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拥有众多历史文化保护片区，每一片保护区、每一个文物单位都是古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其自身的独特品质。在整体的名城保护中，需要对不同的对象进行详细分类，根据它们的特性因地制宜地确定保护方法和措施，使它们在统一的古都文化氛围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一般包含有四种保护对象：保有历史空间尺度和特征的街区结构，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关联的文物建筑，为传统文化内涵提供物证的普通历史建筑群，以及由上述空间及建筑实体共同烘托产生的场所精神。文化多样性在这个层次已经由概念变成了千差万别的实体，每一个保护对象需要不同的保护与利用策略，而策略的制定需要依据，依据的来源则是对保护对象价值的判断与取舍。保护目标制定的正确与否，保护对象利用的恰当与否，都取决于对价值的准确把握，否则，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将走向失败。2004年9月，消失了47年的永定门得以重建，中轴线因恢复了起点而得以完整再现。2008年8月7日，依据民国时的街道风貌改造后的前门大街重新开放。与此同时，前门大街西侧大栅栏片区的几条胡同进行着局部改造，三个保护、改造的历史文化承载体共同构成了北京前门地区的新风貌。在对上述三个对象的改造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对策，最终呈现在街区中的场所精神自然也就不同，所反映的价值定位值得重新审视。
复原性重建――永定门城楼的重建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增加北京外城的防范功能，在城楼外增建瓮城，瓮城墙南面开门洞，与城楼门洞相对应。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被迫退出北京城时，放火焚烧了一些宫殿和城楼。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永定门时增建箭楼，同时将城楼规制提高，使永定门成为外城七门中规格最高、最大的一座城门。1950年，为打通北京环城铁路，将瓮城拆除。（见图1）1957年，为扩充通向永定门外的交通大道，将城楼、箭楼拆除，原本环绕瓮城的护城河被裁弯取直。从此，北京中轴线的南端起点消失，不再完整。直到2000年6月1日以王世仁先生为主的著名文物及建筑界专家给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写了《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请求以历史文脉的保护为重，恢复中轴线的完整，建议得到了政府的批准。2004年9月，根据瑞典国家博物馆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1921拍摄的北京城门与城墙照片以及相关的考察测绘资料、梁思成先生在1930年代的考察资料、1937年永定门的城楼实测图、以及基泰工程建筑师事务所在1941至1945年的测绘资料，仿照清乾隆年间的样式，参照正阳门，重新复建了永定门城楼（见图2）。历史、测绘资料的丰富，使得永定门的重建减少了推测的成分；做法、材料、工艺的原汁原味，再现了永定门的风貌。所以，重建的永定门从实体的真实性上讲是“假古董”，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真文化，是北京皇城文化轴线的开端。
北京旧城的永定门至前门一线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南段，是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7.8公里中轴线的起首――永定门，更是如此。中轴线被认为“寄托着国家民族统一，优良文化赓续，社会结构平衡，生活秩序合理种种大同理念，象征着政令贯通，权力集中法统延续等政治理念”，以其蕴含的礼制精神价值成为了北京城的核心景观。永定门是北京外城与中轴线的垂直交叉点，从明代北京前门外的关厢围建城墙、纳入城防以后，它就取代前门（正阳门）而成为了北京城向南开启的正门，既是城门又是中轴线的端点，在中国面南为重的文化中，无论是出于自然因素的考虑，还是从精神层面的需求来看，永定门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从“永定门”的意义赋予中，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体希望“江山永定”，“江山永定”之后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地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富强。中国古代社会被看作是一个“家天下”的文化体，“家”的概念统御天下，家的安定是“万事兴”的前提，所以在首都北京的正门额上把理想“永定”标彰给世人，宣示所有的礼、规、法、制均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可见永定门对于北京城、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它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文化意蕴。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评价，永定门和其它城门一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它的重建，使得人们对北京城门、城墙的记忆再次成为了部分的真实，观念和现实再次重叠在了一起，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得到了实体性的保存与传承。
