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魏 瑾① , 魏书艳②
摘 要: 译者既是原作文本能动的读者, 又是其创造性的再现者。原语和译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及文学艺术语言的形象、生动性, 为译者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为了最大限度 地再现原文的艺术美, 译者的主体性是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 阐释; 再现; 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译论研究往往过分强调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对等,普遍忽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及对作为翻译主体的译家的研究。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主体研究逐步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并不断走向深入。杨武能先生早在20 世纪80 、90 年代就对翻译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论述, 并强调对翻译主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家; 只有把翻译家作为人的精神和心智的方方面面也纳入观察的视野, 才可能解答种种触及文学翻译本质的微妙问题。”[ 1 ]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这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翻译分为两个过程, 即理解原文过程和再现原文的过程, 也就是译者首先运用自身的思维能力解析原文的语言材料, 追寻作者的思路, 然后综合译语的语言表达手段再现原文。无论在理解阶段还是在表达阶段, 翻译活动都是与译者的主体因素紧密相连的。所谓“主体性”, 具体地说是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 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 2 ] 。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则是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 即体现在译作中的自觉人格及审美创造力。文学翻译大概是所有翻译中最无定性、最变幻莫测、最难把握和最需要创造性的一种翻译。文学文本与普通文本相比, 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潜在的更为广阔的审美与解读空间, 另一方面更受制于语言形式。因此,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问题。
1. 译者是原作文本能动的读者
继承阐释学和现象学的接受美学认为: “文学文本具有两极, 即艺术极与审美极。艺术极是作者的文本, 审美极是由读者来完成的一种实现。”[ 3 ]这两极彼此交融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作品一旦与读者发生关系, 就成为审美对象,
成为读者感悟、阐释、融化、再生的艺术情感或形象, 两者已经水乳交融地构成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 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换言之, 任何文学文本都是多层面和开放式的图式结构, 其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 而意义的实现则凭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感觉和知觉经验加以具体化, 填补作品中的空白处, 最终达到文本的实现。因此,
接受是一种再创造。“读者通过接受活动, 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 通过释放作品中蕴藏的潜能使这种潜能为自身服务。但是, 读者在改造作品的同时, 也在改造他自己, 当他将作品中潜藏的可能性现实化时, 也在扩大自己作为主体的可能性, 这就是作品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
接受活动是使这两种对立的规定性统一起来的过程。”[ 4 ]阅读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双向交流过程, 一方面, 原文为读者提供指导;另一方面读者在原文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理解建构意义, 在这种双向交流中, 读者对文本不是简单的“复原”, 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改造”, 读者在使文本的潜能为自己服务的过程中, 不仅唤发了审美潜能, 而且为自己的审美潜能增添了新的能量。接受提高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就翻译而言, 译者首先是作为文
本的读者身份对原文加以理解阐释。在理解阐释过程中, 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审美、想象等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能力, 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 将作品中的“空白点”具体化, 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构建。文本阅读常常是一种个体行为, 不同的读者由于自身素养、生活阅历、艺术鉴赏力及审美情趣的差异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对同一文本的具体化结果各有差异, 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甚至很大的差异。因此, 译者对原文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 唯有这一过程才能使原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另一方面, 译者与一般读者不同, 由于承担对原文进行传达的责任, 译者在阅读时, 在保全原作完整性的前提下, 会想方设法地挖掘作品潜在的意义, 这种阅读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
现在, 我们以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的两个英译文为例, 看不同的译者在解读和阐释文本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原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译文1 :
Coming Home I left home young , I return old ,
Speaking as then , but with hair grown thin ;
And my children , meeting , do not know me.
They smile and say : “Stranger , where do you comefrom ?”
—Witter Bynner 1929
译文2 :
Coming Home I left home young and not till old I come back ,
My accent is unchanged , my hair no longer black.
The children don’t know me , whom I meet on the way ,
“Whered’you come from , reverend sir ?”they smile andsay.
