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对于自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人们大多熟悉于从“美苏争霸”到“一超多强”的历史叙事，却忽视了美国这一“超级权力”崛起的过程；以及更为隐蔽的，全球秩序从“以欧洲为核心”到“以美国为核心”的“权力转换”。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亨廷顿就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予以了论述，他一方面看到了美国替代欧洲支撑起新的全球秩序这一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他同时对未来全球秩序变化中的“美国命运”提出了“远忧”。
△ 塞缪尔·P. 亨廷顿
全球秩序中的政治变迁和美国体系的衰落
文／塞缪尔·P. 亨廷顿
如果到2000年，再回过头来看，人们将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主导性的特征（变化）既不是美国和中苏集团之间“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也不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南方与北方”的冲突。反而，关键的关系（变化）是发生在美国和西欧之间，并且在这一阶段，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特点，是美国在（国际）权力上的扩张。这种权力扩张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在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随着欧洲的国家的权力衰退，美国的权力扩充和填补进了前者所带来的权力“真空”当中。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苏联，其后的中国都试图去填补这些权力上的“真空”（例如：苏联在1945年—1948年在中东的行为；中国在60年代进入东南亚地区）。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在这个替换欧洲影响力的历史过程中，是美国，而不是共产主义力量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
欧洲的衰落和美国影响力的扩张（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是相伴而行的。两者关系上的这些变化，之所以吸引了相对较少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权力是平和的衰退了，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和欧洲在公开冲突上的最小化。这种“美国——欧洲”之间权力关系的变迁，出于防止苏联或中国替代欧洲影响力的共同需要，被它们所合理化（的接受）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投入了极大的关切（然而事实上，共产主义在1949年后仅有非常微小的扩展），并且在此过程中，他们试图忽视美国（自己）的影响和存在。然而这些影响，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援助、投资、基础设施、贸易模式、雇佣和承诺等各个方面都广泛存在着。我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这个阶段里，将目睹苏联、中国和美国作为扩张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将会看到，美国作为一个高度成功的扩张力量，而前两者则会作为失落的扩张力量存在。
这里有一个初步的猜想，到了2000年的时候，过去二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将会陷入一个崩溃和衰败的状态。就像当前时期，美国的影响力取代欧洲的影响力一样，在这个世纪剩下的四分之一时间里，美国的力量将开始走向衰弱，而其他国家将会进入和填补由此带来的权力“真空”。其中，中国在亚洲大陆，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巴西在拉丁美洲将会发挥突出的作用；此外，对于谁将在中东和非洲扮演这个特别的角色是尚无可知的。不像“欧洲帝国”的衰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过程），美国权力的衰败将会涉及大量的斗争。首先，是因为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正在崛起的权力和美国之间将会有更少的亲近（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此外，是因为更少有需要抗衡的共同利益存在，就像当时美国和欧洲之间需要携手对抗苏联这样。伴随着美国世界秩序解体而来的斗争，将会对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政治发展造成深远的、刺激性的影响。确实，这些斗争可能在产生民族凝聚力和体制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往往会削弱和破坏美国的政治，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太可能像（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那样，去成功的调整从而适应帝国的衰败。
国家（内部政治）的层面上，那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也将会陷入尝试将其政治稳定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现代化所带来）的困境。在今天，这些国家稳定的政府，是依靠乡村的力量之支持。（而将来会存在）农民阶级、军人集团与城市中产阶层的“三方对抗”，其中，农民群体拥有大量的投票权，军人集团掌握着武装力量，城市中产阶层拥有着最大的“智识”资源。短期而言，一个政府只要获得其中任何两方的支持就能够维系自身。然而，从长期来看，农民阶级必须成为亲政府联盟的集团之一。除了极少的例外（诸如土耳其在20年代的例子），城市力量和城市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总是会处于政府的反对方。因此，农民阶级的支持就成了（维护政府稳定）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随着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变得更加城市化，没有任何政府能够脱离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而维持自己。然而，这个中产阶级当中的核心部分，将会受困于（这个国家）在现代化早期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持久对立的心态。困难就在于政府要赢得这些阶级的支持，而民族主义的力量似乎则是实现这一点最可能的手段。
总之，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其内部的政治变迁和政治生存能力，将在美国控制的世界安全体系的灰烬中崛起。
编译文章：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the World Order ”，Daedalus, Vol. 96, No. 3, Toward the Year 2000: Work in Progress (Summer, 1967), pp. 927-929.
译者注： “political develop”按字面似应译为“政治发展”，但实则不妥。特别是亨氏自己就曾撰文否定“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意义。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 No. 3 (Apr., 1971), pp. 283-322.