推断性重建――前门大街的改造
从前门箭楼的月亮湾往南至珠市口的路段已在改造之后于2008年8月7日重新开放，新前门商业街改为步行街，为北京城的老商业区扩大了活动空间，增加了活动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著名的商业街在修缮方案之初确定为恢复前门大街民国初年的风貌，理由是“这条明清时期形成的前门大街（见图3）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就被全部焚毁了。老北京人所熟悉的前门大街是清末民初形成的，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据此，重新开放的街道上，青白石路面再次出现在御道的位置上，五牌楼作为标志性建筑重现在大街北端，有轨电车在消失40年后重新出现，一些沿街建筑根据民国时期的照片加以重建。但是，前门大街最先秉持的保护、修缮原则没有完全实现，最终实现的是“仿民国一条街”，而且是一种推测性成分过多的仿造（见图4）。另外，在仿造的一条街中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的设计手法，部分中国传统造型、装饰元素被应用到了街道的美化装饰中，例如鸟笼、拨浪鼓式的街灯，石鼓状的花盆等等。虽然极力营造富含中国意蕴的街道意象，但却偏离了历史街区保护的原则，使得改造后的前门大街变成了“再诠释”之后的前门大街，后现代的成分掩盖了仿古建筑和仿民国建筑的意象，民国初年前门大街的历史风貌踪迹难寻。
局部改造――廊房二条胡同的微循环改造
廊房二条是前门大栅栏商业区的一条胡同，有悠久的历史，自明代成街以后商业就比较发达，到了清代，沿街店铺以经营珠宝、翡翠、玉器、珊瑚和书画为主，是北京有名的珠宝玉器经营中心，珠宝玉器的经营活动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由于南城的城市形成与内城的严谨规划不同，多带有自然生成的意味，所以，大多数的建筑形式比较小巧、自由，不似内城受规制约束那么严谨。其原因可以上溯到清兵入城以后采取的“满汉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汉人被迫由内城迁出，杂居在地势低洼、池塘罗布的外城。再加上商业的繁盛导致了地价昂贵，店铺的门面也就较为窄小，以图经济。街东口有十几座清末小楼，窗外有铁花栏杆眺台，檐头上镌刻的“当朝一品”“延年益寿”“其大心得”等字样隐约可见。街道中其余的建筑绝大部分为中式、中西结合式建筑，建筑式样的变迁并没有消磨掉明代永乐年间规范的商业制度，依然见证着前门商业的发展历史。早期的金银珠玉贸易活动，现在已经被北京小吃所替代，零星的字画玉器店铺只能在历史的追溯中才能找到渊源。但是，街道功能的转变不影响历史遗存的珍贵，不影响城市街区的格局、尺度、建筑艺术所汇合而成的历史名城精神。在政府和许多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沿街的历史建筑在大栅栏地区的微循环改造的过程中，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态度实施了保护和拆迁，多数有价值的建筑被以局部整修改造的方式保护下来。有如谢辰生先生建议的那样“有些实在需要改建或者需要拆迁但又有价值的地方，可以选择就地翻建，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胡同肌理”， 另外一些没有价值的房屋被拆掉。廊房二条胡同的微循环改造和前门大街的重建做法不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街道空间尺度和其中的单体历史建筑，在延续历史文化的同时尽可能地实现了城市文化保护的真实性。（见图5）
三种结果
在前门外旧城区的改造中，依据不同的价值取向，针对文物建筑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做法：复原性重建、推断性重建与微循环改造，最后完成的建筑呈现为三种不同的改造结果。前门大街的改造带有一定的主观推测性，建成后的街区风貌失真的程度最大；而永定门的重建有更多的依据和参照，属于复原性重建，在历史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具有一定的“文化真实性”；以廊房二条为代表的局部维修改造属于微循环改造，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保护了旧城的胡同肌理、保护了街区建筑的原汁原味、延续了街道空间中的场所精神，保护了历史街区的文化“原生态”。
