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11年中国近代农业化迟滞的原因分析
马光文 政史10级2班
摘要：传统的“农耕文明”以“自然人”为劳动力，急剧增加的人口，加速了人地矛盾与生产关系的内部激化，随着两对矛盾的尖锐化，失地、失业人口增多，这些不稳定因素为动荡的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为维系本阶级统制，作手进行生产资料的内部调整，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它改革的失败，这些相互联系的社会因素共同阻碍了1840～1911年近代农业化的步伐。
关键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动荡；政府改革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讨论的热点，且多数研究则以：中国政治近代化、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等研究为主。如阳父博士的大作《走向共和》则是研究中国政治近代化; 陈旭麓先生则从多方面讲述中国社会整体的近代化，他的文章选编《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就是其对中国近代化整体意识形态的体现。然而，在众多的近代化里程碑似的发现中却鲜有涉及中国近代农业化的研究，虽然，在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对中国近代农业化问题有初步探讨，但相对于近代史其他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农耕经济是中国政治——农业——官僚文明存在数千年的基础，与中国政治近代化、经济近代化，以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密切相关，所以探讨中国近代农业化问题是必要的，笔者则简要研究一下1840～1911年晚清中国农业迟滞问题。
中国封建政治堡垒在1840年被“工业文明”打破，“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与“机械化”的“工业文明”两种不同形态的“意识文明”在跨越数千年的历史纪元后，在1840开始相遇，擦出了激烈的火花。随着这种火花的扩散，中国经济领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破产；中国政治领域“天朝上国、世界中心论”思想被彻底粉碎，面对这种现状，地主阶级的有志之士开始发出“中国近代化”的先声，但寂鸣之声并未撬动“天朝”石基。直到1860年，天津、北京失陷，才令“农耕文明”下的“儒士”开始意识到“此乃千古未创之局”，传统的“华夷思辨”思想并不能解释天朝的现状，于是统治阶级的先驱者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探索工程。在这长达百年的探索中，“政治、经济”均有些许成绩，唯独“农业”未有丝毫发轫迹象。政治上：辛亥革命覆灭了封建大厦，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康梁立宪思想也曾盛极一时。经济上：“洋务运动”和“新政”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并且在“工商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立宪”为主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以“革命”为主的“中小资产阶级”。唯有农业举步维艰，下面笔者来分析其具体原因。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根本原因
中国农业是以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自己自足的农耕经济“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分散性强，仅以满足家庭人口生活基本需求为目的，这种先天性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中国农业是以“单位土地”的“精耕细作”型生产，阻碍了1840～1911年近代农业的发展。
从生产力方面来讲，中国农耕经济结构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生产规模狭小、增值技术贫乏，要增加生产或养活更多的人口，就必须增加劳动力深耕细作，在传统的中国农业中，自然劳动力是农耕文明增产的根本。多少世来，中国自信以“儿子多就是劳动力多、儿孙绕膝”就是福气好，家庭殷实的象征，这种观念就是诞生于小农经济对生产力需求：为了加强农业收入、增加农业产量，农户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生产力，在缺乏机械动力的情况下，增加人口就是农耕家庭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是以自然劳动力作为其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从中国近代化方面来看，“工业文明”虽然打破了“农耕文明”并且自然经济开始出现解体的现象，但是，以“机械化”为代表的“工业农耕文明”只存于“官僚地主与租地农场主手中”，而这样开化的“官僚地主”在中国农村也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这表明农村传统的生产力仍然未打破旧格局，还是以“自然人”的“个体劳动力”为主，因此，中国近代农业的动力仍是以人畜为主，生产力仍然落后，也就导致中国近代农业从根本上的落后。
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业经济的地权关系、租佃关系与赋役制度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趋势并没用减缓；土地租佃仍然是封建政治文明的基础。首先，就土地占有问题而言，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是近代时期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只是土地占有者因身份的变化手段的多样化占取了更多的土地，加剧了人地矛盾关系。如近代军阀、官僚集团依靠军事力量和政治手段或高
