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的博文《中国科学精英老龄化太严重》引发争论。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以党派提案形式，向大会提交《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下称《建议》），希望我国能启动院士选举和管理制度的改革，让院士“去官员化”，同时建议明确院士是终身荣誉而非“终身能力”和“终身职务”。
一时间，中国院士是否“老龄化”、如何去行政化，引起广泛关注。多种观点纠缠其中，互有博弈。就此，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焦点一：院士“老龄化”
年龄太大？别看年龄看贡献
李侠在博文中分析称，据其统计，现任“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年龄主要集中在70~89岁之间，而40~49岁年龄段的院士比例非常低。70~7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占全部709名院士的四成以上，而中国工程院765名在职院士的平均年龄高达74.3岁，他因此认为，中国科学界最高精英“老龄化太严重”。
“我当院士时才51岁，是当时那批最年轻的院士。而且，现在院士已经不少了，一千多人了，年轻化不合适。”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关键看对社会的贡献，年龄大也是有贡献的。难道老了，就否定他所做的吗？不要把院士看作很特殊的群体。虽然对国家有贡献，但不要把他当干部。年轻化、老龄化什么的，都是对干部的要求。”欧阳钟灿表示，他们到日本交流，查院士年龄，好多院士比国内的年龄大多了，年龄不是问题。
“不在于年龄问题，而在于贡献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也不赞成“院士老龄化”的说法，他认为，不能从年龄上来讲老龄化，这里涉及的是终身制问题。虽然现在实行院士终身制，但对这么大的国家来说，院士是数量小、能量大的群体，我们就是养也要养到底。另外，院士最核心的问题是，所带的团队能不能起到持续发展的作用，其他人很难担当。
焦点二：院士“行政化”
行政色彩过多？院士回应“不是干部，没有官职”
《建议》指出，在我国，很多学者当选院士后，就会进而被委任行政职务或科技领导职务。由于院士的巨大声望，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也申请院士。“官本位”以及排座次的思想仍存于学术领域。比如，在我国科研体系中，国家用行政管理的办法管理科学研究，科研人员在申请项目时，必须有主管单位或部门参加。“行政干预了学术研究，科研要依从于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申请的公正性”。
提案还提到，在其他主要国家，院士增选基本上被界定为科学界内部的事情。但在我国，院士增选之所以受到过多社会关注，是因为院士被赋予了过多的行政化、权威化色彩，其拥有的权利和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界。“院士”的巨大光环，让院士的选举过多地和科学界以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地方给院士一些待遇但在北京从来没有
有着多年院士经历的欧阳钟灿认为，外界对院士的一些评价有误解。
“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传言那样有副部级待遇。”欧阳钟灿说，“我当了八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所长，我们所一直只有一辆车。我就规定，谁用车就按照年龄。有位老院士何祚庥80多岁了，他也没办法用车，自己掏了18万买了一辆车，秘书开着。”
他认为：“院士不是干部，没有官职，有人说副部级，哪有这样的事。是地方给的一些待遇，奖金，但是在北京，我们也没享受到这个待遇。我都骑自行车上班啊，像我们单位手里就一辆车，只是政协会报到当天用了一次，平时都不敢用。我1997年当院士，1998年当所长，我知道这个问题。比我大的有很多，这些院士谁要用车看病，年龄大的用。我很少用车。”
为什么大家对院士的看法出现“差别”呢？
“有些地方没院士，一些高校评‘985’啊、‘211’啊，所以他们包装这些院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欧阳钟灿说。另外，个别地方政府、企业到处挖院士，来一个院士给几套房、给多少钱，这不能怪院士。“我老家在福建省，那边经常有人邀我回去。他们对院士给车给房，但不能怪院士，怪那些单位。”欧阳钟灿说。