—Xu Yuan - zhong 1988
显然, 这两个译文对原诗的理解不尽相同, 在译文中, “乡音”译成“accent (口音、土音) ”, 而译文1 则回避了具体的理解, 译为“speaking (说话) ”, 故意义比较模糊; 至于“鬓毛衰”的“衰”的理解, 译文1 是“thin (稀疏) ”, 而译文2 是“no longer black (不再黑即斑白) ”, 初看起来, 两者似乎有别, 但两译都指诗人历经沧桑、年事已高, 原诗人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从这一点来说,两种理解都未尝不可; “儿童”一词在两译中分别译为“my children (我的孩子) ”和“children (孩子) ”, 译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原诗, 并不为过; 再看“客”字, 在汉语中意义十分丰富, 译文1 译为“stranger (游客、异乡人) ”当然无可厚非, 而译文2 译成“reverend sir (尊敬的先生) ”, 表示对来客的尊敬又何尝不可? 对这两个译文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 可以说它们都是广受欢迎的优秀译本。在优秀文学作品中, 象这样留给读者驰骋想象的“空间”并不鲜见, 读者在欣赏时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朱光潜在谈到欣赏姜夔的“数峰清苦, 商略黄昏雨”这句词时指出: “在读他的这句词而见到他见到的境界时, 我必须使用心灵综合作用, 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5 ] 可见, 译者在以读者的身份阅读欣赏原作、理解原作者时, 不是一个被动接受者, 而是一个能动的读者, 表现出极强的主体性,阅读也是在创造。
2. 译者是原作文本的再现主体
译本是原作生命的外延形式, 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还是译本的作者。译者解读和阐释文本的过程一旦完成,就转入到语言的转换阶段。这个过程他更多的是注重如何再现原作
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等特征, 他需要调动作为读者和阐释者阶段所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和审美感悟, 使之有机地融入到语言的转换中。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机械地复制原文的意义, 而是积极地参与原文的再创作。这一过程更需要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首先, 翻译中原文再现的过程就是符号意义的表达过程, 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作者, 把原文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由于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反映在语言中也就形成许多语言特点, 在语码转换过程中要做到逐字逐句对应是不可能的, 语言的独特性给翻译造成极大的障碍, 这就需要译者突破原作语言结构的约束,积极主动地对原语结构进行变通, 在译入语行文规律允许的范围内, 权衡得失, 采取比较可取的手法将原文传载的思想再现出来。
其次, 文学的语言是一种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语言。
不同民族审美情趣的差异, 使得表达审美功能的语言形式也不同。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作的艺术作品, 大凡艺术的东西, 都是以其独特的个性显示其生命力, 一部文学作品个性愈鲜明, 其文学价值便愈高, 传达的局限性就愈大,也就愈需要译者的创造。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给人以启迪、美感和力量, 人们阅读文学作品, 不仅想了解故事情节,而且想欣赏语言艺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 如果译出来没有文学味儿, 那无论怎么说都令人感到遗憾。所以, 作为文学翻译的译者除了精通两种语言外, 同时还需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在对原作文本的再现过程中, 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 深刻地体会原作者的艺术过程, 把握原作的精神, 然后, “发挥译语优势”[ 6 ] , 运用适合于原作的文学语言, 进行恰当的角度转换和语言变通, 把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正确地再现出来, 以达到最佳艺术效果。下面译文的译者就是这样做的。
原文:
The evening wind made such disturbance just now , among some tall old elm2trees at the bottom of the garden , that neither my mother nor Miss Betsey could forbear glancing that way. Asthe elms bent to one another , like giants who were whispering secrets , and after a few seconds of such repose , fell into a violent flurry , tossing their wild arms about , as if their late confidences were really too wicked for their peace mind , someweather2beaten ragged old rooks nests burdening their higher branches , swung like wrecks upon a stormy sea.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
