案。因为，它将考试与招生分离，并建立健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多元录取的机制，改变靠“一张考卷定终身”的状况；建立分类考试机制以体现教育的公平性；探索高考“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等，使考生有了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成绩。
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将外语从高考中拿出来放到社会等级考试中，加上降低高考分值等做法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学校外语教学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学生对外语学科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特别会影响薄弱地区和学校的外语教学。这样是否会加剧教育的不公平？社会化等级考试已经试验了好些年了，据我所知，小学生和初中生为了得到相关证书上优质学校, 会参加一级（相当于中考水平），甚至二级（相当于高考）考试。可以预见，一旦外语中、高考推向社会，那些热衷求得考试证书的学生就可能忽视正常的课堂外语教学，尤其是高中学生会一头扎到级别考试的应试中去，结果出现课堂上学生缺席多，而培训学校人满为患的现象。其实，中小学外语教材编写与教学是按照学生认知规律进行的，能为学生打好坚实基础。如果，一味搞应试、求高分，缺乏扎实的基础，所谓“高分低能”，即使升了学、出了国，外语水平也难以提高。要防止这一问题出现，应采取措施保证初中教学和高中必修模块教学结束，高中会考应严格要求，使学生切实具有良好的基础，然后让他们选修，给予他们充分的个性发展空间。否则，降低了基础外语教学水平，把教学的负担转移到高校，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关于外语高考分值要不要降低以及降多少的问题，需要有科学的依据，不可凭领导拍脑袋决定，也不能随众，听凭网上的呼声而定。好在还有一段实验的阶段，要做调查，了解高考因外语成绩影响上高校的人数比例及其背景，分析分值不同的降低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是否会增加有特长的学生升学的机会？是否能使教育更加公平？能否减轻学生的负担？现在也有一种担心，中、高考推向社会将会使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培训商吸引家长与学生，这样一来，不仅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加重学生的负担，更会加大教育的不公平性。
小学开设外语课要加强研究，政策要稳定
小学是否应开设外语课的问题争论了数十年了，起起伏伏了好几次。上个世纪60年代外语学校兴起了小学外语，70年代末，国务院传达毛主席语录“外语还是从小学学起好”掀起了小学外语热。80年代为解决中学师资奇缺和小学外语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教育部在全国让小学外语下马，那时小学外语下马下得急，结果只有上海、广州和无锡三个市坚持了下来。90年代全国各地小学自发地开设英语，学生人数高达近千万。2001年，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各地争相开设小学英语。这次小学英语上马又上得太急了。当时缺少师资，于是大量非英语专业的任课教师（因学生数减少正面临下岗）转教英语，师资质量低使得小学英语的教学质量一直存在较多问题。此外，小学开设英语课严重影响了日、俄等小语种的开设。小学开设英语已有十多年，成绩和问题都很突出，因而，小学开与不开外语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小学生学习外语的优越性很明显：记忆力、模仿力强，有利于打外语基础。但是小学开设英语课必须解决好师资、管理、设备、衔接等问题，教育部门应通过督查机制考察学校，符合条件的小学方可开设外语课，一般在小学的后几年开设为好，只有发达地区的合格学校方可从一年级开设。像上海和广州等发达地区的英语教学质量高与他们长期坚持小学开设外语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要削减小学外语使人难以理解。北欧国家，如瑞典自上个世纪中叶至今英语一直为小学必修学科，国民英语水平很高，这也是这些国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因素之一。
小学开与不开外语，从几年级开，要因地制宜，分期分批地发展，不搞一刀切。如果禁止小学开外语课，则会引来许多不良后果。首先，会引发数十万小学外语师资的思想波动，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其次，学校不开外语却阻止不了学生和家长寻求优质外语教育的愿望，他们会求助于私立学校和其他的途径，并不能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总之，小学开设外语课要加强调查研究，要充分肯定已有成绩，并针对问题加以改进。小学外语政策要稳定，不能忽左忽右，翻来覆去地折腾。
国家要加强外语教育规划，坚持科学地、持续地发展外语教育
胡文仲教授(2011)在《关于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外语教育规划是语言规划的一部分，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对于语言规划（包括外语教育规划）都给予极大的重视，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重大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统管外语教育并制定长远的规划。其次，我们必须加强外语教育规划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包括对于其他国家在外语教育规划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的研究以及理论框架的研究等。第三，我们应该对于我国的外语使用和需要状况作深入的调查。在掌握可靠详尽的数据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制定出科学的规划。”这三条意见极为重要。
建国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由于缺少规划机构研究外语国策，致使外语教育起伏不定，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前，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外语教育也要深化改革，是前进还是后退？到了关键的时期。北京市的方案对全国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高考高招的政策牵动着亿万家长、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心。制定任何措施都必须慎重，要有调查和数据的依据，也就是要有科学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外语教育得以科学、持续而健康的发展。
外语教育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学习了2013年10月21日发布的北京市2014-2016年中、高考和中、高招框架方案和一些网民们的反馈，使我对目前外语教育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有了一些思考，想提出来与同行们一起探讨。
排除偏见，正确认识外语教育对国家发展的作用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国，人们对于外语教育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张志公先生(1991)曾说过：“中国一百多年来不正常的外语流行史，对正常的外语教学的开展颇为不利。”中国近代的外语教学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开了我们的大门之际，迫不得已才开始教学外语的。懂得外语的通事（译员）及后来为洋人办事的买办，被人们称作“二毛子”“假洋鬼子”，可见社会对从事外语工作者的鄙视。