对北京旧城的保护应该参照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原则和实际操作经验进行，要以我们自己文化特色为出发点，以文化生命的延续为核心。前门外的历史街区结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群和场所是北京平民生活的主要载体，前门外的历史是北京平民的历史。拥挤的街区是明代关厢居民的聚居点，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是清代以降下层官吏、普通民众混居所产生的文化多样性的母体，它的价值涵盖范围应该是更加宽泛、包容力更强的一种泛价值取向，像廊房二条那样，不仅能够包容珠宝玉器，也完全能包容特色鲜明的地方小吃。对它的街道风貌保护应该如谢辰生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尽可能地保留，尽可能地修复，以便尽可能地保留胡同肌理，但实在该拆的也要拆掉。在微循环改造完的胡同中，有历史内容和价值的金银珠玉店铺建筑得到了较好的修缮，墙面上镶嵌的砖石匾额得到了清理保护，局部腐朽的木制构件得到了修补替换，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形制和风貌。廊房二条的保护在前门外旧城片区的保护中是相对较好的一种做法，价值取向符合了片区内原有的经济、文化多样性的要求，旧城的文化和活力有望得到进一步的延续。
永定门属于纪念性的文物建筑，与今天的生活不必发生直接的联系，在历史文化方面有更重要的价值，它联系着北京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北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北京的记忆、梦和希望的构成体。可惜，永定门在20世纪50年代与北京的城墙一起被拆除了，原先具有历史性、真实性的建筑实体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失了。重建之后的它，若以《威尼斯宪章》来衡量，不具备实体的原真性和历史性，也不具备完整性。但是针对中国木构建筑的特点和原真性概念的灵活掌握，它却起到了保存历史文化、延续城市精神的作用。永定门的重建源自北京旧城中轴线的复原需求，作为中轴线的发端它的重建是完整的，作为更大的环境组成部分它却不具备完整性，因为城墙、瓮城、箭楼不存在了，护城河被裁弯取直了。所以综合衡量永定门的重建结果，它只具备文物建筑部分的精神支撑作用，建筑本身虽然不是历史文物，但重建依据的准确性和参照物的有效性，又使得它在观念上具备了文化的真实性。它对北京皇城文化的延续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承托作用，它使得几千年来浓缩了中国人的设计、文化、智慧、想象的这条轴线恢复了完整性，其意义超越了文物建筑所具备的历史价值，人们对永定门的想象、对皇城辉煌的神往、对国家安定富强的期望，已经使人们脱离了质疑其真实性的文物保护层面。
相比之下，前门大街的改造是仿造的历史街区，沿街的历史建筑在改造的过程中，因重建依据欠缺，仅有少量建筑留存有民国初年的照片等原因，改造后的建筑只注重现代生活的实用性，抛弃了老商业街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既不是民国的风貌，也不是仿古的风貌，而是折衷式城市设计的结果。
廊房二条胡同属于历史街区，沿街的建筑部大部分属于历史建筑。与前两者相比，在微循环改造的过程中，多数历史建筑遵循了历史性、真实性和完整性三大保护原则。前门外旧城区中大多数建筑是木结构的危旧房屋，人口密集，生活设施落后，房屋使用者的生活质量远远落后于现代生活，这促成了旧城改造的原动力，同时也构成了旧城保护的障碍。解决好现代生活与文物建筑之间的矛盾，将有效延续旧城历史建筑的时代生命。微循环改造基本符合世界通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在建筑的形制与精神上维持了建筑的原真性；在有价值建筑的保护中坚持了一定的历史性；通过旧城胡同肌理的保护实现了局部的整体性。廊房二条胡同实施的微循环改造，使得大栅栏片区的保护比永定门和前门大街两者更为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对保护对象价值更加准确的判断与把握。
纵观前门外历史街区的改造，分析针对历史文化保护对象的三种不同做法，可以看到，旧城历史文化的各个载体有着内涵上的区别，价值凝结点也存在着差异，保护的策略和措施应该分别制订、实施，但应以准确、恰当的价值判断为前提。
参考文献
1.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王世仁《文化的叠晕：古迹保护十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4. 张金起《百年大栅栏》，重庆出版社，2008年。
5. 李建平《魅力北京中轴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6. 董鉴泓、阮仪三编著《名城文化鉴赏与保护》，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
7. 《商业复兴 新前门大街改造》陈建波撰文，来源：焦点广州商铺网。l。
王海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赵卓
