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关联理论与翻译
Relevance Theory and Translation
翻译是跨语际交际行为，交际法是研究翻译的重要方法之一。交际观历经变迁，从而带动基于交际观方法研究的翻译观的演变。关联理论便是Sperber & Wilson提出的从认知角度研究交际的新的方法论。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如认知语境是交际的基础，对交际内容进行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的划分，尤为重要的是，关联性，乃至最佳关联性是交际的指导原则，使人们开始以新的认知和语用角度来看待翻译。在关联理论的指引下，寻求话语的关联性成为翻译理解的重要方式，翻译的内容也变成了抑或是交际意图抑或是信息意图，最根本的是，是否传递了最佳关联形成了翻译评判的标准，落实到最后便是考察话语的语境效果，以及理解该话语所需花费的认知努力，是否在原文与目标语之间对等。本文作者在理论阐述之余，还就李白的《送友人》一诗的四种英译，详细论述了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实际运用及其不足。
With the change of views on communication, opinions on translation are also subject to development. The proposal of relevance theory put forth by Sperber & Wilson has introduced new angles of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in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 central concepts included in relevance theory, such as cognitive environment as the base of communication, mutual-manifestness as the necessity of communica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and informative intention, and most of all, releva...
1．关联理论对翻译现象的解释
本文拟从翻译的性质、译者的身份及译文的目的等三方面对翻译现象作一个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解释说明。 古今中外的许多翻译理论家们都曾致力于规定性翻译研究,而该研究却暴露出太多的局限性。鉴于此,描写翻译研究采取完全不同的翻译范式,其目标不是制定规则或评价译文,而是观察、描写和解释各种翻译现象。关联理论虽然是关于交际的认知理论,但同时也为描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而统一的理论基础,反映了翻译研究从规定性到描写性的转变。根据关联理论,所有的翻译都是语际间的解释,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遵守人类交际的一个基本条件,即关联原则。 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阐述了描写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和本文的目的。第二章对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对比分析描写翻译研究和规定性翻译研究,以说明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性。第三章主要介绍关联理论中几个与本文有关的重要概念。第四章是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运用。最后一章为全文结语。
2．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试评《围城》英译本
A Brief Comment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作为一门阐释交际的语用学理论,关联理论由巴黎大学的斯波伯和伦敦大学的威尔逊共同提出。该理论主要观点见于他俩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关联论的影响现在已远远超出了语用学领域。它成了当前指导语用翻译的新论。威尔逊的学生格特出版了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论认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达到成功交际,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最佳关联。作为指导交际的认知理论关联论对翻译有着极强的解释力,所以格特看出它可以用来描写翻译。这种努力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即人类推理表达意义的能力可以根据关联原则来进行描述,这种关联原则可定义为以最少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格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解释性行为,译文就是在解释性方面寻求与原文相似,同时翻译行为受关联原则制约。寻找关联的过程,是一个认知与推理的过程,是一个付出努力的过程。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的过程。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对翻译的解释是动态的,辨证的,它能以关联性抓住翻译的本质,对翻译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凯利和茅国权的译本作为《围城...
As a pragmatic theory interpreting communication, relevance theory is formally proclaimed by Dan Sperber and Deirdre Wilson in their book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evance theory has greatly gone beyond the field of pragmatics itself, and even extended 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has now become a new principle guid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Noticeably, Gutt has proposed a relevance-theore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his book Tran...
3．由关联理论看幽默言语的翻译
Relevance-theoretic Study of Humorous Utterance Translation
由Sperber与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和Gutt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已成为当今指导翻译的新论,较多的学者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幽默言语翻译这一个案现象,旨在证明关联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力,尤其对幽默
言语翻译的解释力,并为幽默言语翻译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幽默言语翻译重在译出其风格,体现其幽默效果,力求其功能对等。 引言部分定义幽默言语,介绍幽默言语的特点并对其进行分类,阐述幽默言语翻译的难点,最后阐释写作本文的目的。 第一章阐述运用关联理论指导幽默言语翻译的必要性,幽默言语翻译遵循关联翻译理论的普遍规律。作者在1.1中主要介绍关联理论的二个重要概念:关联性与认知语境,同时阐述认知语境对幽默言语翻译的影响。1.2论述关联理论与幽默言语翻译的关系。其关系充分体现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幽默言语翻译的本质上:幽默言语翻译是—种明示—推理交际行为;幽默言语翻译是一个译者在源语认知语境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幽默言语翻译是一种跨语际的阐释性运用。因而提出了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幽默言语翻译评判的标准:最佳关联性的传递。1.3阐述幽默言...
Relevance theory advanced by Sperber and Wilson and the relevance-based accou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posed by Gutt have become a new theory of directing translation at present. Many scholars have done some researches to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This thesis which studies the specific case of humorous utterance translation intends to prove relevance theory is powerful in accounting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specially in explaining humorous utterance translation...
4．关联理论对翻译中文化缺省的启示
关联理论作为一种语言交际理论，在处理文化缺省问题上为文学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阐述了文化缺省的成因，并运用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原则，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分析和重构，强调根据不同的认知语境采用不同的策略，实现原文作者的意图和再现原文的美学特质，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 关键词 关联翻译观 文学翻译 文化缺省
Abstract As a theory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relevance theory also provides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aling with cultural default. This paper firstly expounds on and further analyzes reasons for cultural default. Based on principle of optimum relevanc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ranslator adopts differ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gnitive context to realize purpose of original-language authors and its aesthetic value and cater to expectation of target-language readers.