他还介绍，院士的工资没什么差别。“我当所长的时候，院士的工资都一样，没有高的，比一般机关每人多1000块钱。”欧阳钟灿说，一定要有差别地看，个别院士在地方拿了很多好处，那是地方的问题、高校的问题。政府之间、企业之间、高校之间因为利益竞争，才会让院士成为争夺利益的“令牌”。
对院士兼职应有一定限制
“虽然是高校之间升格、企业政府提升的需要，但院士自身是否也应该自律呢？不要因为受利益诱惑出去走场。”顾也力提出看法。
有同样看法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既然有院士在地方高校、企业负责的现象，就该对院士兼职有限制，克服院士的功利心态。”
“不能一下子说不让院士去兼职。”欧阳钟灿说，“而是鼓励他们到合适的地方贡献力量，但不要过多，不要到处拿报酬。”他举例说明院士兼职的价值，一些地方企业，有资金、有市场，就是没技术。院士一去，生产就上来了。他本人也经常参加发改委、工信部的研讨，把国外经验贡献给他们。
他表示，不要没有贡献就要报酬。看贡献多少拿报酬，国外也这样。所以很多院士，美国院士一两千人，平时跟教授没有差别。但他们每年也要开会，通过专业媒体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同行，我们的院士也要起到这个作用。
“大家对院士有这样的误解，还是社会上一些特权现象。”欧阳钟灿建议完善院士的监督机制。在国外，对院士有意见的时候，相关部门会去调查。日本院士年龄大，但人少，他们的风格就是纯学术，有专门的部门为他们服务社会提供平台。在我国，院士有特殊证件，上飞机走VIP通道，而日本院士的身份很平民化。
焦点三：院士进退机制
“终身制”改为“任期制”?院士称应严格准入制度
农工党的《建议》提到，我国院士推荐仅有两个途径，一是院士直接推荐，二是通过归口初选部门的推荐，然后汇总到科学院、工程院进行组织评审，最后由差额无记名投票产生。上述推荐途径，造成了“由车上人选择等待上车人”，形成不太公平的“上车原则”，以及“一些机构对本机构的院士候选人进行包装，为选举造势炒作”的弊病。
对此，《建议》提出，应逐步推进院士制度改革，除去院士的隐形行政级别，比如不再与“工资、待遇、职称”挂钩；改良院士“终身制”为任期制，一期5年，最多连任一期共10年，到任后转为名誉院士(或荣誉院士)，而不是现行做法：80岁以后转为资深院士。“如果院士的称号是荣誉性质的，终身并无问题，但如果院士称号能左右研究方向、课题选择和资金投入，那么院士就应设计一个退出机制。”
《建议》还提出，改进现行两院院士的选举制度。既然院士是某一学术领域的专门人才，就应该确定以院士的成就由同行专业人士进行评价的原则，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防止仅由现任院士投票选择增选院士。
“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欧阳钟灿认为，现在院士没那么多，好多院士单位规定了人数，如果有去世的就补上。他还介绍，已经做了改革，达到一定年龄就是资深院士。从推荐制度上来看，已经逐渐有了变化，原来一个人可以推荐三个，现在是推荐两个。所以，在政策上，院士的权利已经越来越少。
“约束院士权利不是解决的办法。关键是进一步严格准入制度。”顾也力说，现在意见多的不是老龄化问题，而是准入过程中造假问题，包括学历造假、论文造假等，一定要有监督体系，防止滋生腐败。
这个意见得到了葛剑雄的认同，“院士老龄化是个误解。我们更关注准入问题，不存在探讨退出机制问题，因为已经有退出机制了，80岁以后就是资深院士了，不参加投票，只起到咨询作用。这是终身荣誉，并不是什么职务。制度已经逐渐完善，关键是落实。”葛剑雄说，好多单位认为院士是万能的，什么都是院士说了算，片面追求院士数量，还有就是盲目推荐年轻人。院士是有它的规律，有的学科需要一定积累，现在院士要有活力，还要坚持严格的标准。这才是主要的，落实好，因为是终身的嘛。
美俄院士都是秘密选出
美国：候选人都不知情
美国的院士是一种非官方、低调的个人荣誉，机构一般不会公开声称自己拥有多少院士，个人通常也不会将院士头衔列在名片或信笺上。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科院的团体，年老是其成员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之一。美国科学院是美国科学界荣誉性及政府咨询机构，但它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非营利的科学家荣誉性自治组织，不设研究机构。为了避免个人难堪或麻烦，从提名到选举，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的院士选举全过程保密，只有院士参与，候选人也不应该知道自己被提名，公众只知道最后的当选人名单。
俄罗斯：秘密进行三轮投票
俄罗斯科学院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院之一，院士编制为1289名，包括513名院士和776名通讯院士。学术水平是成为院士与通讯院士的唯一标准。院士及通讯院士称号是终身的，不会因政治或其他因素影响而被剥夺。