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拥有众多历史文化保护片区，每一片保护区、每一个文物单位都是古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其自身的独特品质。在整体的名城保护中，需要对不同的对象进行详细分类，根据它们的特性因地制宜地确定保护方法和措施，使它们在统一的古都文化氛围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一般包含有四种保护对象：保有历史空间尺度和特征的街区结构，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关联的文物建筑，为传统文化内涵提供物证的普通历史建筑群，以及由上述空间及建筑实体共同烘托产生的场所精神。文化多样性在这个层次已经由概念变成了千差万别的实体，每一个保护对象需要不同的保护与利用策略，而策略的制定需要依据，依据的来源则是对保护对象价值的判断与取舍。保护目标制定的正确与否，保护对象利用的恰当与否，都取决于对价值的准确把握，否则，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将走向失败。2004年9月，消失了47年的永定门得以重建，中轴线因恢复了起点而得以完整再现。2008年8月7日，依据民国时的街道风貌改造后的前门大街重新开放。与此同时，前门大街西侧大栅栏片区的几条胡同进行着局部改造，三个保护、改造的历史文化承载体共同构成了北京前门地区的新风貌。在对上述三个对象的改造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对策，最终呈现在街区中的场所精神自然也就不同，所反映的价值定位值得重新审视。
复原性重建――永定门城楼的重建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增加北京外城的防范功能，在城楼外增建瓮城，瓮城墙南面开门洞，与城楼门洞相对应。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被迫退出北京城时，放火焚烧了一些宫殿和城楼。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永定门时增建箭楼，同时将城楼规制提高，使永定门成为外城七门中规格最高、最大的一座城门。1950年，为打通北京环城铁路，将瓮城拆除。（见图1）1957年，为扩充通向永定门外的交通大道，将城楼、箭楼拆除，原本环绕瓮城的护城河被裁弯取直。从此，北京中轴线的南端起点消失，不再完整。直到2000年6月1日以王世仁先生为主的著名文物及建筑界专家给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写了《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请求以历史文脉的保护为重，恢复中轴线的完整，建议得到了政府的批准。2004年9月，根据瑞典国家博物馆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1921拍摄的北京城门与城墙照片以及相关的考察测绘资料、梁思成先生在1930年代的考察资料、1937年永定门的城楼实测图、以及基泰工程建筑师事务所在1941至1945年的测绘资料，仿照清乾隆年间的样式，参照正阳门，重新复建了永定门城楼（见图2）。历史、测绘资料的丰富，使得永定门的重建减少了推测的成分；做法、材料、工艺的原汁原味，再现了永定门的风貌。所以，重建的永定门从实体的真实性上讲是“假古董”，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真文化，是北京皇城文化轴线的开端。
北京旧城的永定门至前门一线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南段，是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7.8公里中轴线的起首――永定门，更是如此。中轴线被认为“寄托着国家民族统一，优良文化赓续，社会结构平衡，生活秩序合理种种大同理念，象征着政令贯通，权力集中法统延续等政治理念”，以其蕴含的礼制精神价值成为了北京城的核心景观。永定门是北京外城与中轴线的垂直交叉点，从明代北京前门外的关厢围建城墙、纳入城防以后，它就取代前门（正阳门）而成为了北京城向南开启的正门，既是城门又是中轴线的端点，在中国面南为重的文化中，无论是出于自然因素的考虑，还是从精神层面的需求来看，永定门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从“永定门”的意义赋予中，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体希望“江山永定”，“江山永定”之后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地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富强。中国古代社会被看作是一个“家天下”的文化体，“家”的概念统御天下，家的安定是“万事兴”的前提，所以在首都北京的正门额上把理想“永定”标彰给世人，宣示所有的礼、规、法、制均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可见永定门对于北京城、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它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文化意蕴。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评价，永定门和其它城门一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它的重建，使得人们对北京城门、城墙的记忆再次成为了部分的真实，观念和现实再次重叠在了一起，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得到了实体性的保存与传承。