恰恰在那时候, 晚风吹过, 在庭园尽头几棵高大的老槐树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 让我母亲和贝萃小姐, 都不禁不由地往那儿瞧去。只见那几棵槐树, 起先枝柯低弯俯接,好像巨人低头接耳, 低声密谈一样, 这样安静了几秒钟以后, 又枝柯乱摇起来, 好像它们刚才谈的体己话太坏了,使它们觉得于心难安, 因而手臂狂挥; 在这几棵树乱摇狂摆的时候, 筑在树顶上那几个饱经风雨、残破零落的乌鸦旧巢, 就像在惊涛骇浪里的破船一样, 掀簸折腾起来。(张谷若译)
上面的译例中从译者笔端流淌出来的这段文字, 让我们感到是从作者心田里流淌出来的。如果译者没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笔力, 没有作家一样对人生的体验、对艺术的感悟, 没有较高的审美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是难以创作出这样的译文来的; 如果译者不作语言结构的变通, 而是机械、被动地复制原文的形式, 那么译出来的译文是佶屈聱牙, 难免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文学名著翻译中, 有时为了保持原文的艺术效果,译者甚至不可避免地作出些改动。如《红楼梦》第40 回中有一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的情节, 贾母请刘姥姥动筷, 刘姥姥为讨
贾母开心, 便站起来高声说道: “老刘, 老刘, 食量大如牛: 吃个老母猪, 不抬头!”惹得众人笑个半死。可见刘姥姥这两句话是很滑稽可笑的。这里的幽默之处是“牛”和“刘”谐音双关, 在刘姥姥口中, “牛”和“头”又是押韵的。翻译的重点和难处恰恰也正在这里。我们分别看看大卫·霍克思(Hawkes) 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译文1 : My name it is Liu ,
I’m a trencherman true ;
I can eat a whole so With her little pigs too.
—David Hawkes
译文2 : Old woman Liu , I vow ,
Eats more than any cow ,
And down she settles now To gobble an enormous sow.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看来两位译者都竭力在再现原文的幽默之处下功夫,各具匠心。霍译为了押韵, 不惜改掉了原话的内容, 如译文的最后一行是译者自己的创作; 杨译也自行对原文作了改造, 如第一行刻意添上“I vow”两词以求押韵, 整齐的韵脚形式使刘姥姥的话读起来像顺口溜。由于译者个体的差异, 两位译者分别发挥各自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从而也就产生出不同的译文, 虽然两种译文存在明显的不同, 但可以说两种翻译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 达到了再现原文幽默的效果。如果译者不加入个人的主观创造, 仅仅复制原文, 不但幽默荡然无存, 读者还会觉得不知所云。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再现原文的表达阶段体现得尤为突出。
3.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讨论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的问题, 首先要弄清翻译文学作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认为, 纯文学翻译应该是把根植于异域殊境的艺术文本转化为能为另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的审美主体所接受的且有相同效果的艺术文本, 再现原作的艺术美, 让译文读者达到同原文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 这是纯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由于语言形式、文化隔阂等语言之间的异质性, 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的翻译是非常困难的, 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难而为之, 甚至是不可译而译, 那么, 为了达到再现原作的艺术美这一目的, 一方面译者必须忠于原文, 受原文的约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跳出语言层面的束缚, 结合译入语语言文化背景, 在原文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构思, 对原文的内容含义和文化精神进行再创作, 唯有这样才能翻译出既忠实于原文, 又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好译本。因此, 译者的创造性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语言结构的差异, 文学翻译无法追求字字对应、句句照搬, 文学翻译的忠实是思想内容的忠实, 译者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语言形式和风格的再创作上, 请看两个译例: 原文: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王勃)
译文: If you’ve a friend who knows your heart ,
Distance can’t keep you two apart . (许渊冲译)
原文: 一杯愁绪, 几年离索, 错, 错, 错! (陆游)
译文: In my heart sad thoughts throng ,
We’ve severed for years long.
