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崔雪芹/文
2016年2月20日8时12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谢家麟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谢家麟”，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名字一直和粒子加速器连在一起。他在92岁高龄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的一幕，至今仍烙印在很多人心中。人生已然谢幕，但他开启的科学之路，一如他的自传《没有终点的旅程》，将永远延续下去。
记者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获悉，为沉痛悼念谢家麟先生，治丧委员会定于2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谢家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高能物理一大步
谢家麟曾以两项世界原创、3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科技前沿作出了杰出贡献。
谈起谢老，中科院高能所前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钦佩有加：“他是我国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正是他的分析和推动，促使我国高能物理研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高能物理的一大步。”
据叶铭汉介绍，1977年开始，代号为“八七工程”的50GeV 高能质子加速器建造任务启动了，谢家麟担任加速器总设计师。1980年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当时在建的50GeV同步加速器下马。
此时，摆在高能物理学家面前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利用“八七工程”尚未使用的9000万元经费继续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建设。这是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发展生死攸关的时刻。谢家麟和另一位物理学家朱洪元挑起了这一重担。
“八七工程”的下马也引起李政道等海外华裔科学家的关注。1981年3月，李政道把参加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双方专家组织起来，开展了关于中国高能加速器选型的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成为我国高能物理发展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会上，是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还是继续走质子加速器的道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谢家麟、朱洪元回国后，多次广泛组织国内科学家展开论证和调研，反复对比、权衡两种路线的优缺点，最终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
精神遗产“谢家麟奖”
高杰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1978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学校安排的参观中科院高能所活动。活动上，他被一位年近花甲、精神矍铄的老教授的讲解深深吸引——这个人，就是谢家麟院士。1986年6月, 高杰考取了谢院士的博士研究生，开启了他生命中与谢先生的一段不解之缘。
彼时，谢家麟院士抓住世界加速器发展的新趋势，果断推动北京自由电子激光项目立项，建成了亚洲第一台基于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用于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热阴极微波电子枪注入器就是高杰当时的研究课题。
一年多前，在高能所谢家麟院士的办公室里，面对自己95岁高龄的导师及其夫人，高杰汇报了我国科学家提出和正在设计的未来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宏伟蓝图和研究进展。谢家麟院士听后，非常兴奋。 这一切都已成为回忆。高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可以告慰恩师的是，今年即将在韩国召开的国际粒子加速器大会上，首次设立了四个冠名奖项，其中第一项就是“谢家麟奖”。今后，该大会每次在亚洲召开时，都会颁发“谢家麟奖”。
高杰表示，谢先生无论在对未来科学发展大势的把握上，还是在治学的观念、研究的方法、国际的视野、合作的胸怀等方面，都展现了科学大家的风范。
提携后辈 高能报国
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谢院士是自己老师辈的人，自己刚从高能所听到谢院士病逝的噩耗，内心非常悲痛。
他表示，谢家麟院士一辈子潜心研究粒子加速器，推动国家加速器事业的发展，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经常鼓励青年人为我国科研事业作出不懈努力。
陈佳洱在上世纪60年代初便与谢院士相识。由于谢院士的夫人范先生当时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因此他有较多机会与谢院士交往。陈佳洱说谢院士非常愿意帮助和鼓励年轻人，自己从他那里受益匪浅。谢院士首先鼓励北京大学的团队造出中国第一个射频超导加速腔，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台低能超导直线加速器。
谈起谢家麟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声音哽咽。他说谢先生为人非常好，他们年纪相差近二十岁，相处却很好。他还告诉记者，谢家麟院士很重视对青年人的科普工作，要写一本这方面的书，便自己动手将初稿敲在电脑上，但一次误操作让电脑中的文字全部消失了。谢院士一着急便得了脑中风，但后来又奇迹般地恢复了。
杜祥琬曾是“863”计划激光专家组负责人，谢家麟则是自由电子激光项目组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因为自由电子激光对电子束的要求较高，做起来非常难，但是在谢家麟的领导下，参与人员不断克服困难，终于在1993年做出了亚洲第一束激光。一位美国的自由电子专家曾写过一首题为《自由电子激光颂歌》的诗，谢先生将这首诗翻译成中文，杜祥琬则帮他翻译韵脚，后来这首诗的中译文发表在《强激光与粒子束》杂志上。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重离子加速器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多次得到谢家麟院士的支持。该所党委书记赵红卫因工作关系见过谢家麟，他觉得，谢先生淡泊名利、乐观平和、平易近人，不仅与老同事和年轻人均保持密切联系，还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
赵红卫介绍，早在1976年，重离子分离扇回旋加速器即“7611”工程立项论证时，谢先生曾给予近代物理研究所大力支持。1998年重离子冷却储存环工程在项目的立项及论证过程中，谢先生也是不吝指导、支持。他听闻，谢先生在近90岁高龄时，还常去办公室和实验室，不忘指导年轻人。赵红卫说：“谢先生是我们的楷模，我们要学习他的奉献精神，努力把我国的加速器事业做得更好。”
来源：《中国科学报》