要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评审和遴选程序。学术机构、在国家登记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科学理事会有权推举候选人成为院士和通讯院士。候选人的推举是在科学院的学术和科学技术理事会或者主席团的会议上进行秘密投票，以简单多数方式通过。科学院院士有推荐候选人成为院士的权利，通讯院士也是由科学院院士推荐。投票程序分三步：首先是在自己学科的会议上要获得2/3的票数，才能入围下一轮，要在所属学部会议上获得简单多数票数，最后一轮即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在全体大会上候选人要夺得2/3的票数才能最终当选。这样的选举流程，要用钱来影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链接二
高官参选与“烟草院士”
2011年5月，中国工程院公示485名有效院士候选人名单，因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在列，引发广泛关注。公众质疑中国院士“官僚化”。半年后，在最终揭晓的54位增选院士名单中，大部分高管、高官落选。
2011年中国工程院正式公布新增选院士名单中，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的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为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当日,有网友发文炮轰谢剑平从事的卷烟“降焦减害”研究在“杀人”，引发控烟界和科学界的广泛质疑和媒体追踪报道。谢剑平被称为“烟草院士”。今年春节前夕，中国工程院终于公开发声：今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不再受理烟草科技领域的候选人的提名或推荐。
去年5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秦伯益、巴德年发起，工程院内四个学部103名院士联名致信，要求工程院尽快启动对谢剑平的院士资格的重审程序。后来，中国工程院主席团80%的院士投票，建议劝退谢剑平，但至今未果。
2013年2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的博文《中国科学精英老龄化太严重》引发争论。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以党派提案形式，向大会提交《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下称《建议》），希望我国能启动院士选举和管理制度的改革，让院士“去官员化”，同时建议明确院士是终身荣誉而非“终身能力”和“终身职务”。
一时间，中国院士是否“老龄化”、如何去行政化，引起广泛关注。多种观点纠缠其中，互有博弈。就此，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焦点一：院士“老龄化”
年龄太大？别看年龄看贡献
李侠在博文中分析称，据其统计，现任“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年龄主要集中在70~89岁之间，而40~49岁年龄段的院士比例非常低。70~7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占全部709名院士的四成以上，而中国工程院765名在职院士的平均年龄高达74.3岁，他因此认为，中国科学界最高精英“老龄化太严重”。
“我当院士时才51岁，是当时那批最年轻的院士。而且，现在院士已经不少了，一千多人了，年轻化不合适。”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关键看对社会的贡献，年龄大也是有贡献的。难道老了，就否定他所做的吗？不要把院士看作很特殊的群体。虽然对国家有贡献，但不要把他当干部。年轻化、老龄化什么的，都是对干部的要求。”欧阳钟灿表示，他们到日本交流，查院士年龄，好多院士比国内的年龄大多了，年龄不是问题。
“不在于年龄问题，而在于贡献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也不赞成“院士老龄化”的说法，他认为，不能从年龄上来讲老龄化，这里涉及的是终身制问题。虽然现在实行院士终身制，但对这么大的国家来说，院士是数量小、能量大的群体，我们就是养也要养到底。另外，院士最核心的问题是，所带的团队能不能起到持续发展的作用，其他人很难担当。
焦点二：院士“行政化”
行政色彩过多？院士回应“不是干部，没有官职”