Wrong , wrong , wrong ! (许渊冲译)
一般来讲, 汉语是意合语言, 重悟性, 语用因素大于句法因素, 而英语是形合语言, 重理性, 句子结构严密。
由于汉、英语言结构差异, 在语码转换过程中, 如逐词逐句对应地硬译, 原诗的诗意反而会受到损害, 许先生在深刻领会原诗精髓的基础上, 大胆地突破语言形式的束缚,充分发
挥个性特长, 灵活而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符合译语规范的词语、结构, 很好地再现了原诗的艺术美。读了许先生的译文, 恍然觉得诗歌中由于形式或风格造成的不可译性悄然化解, 译文既形似又神似原文, 达到了音、形、意三美的境界。读者不觉得丢掉了什么, 反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这当然不是那种表面形式一一对应的“忠实”所能达到的, 这就是译者在完全“消化”原文、忠实于原文基础上的再创造, 这样的译文读者好而乐之。许渊冲先生认为文学翻译要使读者愉快, 得到美的享受犹如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 这就是再创作。他因此提出“竞赛论”, 即创作要发挥译语优势和原文竞赛[ 6 ] 。许先生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是成功的例子。
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 往往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意象, 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喻义往往是不同的, 这些意象往往构成文学翻译中的难题。因此,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还表现在语言形象的转换上。请看下面的译例:
原文: ??粉面含春威不露, 丹唇未启笑先闻。(《红楼梦》第三回)
译文: ?the ever - 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 the ever - 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 were parted. (大卫·霍克思译)
英美文化中“春”的对应词“spring”并没有汉语中“春”的联想意义, 而英语中的“summer”恰恰表示温暖宜人的涵义, 霍克思为了满足译语读者的审美期待, 将原文中“粉面含春”转译为“the ever2smiling summer face”,与原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过: “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 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 而我们读到了原作, 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 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 而是离间, 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 扫尽读者的兴趣, 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7 ]我们认为, 一件文学作品遇到一位高明的译者, 实在是一件幸事, 如果译文比原文有所提高, 原作者也会同意的。钱钟书先生描述林纾在翻译时, 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 不免手痒难熬, 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写去。从翻译忠实的角度来说, 这当然是主体意识太强, 有不守本份之嫌, 但从文学的审美性来看又是可以原谅的, 正是由于这种创作冲动才产生了优美的译本。
本文只是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初略探讨, 实际上, 译者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体,却又受制于原文的客观限制, 因此他需要自觉地把握原文的多重含义, 同时发挥语言运用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创造性应体现在如何用可接受的译入语表达原文的内容、再现原文的艺术美。正如威尔斯·巴恩斯通在《优先选择》一文中所强调的译者在原作内容和形式的前提和约束下千方百计地去再创造更接近原文的内容和形式,“既不应作拘泥于字面解释的杀手, 也不该作原诗的篡改者”[ 8 ] 。译者的主体性是必然存在的, 优秀的译者应该把握好其主体性与文本客观性之间的平衡, 在翻译中克制不适当的创作冲动, 从心所欲而不越规, 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艺术美。优秀的译文不是对原文的背叛, 而是与原文殊途同归, 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锦上添花, 甚至胜过原文。
参考文献
[1 ] 杨武能. 尴尬与自如、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初探[J ] . 中国翻译, 1993 , (2) .
[2 ] 王玉梁. 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 ] . 天府新论, 1995 , (6) .
[3 ] 伊塞尔. 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9.
[4 ]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80.
[5 ] 朱光潜. 诗论[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47.
[6 ] 许渊冲. 再创作与翻译风格[J ] . 解放军外国语学报, 1999 , (5) .
[7 ] 钱钟书. 七缀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81.