利贷为形式大肆掠夺土地加快了土地兼并：20世纪20、30年代，在全部耕地土地中约有一半是地主所有，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大化，中国在农业土地上实行“旗地自由买卖”合法化，大部分国有土地走上了私有化的进程，北洋军阀执政时期，黑龙江耕地面积95%转化为私人所有，黑、吉、辽、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也迅速变为私人资产。就租佃关系而言，近代时期，地租形态仍然是实物地租为主，其中租占成分有相当地位，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近代的兴起，在经济方面则体现为货币地租增长趋势。据调查显示：货币地租占原有地租的30%，“折租制”也有明显增长。它由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租税制发展而来，“折租制”是原定额的实物地租，按市价折成货币，再向地主交纳。但是，在调查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实物地租，如1924年江苏等11省153个县中实物地租仍占74%，征收实物地租约地块的68%，生产关系虽有略有触动，但封建地租根基仍然牢固。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农业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落后，以“人丁”为主的传统劳动力仍统制着“自然经济”的意识形态，虽然工业文明的机械化劳作，为传统农业带来了一丝震撼。但是，就当时现状而言，农村劳动力仍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人口”劳动力的增加加剧了“人地矛盾”，大大影响了中国政局的平稳与农村的安定。另一方面，生产关系里“土地占有数”的急剧私有化猛增的趋势，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生产规模小、土地分散性强”的小农经济特点，但是，这些私有化及兼并土地的使用方式仍然是按传统的方式满足的基本生存需求，土地的占有方式仍以收取固定的地租或少量的地租货币为主，并未把土地产品市场化或土地商品化。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未促进近代农业的发展，反而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及土地兼并的扩大化，引发了大量的失业、失地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大大的破坏了农村安定和农业建设，为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二、人地矛盾及政局动荡的破坏了近代农业前进的步伐
随着农耕文明生产力的增加，生产者集体土地必然减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观可以看出：人口与土地这对基本矛盾也必然加剧。另外土地兼并趋势的增长，失业、失地人口的增多为本已是动荡不安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政局提供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人地矛盾，土地兼并，社会混乱，政局动荡，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晚清农业近代化的推进。
从人地矛盾来看，1840年以前，人口虽记载不精确，但也并不是如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被视为农业的迷团，而有明确的数据显示中国近代及近代前期人地矛盾十分紧张。比如，在有案可查的清史中：1790年也就是乾隆年间有3亿多人口，而至道光1834年左右则有近4亿人口之多。1793年，派往中国始求双边贸易的马戈尔尼使团在见证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发现：从天津大沽口到通州行至北京时，大副爱斯·安德逊记述说：“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经过的地方，人口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的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一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城镇”[1]。人口确实兴旺，但在这样集约劳动力下潜伏的是严重的人地矛盾及其更多的地主土地兼并剥削。近代以来，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严重减少，清初，平均每人占有的10亩地，到现在道光年间已不到2亩，反而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地主阶级人口增多，也就是兼并之家日多、土地集中趋势增加。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由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佃农或者失业游民，正如马克思说：“农村劳动力不断过剩的事实，„„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反抗力，使他们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完完全全的奴隶，以致工资的最低限，就当做自然律钉在他们身上了”[2]，“户口十倍于前”“游手好闲更数十倍于前”，由此可见，以封建政治文明为支撑的“农耕经济”为封建大厦正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社会危机。接踵而来的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185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911年的以新军为基础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工农阶级为联盟的五四运动”、1921～1927的“北伐运动”、1935—1949年的“国内抗日解放战争”，这些运动的基础都是“农民、工人”，这种社会现象与晚清3亿～4亿人口这个现实是密切相关的。严重的人地矛盾加剧了农业人口向革命专员的转变，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垂死挣扎”，由人地矛盾引起的“蝴蝶效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严重阻碍了晚清农业的发展，对整个中国近代农业化影响很大。
从晚清的社会环境来看，农业迟滞的原因又可以看作内、外两部分，外部的社会动荡、战乱纷争的政局形势，及农业内部动力的缺乏，都阻碍了中国农业的近代化。随着近代中国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膨胀，佃农、半自耕农及失业人口的剧增，为中国近代化特有的战争史提供了阶层基础，在近代大小混战中，农
