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孙中山研究现状
2009.11.13 14:00
作者：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兴樑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3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作为20世纪的伟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多年来，一些国家对他生平事业的介绍与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使“孙学”研究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世界现象。
一 日本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
日本堪称是世界各国中孙中山研究成果最丰盛的国家。据其学者山口一郎在1984年的《日本有关孙文著作论文目录》中之统计可知，它共出版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著作274部（内有译著33本），另有相关的论文近490篇。最近20多年来，其孙学研究成果至少也有成倍增长。日本长期来出现“孙文研究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之故。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关注，始于1895年孙策动广州反清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之时。从那时起到1925年孙先生病逝，是日本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个时期。这期间有20多本介绍与评述他生平事业的论著面世。其中主要有：宫崎滔天的《三十之年之梦》（1902年）、伊藤银月的《孙中山与黄兴》（1911年）、内田良平的《支那观》（1913年）；吉野作造的《支那革命小史》（1917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等，而尤以宫崎和北一辉的两书影响最大。另外，还有介评孙中山的文章140多篇。日本这些“研究孙文的古典著作”，反映了同时代日本人之“孙文观”——对孙的认知与评论。当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看法：宫崎在世界上的第一部“孙传”《三十三年之梦》中，介绍了孙先生满怀激情的革命理想，及其最早开创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实况，向世人描绘与展现了“作为民主主义者、复活亚洲民族之民族主义者及富有社会革命理想之革命家的孙文”。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对孙贬多于褒，谓“孙君的理想与支那的要求相谬”，不是革命党的理想，并进而否认孙中山及其思想对辛亥革命指导性，认为将孙“视为支那革命权威”实属荒谬。
从孙去逝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20年（1926—1945年），是日本孙中山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版了研究孙文的著作30多部，其要者有布施胜治的《列宁的俄国与孙文的支那》（1927年）、铃江言一（王枢之）的《孙文传》（1931年）、高桥勇治的《孙文》（1944年）、平野义太郎的《大亚细亚主义之历史基础》（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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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有相关的研究论文近70篇。日本学界从这时开始译介孙的著作。其中山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三民主义或孙文思想的论著骤然增多。这是因为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或抗日运动的原理，实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而大亚洲主义又被视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指导理念倍受重视；二是与研究内容的政治化有关，其研究阵营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学者在“重新探讨”三民主义的幌子下否定或曲解它，并在“东亚新秩序”的新指导原理中加进三民主义。他们在论及孙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时，则认为他主张中日亲善，是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或“东洋共同体”原理的人。左翼学者中虽有人称颂孙晚年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认为其1924年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是要日本放弃霸权主义，及主张世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但多数人皆指责他否认阶级斗争与拥护儒教思想，而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日本在二战后——第三个时期（也有人主张战后分为两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有了大拓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资料的好转与学术成果的大幅度增加，而且更在其研究内容的丰富与细化，对孙中山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久保田文次教授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反省和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形象与孙文的形象”的形势。的确，野泽丰的《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62年）与《孙文与中国革命》（1966年）、藤井升三的《孙文的研究——特别以民族主义理论之发展为中心》（1966年）、车田让治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1975年）、池田诚的《孙文与中国革命——孙文及其革命运动史的研究》（1983年）、藤村久雄的《革命家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94年）、田所竹彦的《孙文——一个看到百年之先的人》（2000年）等等著作的出版，及大批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论文的面世，“显示出日本学界中孙文研究的不断深入” 。
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在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内容方面主要做了3项工作：一是拓展了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交往关系的研究。山口先生认为：“这是在日本的孙文研究中，取得最好成绩的领域”；二是深化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诸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新论著，充分肯定孙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是进一步拓深了对孙中山思想尤其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研究。日本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孙文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最具综合性、系统性，最为进步”，并指出其思想具预见性，为中国现在之改革制下蓝图，他晚年宣扬儒学是出政治考虑，而非思想之本质。在论及大亚洲主义的问题时，有些学者则对以往研究上的谬误进行了反省和纠偏。正是上述这些带来了
日本学界孙文研究活动的繁荣。
二 前苏联学界的孙中山研究
苏联领导人列宁于1912—1913年对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论述，及后来斯大林对此的有关评论，一直影响和指导着前苏联学界的孙中山研究活动。据美国纽约1977年出版的《苏联对孙中山的有关学术资料》之统计目录可知，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前共出版了研究孙中山的书籍和论文385种，以后在这方面的成果当有所增加。其孙中山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20-50年代，主要论著有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父亲》（1924年）与《中国革命家的记录》（1926年），及20年代出的论文集《论孙中山主义的研究》等；其后期是60年代至苏联解体，主要著作有齐赫文斯基的《孙中山——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1885—1925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略）》（1964年）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苏联的友人——孙中山》（1966年）、叶尔马什耶夫的《孙中山》（1966年）、叶菲莫夫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11—1913）——史实与问题》（1974年）与《孙中山1914—1922年对道路的探索》（1981年）等；在论文方面，则有《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1866-1966）纪念集》（1966年）和《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集》（1987年）为代表。 前苏联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论述，涉及之面较广，内容丰富，且尤重视其思想研究及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史家们虽在一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但整个学界大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来研究评价孙中山，认为他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关键领导人，既有成就，又有缺点，既受人尊崇，又不是个完人。