[8 ] 刘重德. 威尔斯·巴恩斯通论译诗的优先选择[A] . 杨自检. 英汉比较与翻译[C]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83.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魏 瑾① , 魏书艳②
摘 要: 译者既是原作文本能动的读者, 又是其创造性的再现者。原语和译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及文学艺术语言的形象、生动性, 为译者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为了最大限度 地再现原文的艺术美, 译者的主体性是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 阐释; 再现; 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译论研究往往过分强调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对等,普遍忽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及对作为翻译主体的译家的研究。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主体研究逐步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并不断走向深入。杨武能先生早在20 世纪80 、90 年代就对翻译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论述, 并强调对翻译主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家; 只有把翻译家作为人的精神和心智的方方面面也纳入观察的视野, 才可能解答种种触及文学翻译本质的微妙问题。”[ 1 ]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这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翻译分为两个过程, 即理解原文过程和再现原文的过程, 也就是译者首先运用自身的思维能力解析原文的语言材料, 追寻作者的思路, 然后综合译语的语言表达手段再现原文。无论在理解阶段还是在表达阶段, 翻译活动都是与译者的主体因素紧密相连的。所谓“主体性”, 具体地说是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 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 2 ] 。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则是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 即体现在译作中的自觉人格及审美创造力。文学翻译大概是所有翻译中最无定性、最变幻莫测、最难把握和最需要创造性的一种翻译。文学文本与普通文本相比, 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潜在的更为广阔的审美与解读空间, 另一方面更受制于语言形式。因此,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问题。
1. 译者是原作文本能动的读者
继承阐释学和现象学的接受美学认为: “文学文本具有两极, 即艺术极与审美极。艺术极是作者的文本, 审美极是由读者来完成的一种实现。”[ 3 ]这两极彼此交融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作品一旦与读者发生关系, 就成为审美对象,
成为读者感悟、阐释、融化、再生的艺术情感或形象, 两者已经水乳交融地构成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 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换言之, 任何文学文本都是多层面和开放式的图式结构, 其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 而意义的实现则凭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感觉和知觉经验加以具体化, 填补作品中的空白处, 最终达到文本的实现。因此,
接受是一种再创造。“读者通过接受活动, 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 通过释放作品中蕴藏的潜能使这种潜能为自身服务。但是, 读者在改造作品的同时, 也在改造他自己, 当他将作品中潜藏的可能性现实化时, 也在扩大自己作为主体的可能性, 这就是作品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
接受活动是使这两种对立的规定性统一起来的过程。”[ 4 ]阅读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双向交流过程, 一方面, 原文为读者提供指导;另一方面读者在原文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理解建构意义, 在这种双向交流中, 读者对文本不是简单的“复原”, 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改造”, 读者在使文本的潜能为自己服务的过程中, 不仅唤发了审美潜能, 而且为自己的审美潜能增添了新的能量。接受提高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就翻译而言, 译者首先是作为文
本的读者身份对原文加以理解阐释。在理解阐释过程中, 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审美、想象等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能力, 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 将作品中的“空白点”具体化, 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构建。文本阅读常常是一种个体行为, 不同的读者由于自身素养、生活阅历、艺术鉴赏力及审美情趣的差异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对同一文本的具体化结果各有差异, 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甚至很大的差异。因此, 译者对原文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 唯有这一过程才能使原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另一方面, 译者与一般读者不同, 由于承担对原文进行传达的责任, 译者在阅读时, 在保全原作完整性的前提下, 会想方设法地挖掘作品潜在的意义, 这种阅读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
现在, 我们以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的两个英译文为例, 看不同的译者在解读和阐释文本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原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译文1 :
Coming Home I left home young , I return old ,
Speaking as then , but with hair grown thin ;
And my children , meeting , do not know me.
They smile and say : “Stranger , where do you comefrom ?”
—Witter Bynner 1929
译文2 :
Coming Home I left home young and not till old I come back ,
My accent is unchanged , my hair no longer black.
The children don’t know me , whom I meet on the way ,
“Whered’you come from , reverend sir ?”they smile andsay.
