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本新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年12期
中图分类号：G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48(2006)09-0096-03
0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欧区域创新环境研究组织(GREMI)首次提出了“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的概念，强调创新存在于某种无形的氛围(air)之中[1]。所谓创新文化环境，可以定义为一个“集”，即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主要非形式关系的网络，往往确定了一个特殊的外部形象和特殊的内部表现以及归属的意识。随着创新研究的深入，创新文化环境作为影响创新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正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本文所指的创新文化环境，特指科学创新型文化环境。科学创新型文化环境是创新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是与科学研究活动密切相关，并对创新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的非正式关系的网络集合。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驱动力，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照创新型文化环境的要求，改善我国的科学研究环境，有助于从根本上为科技创新乃至社会各方面创新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空间与致胜平台。为进一步挖掘创新型文化环境的内涵，本文拟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诺贝尔科学奖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同时对比当前我国的科学研究环境，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探讨创新型文化环境的特征。
1 求异性而非求同性
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实践过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科学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提出原创性的思想。如同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2]，如果一项研究没有给充分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增添新的内容，则无所贡献于科学，其本身也因此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因此，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创造性，而原创意味着原创者依赖于自身的创造力，意味着打破常规和标新立异，意味着有新的发明、发现或创造。诺贝尔科学奖以奖励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而著称，走过一个多世纪历程的诺贝尔奖已经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社会、组织只有鼓励求异而不是求同，支持大胆探索、创新进取而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才会取得源源不断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求异是科学文化的根本要求，也是创新型文化环境的本质特征。求异先要存异，即要求在创新中，提倡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个性，倡导一种宽容的、多元并存的视野和心态。科学研究不但不要求成员个性的整齐划一，反而特别强调对不同个性人才的尊重和欣赏，最推崇的是能够创造出具有独特异质的科研成果（崇异）。求异必须容异，包括容许科学思想自由生长的环境，包容各种创新人才、使人才充满信心的环境，容忍源头创新、甚至犯错误的环境。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获奖之后说：“我们获得如此高的荣誉，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工作在一个博学而宽容的圈子中。”他在这里指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是享誉世界科学界的科学研究和杰出人才培养中心，也是著名的剑桥学派的核心。这里除了拥有世界一流的教授和人才以外，还有着良好的科学传统与文化环境，即治学严谨，学风民主，思想开放，不拘泥于权威，鼓励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卡文迪许第四任教授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曾反复告诫助手，不要忘记许多年轻人的思想会比自己的好，永远不要对年轻人的较大成功感到不愉快。存异是创新的基础，崇异是创新的动力，容异是创新的保证。卡文迪许将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坚持以追求真理真知为己任，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的创造积极性，尊重并扶持新思想，不断开拓新领域。如果说“博学”使卡文迪许有了强大的人才和学术基础，那么“宽容”则为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后盾和持续的生态支撑，两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缔造了卡文迪许的百年辉煌，并最终造就了2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的同异本是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包含于大文化内核中的一对矛盾。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缺乏求真唯实、质疑批判的精神，特别是原始的、大胆的创新精神，表现在科学领域即缺乏原创性，缺少对新问题的发现以及从问题上升为理论的能力。而自主创新乏力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创新环境及其资源的短缺。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民主平等的运行机制，缺乏宽容和尊重个人独创性的氛围，缺乏鼓励冒险、创造变革的人文环境，“标新立异”则更是社会文化中最为缺乏的素质。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原创力的强弱；而原创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环境的有力支撑。这种支撑不仅存在于科学领域中，而且需要全社会有着鼓励支持创新求异的氛围、文化背景以及在这种环境下培育出来的民主开放、求新求异的欲望和价值观。
2 自治性而非控制性