前苏联史学家在论及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认为对此“不存在任何怀疑”，而其本人是“中华共和国的创造者”，及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独立、统一和自主而从事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另方面又指出，孙虽为中国革命之象征，但其革命却始终未达到所计划的民主主义目标。他们在论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时，一方面肯定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认为其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与西方观念的一种综合”，实由中西不同的世界观融汇而成，另方面又指出他的主义充满了复杂的矛盾。
前苏联学者颇重视孙中山晚年的研究，在论他与苏俄的关系时认为，十月革命后孙的思想曾颇大程度地往左走，20年代初成为“苏联的朋友”，他转向苏联的原因，是其认识到与它建立友好关系，能帮助中国找到一条实现伟大理想的道路。同时也有人指出，虽然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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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俄的经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他在与俄代表接触时，却保留相当矜持的距离。“1922年夏季孙氏从广州被驱逐，迫使其更坚决地寻找新的同盟者及新的斗争方法，在如此情况和动机下，他才同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俄国建立一种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合作关系。”
三 德国汉学家之孙中山研究
德国汉学家对孙中山的介评与研究，可以1945年希特勒在二战中彻底垮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40多年可细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25年3月孙先生逝世。这期间德国的报刊发表了一些介绍孙革命活动的文章，学界则出版了少量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著作，如泊斯贝格·雷考夫的《中国的革命：起源与作用》（1912年）、萨尔茨曼的《革命的中国》（1913年）等。此间早期虽有人把孙中山视为“叛逆者”，而扬袁（世凯）抑孙，但有学者却充分肯定孙是“中国伟大民主革命的代表者”，并在颂扬他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之同时，也指出其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家”。到了20年初期，德国学界更出现了介绍孙氏著作与学说，及广泛宣传与肯定他的趋势——这可能与孙亟思建立中德俄联盟以反对英国有关。汉学家们或认为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为建设中国策划出伟大计划的人，或指出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中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或称领他是“亚洲人民的伟大思想的前锋斗士”和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其功绩将永垂不朽。 第二个阶段是从孙中山去世到30年代初。这是德国汉学界研究孙中山的黄金期，出了不少代表欧洲“孙学”研究水平的论著。其要者有奥斯梅尔的《东方问题与世界问题》（1925年）、魏弗格的《觉醒的中国——中国史纲及当今问题》（1926年）、阿曼的《孙中山遗教——中国革命史》（1928年）、孟先·贺尔芬的《中国》（1931年）等，还有些研究孙中山的论文。汉学家们在进一步肯定孙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同时，拓展了对其三民主义及他与苏俄关系的研究。有些学者肯定孙中山是“辛亥革命之父”与“新中国的创造者”，是中国“伟大的政治道德的权威”和“决定今天中国命运的人物”，其地位可与中国古代的孔子相比拟，并指出他确为东亚新兴革命发展史中那种活力、探索性、进取性与革命顽强性的集大成者，是世界革命的一块基石。在论及孙中山的思想时，德国学者接受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内涵的解释。他们认为：孙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某些成分，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混合物”，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能把儒家的基本原理和新时代的需求，灵活地综合起来；三民主义纲领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
纲领，它自身充满着矛盾。他们在论及孙中山联俄问题时指出，孙并不赞同共产主义，起初是为了取得援助纯从外交角度来与苏俄合作的，其后来才认识到与苏俄结成盟友的重要与必要性；他晚年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有力的代表者，也是位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革命的不断自我发展的人物。
第三个阶段是纳粹统治德国期间。这十多年几乎没有真正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出版，有些含有纳粹思想的论著，皆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歪曲成纳粹主义者，而称其学说是“中国的纳粹主义”。
1945年后，战败的德国被人为地分为西德（联邦德国）和东德（民主德国）。西德学者就孙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之价值等问题，进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孙中山是1911年反清的“中心人物”、民族革命家和社会福利改革家，他还是中国 “有地位的理论家”和思想领袖。就中国之革命而言，孙的确是“国父”，而且今天还成为台湾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统一的象征”；对世界东方来说，他也是位“亚洲的职业革命家”。学者们在论及孙中山的思想时指出：他的三民主义综合了中西方思想：民族主义代表了中国古代之家族思想和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民权主义表现为“西方现代理论和经验与中国经过考验的传统相结合”，属于民主与独裁命题之外的第三种类型；民生主义也是一种西方现代成就与古代中国集体精神的结合。他们还强调孙是第三世界领袖，其主义是“综合第三世界意识形态之范例”，至今仍“充满现实意义，是启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灵感的永久源泉。”
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孙中山方面，出版了一些论著，尤其是博士论文。他们在论及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时指出：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勇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他作为一位实践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他们在论述孙中山思想时认为，孙是位有思想的经验论者，他总是根据新经验，抛弃旧经验，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接近真理。孙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帝、反殖性质，它“不是狭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到后来是越来越多地包含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成份”；孙的民生主义包括了土地国有化和国家工业化的纲领，值得赞许。他们在谈到孙晚年时指出：他所以把苏联视为盟友，是希望它帮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获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由于他懂得了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结盟的必要性并将之付诸行动，故其在多方面都超出了本阶级立场的局限性。
四 美国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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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在研究孙中山方面虽起步较晚——到上世纪30年初才有第一部“孙传”出版，但他们却在50年代后成为西方研究“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希伯莱大学教授史扶邻80年代初的统计，美国学界近50年出版了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著作31本，另有相关论文10多篇。其主要著作有：沙曼的《孙中山的生命及其意义》（1934年）、詹森的《日本人与孙中山》（1954年）、冷绍佺和帕尔默的《孙中山和共产主义》（1960年）、郑贤的《同盟会的组织、领导权及财务（1905—1912）》（1962年）、于之乔的《中华民国的党派政治：国民党（1919—1924）》（1966年）、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968年）、甘斯周的《1922年前孙中山与美国接触研究》（1971年）、弗里德曼的《为走向革命而后退：中华革命党》（1974年）、薛光前的《孙中山与中国》（1974年）、谢文孙的《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1975年）、韦慕庭的《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1976年）、史扶邻的《孙中山：勉强的革命者》（1980年）等。从上述书目可知，美国学者对孙中山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应该说，他们的论著颇能代表西方学者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美国学者在论及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时，虽不隐讳他的失败，甚至还存在有意将其贡献降到最低限度之倾向，但他们仍不同程度地给孙中山以肯定评价。