推断性重建――前门大街的改造
从前门箭楼的月亮湾往南至珠市口的路段已在改造之后于2008年8月7日重新开放，新前门商业街改为步行街，为北京城的老商业区扩大了活动空间，增加了活动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著名的商业街在修缮方案之初确定为恢复前门大街民国初年的风貌，理由是“这条明清时期形成的前门大街（见图3）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就被全部焚毁了。老北京人所熟悉的前门大街是清末民初形成的，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据此，重新开放的街道上，青白石路面再次出现在御道的位置上，五牌楼作为标志性建筑重现在大街北端，有轨电车在消失40年后重新出现，一些沿街建筑根据民国时期的照片加以重建。但是，前门大街最先秉持的保护、修缮原则没有完全实现，最终实现的是“仿民国一条街”，而且是一种推测性成分过多的仿造（见图4）。另外，在仿造的一条街中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的设计手法，部分中国传统造型、装饰元素被应用到了街道的美化装饰中，例如鸟笼、拨浪鼓式的街灯，石鼓状的花盆等等。虽然极力营造富含中国意蕴的街道意象，但却偏离了历史街区保护的原则，使得改造后的前门大街变成了“再诠释”之后的前门大街，后现代的成分掩盖了仿古建筑和仿民国建筑的意象，民国初年前门大街的历史风貌踪迹难寻。
局部改造――廊房二条胡同的微循环改造
廊房二条是前门大栅栏商业区的一条胡同，有悠久的历史，自明代成街以后商业就比较发达，到了清代，沿街店铺以经营珠宝、翡翠、玉器、珊瑚和书画为主，是北京有名的珠宝玉器经营中心，珠宝玉器的经营活动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由于南城的城市形成与内城的严谨规划不同，多带有自然生成的意味，所以，大多数的建筑形式比较小巧、自由，不似内城受规制约束那么严谨。其原因可以上溯到清兵入城以后采取的“满汉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汉人被迫由内城迁出，杂居在地势低洼、池塘罗布的外城。再加上商业的繁盛导致了地价昂贵，店铺的门面也就较为窄小，以图经济。街东口有十几座清末小楼，窗外有铁花栏杆眺台，檐头上镌刻的“当朝一品”“延年益寿”“其大心得”等字样隐约可见。街道中其余的建筑绝大部分为中式、中西结合式建筑，建筑式样的变迁并没有消磨掉明代永乐年间规范的商业制度，依然见证着前门商业的发展历史。早期的金银珠玉贸易活动，现在已经被北京小吃所替代，零星的字画玉器店铺只能在历史的追溯中才能找到渊源。但是，街道功能的转变不影响历史遗存的珍贵，不影响城市街区的格局、尺度、建筑艺术所汇合而成的历史名城精神。在政府和许多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沿街的历史建筑在大栅栏地区的微循环改造的过程中，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态度实施了保护和拆迁，多数有价值的建筑被以局部整修改造的方式保护下来。有如谢辰生先生建议的那样“有些实在需要改建或者需要拆迁但又有价值的地方，可以选择就地翻建，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胡同肌理”， 另外一些没有价值的房屋被拆掉。廊房二条胡同的微循环改造和前门大街的重建做法不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街道空间尺度和其中的单体历史建筑，在延续历史文化的同时尽可能地实现了城市文化保护的真实性。（见图5）
三种结果
在前门外旧城区的改造中，依据不同的价值取向，针对文物建筑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做法：复原性重建、推断性重建与微循环改造，最后完成的建筑呈现为三种不同的改造结果。前门大街的改造带有一定的主观推测性，建成后的街区风貌失真的程度最大；而永定门的重建有更多的依据和参照，属于复原性重建，在历史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具有一定的“文化真实性”；以廊房二条为代表的局部维修改造属于微循环改造，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保护了旧城的胡同肌理、保护了街区建筑的原汁原味、延续了街道空间中的场所精神，保护了历史街区的文化“原生态”。