业发展始终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及面对这种社会危机严重加深下，农村中的中小阶层，走出儒学的天地、打破农耕文明的枷锁，去面向世界寻求新思想图救中国，农业内部缺乏动力。中国近代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各个不同的阶级纷纷立志救国，但均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指导，反而各自为政，酿造了一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动乱年代，如农民阶级的救国运动：1854～1865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以及的武昌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这些都是由农业人口转变而来以新军为基础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最后大地主、大官僚的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均想扩充势力的军阀大混战，中国近代100年的历史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前之社会未有之创局，更是一个几千年未现的社会转型时期，几乎没一刻的稳定，因此，这样形势下的中国近代农业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迟滞是必然的。就农村内部动力而言，农村中的中小阶层面对这种主权被蚀、国土沦陷的创局，有志之士立志救国，纷纷离开农村寻求新出路。维新保皇派的核心人物康有为，革命共和思想的倡导人孙中山，近代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工农阶级的代表毛泽东，等优秀人士。农村知识分子的游离，使中国近代农业缺乏充实的新型人才动力，失去青年的农村是绝不可能高速发展的，更别说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中。
综上所述，晚清农业在人地矛盾的影响下，在战乱纷争的年代里，缺乏内部动力的情况下，是绝不可能有长足的进步。人地矛盾的加剧，大量人口沦为失业者、革命者、游勇人士，增加了动荡不安的年代提供了不稳定隐患。另外，面对这种大厦将倾的社会状况封建农耕文明的代表者发起了数次改革，企图”救亡图存“，但日趋增长的地主阶级仍没有摆脱封建儒学的思想枷锁，仍以“官僚——农业文明”为基础，走传统的“农耕”道路，这类反动的“腐朽势力”即便在披上改革的外衣下，依旧是没有为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做出多大贡献。
三、政府改革的失败
1840～1911年这期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人地矛盾通通激化的年代里，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中国政府为缓和这种种矛盾，统治阶级开展了各种改革，但在对待农业问题上，却始终没确立有行之有效或真正付诸实践的政策、方针。
1905年，当日俄战争结束时，“弱小”的日本打败了“凶悍”的俄国，面对这种新情况，清政府开始了深深的思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战胜了一切”，是“君主立宪制”战胜了“封建君主制”，另外，在中国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社会现状下，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维系本阶级统治于是，锐意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教育、军事、行政”等方面。可以说，整套革新体系是以维持满洲皇族特权而展开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上述改革并未真正上行下效，更别说具体的实践。另一方面在此次改革中，并没有就人地矛盾作出正确的认识，所以在改革的内容中，根本没有太多涉及到农业的改革，虽然有个部门叫“农工商”部，但“农工商”部中仅以商部为重，农、工部仅为附属机关。而且，就仅存的农工商部而言内部争权也很明显，根本没有真正“予之于农、改之于农”。1907年新改组的农工商部想要控制它所属的局，同时想把局的下属对照部中的机构作从新安排；于是，1908年采取相应的措施：新改组的农工商局等级同于揽全国税收的盐政局，并由农工商部正式派遣官员主持“劝业道”。农工商部与其它部局争权夺利是它的阶级属性使然，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剥削性的外在反映，而要求这种以剥削为主的阶级机器去服务人民，权辖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也证明，农工商部并未为中国近代农业注入过新鲜血液，反而以“商”为重，敛收全国财产，加紧了剥削压榨的无耻勾当。材料佐证，请末年，政府为运行改革方案，开始向各省榨取资金，以强捐强献的形式出现的额外税收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加紧压迫民众。当然，这是由地主阶级的统制属性决定的：“在传统的中国，积极提高人民的福利使之生活比较富裕并不是统治者的正业。”所以，农工商部的成立并没有为近代农业作出多大贡献，从改革的的本质来说“新政”不过是一个末世阶级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自救”罢了，恰恰正是这种“自救运动”的“军事改革”推翻了这座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堡垒，与之相期望的结局截然相反。
近代，中华民国成立初期，以推翻地主阶级、打破剥削堡垒为理想的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正式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对中国这座农业大厦的初步整治，但本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因此改革在没有开始实施的情况下，政府的统治权便被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取，但，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却不得不说一下。1895年，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远赴重洋，研讨政治学说，醉心会党，一