科学研究是人类头脑用自由发明的观念和概念进行的创造，自由的空间、宽松的环境乃是人的创造潜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证。所谓自治，是指学术活动不受非学术性干预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新思想的创造、阐述和传播的自由权利。
学术自治影响科学创新活动，既有科学群体外部因素，也有科学群体内部因素。从历史的发展变化来看，其外部因素主要来自于政府控制。随着科学技术社会职能的扩充和地位的提高，必然会引起政府与科学群体关系的变化，政府适当的控制、协调与规划有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但控制超出某种程度和范围，则将会对学术创新造成损害。这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如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学术专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科学群体的内部自治对于创新活动同样十分重要。诞生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MRC-LMB（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是世界上生物学实验室中获诺贝尔奖密度最高的。该室第一任主任佩鲁兹(Max Perutz)在谈到成功的秘诀时指出，LMB只为科学家做3件事：第一，确定需要发展的研究方向；第二，成功地招来杰出的研究人员；第三，创造条件，让他们自由地工作，如果所做的事超过上述范围，就成了障碍。可见LMB的成功，正在于他为科学家创造了一个追求梦想的自由度，即当研究方向确定以后，科学家们能够自由选题、自由创造，不必担心外来干扰，实验室为其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这样的环境正是科学家萌发原始思想并突破创新的重要条件。
学术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制度保证，学术自由的本质是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前提是心理安全与自由。科学的生命与科学家的生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家用生命去创新，将创新变成最美好的生命体验，这是孕育创造性思维的良田沃土。但创新同时需要对科学家的精神需求、生存质量、价值观念等给予现实的关切。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校生只有6500余名，却能和哈佛比肩，原因就在于他营造了以人为本、宁静和谐、充满着大师大爱的良好环境，造就了包括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约翰·纳什(John F.Nash)在内的3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极其聪明，可是个性很强，在苏联科学院时总是挨批评且经常闹情绪，换了几个研究所都解决不了问题。后来调到卡皮查(Pyotr Kapitsa)物理研究所之后，他不但情绪变好，而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心理安全与自由是生活空间的函数，人文关怀的意义就在于架起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桥梁，创造一个尊重人才、公平公正、和谐融洽及全面发展的理想环境，让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征途上，始终保持一个轻快而非沉闷、舒展而非压抑、清静而非烦躁的、积极的心理状态。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原因，我国的大学与科研机构长期置于一种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下，由此形成了以行政约束及控制为主导的运作机制，行政、学术权力关系不清，行政干预有余、科学研究自治不足，刚性规范有余、人文关怀不足，科学家们时常面临着所在群体内外的多重压力，很难拥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自由开放的心灵等。实践证明，科学研究活动有着自身的运行逻辑与价值追求，对其控制得过多，学术不能自由发展；学术不能自由发展，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缺乏生机和活力，就无法做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更谈不上产生能够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创性思想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与其在政策措施上绞尽脑汁，不如多一些自治，少一些控制；多一些鼓励支持，少一些指导干预；多一些人情亲和，少一些压制苛求，真正调动起科学家的创新热情，为祖国的科技腾飞做贡献。
3 协同性而非分散性
20世纪以来，科学研究步入了“大科学”时代，以往单打独斗的分散化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协同创新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据有关学者统计， 1901～1972年间，在28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2/3的人是与他人合作取得成果的，且合作研究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3]。20世纪80年代初，LMB只有69名固定研究人员，获诺贝尔奖却高达8人次。英国《Independent》将其誉为“诺贝尔工厂”，该报在谈到LMB的成功秘诀时指出，实验室研究人员拥有追逐梦想的充分自由和足够的时间及资金，始终充满一种协调合作的精神。贝尔实验室坚持奠基人贝尔先生献身科学的传统，始终致力于创设一种人人彼此尊重、团结合作的研究氛围。第一任总裁尤厄特(J.B.Jewett)博士明确了贝尔实验室的性质是“真正的科学团体”，当华裔科学家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也誉其为“研究人员的伊甸园”。
协同创新不单是群体内部知识、智慧和资源的共享，还包括群体边界外部的知识、技能、经验、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的协作性结合。正如卢瑟福所言，科学家并不信赖单独一个人的思想，而要综合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智慧；所有的人想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做他的那部分工作，并将工作成果添加到正在建设的知识大厦中。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午时茶漫谈、哥廷根大学门口的小餐店、玻尔研究所的餐厅以及贝尔实验室的自助餐桌都已经成为科学家们智慧交流平台的代名词。众所周知，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创立，是沃森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成功合作的结晶。他们在从1951年初到1953年2月大约两年时间内，先后建立过3个模型，前两次均告失败，第三次才大获成功。期间，伦敦皇家学院的威尔金斯(M.Wilkins)和弗兰克林(P.Franklin)、剑桥大学理论化学家格里菲思(J.Griffth)、生物化学家查哥夫(E.Chargaff)等的及时指导及实验结果都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而著名的化学家鲍林(L.Pauling)从方法上给予他们许多启发。正是在综合各门学科、学派、各种实验及方法的基础上，才最终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果，从而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勋。