Key words relevance theory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default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法、英学者D. Sperber,和D. Wilson在其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专著中提出来的,1995年二人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互明的前提是在于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关联机制包括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最大关联(most relevance)是指在交际中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了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是指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获的足够的语境效果。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就突出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它研究译者的交际能力,也就是翻译能力。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看成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翻译不是静态的,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依据不同编码对符号进行再解释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王治琴,2005)。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关联理论认为,对语言的使用有两种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翻译是对语言的解释性使用。在语言的解释性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原语和表达该话语的语句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解释性相似。两个话语的解释性相似程度越高,所共享的明说和暗含意义就越多。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研究翻译的文献亦可谓汗牛充栋,但学者们对于“翻译”从未达成过共识。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是很强的,它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框住”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而且还可以根据关联理论平息翻译界经年不息的争执(赵彦春,2003)。任何一种翻译理论都强调翻译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原语,译者靠什么来推理作者的交际意图呢?关键是靠寻找最佳关联,推断出语境暗含。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对原文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尽可能根据话语内容去推理原语交者的交际意图,而译语接受者同样也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译文进行阐释和解读。所以,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一个推理过程,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
三、对文化缺省和关联理论的认识
认知科学表明,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储存在人脑的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之中,每个图式由数目不等的空位(slots)组成。每当感官记忆
(sensory memory)输入了某种信号时,认知机制中的记忆搜索(memory search)功能就会自动在长期记忆中激活属于该图式的空位,最终激活整个图式。认知是由记忆中的图式作用于未知实现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新的话语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它认知结构,理解才能达成。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交际和认知,强调认知语境在推导说话者的交际意图中的作用。关联理论把交际看成是明示——推理的过程,设想每一个明示性的交际行为本身都具备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即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用恰当的处理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作为一种语用理论,关联理论必然包含了语言交际所遵循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说话人在明示过程中,为使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必然会对受话人的认知语境和先有知识图式进行合理预测,对双方认知环境里共有的无须赘言的内容会在话语中省去,处理为预设信息。而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会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激活记忆中的心理图式,填补未表达的细节,通过推理,找到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从而获得语境效果。
四、怎样运用关联理论在译语中重现原作品的文化关联机制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的互动过程,话语的两次输出和理解不可能完全相等,故对等原则不能衡量翻译的成功与否。“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是在保证效度的基础上求其信度” （张今，1987）即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前提下,译作应尽量向原作趋同,提高信度(忠于原作者)。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阐释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完全对等(asymmetrical)的:防止和避免译语读者误解的责任完全在译者一方。因此译者必须将原作者的意图用明确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才能使读者解读原作者语用预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译者应尽可能为译语读者营造出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语境,以获得与原语读者趋同的语境效果。这就为对文化缺省的翻译重构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译者必须识别原语语篇中的文化缺省,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以明示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二译者要对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推测,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的翻译观没有说必须译成什么,只是说明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可能译成什么。
1、重现(representation)。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表达与语义上都相近时,采用重现法,也即直译法,以达到同原语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最佳关联。如: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水;百花齐放: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纸老虎译为paper tiger.下例就是通过重现的手法传达了原文本的艺术境界:
(1) A melody is heard, played upon a flute. It is small land fine, telling of grass and trees and the horizon. The curtain rises.横笛吹起,优雅的旋律诉说着芳草、佳树、天涯,幕起。
2、替代(replacement) 。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征象不同时采用替代法,它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如:He that lies down with dogs must getup with fleas.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Romeo: What have thou found? Mercutio: No hare, sir. (《罗密欧与朱丽叶》,Act II,)《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用了hare一词。Hare本为野兔,俗语是娼妓之意,相当于汉语中的“野鸡”,谐“野妓”,故梁实秋先生将hare译为“野鸡”。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梁实秋译)
3、转换(reproduction)
当原语中文化征象在译语中出现缺省时采用转换法或意译法,如:
(3)现在合同已签了,真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如此了。
As the contract has been signed, what‟s done is done and can‟t be undone. (
春,1996:90)
(4) “I beg your pardon,” said Alice very humbly: “you had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
“I had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Oh, do let me help to undo it!”(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Chapter 3)
“……你说到第五个弯了,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我没有到!”
爱丽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吧!”(赵元任译,转引自《翻译批评散论》 刘季
4、重构(rebuilding / recreation )。重构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手段来疏解或化解原语的文化信息,再现原文的关联性。
(5) 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brained sloths stayed at home.
译文: 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翻译批评散论》,P87)译文较好地重构了原文的意境,连用六个含“呆”的短语再现了原作中五个以s开头的词汇的艺术效果,堪称艺术的再创造。 (6)“If you mean Darcy”, cried her brother,“…but as for the ball, it is quite a settle thing, and as soon as Nicholls has made white soup enough I shall send round my cards”. (上海译文版)“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尼可尔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贴”。
(人民版)“……至于舞会嘛,那是已经定了的事。只等科尼斯把白汤备足了,我就下请贴”。(一种用白肉[如小牛肉、鸡肉等]加蔬菜熬制的汤。舞会结束客人离去前通常飨以热腾腾的白汤、咖啡或其它饮料。)
White soup是西方舞会上一道必备的汤,原文作者在此运用借喻手法借白汤指舞会的各种准备。“白汤”很容易激活原文读者记忆中“舞会”的原型画面,使他们领会到作者的意图。而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记忆中并没有相关图式,在理解上很可能会形成连贯“空位”。因此,上译版采用文化过滤法,把作者的话说白,这样一来,中文读者根本不用花费努力就能获得连贯理解;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译文除了给读者一个阅读方便,并不产生其它任何语境效果。因为译者代替了读者在思考,而文学作品的的魅力就在于读者能动地参与。相较之下,人民版采用的文化诠释法更为可取。 “白汤”直接译出给读者以原滋原味的审美感受,文外脚注也不须读者花费过多的心理努力对文章获得连贯理解,并增强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语境效果和读者的处理努力相比要大得多,因而,人民版译文更具有最佳关联性在翻译的再表达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的存在,译者则不得不面对意义的再表达的种种选择和取舍。其中的得失,既有语言转换和文化播迁中难以解决的困难所构成的客观原因,也有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所做出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以及个人审美情趣的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关联原则。译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是否再现了原作品的最佳关联性,是否符合读者的期
待,是否达到交流的目的。译者要传达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找出原作品中的最佳关联性,并将其再现在译语作品中,让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的最佳关联而达到正确解读译语作品的目的。
五、结语
关联理论从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交际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语言交际做出解释,它将认知与语用研究结合起来,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的产出转移到话语的理解,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
文化缺省是符合关联原则的交际策略,而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读者三方的双交际活动,要排除文化缺省在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障碍,译者肩负着重大责任:一方面,译者要能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的水平,识别原文的文化缺省;另一方面,译者要对他的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预测,并根据最佳关联原则,选择适当的重构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和指导翻译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以关联性抓住了翻译问题的本质特征，把它纳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积极的指导意义。尽管关联理论不能解释翻译中的一切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对翻译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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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靖之.翻译———文化的多维交融[J].中国翻译:2000；(1):22-255．从关联理论看文化负载词语及其翻译
本文从关联理论角度，讨论了文化负载词语产生的根源是由于英汉两族人们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对于同一事物所赋予的联想或象征等文化内涵意义无法相互明白。翻译文化负载词语可以通过直译、直译加注、意译、形象转换、增删的方式进行，无论使用哪种翻译技巧，译文在传达原作意图的同时必须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实现最佳关联性。
6．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判逆
On the Creative Infidelities Employed by Feminists in Literature of Translation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观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学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7．从目的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从目的论角度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旨在挖掘两者间的关系及其对翻译实践的重要意义.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以忠实为导向,并且是由译者追求的目的所决定的.翻译目的导致创造性叛逆的产生,而创造性叛逆又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译者在目的的驱动下从内容、语言、风格层面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
8．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On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一个有机整体,分别讨论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ⅱ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并讨论了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理论价值.