直沉迷于暴力革命，为推翻“鞑人”政府极力奔走呼号。1905年，同盟会初步成立，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阐述“三民主义”构架，“三民主义”这也他思想“因袭”、“规抚”、“创获”欧美社会政治遗产的体现。其中关于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也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孙所致力的“社会土地革命”。他说：“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3]. 这个以定地价为主旨的平均地权方案，是“欲采择显理佐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4].孙中山虽援引中国古代的井田利和《礼运》的大同思想，但却是产生“民生”方案之后寻根的表现。“民生主义”是“临时政府”对农业的施政纲领，但却因袁窃国，并未真正的实行。另外，即便“民生”思想真正实行，但想要普及到农村却是很艰难的，农村中的地主、乡绅奉行“三民主义”只为“利权”、“民权”，是典型的权力追逐者，他们不可能让出土地加之平均分配，就旗地而言，平均分配也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地主阶级、乡绅群体的阶级属性仍未改变，因此，要实行“民生主义”难度是非常之大，更何况“民生主义”根本没来得及实行。孙先生虽著“民生主义”，但，“此义”却脱离农村现实，对近代农业发展帮助不大。
总之，近代晚清中国虽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触发了“农耕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但在“农业——官僚”文明中，“小农阶级”仍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而面对日益增长的生活、生产压力，农民们不得不增加劳动生产力，加紧“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养活更多的人口或赋税于“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劳动力的增长，一旦超过社会经济基础所承受的范围，便为演化为“革命、暴动”。斯大林所说：“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迟社会的发展。”[5]而社会史正是沿这样的辩证运动的。晚清政府，面对这种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而引发的“暴动革命”的社会现象，不得不进行“生产资料”的内部调整，以图缓和社会危机，但由于封建大厦的本质属性使然，无论统治者怎样调配生产资料，都无法跳出已有的阶级范围，无法脱立阶级局限性，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所以，近代1840～1911年农业出现迟滞也是封建“农业—官僚文明”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英）爱尼斯·安德逊. 英使访华录[G].费振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92.
[2].马克思. 资本论[G].1卷. 郭大力. 王亚南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75.
[3].孙中山全集[G].5卷.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 北京：中华书局，1900：186.
[4].孙中山全集[G].2卷.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 北京：中华书局，1900：332.
[5].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 斯大林选集[G].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4.
1840～1911年中国近代农业化迟滞的原因分析
马光文 政史10级2班
摘要：传统的“农耕文明”以“自然人”为劳动力，急剧增加的人口，加速了人地矛盾与生产关系的内部激化，随着两对矛盾的尖锐化，失地、失业人口增多，这些不稳定因素为动荡的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为维系本阶级统制，作手进行生产资料的内部调整，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它改革的失败，这些相互联系的社会因素共同阻碍了1840～1911年近代农业化的步伐。
关键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动荡；政府改革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讨论的热点，且多数研究则以：中国政治近代化、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等研究为主。如阳父博士的大作《走向共和》则是研究中国政治近代化; 陈旭麓先生则从多方面讲述中国社会整体的近代化，他的文章选编《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就是其对中国近代化整体意识形态的体现。然而，在众多的近代化里程碑似的发现中却鲜有涉及中国近代农业化的研究，虽然，在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对中国近代农业化问题有初步探讨，但相对于近代史其他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农耕经济是中国政治——农业——官僚文明存在数千年的基础，与中国政治近代化、经济近代化，以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密切相关，所以探讨中国近代农业化问题是必要的，笔者则简要研究一下1840～1911年晚清中国农业迟滞问题。