由于历史的因素，英语曾被看做帝国主义语言，学习和使用英语的人自然有崇洋媚外之嫌。加上语言心理障碍和外语学习困难等原因，外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曲折，充满艰辛。建国以后，外语政策摇摆不定，时而初中取消外语，时而又恢复；时而重俄语轻英语，时而重英语轻俄语。文革期间“不学ABC 照样闹革命”，读外语无用论盛行，外语教育受到严重的摧残。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恢复了联合国地位以后，外语的地位才逐步得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外语教育的作用为社会普遍承认, 外语教育的地位节节提升。在中小学, 外语学科与语文, 数学并列为主要基础学科之一。高考必考外语使得一些有特长的但外语成绩差的考生难以上大学。在社会上, 各种职业招聘标准都要加上外语考试成绩, 外语资格证成了录用机构拒聘的" 杀手锏" 了。外语成绩上不去也成了高校招收特殊人才的障碍。职业学校不论专业特点都要求学习外语, 不但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而且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外语学习低龄化, 家长争相送低幼儿童上英语培训班, 无疑加重了孩子的负担和家庭的经济压力。出国热带来的外语热, 使得人才外流。此外，相当多的人认为, 外语热影响了汉语学习, 甚至担心年轻人丧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于是乎外语成了众矢之的了。有人竟在网上喊叫“去外语化”“外语从高考中滚出去”，这多少使人感到文革期间那种对外语的偏见又有所抬头。
改革开放在这些年大大地促进了外语教育，提高了外语教育的地位，使其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然而，外语教育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实际上，外语教育对发展国际交流、科技进步、经济建设、文化艺术乃至军事外交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世人瞩目。外语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领域的交流。过去外国人来华教学、办学。而今中国人也可到外国去办阳光学校，不仅教亿万华人的子女，而且办孔子学院教洋人汉语和汉文化。这没有外语水平高的汉语师资是不可能做到的。30多年来我国实力空前增强，但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影响力还显得不够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外语水平还不够高。就
整体而言，我国大陆的外语人才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高端的英语和多语种的外语人才奇缺，目前能够胜任世界组织中的领军人物还寥寥无几。现在，我们毫无理由满足于外语教育已有的进步。
近35年外语教育的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应该在已取得的进步的基础上分析问题，科学地制定政策，使外语教育持续发展，而不可削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端正对外语教育作用的认识，排除对外语的偏见。
正确认识外语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双重性质及外语与汉语教学的关系
有人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给外语教育降火退烧，让其回归工具属性，保证母语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使其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对此高论实在难以苟同。受篇幅所限这里先不谈高等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而且外语教育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下着重讨论外语教育的“属性”及其与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外语教育仅具有工具性吗？回眸历史不难看出，这个问题一直到21世纪初才有了答案。特别是《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 》明确提出了“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教育部,2012) 。就人文性而言，“英语课程承担着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任务，即学生通过英语课程能够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形成跨文化意识，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创新能力，形成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当今，外语已成为中小学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单是因为外语赋予青少年基础的外语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公民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这个教学目标，没有外语单靠其他学科（包括语文科）是难以达到的。所以，现在仅认为外语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应该被时代淘汰了。而唱这种论调来贬低外语的人该更新观念了，否则只会误导大众, 也会误导那些糊涂的教育部门的领导。
外语课影响母语教学占主导地位了吗？从来没有！我本人参加过上个世纪末的教学大纲设计，语文和数学的课时一直居于主要地位。新世纪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规定，语文课时占总课时的20-22%，数学占13-15%，外语占6-8%。
外语教育发展必定会影响语文的教学吗？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对语文学习不够重视或兴趣不大？实际上，中国当今的确缺少像赵元任、胡适、林语堂、季羡林、钱钟书、王力、吕叔湘等学贯中西、中外文水平极高的人才。需要反思的是，建国以后，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够重视，造成今天汉语教学的问题和传统文化的缺失；另外，语文教学改革是否有待加强？如何使学生在当今开放的形势下对语文学习感兴趣？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再举一例，电脑使用影响了汉字的使用，央视举办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开展全民汉字听写活动就很好。可喜的是，杭州和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表现突出。这说明什么？恰好说明汉语和外语均为语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不能说明学好了外语就影响了语文学习。
两者表面对立，实际质是统一的。
提高高考语文分值这种功利主义的办法固然能够刺激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而语文课不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加强改革的力度，恐怕也难以达到理想的目的。