■记者崔雪芹/文
2016年2月20日8时12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谢家麟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谢家麟”，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名字一直和粒子加速器连在一起。他在92岁高龄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的一幕，至今仍烙印在很多人心中。人生已然谢幕，但他开启的科学之路，一如他的自传《没有终点的旅程》，将永远延续下去。
记者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获悉，为沉痛悼念谢家麟先生，治丧委员会定于2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谢家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高能物理一大步
谢家麟曾以两项世界原创、3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科技前沿作出了杰出贡献。
谈起谢老，中科院高能所前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钦佩有加：“他是我国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正是他的分析和推动，促使我国高能物理研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高能物理的一大步。”
据叶铭汉介绍，1977年开始，代号为“八七工程”的50GeV 高能质子加速器建造任务启动了，谢家麟担任加速器总设计师。1980年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当时在建的50GeV同步加速器下马。
此时，摆在高能物理学家面前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利用“八七工程”尚未使用的9000万元经费继续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建设。这是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发展生死攸关的时刻。谢家麟和另一位物理学家朱洪元挑起了这一重担。
“八七工程”的下马也引起李政道等海外华裔科学家的关注。1981年3月，李政道把参加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双方专家组织起来，开展了关于中国高能加速器选型的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成为我国高能物理发展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会上，是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还是继续走质子加速器的道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谢家麟、朱洪元回国后，多次广泛组织国内科学家展开论证和调研，反复对比、权衡两种路线的优缺点，最终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
精神遗产“谢家麟奖”
高杰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1978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学校安排的参观中科院高能所活动。活动上，他被一位年近花甲、精神矍铄的老教授的讲解深深吸引——这个人，就是谢家麟院士。1986年6月, 高杰考取了谢院士的博士研究生，开启了他生命中与谢先生的一段不解之缘。
彼时，谢家麟院士抓住世界加速器发展的新趋势，果断推动北京自由电子激光项目立项，建成了亚洲第一台基于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用于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热阴极微波电子枪注入器就是高杰当时的研究课题。
一年多前，在高能所谢家麟院士的办公室里，面对自己95岁高龄的导师及其夫人，高杰汇报了我国科学家提出和正在设计的未来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宏伟蓝图和研究进展。谢家麟院士听后，非常兴奋。 这一切都已成为回忆。高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可以告慰恩师的是，今年即将在韩国召开的国际粒子加速器大会上，首次设立了四个冠名奖项，其中第一项就是“谢家麟奖”。今后，该大会每次在亚洲召开时，都会颁发“谢家麟奖”。
高杰表示，谢先生无论在对未来科学发展大势的把握上，还是在治学的观念、研究的方法、国际的视野、合作的胸怀等方面，都展现了科学大家的风范。
提携后辈 高能报国
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谢院士是自己老师辈的人，自己刚从高能所听到谢院士病逝的噩耗，内心非常悲痛。
他表示，谢家麟院士一辈子潜心研究粒子加速器，推动国家加速器事业的发展，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经常鼓励青年人为我国科研事业作出不懈努力。
陈佳洱在上世纪60年代初便与谢院士相识。由于谢院士的夫人范先生当时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因此他有较多机会与谢院士交往。陈佳洱说谢院士非常愿意帮助和鼓励年轻人，自己从他那里受益匪浅。谢院士首先鼓励北京大学的团队造出中国第一个射频超导加速腔，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台低能超导直线加速器。
谈起谢家麟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声音哽咽。他说谢先生为人非常好，他们年纪相差近二十岁，相处却很好。他还告诉记者，谢家麟院士很重视对青年人的科普工作，要写一本这方面的书，便自己动手将初稿敲在电脑上，但一次误操作让电脑中的文字全部消失了。谢院士一着急便得了脑中风，但后来又奇迹般地恢复了。
杜祥琬曾是“863”计划激光专家组负责人，谢家麟则是自由电子激光项目组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因为自由电子激光对电子束的要求较高，做起来非常难，但是在谢家麟的领导下，参与人员不断克服困难，终于在1993年做出了亚洲第一束激光。一位美国的自由电子专家曾写过一首题为《自由电子激光颂歌》的诗，谢先生将这首诗翻译成中文，杜祥琬则帮他翻译韵脚，后来这首诗的中译文发表在《强激光与粒子束》杂志上。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重离子加速器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多次得到谢家麟院士的支持。该所党委书记赵红卫因工作关系见过谢家麟，他觉得，谢先生淡泊名利、乐观平和、平易近人，不仅与老同事和年轻人均保持密切联系，还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
赵红卫介绍，早在1976年，重离子分离扇回旋加速器即“7611”工程立项论证时，谢先生曾给予近代物理研究所大力支持。1998年重离子冷却储存环工程在项目的立项及论证过程中，谢先生也是不吝指导、支持。他听闻，谢先生在近90岁高龄时，还常去办公室和实验室，不忘指导年轻人。赵红卫说：“谢先生是我们的楷模，我们要学习他的奉献精神，努力把我国的加速器事业做得更好。”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