有的指出：孙本人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非常重视，是中国民族主义无可争议的代言人。他的学说适合于中国人民的感情和需要，其毕生之政治生涯一直在为实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而进行英勇崇高的斗争。有人强调，孙在追求爱国目标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直、不屈不挠等品质，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如此受尊崇的人物。这位爱国者和革命家至今仍对他的同胞具有无以伦比的吸引力，以致还没有一个主要政治人物可与之相比。在论及孙中山与外国及共产党的关系时，有人指出孙起初联日是作为一个亚洲环境的人物出现的，大亚洲主义是其思想中坚定不移的主题。这种大亚洲主义由于对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彻底失望而滋长；有人认为孙中山作为1924年国共联盟的缔造者，从未改信过共产主义，他当时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结盟是一种策略手段，纯出于对苏联援助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思想体系上的近似，其在此过程中保持了中立，没有成为他的同盟者的驯服傀儡；还有人谈到孙虽多次与美国政府的官员接触，但后者却因看不见中国的主要倾向而支持军阀，结果对孙采取了傲慢态度。此外，还有些论者或探讨了孙氏的思想，尤其是民生主义，肯定他在中国宣传早期社会主义的功绩；或考察了孙的组党理论与实践，认为其组党活动深受近代西方和中国本土双重文化的影响；或强调孙氏作为民众领袖，在向华
侨筹款及动员组织他们投身国民革命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或分析了孙氏1912年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认为这是其出于爱国主义和对中国当时形势的现实主义估计，而不是他的憨厚与天真。
综上所述，笔者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择要述评4国孙中山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国家的“孙学”研究有3大共同特点：一是各国的孙学研究皆带有党性，论者的学术观点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其政治立场与诉求，并往往与本国的政治需要相联系；二是各国的孙学研究，皆存在着学者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甚至是对立，而其肯定孙中山的主流看法，也颇鲜明和突出；三是各国学者的孙学研究，皆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他们总是力求占有中、英、日、俄等文本的各种资料，以便能实事求是地评述孙中山之功过。
张磊
主要学术著作有《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孙中山评传》（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世纪三伟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辛亥革命元老《何子渊纪念文集》（2011年10月9日隆重首发）、《跨世纪的深思——历史、文化、人物》（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张磊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 参与主编或编辑《孙中山辞典》、《宋庆龄辞典》、《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岭南文化志》及《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录）、《孙中山与厦门》（图录）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非常重视内外学术交流，多次出访欧美日本和港澳台地区，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为期一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对历史科学有执著的追求，曾说过：“我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仍将选择这门科学作为终身的事业。”曾获中国图书奖及广东省社科优秀著作等多种奖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桑兵
桑兵，兼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目前主要关注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近代中日关系(以民间团体和学者为中心)等领域。尤其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为重点。 专著
1.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湾:稻禾出版社，1991年;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2.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3.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4.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5.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6.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7.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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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孙中山的专家与学者
段云章
1930年4月生，湖南安仁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广东省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兼执行编委，孙中山基金会理事兼丛书译作主编。
1930年4月生，湖南安仁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广东省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兼执行编委，孙中山基金会理事兼丛书译作主编。已出版的著作和编著有《孙中山》（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放眼世界的孙中山》（1996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主要作者，199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年港长编》（第二分册主编，1991年中华书局）、《陈炯明的一生》（合著，统稿，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孙中山全集》（第七、八卷编辑，1985年中华书局）、《孙中山辞典》（副主编，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来庆龄辞典》（副主编，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的历程》（副主编， 199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陈炯明集》（合编，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等10余种。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90余篇，译登在日本出版的《孙文与亚洲》（论文集，1993年没古书院）、《孙文研究》2篇。上述著作分别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辞书奖，1995年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等20项，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8.《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 编著
1.《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03月。 邱捷
邱捷，男，研究生学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中山大学台湾研究所所所长。广东省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常委，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本科基础课程教学。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著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合著)，参加《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全集》等书的编纂，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论文。 陈锡祺
陈锡祺（1912-2008），教授。江苏盐城人。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金陵大学讲师、四川大学副教授。1947年后，历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孙中山研究室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有《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 主要作品