—Xu Yuan - zhong 1988
显然, 这两个译文对原诗的理解不尽相同, 在译文中, “乡音”译成“accent (口音、土音) ”, 而译文1 则回避了具体的理解, 译为“speaking (说话) ”, 故意义比较模糊; 至于“鬓毛衰”的“衰”的理解, 译文1 是“thin (稀疏) ”, 而译文2 是“no longer black (不再黑即斑白) ”, 初看起来, 两者似乎有别, 但两译都指诗人历经沧桑、年事已高, 原诗人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从这一点来说,两种理解都未尝不可; “儿童”一词在两译中分别译为“my children (我的孩子) ”和“children (孩子) ”, 译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原诗, 并不为过; 再看“客”字, 在汉语中意义十分丰富, 译文1 译为“stranger (游客、异乡人) ”当然无可厚非, 而译文2 译成“reverend sir (尊敬的先生) ”, 表示对来客的尊敬又何尝不可? 对这两个译文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 可以说它们都是广受欢迎的优秀译本。在优秀文学作品中, 象这样留给读者驰骋想象的“空间”并不鲜见, 读者在欣赏时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朱光潜在谈到欣赏姜夔的“数峰清苦, 商略黄昏雨”这句词时指出: “在读他的这句词而见到他见到的境界时, 我必须使用心灵综合作用, 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5 ] 可见, 译者在以读者的身份阅读欣赏原作、理解原作者时, 不是一个被动接受者, 而是一个能动的读者, 表现出极强的主体性,阅读也是在创造。
2. 译者是原作文本的再现主体
译本是原作生命的外延形式, 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还是译本的作者。译者解读和阐释文本的过程一旦完成,就转入到语言的转换阶段。这个过程他更多的是注重如何再现原作
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等特征, 他需要调动作为读者和阐释者阶段所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和审美感悟, 使之有机地融入到语言的转换中。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机械地复制原文的意义, 而是积极地参与原文的再创作。这一过程更需要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首先, 翻译中原文再现的过程就是符号意义的表达过程, 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作者, 把原文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由于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反映在语言中也就形成许多语言特点, 在语码转换过程中要做到逐字逐句对应是不可能的, 语言的独特性给翻译造成极大的障碍, 这就需要译者突破原作语言结构的约束,积极主动地对原语结构进行变通, 在译入语行文规律允许的范围内, 权衡得失, 采取比较可取的手法将原文传载的思想再现出来。
其次, 文学的语言是一种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语言。
不同民族审美情趣的差异, 使得表达审美功能的语言形式也不同。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作的艺术作品, 大凡艺术的东西, 都是以其独特的个性显示其生命力, 一部文学作品个性愈鲜明, 其文学价值便愈高, 传达的局限性就愈大,也就愈需要译者的创造。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给人以启迪、美感和力量, 人们阅读文学作品, 不仅想了解故事情节,而且想欣赏语言艺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 如果译出来没有文学味儿, 那无论怎么说都令人感到遗憾。所以, 作为文学翻译的译者除了精通两种语言外, 同时还需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在对原作文本的再现过程中, 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 深刻地体会原作者的艺术过程, 把握原作的精神, 然后, “发挥译语优势”[ 6 ] , 运用适合于原作的文学语言, 进行恰当的角度转换和语言变通, 把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正确地再现出来, 以达到最佳艺术效果。下面译文的译者就是这样做的。
原文:
The evening wind made such disturbance just now , among some tall old elm2trees at the bottom of the garden , that neither my mother nor Miss Betsey could forbear glancing that way. Asthe elms bent to one another , like giants who were whispering secrets , and after a few seconds of such repose , fell into a violent flurry , tossing their wild arms about , as if their late confidences were really too wicked for their peace mind , someweather2beaten ragged old rooks nests burdening their higher branches , swung like wrecks upon a stormy sea.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