协同创新的目的在于通过不同资源或者个体要素之间的参量配置协调、同步、合作与互补，形成科研活动协同高效的运转机制，从而使科学创造的整体功能得以增值放大。然而由于受传统体制文化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界合作意识淡薄，团队创新动力不足，契约性合作精神普遍匮乏，缺乏科学群体协同创新及健康运行的文化基础。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曾说：“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4]尽管怀特海对中国科学的评价有失偏颇，中国科学在整体上相对落后也有着多重原因，但科技界长期缺乏和谐合作、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加强科技力量和资源的整合，培育、提高协同作战的土壤与能力，无疑是我国创新文化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4 超越性而非实用性
创新不仅是诸多想法和概念集成的结果，而且是超越已有知识的结果。科学创造来源于疑问，解决疑问需要观察，观察到的结果需要思考，思考出来的假想需要实证，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只有不断地质疑、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超越、创新。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曾说，在科学的殿堂里有三种人，一种人为了谋利，另一种人为了兴趣，第三种人为了真理，天使将把前两种人赶走，只留下第三种人。因此只有真正献身科学、摒弃浮躁、求真务实、不断学习积累，才能最终超越知识的极限，实现追求真理的目标。良好的环境是一种无声的熏陶和感染，一个成功的集体必然有其独特的超越常规的文化氛围。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H.Minkowski)在一次访问哥廷根时，被哥廷根数学学派的学习——创新环境深深打动，他说：“一个人哪怕只在哥廷根作一次短暂的停留，呼吸一下那儿的新鲜空气，都会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中，科学家们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寻找着科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发现自然的和谐，以从中得到满足和快乐。”
科学研究离不开竞争，竞争的最高境界是超越竞争。与一般竞争相比，超越竞争乃是不断地“继续着在新的领域中进行发现的伟大传统”[5]，从而保持着某一学科领域发展的长期领导能力，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不乏其例。而要超越知识、超越竞争，离不开强烈的精神支撑。现代数学物理大师霍金 (Stephen Hawking)曾引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台词描述自己的科学信念：“即使把我关在果壳里，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尽管身患疾病，但他对科学的理想与追求却从没停滞，他的思维不断穿越时空，追寻宇宙的尽头、黑洞的奥秘。卢瑟福在某大公司请求他放弃基础研究而去搞开发设计并许诺以飞机、别墅及高级轿车相赠面前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仅个人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成就，而且培养出了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曾说卢瑟福在培养人才方面甚至比在科研上的成就还要大。这就是科学创造的最高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往往受到实用主义的冲击，如同科学社会学家齐曼(J.Ziman)所说的，社会上最糟糕的、耗费巨大而又无益的事，是把科学研究仅当作一种致富的捷径，而没有同时把它看作是一种精神文化[6]。这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从不否认科学具有应用价值，科学研究本身便是一项人类的福利事业，但科学中的福利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部分，从长远来看，后者会带来更多更大的价值。诺贝尔奖正是如此，与其说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额丰厚的奖金，不如说是一种超乎物质利益之上的科学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它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不仅塑造并影响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进一步引领并勾画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当前我们的社会正需要这样一种科学理想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结合对诺贝尔科学奖的考察与分析后，我们认为，创新型文化环境具有求异性、自治性、协同性以及超越性等特征。对照并反思我国当前的科学研究环境，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实施，我国科研工作得到了政府与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受传统体制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与科技创新要求不相容的因素，这已成为制约和阻碍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21世纪，科学技术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驱动力，任何时代的科学技术无不深深地打上社会文化环境的烙印。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是开创科技精英荟萃、科技群星璀璨时代的基础，也是塑造原创成果迸发、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保证。创新文化环境不仅和科技本身有关，同时与社会文化理念有关；知识的学习、创造不仅通过物质手段，重要的还通过人与人的接触等非正式的和“不可见”的链接；科技创新不仅与科学群体内部人才资源、软硬件建设有关，而且和政府乃至全社会的支持空间密切相关。这些正是诺贝尔科学奖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收稿日期：2005-11-01
作者介绍：方本新(1969-)，男，安徽枞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创新文化。安徽 合肥 230026