9．被遗忘了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Creative Treason of Target Readers and Receptor Environment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是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之一,针对这一主体被忽视的现象,从分析该创造性叛逆存在的理据入手,分别对其制约因素、共时性和历时性予以考察,探讨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创造性叛逆的正、负面作用,认为对该创造性叛逆的正确认识具有不可否认的指导作用,不可掉以轻心.
10．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摘要 文学翻译中的 “叛逆”与“忠实” (赵祥云，李颖 新乡 河南，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453007)
摘要：笔者认为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同时也认为“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由于译者的现身，忠实的标准和条件也应该发生变化，我们对叛逆和忠实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新的认识。笔者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叛逆可以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关键词：叛逆；忠实；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创造性叛逆
近年来，翻译中的叛逆和忠实是翻译界的同仁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讨论越多，问题也就越近于清晰化。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忠实”观中解脱出来，对忠实也逐渐有了一个更新、更高层次上的认识。传统的“忠实”观认为，译作应该完全忠实于原作（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等），译者也应该绝对服从于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和风格，而不应该出现有悖于原作的地方。实际上，这种忠实观是不现实的。现代的忠实观认为：忠实，要弄清楚“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忠实”不是说译者在翻译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只是一个传话筒或是应声虫，相反，“忠实”呼唤译者的现身，还要求其在一定情况下做出有意识的形式上的偏离，也就是译者的叛逆。由于英汉双语语言文化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译者就不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将原文原封不动地反照过去，表面上看去好像十分忠实，实际上译文已经变得诘屈聱牙，
无从下目。这样的译文没有人愿意看，这样的译者对于原作、原作者和读者是不忠的，对自己也是不忠实的。
孙致礼先生在他的文章《翻译与叛逆》中提到，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而叛逆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翻译中的叛逆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种：无意性叛逆和有意性叛逆。笔者赞同“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同时认为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由于译者的显身，忠实的条件和标准就有了相应的变化，我们对叛逆和忠实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新的认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性叛逆正是为了实现对原文更高意义上的忠实。
无意性叛逆，顾名思义，是指译者并“叛逆之心”，但由于误解、疏漏以及笔译过于拘谨或过于自由等原因，而导致了不应有的叛逆。（孙致礼，2001：第四期）无意性叛逆是说译者主观上也想忠实于原作，但是由于个人的局限性而造成了对原作的叛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故不做细谈。
有意性叛逆，是指译者在熟知两种语言文化，有能力比较“忠实”地翻译原作的情况下，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故意使译作对原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离”。勒菲弗尔认为，译者、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影响和决定翻译进行的三要素。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三要素也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叛逆。
本文拟此为题，从有意性叛逆的三个表现入手，通过列举翻译中有关叛逆行为的众多例句，来探究翻译中“叛逆”的“忠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在特定情况下译者的“叛逆”对忠实于原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权宜性叛逆和忠实
权宜性叛逆是指译者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又想尽量忠实于原作和语作者，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的处理办法。比如遇到自己搞不懂或很难翻译的地方，可以采取“减码处理”。
我们所说的“减码”处理，最常见的是改变原作的体裁，尤其是把诗体改译成散文体。比如《荷马史诗》是用诗体写成的，但是考虑以诗译诗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有些语言之间几乎无法互译，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以诗译过来的诗，还要注意诗体的结构和韵律，再加上一些诗所特有的生僻的词，恐怕读者实难接受。读者不能接受，不愿接受，那么翻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再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多采用塑体无韵诗，翻译家朱升豪和梁实秋先生都曾用散文体进行翻译，他们的
译品深受读者的欢迎。歌德也主张：不论外国名著是诗体还是散文体，都应用平易明快的散文体来翻译，因为任何作品，包括荷马史诗，以散文译出，无论任何人都易读好懂┅┅散文译本比韵文译本更有效。（转引自 孙致礼，2001： 4）刘重德也认为：“用格律诗译格律诗，如能够既讲求格律，又无损原意，实属上乘；但在确实不能用格律诗译格律诗的某些具体情况下，则不妨考虑运用自由体来译，以便尽量保留原诗的思想、情节、意境和形象，总比死守诗行的长度和韵脚而对原诗内容任意增删好得多。”（刘重德，西方译论研究：57-58）
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要赞美“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或“不够忠实”译作的价值，如严复、林纾、苏曼殊、伍光建等人的著作（即便是朱生豪、傅雷等翻译名家译本中的“不忠”之处也不难发现）。（查明建，2003：第一期）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只把“忠实”二字停留在口头上，或是把其当作万分神圣、不可企及的东西来束缚限制自己的翻译行为，相反，我们应该调动自己的思维，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灵活运用翻译原则，从而更现实地实现对原作的忠实。
二、 策略性叛逆和忠实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要打上译者的时代及译语文化的烙印。法国作家雨果曾有过一个一针见血的说法：翻译是对译入国的“侵犯行为”。正因为如此，翻译家在译介异域文化时，就不能无所顾忌，而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说的具体些，就是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考虑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适当地对原文做出 “策略性叛逆”。（孙致礼，2001：4）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里，只有做出一定的策略性叛逆，才能使原作被读者接受，使原作的思想和观点深入人心，从而实现对原作的忠实。这正是所谓的“曲线救国”。
译入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翻译家的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翻译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常常“藉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让我们重新读读他所译的《天演论》的开场白： 赫胥黎独坐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味。人工未施。其借征人景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陂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原文如下：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照汉语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的：原文里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读起来反而更加流畅。原文里第一人称的 I 成了译文里第三人称的“赫胥黎”，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化。问什么要这么变？很可能，是为了要使译文读者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王佐良，1989：38） 严复在《天演论》的卷头凡例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严氏提出翻译三标准，且将“信”放到三难之首，一则说明严复强调忠实；二则说明想达到忠实是最困难的。一百多年来，多少翻译家和译论家提起严复，无不对他的“不忠”口诛笔伐。然而，这些议论家基本上都是站在翻译的语言操作层面上对严老夫子的“失节”指手画脚。其实，他们都知道，曾留学于英国的严复的英语能力是无可置疑的。（王东风，2003：第五期）严复还说：