翻译：田黄生 编辑：空二
法意导言
对于自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人们大多熟悉于从“美苏争霸”到“一超多强”的历史叙事，却忽视了美国这一“超级权力”崛起的过程；以及更为隐蔽的，全球秩序从“以欧洲为核心”到“以美国为核心”的“权力转换”。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亨廷顿就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予以了论述，他一方面看到了美国替代欧洲支撑起新的全球秩序这一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他同时对未来全球秩序变化中的“美国命运”提出了“远忧”。
△ 塞缪尔·P. 亨廷顿
全球秩序中的政治变迁和美国体系的衰落
文／塞缪尔·P. 亨廷顿
如果到2000年，再回过头来看，人们将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主导性的特征（变化）既不是美国和中苏集团之间“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也不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南方与北方”的冲突。反而，关键的关系（变化）是发生在美国和西欧之间，并且在这一阶段，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特点，是美国在（国际）权力上的扩张。这种权力扩张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在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随着欧洲的国家的权力衰退，美国的权力扩充和填补进了前者所带来的权力“真空”当中。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苏联，其后的中国都试图去填补这些权力上的“真空”（例如：苏联在1945年—1948年在中东的行为；中国在60年代进入东南亚地区）。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在这个替换欧洲影响力的历史过程中，是美国，而不是共产主义力量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
欧洲的衰落和美国影响力的扩张（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是相伴而行的。两者关系上的这些变化，之所以吸引了相对较少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权力是平和的衰退了，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和欧洲在公开冲突上的最小化。这种“美国——欧洲”之间权力关系的变迁，出于防止苏联或中国替代欧洲影响力的共同需要，被它们所合理化（的接受）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投入了极大的关切（然而事实上，共产主义在1949年后仅有非常微小的扩展），并且在此过程中，他们试图忽视美国（自己）的影响和存在。然而这些影响，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援助、投资、基础设施、贸易模式、雇佣和承诺等各个方面都广泛存在着。我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这个阶段里，将目睹苏联、中国和美国作为扩张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将会看到，美国作为一个高度成功的扩张力量，而前两者则会作为失落的扩张力量存在。
这里有一个初步的猜想，到了2000年的时候，过去二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将会陷入一个崩溃和衰败的状态。就像当前时期，美国的影响力取代欧洲的影响力一样，在这个世纪剩下的四分之一时间里，美国的力量将开始走向衰弱，而其他国家将会进入和填补由此带来的权力“真空”。其中，中国在亚洲大陆，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巴西在拉丁美洲将会发挥突出的作用；此外，对于谁将在中东和非洲扮演这个特别的角色是尚无可知的。不像“欧洲帝国”的衰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过程），美国权力的衰败将会涉及大量的斗争。首先，是因为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正在崛起的权力和美国之间将会有更少的亲近（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此外，是因为更少有需要抗衡的共同利益存在，就像当时美国和欧洲之间需要携手对抗苏联这样。伴随着美国世界秩序解体而来的斗争，将会对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政治发展造成深远的、刺激性的影响。确实，这些斗争可能在产生民族凝聚力和体制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往往会削弱和破坏美国的政治，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太可能像（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那样，去成功的调整从而适应帝国的衰败。
国家（内部政治）的层面上，那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也将会陷入尝试将其政治稳定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现代化所带来）的困境。在今天，这些国家稳定的政府，是依靠乡村的力量之支持。（而将来会存在）农民阶级、军人集团与城市中产阶层的“三方对抗”，其中，农民群体拥有大量的投票权，军人集团掌握着武装力量，城市中产阶层拥有着最大的“智识”资源。短期而言，一个政府只要获得其中任何两方的支持就能够维系自身。然而，从长期来看，农民阶级必须成为亲政府联盟的集团之一。除了极少的例外（诸如土耳其在20年代的例子），城市力量和城市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总是会处于政府的反对方。因此，农民阶级的支持就成了（维护政府稳定）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随着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变得更加城市化，没有任何政府能够脱离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而维持自己。然而，这个中产阶级当中的核心部分，将会受困于（这个国家）在现代化早期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持久对立的心态。困难就在于政府要赢得这些阶级的支持，而民族主义的力量似乎则是实现这一点最可能的手段。
总之，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其内部的政治变迁和政治生存能力，将在美国控制的世界安全体系的灰烬中崛起。
编译文章：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the World Order ”，Daedalus, Vol. 96, No. 3, Toward the Year 2000: Work in Progress (Summer, 1967), pp. 927-929.
译者注： “political develop”按字面似应译为“政治发展”，但实则不妥。特别是亨氏自己就曾撰文否定“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意义。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 No. 3 (Apr., 1971), pp. 283-322.
翻译：田黄生 编辑：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