《孙中山年谱长编》出版之后，其弟子又相继出版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与日本》、《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等专著。中大的这块近代中国和孙中山研究园地，出现了人尽其才的欣欣向荣景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孙中山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丛书"、"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系列"、"近代制度与文化"、"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等多套丛书达数十种，成为全国重点学科，获得过科研、教学全国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等多项集体荣誉;个人获得荣誉、奖励更多，其著者有岭南名师陈胜粦，史学领域第一个长江学者桑兵，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吴义雄、关晓红等;科研成果奖中包括全国高教系统奖、省高教系统奖、孙中山基金会、省社科等优秀成果奖共数十项。还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上，陈锡祺教授亲自指导的四个研究生邱捷等全部获奖，获奖率居与会单位之冠;在总结1992年前孙中山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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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孙中山基金会评奖会上，锡祺师本人和弟子成果奖共获奖8项，占总评奖成果的28%，亦居全国参评单位之首。1981年后的历次每10年举办一次的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获选与会的陈锡祺教授的弟子一直都居全国前列。金冲及教授代表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于1985年所作《建国以来的孙中山研究工作》报告所提已出版的代表作和在这方面研究有成就的学者，以及带有总结前此研究成果性质的《辛亥革命史论文选》、《孙中山研究论文选》所选论文，都以锡祺师及其弟子所占数量最多。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是中国大陆专门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机构之一。1986年成立。前身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主要研究方向为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招收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硕士研究生。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是由国内外知名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开创，陈锡祺教授被誉为“在中国当代学者中对孙中山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一人。多年以来，在几辈学者的努力下，本所围绕孙中山展开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居领先地位，集体合作编著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获国家教委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和广东省、孙中山基金会优秀著作一等奖。1996年以来，完成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版了以“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为标志的专著多部。 主要研究成果有：《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陈锡祺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锡祺著）、《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林家有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林家有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林家有著）、《孙中山与日本》（李吉奎著）、《放眼世界的孙中山》（段云章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段云章编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邱捷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周兴樑著）、《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桑兵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陈胜粦主编）、《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段云章著）、《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李吉奎）、《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段云章、邱捷著）、《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林家有、周兴樑著）、《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林家有著）、《廖仲恺和何香凝》（周兴樑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桑兵著）及其他各种著作数十种。编辑的资料有《孙中山全集》（5～8卷合作）、《纪念孙中山先生》（图片集、合作）、《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图片集、林家有、
周兴樑、余齐昭编）等。已出版发行《孙中山研究论丛》14集。
参与组织1979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4年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1986年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讨论会、1990年“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2001年“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研讨会、2004年“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林家有教授长期担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现任所长桑兵教授是中山大学第一位文科长江学者，也是全国第一位历史学长江学者。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学术队伍
林家有教授 1937年10月生，196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近代中国的人物与思想。代表性著作：《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
桑兵教授 1956年3月生，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与文化。代表性著作：《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邱捷教授 1945年11月生，198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与经济、近代中国区域社会。代表性论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孙中山张作霖的关系与孙文越飞宣言》等。
周兴樑教授 1944年10月生，198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现任孙中山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代表性论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伟大实践》（广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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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吴义雄教授 1962年9月生，199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基督教史、近代中外关系史。代表性著作：《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早期澳门史》（译著，东方出版社1997年）等。
赵立彬教授 1967年10月生，199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华民国史。参与编著《中国近代发展史论》、《民族独立的抗争》等著作（教材）、发表《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曹天忠教授 1964年2月生，199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华民国史。参与编著《广西教育史》、《民族独立的抗争》等著作，发表《国民基础教育与广西基层社会》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孙宏云教授 1969年7月生，199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在攻读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参与编著《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中国近代发展史论》等著作（教材）。发表《民国知识界对拉斯基思想的评介》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
半个多世纪以来，该所建立起除了世界史、考古学以外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一直是广东省研究水平较高、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史学重镇，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如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张磊、李时岳、张难生、黄彦、方志钦、刘望龄、黄明同、黄振位，明清史、经济史专家叶显恩、蒋祖缘，港澳史专家金应熙、邓开颂，经学史专家章权才等。
现任所长李庆新。电话：020-38803162，E-mail：[email protected]。