“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
如果我们暂且撇开一点不论，即为什么必须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传达“精理微言”，我们会看出严复的“雅”是同他的第一亦即最重要的一点——“信”——紧密相连的。换言之，雅不是美化，不是把一篇原来不雅的文章译得很典雅，而是指一种努力，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的简单的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精神光泽。（王佐良，1989：41）严复的用心良苦，其翻译目的有二：一是要将西方的一整套先进思想引进来进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点儿决定他的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实质；二是他的翻译必须得引起当权的士大夫阶层的注意。他采用汉以前的古雅文体，给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士大夫们开了一幅“包着糖衣的苦药”。
文学还要为直接的道德目的服务，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公开谈论性和露骨的性描写，都被认为有伤风化，因而成了另一个敏感的问题。如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被视为一部“性喜剧”，剧中有一句话直译过来应为： “要是他不肯把手伸给你，就拉住他的阳具吧。”让我们看看英语翻译家是怎样处理这句话的吧。1902 年，希基将之译作：“要是有人不肯把手伸给你， 就牵住他的鼻子走吧。”1954 年，费茨将其译成： “女士们， 拖着他们的手吧；要是他们不愿意，那就随便拖什么都行。”1970 年，迪金森将其译成： “要是他们不肯把手伸给你，就温文地拖他们的生命线吧。”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一向崇尚伦理道德，因而对出版物涉及性问题，更是非常谨慎，严格控制，笔者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孙致礼，2001：4）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后三种译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同的译入语文化包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忌讳，根据自己文化的具体情况避开意识形态和忌讳，对译文作出一定的调整不失为更好地忠实于原作的好方法。
总之，译者向国人译介异域文化时，负有双重的道德义务：一方面，他要尽量忠实地传达作者笔下的异域文化，另一方面，他又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免给译语文化造成不应有的侵犯。（孙致礼，2001：4）
三、创造性叛逆
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如在语言差异较大，不便直译的情况下，要敢于冲破源语的束缚，译出意义最切近而又符合译语规范的译文，也就是说，要善于将“规范自然的原文”转换为“规范自然的译文”。请看下例：
奥斯丁《理智与情感》第十九章，詹宁斯太太带着怀有身孕的女儿来拜访达什伍德太太，见面后说了这么一席话：
…it was wrong in her situation. I wanted her to stay at home and rest this morning, but she would come with us; she longed so much to see you all!(Jane Aust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Ch.19,Vol. I )
其中第一句话，如果拘泥于字面意思，很可能译成“她身体不太好”。但这样一来就有两个问题：一是违背事实，因为怀孕并不等于“情况不大好”；二是没有道出詹宁斯太太的心声，因为她最为女儿怀孕感到自豪，走到哪里都要炫耀一番。为
了避免这两个矛盾，笔者采取了这样的译法：“她身子不方便。我要她上午待在家里歇着，可她偏要跟我们一道来。她多么渴望见见你们一家人啊！”（孙致礼，1999：54）“她身子不方便”几个字，舍形似而取神似，恰到好处地表露出说话人那由衷的喜悦之情。
文学翻译中，很难达到“形神皆似”，翻译家傅雷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很有借鉴意义。也就是说，有些时间可以采取意译之法，舍其“形” 而 传其“神”。例如，在《傲慢与偏见》里有这样一句话“I was in the middle before I knew I had begun.”这是伊丽莎白问达西何时爱上她时作出的回答。如果将此句话中的“in the
middle”死译成“到了中间”，读者肯定会感到无法理解，孙致礼将其译作“不能自拔”四个字，全句译作：“我是到了不能自拔的时候，才发现爱上了你。”这样一来，译文变正说为反说，虽舍其 “形似”，却取得了“神似”的效果，忠实地传译了原作的意图。有时候， 这种舍弃“形似” 追求“神似” 的做法，还真需要译者彻底“解放思想”，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中，创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 （孙致礼，2001：第四期）
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认为翻译没有创造性，无法与创作相提并论，而另一方面，又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要求译者顶礼膜拜与原作者，亦步亦趋于原文，对译文的“创造性叛逆”不加分析地加以贬斥。这种翻译观无形中成了译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查明建，2003：1）当代翻译家许钧在他的《我和翻译》一文中也谈到：“┅如今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忠诚‟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 „忠诚‟，这也许就是„相似处尤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吧。”转引自（许钧，２００３：第一期）在文学翻译中，“忠诚”与“叛逆”的关系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形”和“神”的关系。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要想取得“神似”，就必须在语言形式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叛逆”。许钧还在他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第六章第二节结束时说：“┅他（译者）就必须忠实于意义而不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词；在用目的语重新表达的过程中，译者当然会使用远离原作语言形式的表达手段，因为他是为着不同的读者，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去重新表达的。”
综上所述，由于双语之间语言和文化差异，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目的及其创作特性，
以及接受者和整个接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译文对原作的不忠实是绝对存在的，而忠实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基于此，译者特定条件下的叛逆正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作者、译者自身和读者。这样的“忠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的。
鸣谢：导师张志强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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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ason” and “Faithfuln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赵祥云,李 颖 Xinxiang Henan,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453007）
Abstract: The author holds that it is indispensable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orks，but “there is no absolutely faithful translation”. Our task is to make clear that “what we should be faithful to?” how to be faithful? ”and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it is between „treason‟ and‟ faithfulness‟? ”. In view of the 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 the criterion of “faithfulness” and the methods leading to “faithfulness” are changing, and, therefore, we had better achieve a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son” and “faithfulness”. The author claims that, on some occasions, the purposeful treason can make the translated version mor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version.