恰恰在那时候, 晚风吹过, 在庭园尽头几棵高大的老槐树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 让我母亲和贝萃小姐, 都不禁不由地往那儿瞧去。只见那几棵槐树, 起先枝柯低弯俯接,好像巨人低头接耳, 低声密谈一样, 这样安静了几秒钟以后, 又枝柯乱摇起来, 好像它们刚才谈的体己话太坏了,使它们觉得于心难安, 因而手臂狂挥; 在这几棵树乱摇狂摆的时候, 筑在树顶上那几个饱经风雨、残破零落的乌鸦旧巢, 就像在惊涛骇浪里的破船一样, 掀簸折腾起来。(张谷若译)
上面的译例中从译者笔端流淌出来的这段文字, 让我们感到是从作者心田里流淌出来的。如果译者没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笔力, 没有作家一样对人生的体验、对艺术的感悟, 没有较高的审美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是难以创作出这样的译文来的; 如果译者不作语言结构的变通, 而是机械、被动地复制原文的形式, 那么译出来的译文是佶屈聱牙, 难免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文学名著翻译中, 有时为了保持原文的艺术效果,译者甚至不可避免地作出些改动。如《红楼梦》第40 回中有一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的情节, 贾母请刘姥姥动筷, 刘姥姥为讨
贾母开心, 便站起来高声说道: “老刘, 老刘, 食量大如牛: 吃个老母猪, 不抬头!”惹得众人笑个半死。可见刘姥姥这两句话是很滑稽可笑的。这里的幽默之处是“牛”和“刘”谐音双关, 在刘姥姥口中, “牛”和“头”又是押韵的。翻译的重点和难处恰恰也正在这里。我们分别看看大卫·霍克思(Hawkes) 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译文1 : My name it is Liu ,
I’m a trencherman true ;
I can eat a whole so With her little pigs too.
—David Hawkes
译文2 : Old woman Liu , I vow ,
Eats more than any cow ,
And down she settles now To gobble an enormous sow.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看来两位译者都竭力在再现原文的幽默之处下功夫,各具匠心。霍译为了押韵, 不惜改掉了原话的内容, 如译文的最后一行是译者自己的创作; 杨译也自行对原文作了改造, 如第一行刻意添上“I vow”两词以求押韵, 整齐的韵脚形式使刘姥姥的话读起来像顺口溜。由于译者个体的差异, 两位译者分别发挥各自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从而也就产生出不同的译文, 虽然两种译文存在明显的不同, 但可以说两种翻译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 达到了再现原文幽默的效果。如果译者不加入个人的主观创造, 仅仅复制原文, 不但幽默荡然无存, 读者还会觉得不知所云。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再现原文的表达阶段体现得尤为突出。
3.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讨论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的问题, 首先要弄清翻译文学作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认为, 纯文学翻译应该是把根植于异域殊境的艺术文本转化为能为另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的审美主体所接受的且有相同效果的艺术文本, 再现原作的艺术美, 让译文读者达到同原文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 这是纯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由于语言形式、文化隔阂等语言之间的异质性, 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的翻译是非常困难的, 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难而为之, 甚至是不可译而译, 那么, 为了达到再现原作的艺术美这一目的, 一方面译者必须忠于原文, 受原文的约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跳出语言层面的束缚, 结合译入语语言文化背景, 在原文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构思, 对原文的内容含义和文化精神进行再创作, 唯有这样才能翻译出既忠实于原文, 又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好译本。因此, 译者的创造性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语言结构的差异, 文学翻译无法追求字字对应、句句照搬, 文学翻译的忠实是思想内容的忠实, 译者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语言形式和风格的再创作上, 请看两个译例: 原文: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王勃)
译文: If you’ve a friend who knows your heart ,
Distance can’t keep you two apart . (许渊冲译)
原文: 一杯愁绪, 几年离索, 错, 错, 错! (陆游)
译文: In my heart sad thoughts throng ,
We’ve severed for years long.