世界各地孙中山研究现状
2009.11.13 14:00
作者：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兴樑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3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作为20世纪的伟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多年来，一些国家对他生平事业的介绍与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使“孙学”研究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世界现象。
一 日本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
日本堪称是世界各国中孙中山研究成果最丰盛的国家。据其学者山口一郎在1984年的《日本有关孙文著作论文目录》中之统计可知，它共出版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著作274部（内有译著33本），另有相关的论文近490篇。最近20多年来，其孙学研究成果至少也有成倍增长。日本长期来出现“孙文研究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之故。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关注，始于1895年孙策动广州反清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之时。从那时起到1925年孙先生病逝，是日本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个时期。这期间有20多本介绍与评述他生平事业的论著面世。其中主要有：宫崎滔天的《三十之年之梦》（1902年）、伊藤银月的《孙中山与黄兴》（1911年）、内田良平的《支那观》（1913年）；吉野作造的《支那革命小史》（1917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等，而尤以宫崎和北一辉的两书影响最大。另外，还有介评孙中山的文章140多篇。日本这些“研究孙文的古典著作”，反映了同时代日本人之“孙文观”——对孙的认知与评论。当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看法：宫崎在世界上的第一部“孙传”《三十三年之梦》中，介绍了孙先生满怀激情的革命理想，及其最早开创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实况，向世人描绘与展现了“作为民主主义者、复活亚洲民族之民族主义者及富有社会革命理想之革命家的孙文”。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对孙贬多于褒，谓“孙君的理想与支那的要求相谬”，不是革命党的理想，并进而否认孙中山及其思想对辛亥革命指导性，认为将孙“视为支那革命权威”实属荒谬。
从孙去逝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20年（1926—1945年），是日本孙中山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版了研究孙文的著作30多部，其要者有布施胜治的《列宁的俄国与孙文的支那》（1927年）、铃江言一（王枢之）的《孙文传》（1931年）、高桥勇治的《孙文》（1944年）、平野义太郎的《大亚细亚主义之历史基础》（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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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有相关的研究论文近70篇。日本学界从这时开始译介孙的著作。其中山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三民主义或孙文思想的论著骤然增多。这是因为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或抗日运动的原理，实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而大亚洲主义又被视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指导理念倍受重视；二是与研究内容的政治化有关，其研究阵营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学者在“重新探讨”三民主义的幌子下否定或曲解它，并在“东亚新秩序”的新指导原理中加进三民主义。他们在论及孙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时，则认为他主张中日亲善，是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或“东洋共同体”原理的人。左翼学者中虽有人称颂孙晚年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认为其1924年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是要日本放弃霸权主义，及主张世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但多数人皆指责他否认阶级斗争与拥护儒教思想，而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日本在二战后——第三个时期（也有人主张战后分为两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有了大拓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资料的好转与学术成果的大幅度增加，而且更在其研究内容的丰富与细化，对孙中山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久保田文次教授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反省和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形象与孙文的形象”的形势。的确，野泽丰的《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62年）与《孙文与中国革命》（1966年）、藤井升三的《孙文的研究——特别以民族主义理论之发展为中心》（1966年）、车田让治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1975年）、池田诚的《孙文与中国革命——孙文及其革命运动史的研究》（1983年）、藤村久雄的《革命家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94年）、田所竹彦的《孙文——一个看到百年之先的人》（2000年）等等著作的出版，及大批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论文的面世，“显示出日本学界中孙文研究的不断深入” 。
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在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内容方面主要做了3项工作：一是拓展了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交往关系的研究。山口先生认为：“这是在日本的孙文研究中，取得最好成绩的领域”；二是深化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诸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新论著，充分肯定孙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是进一步拓深了对孙中山思想尤其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研究。日本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孙文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最具综合性、系统性，最为进步”，并指出其思想具预见性，为中国现在之改革制下蓝图，他晚年宣扬儒学是出政治考虑，而非思想之本质。在论及大亚洲主义的问题时，有些学者则对以往研究上的谬误进行了反省和纠偏。正是上述这些带来了
日本学界孙文研究活动的繁荣。
二 前苏联学界的孙中山研究
苏联领导人列宁于1912—1913年对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论述，及后来斯大林对此的有关评论，一直影响和指导着前苏联学界的孙中山研究活动。据美国纽约1977年出版的《苏联对孙中山的有关学术资料》之统计目录可知，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前共出版了研究孙中山的书籍和论文385种，以后在这方面的成果当有所增加。其孙中山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20-50年代，主要论著有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父亲》（1924年）与《中国革命家的记录》（1926年），及20年代出的论文集《论孙中山主义的研究》等；其后期是60年代至苏联解体，主要著作有齐赫文斯基的《孙中山——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1885—1925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略）》（1964年）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苏联的友人——孙中山》（1966年）、叶尔马什耶夫的《孙中山》（1966年）、叶菲莫夫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11—1913）——史实与问题》（1974年）与《孙中山1914—1922年对道路的探索》（1981年）等；在论文方面，则有《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1866-1966）纪念集》（1966年）和《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集》（1987年）为代表。 前苏联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论述，涉及之面较广，内容丰富，且尤重视其思想研究及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史家们虽在一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但整个学界大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来研究评价孙中山，认为他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关键领导人，既有成就，又有缺点，既受人尊崇，又不是个完人。