Key words: treason; faithfulness; expedient treason; tactful treason; creative treason
11．文学翻译中再创造性叛逆是实现忠实的手段
Re-creative Treason in the Way to Faithfuln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0. 关联理论与翻译
Relevance Theory and Translation
翻译是跨语际交际行为，交际法是研究翻译的重要方法之一。交际观历经变迁，从而带动基于交际观方法研究的翻译观的演变。关联理论便是Sperber & Wilson提出的从认知角度研究交际的新的方法论。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如认知语境是交际的基础，对交际内容进行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的划分，尤为重要的是，关联性，乃至最佳关联性是交际的指导原则，使人们开始以新的认知和语用角度来看待翻译。在关联理论的指引下，寻求话语的关联性成为翻译理解的重要方式，翻译的内容也变成了抑或是交际意图抑或是信息意图，最根本的是，是否传递了最佳关联形成了翻译评判的标准，落实到最后便是考察话语的语境效果，以及理解该话语所需花费的认知努力，是否在原文与目标语之间对等。本文作者在理论阐述之余，还就李白的《送友人》一诗的四种英译，详细论述了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实际运用及其不足。
With the change of views on communication, opinions on translation are also subject to development. The proposal of relevance theory put forth by Sperber & Wilson has introduced new angles of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in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 central concepts included in relevance theory, such as cognitive environment as the base of communication, mutual-manifestness as the necessity of communica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and informative intention, and most of all, releva...
1．关联理论对翻译现象的解释
本文拟从翻译的性质、译者的身份及译文的目的等三方面对翻译现象作一个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解释说明。 古今中外的许多翻译理论家们都曾致力于规定性翻译研究,而该研究却暴露出太多的局限性。鉴于此,描写翻译研究采取完全不同的翻译范式,其目标不是制定规则或评价译文,而是观察、描写和解释各种翻译现象。关联理论虽然是关于交际的认知理论,但同时也为描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而统一的理论基础,反映了翻译研究从规定性到描写性的转变。根据关联理论,所有的翻译都是语际间的解释,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遵守人类交际的一个基本条件,即关联原则。 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阐述了描写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和本文的目的。第二章对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对比分析描写翻译研究和规定性翻译研究,以说明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性。第三章主要介绍关联理论中几个与本文有关的重要概念。第四章是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运用。最后一章为全文结语。
2．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试评《围城》英译本
A Brief Comment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作为一门阐释交际的语用学理论,关联理论由巴黎大学的斯波伯和伦敦大学的威尔逊共同提出。该理论主要观点见于他俩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关联论的影响现在已远远超出了语用学领域。它成了当前指导语用翻译的新论。威尔逊的学生格特出版了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论认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达到成功交际,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最佳关联。作为指导交际的认知理论关联论对翻译有着极强的解释力,所以格特看出它可以用来描写翻译。这种努力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即人类推理表达意义的能力可以根据关联原则来进行描述,这种关联原则可定义为以最少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格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解释性行为,译文就是在解释性方面寻求与原文相似,同时翻译行为受关联原则制约。寻找关联的过程,是一个认知与推理的过程,是一个付出努力的过程。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的过程。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对翻译的解释是动态的,辨证的,它能以关联性抓住翻译的本质,对翻译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凯利和茅国权的译本作为《围城...
As a pragmatic theory interpreting communication, relevance theory is formally proclaimed by Dan Sperber and Deirdre Wilson in their book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evance theory has greatly gone beyond the field of pragmatics itself, and even extended 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has now become a new principle guid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Noticeably, Gutt has proposed a relevance-theore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his book Tran...
3．由关联理论看幽默言语的翻译
Relevance-theoretic Study of Humorous Utterance Translation
由Sperber与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和Gutt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已成为当今指导翻译的新论,较多的学者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幽默言语翻译这一个案现象,旨在证明关联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力,尤其对幽默
言语翻译的解释力,并为幽默言语翻译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幽默言语翻译重在译出其风格,体现其幽默效果,力求其功能对等。 引言部分定义幽默言语,介绍幽默言语的特点并对其进行分类,阐述幽默言语翻译的难点,最后阐释写作本文的目的。 第一章阐述运用关联理论指导幽默言语翻译的必要性,幽默言语翻译遵循关联翻译理论的普遍规律。作者在1.1中主要介绍关联理论的二个重要概念:关联性与认知语境,同时阐述认知语境对幽默言语翻译的影响。1.2论述关联理论与幽默言语翻译的关系。其关系充分体现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幽默言语翻译的本质上:幽默言语翻译是—种明示—推理交际行为;幽默言语翻译是一个译者在源语认知语境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幽默言语翻译是一种跨语际的阐释性运用。因而提出了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幽默言语翻译评判的标准:最佳关联性的传递。1.3阐述幽默言...
Relevance theory advanced by Sperber and Wilson and the relevance-based accou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posed by Gutt have become a new theory of directing translation at present. Many scholars have done some researches to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This thesis which studies the specific case of humorous utterance translation intends to prove relevance theory is powerful in accounting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specially in explaining humorous utterance translation...
4．关联理论对翻译中文化缺省的启示
关联理论作为一种语言交际理论，在处理文化缺省问题上为文学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阐述了文化缺省的成因，并运用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原则，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分析和重构，强调根据不同的认知语境采用不同的策略，实现原文作者的意图和再现原文的美学特质，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 关键词 关联翻译观 文学翻译 文化缺省
Abstract As a theory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relevance theory also provides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aling with cultural default. This paper firstly expounds on and further analyzes reasons for cultural default. Based on principle of optimum relevanc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ranslator adopts differ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gnitive context to realize purpose of original-language authors and its aesthetic value and cater to expectation of target-language readers.
