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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
作者：魏志远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2期
摘要：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牟宗三；朱熹；别子为宗；格物致知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2004605
一、牟宗三对朱子“别子为宗”的判定
在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中，牟宗三以道德的形上学为根据，将宋明理学诸家分成五峰蕺山、象山阳明和伊川朱熹三系。所谓道德的形上学就是从道德的入路而证成形上学，以赋予宇宙万物道德价值和意义的学说，其关心的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或超越的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根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以宋、明儒词语说，前者是本体问题，后者是工夫问题”[1]7。
以此为根据，在本体论方面，牟宗三认为：“溯自濂溪之言诚体、神体乃至太极，横渠之言太虚神体，明道之直就„于穆不已‟之体言道体性体，而又易体、诚体、神体、心体、理体、仁体、忠体、敬体，通而一之，总之是对于道体性体无不视为„即活动即存有者‟。”[1]69也就是说，濂溪、明道等人将性体（即心体）调适上遂，与天道实体“其内容的意义完全同一”，“为物不贰，生物不测”的天道能够创生宇宙万物，是万物得以存在的存有之理，其本身也是生生不息的超越之理。而朱熹则将形上本体视为“只存有不活动”的天理，将心下拉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天理（即性）遂成为宇宙万物“存在之然”的“所以然”之理，“性只成存在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心只是实然的心气之心，心并不是性，并不即是理，故心只能发其认知之用，并不能表示其自身之自主自决之即是理，而作为客观存有之„存在之理‟（性理）即在其外而为其认知之所对，此即分心理为能所，而亦即阳明所谓析心与理为二者也”[1]91。在牟宗三看来，“即活动既存有”的天道实体是继承先秦孔子的践仁知天和孟子的尽心知天而来，因此是儒家的大宗和正宗，而伊川和朱子则歧出，但因朱子是宋明诸儒中的集大成者，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判其为“别子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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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
作者：魏志远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2期
摘要：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牟宗三；朱熹；别子为宗；格物致知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2004605
一、牟宗三对朱子“别子为宗”的判定
在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中，牟宗三以道德的形上学为根据，将宋明理学诸家分成五峰蕺山、象山阳明和伊川朱熹三系。所谓道德的形上学就是从道德的入路而证成形上学，以赋予宇宙万物道德价值和意义的学说，其关心的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或超越的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根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以宋、明儒词语说，前者是本体问题，后者是工夫问题”[1]7。
以此为根据，在本体论方面，牟宗三认为：“溯自濂溪之言诚体、神体乃至太极，横渠之言太虚神体，明道之直就„于穆不已‟之体言道体性体，而又易体、诚体、神体、心体、理体、仁体、忠体、敬体，通而一之，总之是对于道体性体无不视为„即活动即存有者‟。”[1]69也就是说，濂溪、明道等人将性体（即心体）调适上遂，与天道实体“其内容的意义完全同一”，“为物不贰，生物不测”的天道能够创生宇宙万物，是万物得以存在的存有之理，其本身也是生生不息的超越之理。而朱熹则将形上本体视为“只存有不活动”的天理，将心下拉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天理（即性）遂成为宇宙万物“存在之然”的“所以然”之理，“性只成存在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心只是实然的心气之心，心并不是性，并不即是理，故心只能发其认知之用，并不能表示其自身之自主自决之即是理，而作为客观存有之„存在之理‟（性理）即在其外而为其认知之所对，此即分心理为能所，而亦即阳明所谓析心与理为二者也”[1]91。在牟宗三看来，“即活动既存有”的天道实体是继承先秦孔子的践仁知天和孟子的尽心知天而来，因此是儒家的大宗和正宗，而伊川和朱子则歧出，但因朱子是宋明诸儒中的集大成者，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判其为“别子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