《建议》指出，在我国，很多学者当选院士后，就会进而被委任行政职务或科技领导职务。由于院士的巨大声望，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也申请院士。“官本位”以及排座次的思想仍存于学术领域。比如，在我国科研体系中，国家用行政管理的办法管理科学研究，科研人员在申请项目时，必须有主管单位或部门参加。“行政干预了学术研究，科研要依从于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申请的公正性”。
提案还提到，在其他主要国家，院士增选基本上被界定为科学界内部的事情。但在我国，院士增选之所以受到过多社会关注，是因为院士被赋予了过多的行政化、权威化色彩，其拥有的权利和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界。“院士”的巨大光环，让院士的选举过多地和科学界以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地方给院士一些待遇但在北京从来没有
有着多年院士经历的欧阳钟灿认为，外界对院士的一些评价有误解。
“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传言那样有副部级待遇。”欧阳钟灿说，“我当了八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所长，我们所一直只有一辆车。我就规定，谁用车就按照年龄。有位老院士何祚庥80多岁了，他也没办法用车，自己掏了18万买了一辆车，秘书开着。”
他认为：“院士不是干部，没有官职，有人说副部级，哪有这样的事。是地方给的一些待遇，奖金，但是在北京，我们也没享受到这个待遇。我都骑自行车上班啊，像我们单位手里就一辆车，只是政协会报到当天用了一次，平时都不敢用。我1997年当院士，1998年当所长，我知道这个问题。比我大的有很多，这些院士谁要用车看病，年龄大的用。我很少用车。”
为什么大家对院士的看法出现“差别”呢？
“有些地方没院士，一些高校评‘985’啊、‘211’啊，所以他们包装这些院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欧阳钟灿说。另外，个别地方政府、企业到处挖院士，来一个院士给几套房、给多少钱，这不能怪院士。“我老家在福建省，那边经常有人邀我回去。他们对院士给车给房，但不能怪院士，怪那些单位。”欧阳钟灿说。
他还介绍，院士的工资没什么差别。“我当所长的时候，院士的工资都一样，没有高的，比一般机关每人多1000块钱。”欧阳钟灿说，一定要有差别地看，个别院士在地方拿了很多好处，那是地方的问题、高校的问题。政府之间、企业之间、高校之间因为利益竞争，才会让院士成为争夺利益的“令牌”。
对院士兼职应有一定限制
“虽然是高校之间升格、企业政府提升的需要，但院士自身是否也应该自律呢？不要因为受利益诱惑出去走场。”顾也力提出看法。
有同样看法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既然有院士在地方高校、企业负责的现象，就该对院士兼职有限制，克服院士的功利心态。”
“不能一下子说不让院士去兼职。”欧阳钟灿说，“而是鼓励他们到合适的地方贡献力量，但不要过多，不要到处拿报酬。”他举例说明院士兼职的价值，一些地方企业，有资金、有市场，就是没技术。院士一去，生产就上来了。他本人也经常参加发改委、工信部的研讨，把国外经验贡献给他们。
他表示，不要没有贡献就要报酬。看贡献多少拿报酬，国外也这样。所以很多院士，美国院士一两千人，平时跟教授没有差别。但他们每年也要开会，通过专业媒体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同行，我们的院士也要起到这个作用。
“大家对院士有这样的误解，还是社会上一些特权现象。”欧阳钟灿建议完善院士的监督机制。在国外，对院士有意见的时候，相关部门会去调查。日本院士年龄大，但人少，他们的风格就是纯学术，有专门的部门为他们服务社会提供平台。在我国，院士有特殊证件，上飞机走VIP通道，而日本院士的身份很平民化。
焦点三：院士进退机制
“终身制”改为“任期制”?院士称应严格准入制度
农工党的《建议》提到，我国院士推荐仅有两个途径，一是院士直接推荐，二是通过归口初选部门的推荐，然后汇总到科学院、工程院进行组织评审，最后由差额无记名投票产生。上述推荐途径，造成了“由车上人选择等待上车人”，形成不太公平的“上车原则”，以及“一些机构对本机构的院士候选人进行包装，为选举造势炒作”的弊病。
对此，《建议》提出，应逐步推进院士制度改革，除去院士的隐形行政级别，比如不再与“工资、待遇、职称”挂钩；改良院士“终身制”为任期制，一期5年，最多连任一期共10年，到任后转为名誉院士(或荣誉院士)，而不是现行做法：80岁以后转为资深院士。“如果院士的称号是荣誉性质的，终身并无问题，但如果院士称号能左右研究方向、课题选择和资金投入，那么院士就应设计一个退出机制。”
《建议》还提出，改进现行两院院士的选举制度。既然院士是某一学术领域的专门人才，就应该确定以院士的成就由同行专业人士进行评价的原则，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防止仅由现任院士投票选择增选院士。