前苏联史学家在论及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认为对此“不存在任何怀疑”，而其本人是“中华共和国的创造者”，及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独立、统一和自主而从事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另方面又指出，孙虽为中国革命之象征，但其革命却始终未达到所计划的民主主义目标。他们在论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时，一方面肯定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认为其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与西方观念的一种综合”，实由中西不同的世界观融汇而成，另方面又指出他的主义充满了复杂的矛盾。
前苏联学者颇重视孙中山晚年的研究，在论他与苏俄的关系时认为，十月革命后孙的思想曾颇大程度地往左走，20年代初成为“苏联的朋友”，他转向苏联的原因，是其认识到与它建立友好关系，能帮助中国找到一条实现伟大理想的道路。同时也有人指出，虽然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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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俄的经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他在与俄代表接触时，却保留相当矜持的距离。“1922年夏季孙氏从广州被驱逐，迫使其更坚决地寻找新的同盟者及新的斗争方法，在如此情况和动机下，他才同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俄国建立一种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合作关系。”
三 德国汉学家之孙中山研究
德国汉学家对孙中山的介评与研究，可以1945年希特勒在二战中彻底垮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40多年可细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25年3月孙先生逝世。这期间德国的报刊发表了一些介绍孙革命活动的文章，学界则出版了少量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著作，如泊斯贝格·雷考夫的《中国的革命：起源与作用》（1912年）、萨尔茨曼的《革命的中国》（1913年）等。此间早期虽有人把孙中山视为“叛逆者”，而扬袁（世凯）抑孙，但有学者却充分肯定孙是“中国伟大民主革命的代表者”，并在颂扬他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之同时，也指出其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家”。到了20年初期，德国学界更出现了介绍孙氏著作与学说，及广泛宣传与肯定他的趋势——这可能与孙亟思建立中德俄联盟以反对英国有关。汉学家们或认为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为建设中国策划出伟大计划的人，或指出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中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或称领他是“亚洲人民的伟大思想的前锋斗士”和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其功绩将永垂不朽。 第二个阶段是从孙中山去世到30年代初。这是德国汉学界研究孙中山的黄金期，出了不少代表欧洲“孙学”研究水平的论著。其要者有奥斯梅尔的《东方问题与世界问题》（1925年）、魏弗格的《觉醒的中国——中国史纲及当今问题》（1926年）、阿曼的《孙中山遗教——中国革命史》（1928年）、孟先·贺尔芬的《中国》（1931年）等，还有些研究孙中山的论文。汉学家们在进一步肯定孙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同时，拓展了对其三民主义及他与苏俄关系的研究。有些学者肯定孙中山是“辛亥革命之父”与“新中国的创造者”，是中国“伟大的政治道德的权威”和“决定今天中国命运的人物”，其地位可与中国古代的孔子相比拟，并指出他确为东亚新兴革命发展史中那种活力、探索性、进取性与革命顽强性的集大成者，是世界革命的一块基石。在论及孙中山的思想时，德国学者接受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内涵的解释。他们认为：孙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某些成分，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混合物”，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能把儒家的基本原理和新时代的需求，灵活地综合起来；三民主义纲领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
纲领，它自身充满着矛盾。他们在论及孙中山联俄问题时指出，孙并不赞同共产主义，起初是为了取得援助纯从外交角度来与苏俄合作的，其后来才认识到与苏俄结成盟友的重要与必要性；他晚年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有力的代表者，也是位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革命的不断自我发展的人物。
第三个阶段是纳粹统治德国期间。这十多年几乎没有真正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出版，有些含有纳粹思想的论著，皆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歪曲成纳粹主义者，而称其学说是“中国的纳粹主义”。
1945年后，战败的德国被人为地分为西德（联邦德国）和东德（民主德国）。西德学者就孙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之价值等问题，进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孙中山是1911年反清的“中心人物”、民族革命家和社会福利改革家，他还是中国 “有地位的理论家”和思想领袖。就中国之革命而言，孙的确是“国父”，而且今天还成为台湾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统一的象征”；对世界东方来说，他也是位“亚洲的职业革命家”。学者们在论及孙中山的思想时指出：他的三民主义综合了中西方思想：民族主义代表了中国古代之家族思想和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民权主义表现为“西方现代理论和经验与中国经过考验的传统相结合”，属于民主与独裁命题之外的第三种类型；民生主义也是一种西方现代成就与古代中国集体精神的结合。他们还强调孙是第三世界领袖，其主义是“综合第三世界意识形态之范例”，至今仍“充满现实意义，是启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灵感的永久源泉。”
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孙中山方面，出版了一些论著，尤其是博士论文。他们在论及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时指出：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勇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他作为一位实践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他们在论述孙中山思想时认为，孙是位有思想的经验论者，他总是根据新经验，抛弃旧经验，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接近真理。孙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帝、反殖性质，它“不是狭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到后来是越来越多地包含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成份”；孙的民生主义包括了土地国有化和国家工业化的纲领，值得赞许。他们在谈到孙晚年时指出：他所以把苏联视为盟友，是希望它帮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获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由于他懂得了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结盟的必要性并将之付诸行动，故其在多方面都超出了本阶级立场的局限性。
四 美国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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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在研究孙中山方面虽起步较晚——到上世纪30年初才有第一部“孙传”出版，但他们却在50年代后成为西方研究“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希伯莱大学教授史扶邻80年代初的统计，美国学界近50年出版了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著作31本，另有相关论文10多篇。其主要著作有：沙曼的《孙中山的生命及其意义》（1934年）、詹森的《日本人与孙中山》（1954年）、冷绍佺和帕尔默的《孙中山和共产主义》（1960年）、郑贤的《同盟会的组织、领导权及财务（1905—1912）》（1962年）、于之乔的《中华民国的党派政治：国民党（1919—1924）》（1966年）、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968年）、甘斯周的《1922年前孙中山与美国接触研究》（1971年）、弗里德曼的《为走向革命而后退：中华革命党》（1974年）、薛光前的《孙中山与中国》（1974年）、谢文孙的《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1975年）、韦慕庭的《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1976年）、史扶邻的《孙中山：勉强的革命者》（1980年）等。从上述书目可知，美国学者对孙中山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应该说，他们的论著颇能代表西方学者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美国学者在论及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时，虽不隐讳他的失败，甚至还存在有意将其贡献降到最低限度之倾向，但他们仍不同程度地给孙中山以肯定评价。