对北京旧城的保护应该参照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原则和实际操作经验进行，要以我们自己文化特色为出发点，以文化生命的延续为核心。前门外的历史街区结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群和场所是北京平民生活的主要载体，前门外的历史是北京平民的历史。拥挤的街区是明代关厢居民的聚居点，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是清代以降下层官吏、普通民众混居所产生的文化多样性的母体，它的价值涵盖范围应该是更加宽泛、包容力更强的一种泛价值取向，像廊房二条那样，不仅能够包容珠宝玉器，也完全能包容特色鲜明的地方小吃。对它的街道风貌保护应该如谢辰生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尽可能地保留，尽可能地修复，以便尽可能地保留胡同肌理，但实在该拆的也要拆掉。在微循环改造完的胡同中，有历史内容和价值的金银珠玉店铺建筑得到了较好的修缮，墙面上镶嵌的砖石匾额得到了清理保护，局部腐朽的木制构件得到了修补替换，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形制和风貌。廊房二条的保护在前门外旧城片区的保护中是相对较好的一种做法，价值取向符合了片区内原有的经济、文化多样性的要求，旧城的文化和活力有望得到进一步的延续。
永定门属于纪念性的文物建筑，与今天的生活不必发生直接的联系，在历史文化方面有更重要的价值，它联系着北京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北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北京的记忆、梦和希望的构成体。可惜，永定门在20世纪50年代与北京的城墙一起被拆除了，原先具有历史性、真实性的建筑实体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失了。重建之后的它，若以《威尼斯宪章》来衡量，不具备实体的原真性和历史性，也不具备完整性。但是针对中国木构建筑的特点和原真性概念的灵活掌握，它却起到了保存历史文化、延续城市精神的作用。永定门的重建源自北京旧城中轴线的复原需求，作为中轴线的发端它的重建是完整的，作为更大的环境组成部分它却不具备完整性，因为城墙、瓮城、箭楼不存在了，护城河被裁弯取直了。所以综合衡量永定门的重建结果，它只具备文物建筑部分的精神支撑作用，建筑本身虽然不是历史文物，但重建依据的准确性和参照物的有效性，又使得它在观念上具备了文化的真实性。它对北京皇城文化的延续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承托作用，它使得几千年来浓缩了中国人的设计、文化、智慧、想象的这条轴线恢复了完整性，其意义超越了文物建筑所具备的历史价值，人们对永定门的想象、对皇城辉煌的神往、对国家安定富强的期望，已经使人们脱离了质疑其真实性的文物保护层面。
相比之下，前门大街的改造是仿造的历史街区，沿街的历史建筑在改造的过程中，因重建依据欠缺，仅有少量建筑留存有民国初年的照片等原因，改造后的建筑只注重现代生活的实用性，抛弃了老商业街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既不是民国的风貌，也不是仿古的风貌，而是折衷式城市设计的结果。
廊房二条胡同属于历史街区，沿街的建筑部大部分属于历史建筑。与前两者相比，在微循环改造的过程中，多数历史建筑遵循了历史性、真实性和完整性三大保护原则。前门外旧城区中大多数建筑是木结构的危旧房屋，人口密集，生活设施落后，房屋使用者的生活质量远远落后于现代生活，这促成了旧城改造的原动力，同时也构成了旧城保护的障碍。解决好现代生活与文物建筑之间的矛盾，将有效延续旧城历史建筑的时代生命。微循环改造基本符合世界通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在建筑的形制与精神上维持了建筑的原真性；在有价值建筑的保护中坚持了一定的历史性；通过旧城胡同肌理的保护实现了局部的整体性。廊房二条胡同实施的微循环改造，使得大栅栏片区的保护比永定门和前门大街两者更为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对保护对象价值更加准确的判断与把握。
纵观前门外历史街区的改造，分析针对历史文化保护对象的三种不同做法，可以看到，旧城历史文化的各个载体有着内涵上的区别，价值凝结点也存在着差异，保护的策略和措施应该分别制订、实施，但应以准确、恰当的价值判断为前提。
参考文献
1.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王世仁《文化的叠晕：古迹保护十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4. 张金起《百年大栅栏》，重庆出版社，2008年。
5. 李建平《魅力北京中轴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6. 董鉴泓、阮仪三编著《名城文化鉴赏与保护》，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
7. 《商业复兴 新前门大街改造》陈建波撰文，来源：焦点广州商铺网。l。
王海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赵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