Wrong , wrong , wrong ! (许渊冲译)
一般来讲, 汉语是意合语言, 重悟性, 语用因素大于句法因素, 而英语是形合语言, 重理性, 句子结构严密。
由于汉、英语言结构差异, 在语码转换过程中, 如逐词逐句对应地硬译, 原诗的诗意反而会受到损害, 许先生在深刻领会原诗精髓的基础上, 大胆地突破语言形式的束缚,充分发
挥个性特长, 灵活而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符合译语规范的词语、结构, 很好地再现了原诗的艺术美。读了许先生的译文, 恍然觉得诗歌中由于形式或风格造成的不可译性悄然化解, 译文既形似又神似原文, 达到了音、形、意三美的境界。读者不觉得丢掉了什么, 反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这当然不是那种表面形式一一对应的“忠实”所能达到的, 这就是译者在完全“消化”原文、忠实于原文基础上的再创造, 这样的译文读者好而乐之。许渊冲先生认为文学翻译要使读者愉快, 得到美的享受犹如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 这就是再创作。他因此提出“竞赛论”, 即创作要发挥译语优势和原文竞赛[ 6 ] 。许先生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是成功的例子。
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 往往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意象, 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喻义往往是不同的, 这些意象往往构成文学翻译中的难题。因此,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还表现在语言形象的转换上。请看下面的译例:
原文: ??粉面含春威不露, 丹唇未启笑先闻。(《红楼梦》第三回)
译文: ?the ever - 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 the ever - 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 were parted. (大卫·霍克思译)
英美文化中“春”的对应词“spring”并没有汉语中“春”的联想意义, 而英语中的“summer”恰恰表示温暖宜人的涵义, 霍克思为了满足译语读者的审美期待, 将原文中“粉面含春”转译为“the ever2smiling summer face”,与原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过: “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 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 而我们读到了原作, 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 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 而是离间, 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 扫尽读者的兴趣, 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7 ]我们认为, 一件文学作品遇到一位高明的译者, 实在是一件幸事, 如果译文比原文有所提高, 原作者也会同意的。钱钟书先生描述林纾在翻译时, 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 不免手痒难熬, 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写去。从翻译忠实的角度来说, 这当然是主体意识太强, 有不守本份之嫌, 但从文学的审美性来看又是可以原谅的, 正是由于这种创作冲动才产生了优美的译本。
本文只是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初略探讨, 实际上, 译者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体,却又受制于原文的客观限制, 因此他需要自觉地把握原文的多重含义, 同时发挥语言运用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创造性应体现在如何用可接受的译入语表达原文的内容、再现原文的艺术美。正如威尔斯·巴恩斯通在《优先选择》一文中所强调的译者在原作内容和形式的前提和约束下千方百计地去再创造更接近原文的内容和形式,“既不应作拘泥于字面解释的杀手, 也不该作原诗的篡改者”[ 8 ] 。译者的主体性是必然存在的, 优秀的译者应该把握好其主体性与文本客观性之间的平衡, 在翻译中克制不适当的创作冲动, 从心所欲而不越规, 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艺术美。优秀的译文不是对原文的背叛, 而是与原文殊途同归, 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锦上添花, 甚至胜过原文。
参考文献
[1 ] 杨武能. 尴尬与自如、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初探[J ] . 中国翻译, 1993 , (2) .
[2 ] 王玉梁. 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 ] . 天府新论, 1995 , (6) .
[3 ] 伊塞尔. 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9.
[4 ]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80.
[5 ] 朱光潜. 诗论[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47.
[6 ] 许渊冲. 再创作与翻译风格[J ] . 解放军外国语学报, 1999 , (5) .
[7 ] 钱钟书. 七缀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81.
[8 ] 刘重德. 威尔斯·巴恩斯通论译诗的优先选择[A] . 杨自检. 英汉比较与翻译[C]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