Key words relevance theory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default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法、英学者D. Sperber,和D. Wilson在其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专著中提出来的,1995年二人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互明的前提是在于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关联机制包括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最大关联(most relevance)是指在交际中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了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是指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获的足够的语境效果。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就突出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它研究译者的交际能力,也就是翻译能力。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看成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翻译不是静态的,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依据不同编码对符号进行再解释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王治琴,2005)。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关联理论认为,对语言的使用有两种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翻译是对语言的解释性使用。在语言的解释性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原语和表达该话语的语句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解释性相似。两个话语的解释性相似程度越高,所共享的明说和暗含意义就越多。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研究翻译的文献亦可谓汗牛充栋,但学者们对于“翻译”从未达成过共识。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是很强的,它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框住”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而且还可以根据关联理论平息翻译界经年不息的争执(赵彦春,2003)。任何一种翻译理论都强调翻译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原语,译者靠什么来推理作者的交际意图呢?关键是靠寻找最佳关联,推断出语境暗含。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对原文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尽可能根据话语内容去推理原语交者的交际意图,而译语接受者同样也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译文进行阐释和解读。所以,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一个推理过程,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
三、对文化缺省和关联理论的认识
认知科学表明,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储存在人脑的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之中,每个图式由数目不等的空位(slots)组成。每当感官记忆
(sensory memory)输入了某种信号时,认知机制中的记忆搜索(memory search)功能就会自动在长期记忆中激活属于该图式的空位,最终激活整个图式。认知是由记忆中的图式作用于未知实现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新的话语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它认知结构,理解才能达成。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交际和认知,强调认知语境在推导说话者的交际意图中的作用。关联理论把交际看成是明示——推理的过程,设想每一个明示性的交际行为本身都具备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即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用恰当的处理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作为一种语用理论,关联理论必然包含了语言交际所遵循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说话人在明示过程中,为使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必然会对受话人的认知语境和先有知识图式进行合理预测,对双方认知环境里共有的无须赘言的内容会在话语中省去,处理为预设信息。而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会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激活记忆中的心理图式,填补未表达的细节,通过推理,找到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从而获得语境效果。
四、怎样运用关联理论在译语中重现原作品的文化关联机制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的互动过程,话语的两次输出和理解不可能完全相等,故对等原则不能衡量翻译的成功与否。“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是在保证效度的基础上求其信度” （张今，1987）即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前提下,译作应尽量向原作趋同,提高信度(忠于原作者)。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阐释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完全对等(asymmetrical)的:防止和避免译语读者误解的责任完全在译者一方。因此译者必须将原作者的意图用明确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才能使读者解读原作者语用预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译者应尽可能为译语读者营造出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语境,以获得与原语读者趋同的语境效果。这就为对文化缺省的翻译重构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译者必须识别原语语篇中的文化缺省,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以明示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二译者要对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推测,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的翻译观没有说必须译成什么,只是说明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可能译成什么。
1、重现(representation)。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表达与语义上都相近时,采用重现法,也即直译法,以达到同原语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最佳关联。如: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水;百花齐放: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纸老虎译为paper tiger.下例就是通过重现的手法传达了原文本的艺术境界:
(1) A melody is heard, played upon a flute. It is small land fine, telling of grass and trees and the horizon. The curtain rises.横笛吹起,优雅的旋律诉说着芳草、佳树、天涯,幕起。
2、替代(replacement) 。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征象不同时采用替代法,它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如:He that lies down with dogs must getup with fleas.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Romeo: What have thou found? Mercutio: No hare, sir. (《罗密欧与朱丽叶》,Act II,)《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用了hare一词。Hare本为野兔,俗语是娼妓之意,相当于汉语中的“野鸡”,谐“野妓”,故梁实秋先生将hare译为“野鸡”。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梁实秋译)
3、转换(reproduction)
当原语中文化征象在译语中出现缺省时采用转换法或意译法,如:
(3)现在合同已签了,真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如此了。
As the contract has been signed, what‟s done is done and can‟t be undone. (
春,1996:90)
(4) “I beg your pardon,” said Alice very humbly: “you had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
“I had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Oh, do let me help to undo it!”(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Chapter 3)
“……你说到第五个弯了,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我没有到!”
爱丽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吧!”(赵元任译,转引自《翻译批评散论》 刘季
4、重构(rebuilding / recreation )。重构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手段来疏解或化解原语的文化信息,再现原文的关联性。
(5) 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brained sloths stayed at home.
译文: 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翻译批评散论》,P87)译文较好地重构了原文的意境,连用六个含“呆”的短语再现了原作中五个以s开头的词汇的艺术效果,堪称艺术的再创造。 (6)“If you mean Darcy”, cried her brother,“…but as for the ball, it is quite a settle thing, and as soon as Nicholls has made white soup enough I shall send round my cards”. (上海译文版)“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尼可尔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贴”。
(人民版)“……至于舞会嘛,那是已经定了的事。只等科尼斯把白汤备足了,我就下请贴”。(一种用白肉[如小牛肉、鸡肉等]加蔬菜熬制的汤。舞会结束客人离去前通常飨以热腾腾的白汤、咖啡或其它饮料。)
White soup是西方舞会上一道必备的汤,原文作者在此运用借喻手法借白汤指舞会的各种准备。“白汤”很容易激活原文读者记忆中“舞会”的原型画面,使他们领会到作者的意图。而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记忆中并没有相关图式,在理解上很可能会形成连贯“空位”。因此,上译版采用文化过滤法,把作者的话说白,这样一来,中文读者根本不用花费努力就能获得连贯理解;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译文除了给读者一个阅读方便,并不产生其它任何语境效果。因为译者代替了读者在思考,而文学作品的的魅力就在于读者能动地参与。相较之下,人民版采用的文化诠释法更为可取。 “白汤”直接译出给读者以原滋原味的审美感受,文外脚注也不须读者花费过多的心理努力对文章获得连贯理解,并增强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语境效果和读者的处理努力相比要大得多,因而,人民版译文更具有最佳关联性在翻译的再表达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的存在,译者则不得不面对意义的再表达的种种选择和取舍。其中的得失,既有语言转换和文化播迁中难以解决的困难所构成的客观原因,也有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所做出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以及个人审美情趣的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关联原则。译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是否再现了原作品的最佳关联性,是否符合读者的期
待,是否达到交流的目的。译者要传达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找出原作品中的最佳关联性,并将其再现在译语作品中,让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的最佳关联而达到正确解读译语作品的目的。
五、结语
关联理论从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交际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语言交际做出解释,它将认知与语用研究结合起来,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的产出转移到话语的理解,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
文化缺省是符合关联原则的交际策略,而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读者三方的双交际活动,要排除文化缺省在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障碍,译者肩负着重大责任:一方面,译者要能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的水平,识别原文的文化缺省;另一方面,译者要对他的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预测,并根据最佳关联原则,选择适当的重构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和指导翻译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以关联性抓住了翻译问题的本质特征，把它纳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积极的指导意义。尽管关联理论不能解释翻译中的一切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对翻译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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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关联理论角度，讨论了文化负载词语产生的根源是由于英汉两族人们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对于同一事物所赋予的联想或象征等文化内涵意义无法相互明白。翻译文化负载词语可以通过直译、直译加注、意译、形象转换、增删的方式进行，无论使用哪种翻译技巧，译文在传达原作意图的同时必须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实现最佳关联性。
6．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判逆
On the Creative Infidelities Employed by Feminists in Literature of Translation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观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学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7．从目的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从目的论角度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旨在挖掘两者间的关系及其对翻译实践的重要意义.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以忠实为导向,并且是由译者追求的目的所决定的.翻译目的导致创造性叛逆的产生,而创造性叛逆又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译者在目的的驱动下从内容、语言、风格层面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
8．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On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一个有机整体,分别讨论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ⅱ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并讨论了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理论价值.