中国封建政治堡垒在1840年被“工业文明”打破，“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与“机械化”的“工业文明”两种不同形态的“意识文明”在跨越数千年的历史纪元后，在1840开始相遇，擦出了激烈的火花。随着这种火花的扩散，中国经济领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破产；中国政治领域“天朝上国、世界中心论”思想被彻底粉碎，面对这种现状，地主阶级的有志之士开始发出“中国近代化”的先声，但寂鸣之声并未撬动“天朝”石基。直到1860年，天津、北京失陷，才令“农耕文明”下的“儒士”开始意识到“此乃千古未创之局”，传统的“华夷思辨”思想并不能解释天朝的现状，于是统治阶级的先驱者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探索工程。在这长达百年的探索中，“政治、经济”均有些许成绩，唯独“农业”未有丝毫发轫迹象。政治上：辛亥革命覆灭了封建大厦，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康梁立宪思想也曾盛极一时。经济上：“洋务运动”和“新政”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并且在“工商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立宪”为主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以“革命”为主的“中小资产阶级”。唯有农业举步维艰，下面笔者来分析其具体原因。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根本原因
中国农业是以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自己自足的农耕经济“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分散性强，仅以满足家庭人口生活基本需求为目的，这种先天性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中国农业是以“单位土地”的“精耕细作”型生产，阻碍了1840～1911年近代农业的发展。
从生产力方面来讲，中国农耕经济结构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生产规模狭小、增值技术贫乏，要增加生产或养活更多的人口，就必须增加劳动力深耕细作，在传统的中国农业中，自然劳动力是农耕文明增产的根本。多少世来，中国自信以“儿子多就是劳动力多、儿孙绕膝”就是福气好，家庭殷实的象征，这种观念就是诞生于小农经济对生产力需求：为了加强农业收入、增加农业产量，农户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生产力，在缺乏机械动力的情况下，增加人口就是农耕家庭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是以自然劳动力作为其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从中国近代化方面来看，“工业文明”虽然打破了“农耕文明”并且自然经济开始出现解体的现象，但是，以“机械化”为代表的“工业农耕文明”只存于“官僚地主与租地农场主手中”，而这样开化的“官僚地主”在中国农村也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这表明农村传统的生产力仍然未打破旧格局，还是以“自然人”的“个体劳动力”为主，因此，中国近代农业的动力仍是以人畜为主，生产力仍然落后，也就导致中国近代农业从根本上的落后。
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业经济的地权关系、租佃关系与赋役制度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趋势并没用减缓；土地租佃仍然是封建政治文明的基础。首先，就土地占有问题而言，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是近代时期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只是土地占有者因身份的变化手段的多样化占取了更多的土地，加剧了人地矛盾关系。如近代军阀、官僚集团依靠军事力量和政治手段或高
利贷为形式大肆掠夺土地加快了土地兼并：20世纪20、30年代，在全部耕地土地中约有一半是地主所有，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大化，中国在农业土地上实行“旗地自由买卖”合法化，大部分国有土地走上了私有化的进程，北洋军阀执政时期，黑龙江耕地面积95%转化为私人所有，黑、吉、辽、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也迅速变为私人资产。就租佃关系而言，近代时期，地租形态仍然是实物地租为主，其中租占成分有相当地位，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近代的兴起，在经济方面则体现为货币地租增长趋势。据调查显示：货币地租占原有地租的30%，“折租制”也有明显增长。它由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租税制发展而来，“折租制”是原定额的实物地租，按市价折成货币，再向地主交纳。但是，在调查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实物地租，如1924年江苏等11省153个县中实物地租仍占74%，征收实物地租约地块的68%，生产关系虽有略有触动，但封建地租根基仍然牢固。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农业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落后，以“人丁”为主的传统劳动力仍统制着“自然经济”的意识形态，虽然工业文明的机械化劳作，为传统农业带来了一丝震撼。但是，就当时现状而言，农村劳动力仍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人口”劳动力的增加加剧了“人地矛盾”，大大影响了中国政局的平稳与农村的安定。另一方面，生产关系里“土地占有数”的急剧私有化猛增的趋势，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生产规模小、土地分散性强”的小农经济特点，但是，这些私有化及兼并土地的使用方式仍然是按传统的方式满足的基本生存需求，土地的占有方式仍以收取固定的地租或少量的地租货币为主，并未把土地产品市场化或土地商品化。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未促进近代农业的发展，反而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及土地兼并的扩大化，引发了大量的失业、失地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大大的破坏了农村安定和农业建设，为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二、人地矛盾及政局动荡的破坏了近代农业前进的步伐