有的指出：孙本人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非常重视，是中国民族主义无可争议的代言人。他的学说适合于中国人民的感情和需要，其毕生之政治生涯一直在为实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而进行英勇崇高的斗争。有人强调，孙在追求爱国目标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直、不屈不挠等品质，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如此受尊崇的人物。这位爱国者和革命家至今仍对他的同胞具有无以伦比的吸引力，以致还没有一个主要政治人物可与之相比。在论及孙中山与外国及共产党的关系时，有人指出孙起初联日是作为一个亚洲环境的人物出现的，大亚洲主义是其思想中坚定不移的主题。这种大亚洲主义由于对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彻底失望而滋长；有人认为孙中山作为1924年国共联盟的缔造者，从未改信过共产主义，他当时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结盟是一种策略手段，纯出于对苏联援助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思想体系上的近似，其在此过程中保持了中立，没有成为他的同盟者的驯服傀儡；还有人谈到孙虽多次与美国政府的官员接触，但后者却因看不见中国的主要倾向而支持军阀，结果对孙采取了傲慢态度。此外，还有些论者或探讨了孙氏的思想，尤其是民生主义，肯定他在中国宣传早期社会主义的功绩；或考察了孙的组党理论与实践，认为其组党活动深受近代西方和中国本土双重文化的影响；或强调孙氏作为民众领袖，在向华
侨筹款及动员组织他们投身国民革命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或分析了孙氏1912年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认为这是其出于爱国主义和对中国当时形势的现实主义估计，而不是他的憨厚与天真。
综上所述，笔者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择要述评4国孙中山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国家的“孙学”研究有3大共同特点：一是各国的孙学研究皆带有党性，论者的学术观点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其政治立场与诉求，并往往与本国的政治需要相联系；二是各国的孙学研究，皆存在着学者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甚至是对立，而其肯定孙中山的主流看法，也颇鲜明和突出；三是各国学者的孙学研究，皆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他们总是力求占有中、英、日、俄等文本的各种资料，以便能实事求是地评述孙中山之功过。
张磊
主要学术著作有《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孙中山评传》（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世纪三伟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辛亥革命元老《何子渊纪念文集》（2011年10月9日隆重首发）、《跨世纪的深思——历史、文化、人物》（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张磊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 参与主编或编辑《孙中山辞典》、《宋庆龄辞典》、《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岭南文化志》及《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录）、《孙中山与厦门》（图录）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非常重视内外学术交流，多次出访欧美日本和港澳台地区，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为期一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对历史科学有执著的追求，曾说过：“我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仍将选择这门科学作为终身的事业。”曾获中国图书奖及广东省社科优秀著作等多种奖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桑兵
桑兵，兼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目前主要关注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近代中日关系(以民间团体和学者为中心)等领域。尤其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为重点。 专著
1.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湾:稻禾出版社，1991年;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2.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3.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4.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5.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6.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7.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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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孙中山的专家与学者
段云章
1930年4月生，湖南安仁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广东省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兼执行编委，孙中山基金会理事兼丛书译作主编。
1930年4月生，湖南安仁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广东省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兼执行编委，孙中山基金会理事兼丛书译作主编。已出版的著作和编著有《孙中山》（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放眼世界的孙中山》（1996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主要作者，199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年港长编》（第二分册主编，1991年中华书局）、《陈炯明的一生》（合著，统稿，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孙中山全集》（第七、八卷编辑，1985年中华书局）、《孙中山辞典》（副主编，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来庆龄辞典》（副主编，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的历程》（副主编， 199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陈炯明集》（合编，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等10余种。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90余篇，译登在日本出版的《孙文与亚洲》（论文集，1993年没古书院）、《孙文研究》2篇。上述著作分别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辞书奖，1995年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等20项，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8.《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 编著
1.《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03月。 邱捷
邱捷，男，研究生学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中山大学台湾研究所所所长。广东省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常委，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本科基础课程教学。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著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合著)，参加《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全集》等书的编纂，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论文。 陈锡祺
陈锡祺（1912-2008），教授。江苏盐城人。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金陵大学讲师、四川大学副教授。1947年后，历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孙中山研究室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有《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 主要作品