9．被遗忘了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Creative Treason of Target Readers and Receptor Environment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是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之一,针对这一主体被忽视的现象,从分析该创造性叛逆存在的理据入手,分别对其制约因素、共时性和历时性予以考察,探讨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创造性叛逆的正、负面作用,认为对该创造性叛逆的正确认识具有不可否认的指导作用,不可掉以轻心.
10．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摘要 文学翻译中的 “叛逆”与“忠实” (赵祥云，李颖 新乡 河南，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453007)
摘要：笔者认为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同时也认为“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由于译者的现身，忠实的标准和条件也应该发生变化，我们对叛逆和忠实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新的认识。笔者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叛逆可以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关键词：叛逆；忠实；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创造性叛逆
近年来，翻译中的叛逆和忠实是翻译界的同仁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讨论越多，问题也就越近于清晰化。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忠实”观中解脱出来，对忠实也逐渐有了一个更新、更高层次上的认识。传统的“忠实”观认为，译作应该完全忠实于原作（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等），译者也应该绝对服从于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和风格，而不应该出现有悖于原作的地方。实际上，这种忠实观是不现实的。现代的忠实观认为：忠实，要弄清楚“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忠实”不是说译者在翻译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只是一个传话筒或是应声虫，相反，“忠实”呼唤译者的现身，还要求其在一定情况下做出有意识的形式上的偏离，也就是译者的叛逆。由于英汉双语语言文化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译者就不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将原文原封不动地反照过去，表面上看去好像十分忠实，实际上译文已经变得诘屈聱牙，
无从下目。这样的译文没有人愿意看，这样的译者对于原作、原作者和读者是不忠的，对自己也是不忠实的。
孙致礼先生在他的文章《翻译与叛逆》中提到，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而叛逆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翻译中的叛逆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种：无意性叛逆和有意性叛逆。笔者赞同“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同时认为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由于译者的显身，忠实的条件和标准就有了相应的变化，我们对叛逆和忠实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新的认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性叛逆正是为了实现对原文更高意义上的忠实。
无意性叛逆，顾名思义，是指译者并“叛逆之心”，但由于误解、疏漏以及笔译过于拘谨或过于自由等原因，而导致了不应有的叛逆。（孙致礼，2001：第四期）无意性叛逆是说译者主观上也想忠实于原作，但是由于个人的局限性而造成了对原作的叛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故不做细谈。
有意性叛逆，是指译者在熟知两种语言文化，有能力比较“忠实”地翻译原作的情况下，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故意使译作对原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离”。勒菲弗尔认为，译者、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影响和决定翻译进行的三要素。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三要素也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叛逆。
本文拟此为题，从有意性叛逆的三个表现入手，通过列举翻译中有关叛逆行为的众多例句，来探究翻译中“叛逆”的“忠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在特定情况下译者的“叛逆”对忠实于原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权宜性叛逆和忠实
权宜性叛逆是指译者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又想尽量忠实于原作和语作者，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的处理办法。比如遇到自己搞不懂或很难翻译的地方，可以采取“减码处理”。
我们所说的“减码”处理，最常见的是改变原作的体裁，尤其是把诗体改译成散文体。比如《荷马史诗》是用诗体写成的，但是考虑以诗译诗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有些语言之间几乎无法互译，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以诗译过来的诗，还要注意诗体的结构和韵律，再加上一些诗所特有的生僻的词，恐怕读者实难接受。读者不能接受，不愿接受，那么翻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再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多采用塑体无韵诗，翻译家朱升豪和梁实秋先生都曾用散文体进行翻译，他们的
译品深受读者的欢迎。歌德也主张：不论外国名著是诗体还是散文体，都应用平易明快的散文体来翻译，因为任何作品，包括荷马史诗，以散文译出，无论任何人都易读好懂┅┅散文译本比韵文译本更有效。（转引自 孙致礼，2001： 4）刘重德也认为：“用格律诗译格律诗，如能够既讲求格律，又无损原意，实属上乘；但在确实不能用格律诗译格律诗的某些具体情况下，则不妨考虑运用自由体来译，以便尽量保留原诗的思想、情节、意境和形象，总比死守诗行的长度和韵脚而对原诗内容任意增删好得多。”（刘重德，西方译论研究：57-58）
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要赞美“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或“不够忠实”译作的价值，如严复、林纾、苏曼殊、伍光建等人的著作（即便是朱生豪、傅雷等翻译名家译本中的“不忠”之处也不难发现）。（查明建，2003：第一期）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只把“忠实”二字停留在口头上，或是把其当作万分神圣、不可企及的东西来束缚限制自己的翻译行为，相反，我们应该调动自己的思维，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灵活运用翻译原则，从而更现实地实现对原作的忠实。
二、 策略性叛逆和忠实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要打上译者的时代及译语文化的烙印。法国作家雨果曾有过一个一针见血的说法：翻译是对译入国的“侵犯行为”。正因为如此，翻译家在译介异域文化时，就不能无所顾忌，而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说的具体些，就是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考虑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适当地对原文做出 “策略性叛逆”。（孙致礼，2001：4）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里，只有做出一定的策略性叛逆，才能使原作被读者接受，使原作的思想和观点深入人心，从而实现对原作的忠实。这正是所谓的“曲线救国”。
译入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翻译家的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翻译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常常“藉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让我们重新读读他所译的《天演论》的开场白： 赫胥黎独坐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味。人工未施。其借征人景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陂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原文如下：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照汉语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的：原文里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读起来反而更加流畅。原文里第一人称的 I 成了译文里第三人称的“赫胥黎”，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化。问什么要这么变？很可能，是为了要使译文读者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王佐良，1989：38） 严复在《天演论》的卷头凡例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严氏提出翻译三标准，且将“信”放到三难之首，一则说明严复强调忠实；二则说明想达到忠实是最困难的。一百多年来，多少翻译家和译论家提起严复，无不对他的“不忠”口诛笔伐。然而，这些议论家基本上都是站在翻译的语言操作层面上对严老夫子的“失节”指手画脚。其实，他们都知道，曾留学于英国的严复的英语能力是无可置疑的。（王东风，2003：第五期）严复还说：