作者：方本新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年12期
中图分类号：G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48(2006)09-0096-03
0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欧区域创新环境研究组织(GREMI)首次提出了“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的概念，强调创新存在于某种无形的氛围(air)之中[1]。所谓创新文化环境，可以定义为一个“集”，即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主要非形式关系的网络，往往确定了一个特殊的外部形象和特殊的内部表现以及归属的意识。随着创新研究的深入，创新文化环境作为影响创新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正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本文所指的创新文化环境，特指科学创新型文化环境。科学创新型文化环境是创新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是与科学研究活动密切相关，并对创新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的非正式关系的网络集合。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驱动力，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照创新型文化环境的要求，改善我国的科学研究环境，有助于从根本上为科技创新乃至社会各方面创新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空间与致胜平台。为进一步挖掘创新型文化环境的内涵，本文拟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诺贝尔科学奖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同时对比当前我国的科学研究环境，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探讨创新型文化环境的特征。
1 求异性而非求同性
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实践过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科学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提出原创性的思想。如同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2]，如果一项研究没有给充分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增添新的内容，则无所贡献于科学，其本身也因此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因此，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创造性，而原创意味着原创者依赖于自身的创造力，意味着打破常规和标新立异，意味着有新的发明、发现或创造。诺贝尔科学奖以奖励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而著称，走过一个多世纪历程的诺贝尔奖已经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社会、组织只有鼓励求异而不是求同，支持大胆探索、创新进取而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才会取得源源不断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求异是科学文化的根本要求，也是创新型文化环境的本质特征。求异先要存异，即要求在创新中，提倡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个性，倡导一种宽容的、多元并存的视野和心态。科学研究不但不要求成员个性的整齐划一，反而特别强调对不同个性人才的尊重和欣赏，最推崇的是能够创造出具有独特异质的科研成果（崇异）。求异必须容异，包括容许科学思想自由生长的环境，包容各种创新人才、使人才充满信心的环境，容忍源头创新、甚至犯错误的环境。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获奖之后说：“我们获得如此高的荣誉，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工作在一个博学而宽容的圈子中。”他在这里指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是享誉世界科学界的科学研究和杰出人才培养中心，也是著名的剑桥学派的核心。这里除了拥有世界一流的教授和人才以外，还有着良好的科学传统与文化环境，即治学严谨，学风民主，思想开放，不拘泥于权威，鼓励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卡文迪许第四任教授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曾反复告诫助手，不要忘记许多年轻人的思想会比自己的好，永远不要对年轻人的较大成功感到不愉快。存异是创新的基础，崇异是创新的动力，容异是创新的保证。卡文迪许将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坚持以追求真理真知为己任，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的创造积极性，尊重并扶持新思想，不断开拓新领域。如果说“博学”使卡文迪许有了强大的人才和学术基础，那么“宽容”则为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后盾和持续的生态支撑，两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缔造了卡文迪许的百年辉煌，并最终造就了2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的同异本是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包含于大文化内核中的一对矛盾。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缺乏求真唯实、质疑批判的精神，特别是原始的、大胆的创新精神，表现在科学领域即缺乏原创性，缺少对新问题的发现以及从问题上升为理论的能力。而自主创新乏力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创新环境及其资源的短缺。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民主平等的运行机制，缺乏宽容和尊重个人独创性的氛围，缺乏鼓励冒险、创造变革的人文环境，“标新立异”则更是社会文化中最为缺乏的素质。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原创力的强弱；而原创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环境的有力支撑。这种支撑不仅存在于科学领域中，而且需要全社会有着鼓励支持创新求异的氛围、文化背景以及在这种环境下培育出来的民主开放、求新求异的欲望和价值观。
2 自治性而非控制性