“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欧阳钟灿认为，现在院士没那么多，好多院士单位规定了人数，如果有去世的就补上。他还介绍，已经做了改革，达到一定年龄就是资深院士。从推荐制度上来看，已经逐渐有了变化，原来一个人可以推荐三个，现在是推荐两个。所以，在政策上，院士的权利已经越来越少。
“约束院士权利不是解决的办法。关键是进一步严格准入制度。”顾也力说，现在意见多的不是老龄化问题，而是准入过程中造假问题，包括学历造假、论文造假等，一定要有监督体系，防止滋生腐败。
这个意见得到了葛剑雄的认同，“院士老龄化是个误解。我们更关注准入问题，不存在探讨退出机制问题，因为已经有退出机制了，80岁以后就是资深院士了，不参加投票，只起到咨询作用。这是终身荣誉，并不是什么职务。制度已经逐渐完善，关键是落实。”葛剑雄说，好多单位认为院士是万能的，什么都是院士说了算，片面追求院士数量，还有就是盲目推荐年轻人。院士是有它的规律，有的学科需要一定积累，现在院士要有活力，还要坚持严格的标准。这才是主要的，落实好，因为是终身的嘛。
美俄院士都是秘密选出
美国：候选人都不知情
美国的院士是一种非官方、低调的个人荣誉，机构一般不会公开声称自己拥有多少院士，个人通常也不会将院士头衔列在名片或信笺上。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科院的团体，年老是其成员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之一。美国科学院是美国科学界荣誉性及政府咨询机构，但它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非营利的科学家荣誉性自治组织，不设研究机构。为了避免个人难堪或麻烦，从提名到选举，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的院士选举全过程保密，只有院士参与，候选人也不应该知道自己被提名，公众只知道最后的当选人名单。
俄罗斯：秘密进行三轮投票
俄罗斯科学院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院之一，院士编制为1289名，包括513名院士和776名通讯院士。学术水平是成为院士与通讯院士的唯一标准。院士及通讯院士称号是终身的，不会因政治或其他因素影响而被剥夺。
要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评审和遴选程序。学术机构、在国家登记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科学理事会有权推举候选人成为院士和通讯院士。候选人的推举是在科学院的学术和科学技术理事会或者主席团的会议上进行秘密投票，以简单多数方式通过。科学院院士有推荐候选人成为院士的权利，通讯院士也是由科学院院士推荐。投票程序分三步：首先是在自己学科的会议上要获得2/3的票数，才能入围下一轮，要在所属学部会议上获得简单多数票数，最后一轮即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在全体大会上候选人要夺得2/3的票数才能最终当选。这样的选举流程，要用钱来影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链接二
高官参选与“烟草院士”
2011年5月，中国工程院公示485名有效院士候选人名单，因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在列，引发广泛关注。公众质疑中国院士“官僚化”。半年后，在最终揭晓的54位增选院士名单中，大部分高管、高官落选。
2011年中国工程院正式公布新增选院士名单中，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的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为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当日,有网友发文炮轰谢剑平从事的卷烟“降焦减害”研究在“杀人”，引发控烟界和科学界的广泛质疑和媒体追踪报道。谢剑平被称为“烟草院士”。今年春节前夕，中国工程院终于公开发声：今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不再受理烟草科技领域的候选人的提名或推荐。
去年5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秦伯益、巴德年发起，工程院内四个学部103名院士联名致信，要求工程院尽快启动对谢剑平的院士资格的重审程序。后来，中国工程院主席团80%的院士投票，建议劝退谢剑平，但至今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