其实，加强了外语教育是会促进汉语教育的，不但会使学习者通过外语学习（英汉翻译、对比）领会母语的魅力，而且会促进对外汉语（孔子学院）教学及合作办学，把中国的学校办出国门！所以说，加强外语教育必然会促进汉语教育和弘扬中华文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过去一向是谈西化，现在要谈“东化”；过去是西学东渐，今天也要东学西渐。而要达此目的，外语水平不高行吗？
外语高考社会化的利与弊
2013年12月7日中国教育报报道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是个好方案。因为，它将考试与招生分离，并建立健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多元录取的机制，改变靠“一张考卷定终身”的状况；建立分类考试机制以体现教育的公平性；探索高考“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等，使考生有了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成绩。
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将外语从高考中拿出来放到社会等级考试中，加上降低高考分值等做法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学校外语教学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学生对外语学科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特别会影响薄弱地区和学校的外语教学。这样是否会加剧教育的不公平？社会化等级考试已经试验了好些年了，据我所知，小学生和初中生为了得到相关证书上优质学校, 会参加一级（相当于中考水平），甚至二级（相当于高考）考试。可以预见，一旦外语中、高考推向社会，那些热衷求得考试证书的学生就可能忽视正常的课堂外语教学，尤其是高中学生会一头扎到级别考试的应试中去，结果出现课堂上学生缺席多，而培训学校人满为患的现象。其实，中小学外语教材编写与教学是按照学生认知规律进行的，能为学生打好坚实基础。如果，一味搞应试、求高分，缺乏扎实的基础，所谓“高分低能”，即使升了学、出了国，外语水平也难以提高。要防止这一问题出现，应采取措施保证初中教学和高中必修模块教学结束，高中会考应严格要求，使学生切实具有良好的基础，然后让他们选修，给予他们充分的个性发展空间。否则，降低了基础外语教学水平，把教学的负担转移到高校，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关于外语高考分值要不要降低以及降多少的问题，需要有科学的依据，不可凭领导拍脑袋决定，也不能随众，听凭网上的呼声而定。好在还有一段实验的阶段，要做调查，了解高考因外语成绩影响上高校的人数比例及其背景，分析分值不同的降低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是否会增加有特长的学生升学的机会？是否能使教育更加公平？能否减轻学生的负担？现在也有一种担心，中、高考推向社会将会使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培训商吸引家长与学生，这样一来，不仅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加重学生的负担，更会加大教育的不公平性。
小学开设外语课要加强研究，政策要稳定
小学是否应开设外语课的问题争论了数十年了，起起伏伏了好几次。上个世纪60年代外语学校兴起了小学外语，70年代末，国务院传达毛主席语录“外语还是从小学学起好”掀起了小学外语热。80年代为解决中学师资奇缺和小学外语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教育部在全国让小学外语下马，那时小学外语下马下得急，结果只有上海、广州和无锡三个市坚持了下来。90年代全国各地小学自发地开设英语，学生人数高达近千万。2001年，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各地争相开设小学英语。这次小学英语上马又上得太急了。当时缺少师资，于是大量非英语专业的任课教师（因学生数减少正面临下岗）转教英语，师资质量低使得小学英语的教学质量一直存在较多问题。此外，小学开设英语课严重影响了日、俄等小语种的开设。小学开设英语已有十多年，成绩和问题都很突出，因而，小学开与不开外语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小学生学习外语的优越性很明显：记忆力、模仿力强，有利于打外语基础。但是小学开设英语课必须解决好师资、管理、设备、衔接等问题，教育部门应通过督查机制考察学校，符合条件的小学方可开设外语课，一般在小学的后几年开设为好，只有发达地区的合格学校方可从一年级开设。像上海和广州等发达地区的英语教学质量高与他们长期坚持小学开设外语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要削减小学外语使人难以理解。北欧国家，如瑞典自上个世纪中叶至今英语一直为小学必修学科，国民英语水平很高，这也是这些国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因素之一。
小学开与不开外语，从几年级开，要因地制宜，分期分批地发展，不搞一刀切。如果禁止小学开外语课，则会引来许多不良后果。首先，会引发数十万小学外语师资的思想波动，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其次，学校不开外语却阻止不了学生和家长寻求优质外语教育的愿望，他们会求助于私立学校和其他的途径，并不能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总之，小学开设外语课要加强调查研究，要充分肯定已有成绩，并针对问题加以改进。小学外语政策要稳定，不能忽左忽右，翻来覆去地折腾。
国家要加强外语教育规划，坚持科学地、持续地发展外语教育
胡文仲教授(2011)在《关于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外语教育规划是语言规划的一部分，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对于语言规划（包括外语教育规划）都给予极大的重视，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重大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统管外语教育并制定长远的规划。其次，我们必须加强外语教育规划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包括对于其他国家在外语教育规划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的研究以及理论框架的研究等。第三，我们应该对于我国的外语使用和需要状况作深入的调查。在掌握可靠详尽的数据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制定出科学的规划。”这三条意见极为重要。
建国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由于缺少规划机构研究外语国策，致使外语教育起伏不定，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前，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外语教育也要深化改革，是前进还是后退？到了关键的时期。北京市的方案对全国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高考高招的政策牵动着亿万家长、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心。制定任何措施都必须慎重，要有调查和数据的依据，也就是要有科学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外语教育得以科学、持续而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