科学研究是人类头脑用自由发明的观念和概念进行的创造，自由的空间、宽松的环境乃是人的创造潜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证。所谓自治，是指学术活动不受非学术性干预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新思想的创造、阐述和传播的自由权利。
学术自治影响科学创新活动，既有科学群体外部因素，也有科学群体内部因素。从历史的发展变化来看，其外部因素主要来自于政府控制。随着科学技术社会职能的扩充和地位的提高，必然会引起政府与科学群体关系的变化，政府适当的控制、协调与规划有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但控制超出某种程度和范围，则将会对学术创新造成损害。这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如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学术专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科学群体的内部自治对于创新活动同样十分重要。诞生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MRC-LMB（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是世界上生物学实验室中获诺贝尔奖密度最高的。该室第一任主任佩鲁兹(Max Perutz)在谈到成功的秘诀时指出，LMB只为科学家做3件事：第一，确定需要发展的研究方向；第二，成功地招来杰出的研究人员；第三，创造条件，让他们自由地工作，如果所做的事超过上述范围，就成了障碍。可见LMB的成功，正在于他为科学家创造了一个追求梦想的自由度，即当研究方向确定以后，科学家们能够自由选题、自由创造，不必担心外来干扰，实验室为其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这样的环境正是科学家萌发原始思想并突破创新的重要条件。
学术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制度保证，学术自由的本质是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前提是心理安全与自由。科学的生命与科学家的生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家用生命去创新，将创新变成最美好的生命体验，这是孕育创造性思维的良田沃土。但创新同时需要对科学家的精神需求、生存质量、价值观念等给予现实的关切。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校生只有6500余名，却能和哈佛比肩，原因就在于他营造了以人为本、宁静和谐、充满着大师大爱的良好环境，造就了包括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约翰·纳什(John F.Nash)在内的3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极其聪明，可是个性很强，在苏联科学院时总是挨批评且经常闹情绪，换了几个研究所都解决不了问题。后来调到卡皮查(Pyotr Kapitsa)物理研究所之后，他不但情绪变好，而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心理安全与自由是生活空间的函数，人文关怀的意义就在于架起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桥梁，创造一个尊重人才、公平公正、和谐融洽及全面发展的理想环境，让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征途上，始终保持一个轻快而非沉闷、舒展而非压抑、清静而非烦躁的、积极的心理状态。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原因，我国的大学与科研机构长期置于一种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下，由此形成了以行政约束及控制为主导的运作机制，行政、学术权力关系不清，行政干预有余、科学研究自治不足，刚性规范有余、人文关怀不足，科学家们时常面临着所在群体内外的多重压力，很难拥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自由开放的心灵等。实践证明，科学研究活动有着自身的运行逻辑与价值追求，对其控制得过多，学术不能自由发展；学术不能自由发展，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缺乏生机和活力，就无法做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更谈不上产生能够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创性思想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与其在政策措施上绞尽脑汁，不如多一些自治，少一些控制；多一些鼓励支持，少一些指导干预；多一些人情亲和，少一些压制苛求，真正调动起科学家的创新热情，为祖国的科技腾飞做贡献。
3 协同性而非分散性
20世纪以来，科学研究步入了“大科学”时代，以往单打独斗的分散化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协同创新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据有关学者统计， 1901～1972年间，在28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2/3的人是与他人合作取得成果的，且合作研究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3]。20世纪80年代初，LMB只有69名固定研究人员，获诺贝尔奖却高达8人次。英国《Independent》将其誉为“诺贝尔工厂”，该报在谈到LMB的成功秘诀时指出，实验室研究人员拥有追逐梦想的充分自由和足够的时间及资金，始终充满一种协调合作的精神。贝尔实验室坚持奠基人贝尔先生献身科学的传统，始终致力于创设一种人人彼此尊重、团结合作的研究氛围。第一任总裁尤厄特(J.B.Jewett)博士明确了贝尔实验室的性质是“真正的科学团体”，当华裔科学家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也誉其为“研究人员的伊甸园”。
协同创新不单是群体内部知识、智慧和资源的共享，还包括群体边界外部的知识、技能、经验、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的协作性结合。正如卢瑟福所言，科学家并不信赖单独一个人的思想，而要综合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智慧；所有的人想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做他的那部分工作，并将工作成果添加到正在建设的知识大厦中。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午时茶漫谈、哥廷根大学门口的小餐店、玻尔研究所的餐厅以及贝尔实验室的自助餐桌都已经成为科学家们智慧交流平台的代名词。众所周知，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创立，是沃森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成功合作的结晶。他们在从1951年初到1953年2月大约两年时间内，先后建立过3个模型，前两次均告失败，第三次才大获成功。期间，伦敦皇家学院的威尔金斯(M.Wilkins)和弗兰克林(P.Franklin)、剑桥大学理论化学家格里菲思(J.Griffth)、生物化学家查哥夫(E.Chargaff)等的及时指导及实验结果都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而著名的化学家鲍林(L.Pauling)从方法上给予他们许多启发。正是在综合各门学科、学派、各种实验及方法的基础上，才最终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果，从而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勋。