《孙中山年谱长编》出版之后，其弟子又相继出版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与日本》、《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等专著。中大的这块近代中国和孙中山研究园地，出现了人尽其才的欣欣向荣景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孙中山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丛书"、"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系列"、"近代制度与文化"、"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等多套丛书达数十种，成为全国重点学科，获得过科研、教学全国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等多项集体荣誉;个人获得荣誉、奖励更多，其著者有岭南名师陈胜粦，史学领域第一个长江学者桑兵，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吴义雄、关晓红等;科研成果奖中包括全国高教系统奖、省高教系统奖、孙中山基金会、省社科等优秀成果奖共数十项。还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上，陈锡祺教授亲自指导的四个研究生邱捷等全部获奖，获奖率居与会单位之冠;在总结1992年前孙中山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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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孙中山基金会评奖会上，锡祺师本人和弟子成果奖共获奖8项，占总评奖成果的28%，亦居全国参评单位之首。1981年后的历次每10年举办一次的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获选与会的陈锡祺教授的弟子一直都居全国前列。金冲及教授代表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于1985年所作《建国以来的孙中山研究工作》报告所提已出版的代表作和在这方面研究有成就的学者，以及带有总结前此研究成果性质的《辛亥革命史论文选》、《孙中山研究论文选》所选论文，都以锡祺师及其弟子所占数量最多。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是中国大陆专门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机构之一。1986年成立。前身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主要研究方向为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招收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硕士研究生。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是由国内外知名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开创，陈锡祺教授被誉为“在中国当代学者中对孙中山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一人。多年以来，在几辈学者的努力下，本所围绕孙中山展开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居领先地位，集体合作编著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获国家教委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和广东省、孙中山基金会优秀著作一等奖。1996年以来，完成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出版了以“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为标志的专著多部。 主要研究成果有：《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陈锡祺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锡祺著）、《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林家有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林家有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林家有著）、《孙中山与日本》（李吉奎著）、《放眼世界的孙中山》（段云章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段云章编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邱捷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周兴樑著）、《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桑兵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陈胜粦主编）、《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段云章著）、《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李吉奎）、《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段云章、邱捷著）、《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林家有、周兴樑著）、《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林家有著）、《廖仲恺和何香凝》（周兴樑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桑兵著）及其他各种著作数十种。编辑的资料有《孙中山全集》（5～8卷合作）、《纪念孙中山先生》（图片集、合作）、《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图片集、林家有、
周兴樑、余齐昭编）等。已出版发行《孙中山研究论丛》14集。
参与组织1979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4年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1986年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讨论会、1990年“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2001年“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研讨会、2004年“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林家有教授长期担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现任所长桑兵教授是中山大学第一位文科长江学者，也是全国第一位历史学长江学者。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学术队伍
林家有教授 1937年10月生，196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近代中国的人物与思想。代表性著作：《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
桑兵教授 1956年3月生，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与文化。代表性著作：《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邱捷教授 1945年11月生，198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与经济、近代中国区域社会。代表性论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孙中山张作霖的关系与孙文越飞宣言》等。
周兴樑教授 1944年10月生，198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现任孙中山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代表性论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伟大实践》（广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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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吴义雄教授 1962年9月生，199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基督教史、近代中外关系史。代表性著作：《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早期澳门史》（译著，东方出版社1997年）等。
赵立彬教授 1967年10月生，199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华民国史。参与编著《中国近代发展史论》、《民族独立的抗争》等著作（教材）、发表《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曹天忠教授 1964年2月生，199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华民国史。参与编著《广西教育史》、《民族独立的抗争》等著作，发表《国民基础教育与广西基层社会》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孙宏云教授 1969年7月生，199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在攻读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参与编著《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中国近代发展史论》等著作（教材）。发表《民国知识界对拉斯基思想的评介》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
半个多世纪以来，该所建立起除了世界史、考古学以外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一直是广东省研究水平较高、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史学重镇，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如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张磊、李时岳、张难生、黄彦、方志钦、刘望龄、黄明同、黄振位，明清史、经济史专家叶显恩、蒋祖缘，港澳史专家金应熙、邓开颂，经学史专家章权才等。
现任所长李庆新。电话：020-38803162，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