“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
如果我们暂且撇开一点不论，即为什么必须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传达“精理微言”，我们会看出严复的“雅”是同他的第一亦即最重要的一点——“信”——紧密相连的。换言之，雅不是美化，不是把一篇原来不雅的文章译得很典雅，而是指一种努力，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的简单的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精神光泽。（王佐良，1989：41）严复的用心良苦，其翻译目的有二：一是要将西方的一整套先进思想引进来进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点儿决定他的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实质；二是他的翻译必须得引起当权的士大夫阶层的注意。他采用汉以前的古雅文体，给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士大夫们开了一幅“包着糖衣的苦药”。
文学还要为直接的道德目的服务，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公开谈论性和露骨的性描写，都被认为有伤风化，因而成了另一个敏感的问题。如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被视为一部“性喜剧”，剧中有一句话直译过来应为： “要是他不肯把手伸给你，就拉住他的阳具吧。”让我们看看英语翻译家是怎样处理这句话的吧。1902 年，希基将之译作：“要是有人不肯把手伸给你， 就牵住他的鼻子走吧。”1954 年，费茨将其译成： “女士们， 拖着他们的手吧；要是他们不愿意，那就随便拖什么都行。”1970 年，迪金森将其译成： “要是他们不肯把手伸给你，就温文地拖他们的生命线吧。”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一向崇尚伦理道德，因而对出版物涉及性问题，更是非常谨慎，严格控制，笔者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孙致礼，2001：4）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后三种译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同的译入语文化包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忌讳，根据自己文化的具体情况避开意识形态和忌讳，对译文作出一定的调整不失为更好地忠实于原作的好方法。
总之，译者向国人译介异域文化时，负有双重的道德义务：一方面，他要尽量忠实地传达作者笔下的异域文化，另一方面，他又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免给译语文化造成不应有的侵犯。（孙致礼，2001：4）
三、创造性叛逆
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如在语言差异较大，不便直译的情况下，要敢于冲破源语的束缚，译出意义最切近而又符合译语规范的译文，也就是说，要善于将“规范自然的原文”转换为“规范自然的译文”。请看下例：
奥斯丁《理智与情感》第十九章，詹宁斯太太带着怀有身孕的女儿来拜访达什伍德太太，见面后说了这么一席话：
…it was wrong in her situation. I wanted her to stay at home and rest this morning, but she would come with us; she longed so much to see you all!(Jane Aust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Ch.19,Vol. I )
其中第一句话，如果拘泥于字面意思，很可能译成“她身体不太好”。但这样一来就有两个问题：一是违背事实，因为怀孕并不等于“情况不大好”；二是没有道出詹宁斯太太的心声，因为她最为女儿怀孕感到自豪，走到哪里都要炫耀一番。为
了避免这两个矛盾，笔者采取了这样的译法：“她身子不方便。我要她上午待在家里歇着，可她偏要跟我们一道来。她多么渴望见见你们一家人啊！”（孙致礼，1999：54）“她身子不方便”几个字，舍形似而取神似，恰到好处地表露出说话人那由衷的喜悦之情。
文学翻译中，很难达到“形神皆似”，翻译家傅雷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很有借鉴意义。也就是说，有些时间可以采取意译之法，舍其“形” 而 传其“神”。例如，在《傲慢与偏见》里有这样一句话“I was in the middle before I knew I had begun.”这是伊丽莎白问达西何时爱上她时作出的回答。如果将此句话中的“in the
middle”死译成“到了中间”，读者肯定会感到无法理解，孙致礼将其译作“不能自拔”四个字，全句译作：“我是到了不能自拔的时候，才发现爱上了你。”这样一来，译文变正说为反说，虽舍其 “形似”，却取得了“神似”的效果，忠实地传译了原作的意图。有时候， 这种舍弃“形似” 追求“神似” 的做法，还真需要译者彻底“解放思想”，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中，创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 （孙致礼，2001：第四期）
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认为翻译没有创造性，无法与创作相提并论，而另一方面，又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要求译者顶礼膜拜与原作者，亦步亦趋于原文，对译文的“创造性叛逆”不加分析地加以贬斥。这种翻译观无形中成了译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查明建，2003：1）当代翻译家许钧在他的《我和翻译》一文中也谈到：“┅如今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忠诚‟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 „忠诚‟，这也许就是„相似处尤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吧。”转引自（许钧，２００３：第一期）在文学翻译中，“忠诚”与“叛逆”的关系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形”和“神”的关系。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要想取得“神似”，就必须在语言形式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叛逆”。许钧还在他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第六章第二节结束时说：“┅他（译者）就必须忠实于意义而不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词；在用目的语重新表达的过程中，译者当然会使用远离原作语言形式的表达手段，因为他是为着不同的读者，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去重新表达的。”
综上所述，由于双语之间语言和文化差异，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目的及其创作特性，
以及接受者和整个接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译文对原作的不忠实是绝对存在的，而忠实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基于此，译者特定条件下的叛逆正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作者、译者自身和读者。这样的“忠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的。
鸣谢：导师张志强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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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ason” and “Faithfuln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赵祥云,李 颖 Xinxiang Henan,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453007）
Abstract: The author holds that it is indispensable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orks，but “there is no absolutely faithful translation”. Our task is to make clear that “what we should be faithful to?” how to be faithful? ”and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it is between „treason‟ and‟ faithfulness‟? ”. In view of the 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 the criterion of “faithfulness” and the methods leading to “faithfulness” are changing, and, therefore, we had better achieve a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son” and “faithfulness”. The author claims that, on some occasions, the purposeful treason can make the translated version mor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version.
Key words: treason; faithfulness; expedient treason; tactful treason; creative treason
11．文学翻译中再创造性叛逆是实现忠实的手段
Re-creative Treason in the Way to Faithfuln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