协同创新的目的在于通过不同资源或者个体要素之间的参量配置协调、同步、合作与互补，形成科研活动协同高效的运转机制，从而使科学创造的整体功能得以增值放大。然而由于受传统体制文化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界合作意识淡薄，团队创新动力不足，契约性合作精神普遍匮乏，缺乏科学群体协同创新及健康运行的文化基础。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曾说：“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4]尽管怀特海对中国科学的评价有失偏颇，中国科学在整体上相对落后也有着多重原因，但科技界长期缺乏和谐合作、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加强科技力量和资源的整合，培育、提高协同作战的土壤与能力，无疑是我国创新文化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4 超越性而非实用性
创新不仅是诸多想法和概念集成的结果，而且是超越已有知识的结果。科学创造来源于疑问，解决疑问需要观察，观察到的结果需要思考，思考出来的假想需要实证，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只有不断地质疑、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超越、创新。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曾说，在科学的殿堂里有三种人，一种人为了谋利，另一种人为了兴趣，第三种人为了真理，天使将把前两种人赶走，只留下第三种人。因此只有真正献身科学、摒弃浮躁、求真务实、不断学习积累，才能最终超越知识的极限，实现追求真理的目标。良好的环境是一种无声的熏陶和感染，一个成功的集体必然有其独特的超越常规的文化氛围。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H.Minkowski)在一次访问哥廷根时，被哥廷根数学学派的学习——创新环境深深打动，他说：“一个人哪怕只在哥廷根作一次短暂的停留，呼吸一下那儿的新鲜空气，都会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中，科学家们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寻找着科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发现自然的和谐，以从中得到满足和快乐。”
科学研究离不开竞争，竞争的最高境界是超越竞争。与一般竞争相比，超越竞争乃是不断地“继续着在新的领域中进行发现的伟大传统”[5]，从而保持着某一学科领域发展的长期领导能力，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不乏其例。而要超越知识、超越竞争，离不开强烈的精神支撑。现代数学物理大师霍金 (Stephen Hawking)曾引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台词描述自己的科学信念：“即使把我关在果壳里，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尽管身患疾病，但他对科学的理想与追求却从没停滞，他的思维不断穿越时空，追寻宇宙的尽头、黑洞的奥秘。卢瑟福在某大公司请求他放弃基础研究而去搞开发设计并许诺以飞机、别墅及高级轿车相赠面前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仅个人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成就，而且培养出了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曾说卢瑟福在培养人才方面甚至比在科研上的成就还要大。这就是科学创造的最高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往往受到实用主义的冲击，如同科学社会学家齐曼(J.Ziman)所说的，社会上最糟糕的、耗费巨大而又无益的事，是把科学研究仅当作一种致富的捷径，而没有同时把它看作是一种精神文化[6]。这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从不否认科学具有应用价值，科学研究本身便是一项人类的福利事业，但科学中的福利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部分，从长远来看，后者会带来更多更大的价值。诺贝尔奖正是如此，与其说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额丰厚的奖金，不如说是一种超乎物质利益之上的科学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它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不仅塑造并影响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进一步引领并勾画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当前我们的社会正需要这样一种科学理想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结合对诺贝尔科学奖的考察与分析后，我们认为，创新型文化环境具有求异性、自治性、协同性以及超越性等特征。对照并反思我国当前的科学研究环境，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实施，我国科研工作得到了政府与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受传统体制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与科技创新要求不相容的因素，这已成为制约和阻碍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21世纪，科学技术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驱动力，任何时代的科学技术无不深深地打上社会文化环境的烙印。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是开创科技精英荟萃、科技群星璀璨时代的基础，也是塑造原创成果迸发、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保证。创新文化环境不仅和科技本身有关，同时与社会文化理念有关；知识的学习、创造不仅通过物质手段，重要的还通过人与人的接触等非正式的和“不可见”的链接；科技创新不仅与科学群体内部人才资源、软硬件建设有关，而且和政府乃至全社会的支持空间密切相关。这些正是诺贝尔科学奖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收稿日期：2005-11-01
作者介绍：方本新(1969-)，男，安徽枞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创新文化。安徽 合肥 23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