随着农耕文明生产力的增加，生产者集体土地必然减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观可以看出：人口与土地这对基本矛盾也必然加剧。另外土地兼并趋势的增长，失业、失地人口的增多为本已是动荡不安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政局提供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人地矛盾，土地兼并，社会混乱，政局动荡，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晚清农业近代化的推进。
从人地矛盾来看，1840年以前，人口虽记载不精确，但也并不是如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被视为农业的迷团，而有明确的数据显示中国近代及近代前期人地矛盾十分紧张。比如，在有案可查的清史中：1790年也就是乾隆年间有3亿多人口，而至道光1834年左右则有近4亿人口之多。1793年，派往中国始求双边贸易的马戈尔尼使团在见证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发现：从天津大沽口到通州行至北京时，大副爱斯·安德逊记述说：“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经过的地方，人口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的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一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城镇”[1]。人口确实兴旺，但在这样集约劳动力下潜伏的是严重的人地矛盾及其更多的地主土地兼并剥削。近代以来，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严重减少，清初，平均每人占有的10亩地，到现在道光年间已不到2亩，反而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地主阶级人口增多，也就是兼并之家日多、土地集中趋势增加。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由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佃农或者失业游民，正如马克思说：“农村劳动力不断过剩的事实，„„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反抗力，使他们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完完全全的奴隶，以致工资的最低限，就当做自然律钉在他们身上了”[2]，“户口十倍于前”“游手好闲更数十倍于前”，由此可见，以封建政治文明为支撑的“农耕经济”为封建大厦正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社会危机。接踵而来的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185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911年的以新军为基础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工农阶级为联盟的五四运动”、1921～1927的“北伐运动”、1935—1949年的“国内抗日解放战争”，这些运动的基础都是“农民、工人”，这种社会现象与晚清3亿～4亿人口这个现实是密切相关的。严重的人地矛盾加剧了农业人口向革命专员的转变，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垂死挣扎”，由人地矛盾引起的“蝴蝶效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严重阻碍了晚清农业的发展，对整个中国近代农业化影响很大。
从晚清的社会环境来看，农业迟滞的原因又可以看作内、外两部分，外部的社会动荡、战乱纷争的政局形势，及农业内部动力的缺乏，都阻碍了中国农业的近代化。随着近代中国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膨胀，佃农、半自耕农及失业人口的剧增，为中国近代化特有的战争史提供了阶层基础，在近代大小混战中，农
业发展始终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及面对这种社会危机严重加深下，农村中的中小阶层，走出儒学的天地、打破农耕文明的枷锁，去面向世界寻求新思想图救中国，农业内部缺乏动力。中国近代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各个不同的阶级纷纷立志救国，但均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指导，反而各自为政，酿造了一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动乱年代，如农民阶级的救国运动：1854～1865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以及的武昌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这些都是由农业人口转变而来以新军为基础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最后大地主、大官僚的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均想扩充势力的军阀大混战，中国近代100年的历史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前之社会未有之创局，更是一个几千年未现的社会转型时期，几乎没一刻的稳定，因此，这样形势下的中国近代农业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迟滞是必然的。就农村内部动力而言，农村中的中小阶层面对这种主权被蚀、国土沦陷的创局，有志之士立志救国，纷纷离开农村寻求新出路。维新保皇派的核心人物康有为，革命共和思想的倡导人孙中山，近代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工农阶级的代表毛泽东，等优秀人士。农村知识分子的游离，使中国近代农业缺乏充实的新型人才动力，失去青年的农村是绝不可能高速发展的，更别说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中。
综上所述，晚清农业在人地矛盾的影响下，在战乱纷争的年代里，缺乏内部动力的情况下，是绝不可能有长足的进步。人地矛盾的加剧，大量人口沦为失业者、革命者、游勇人士，增加了动荡不安的年代提供了不稳定隐患。另外，面对这种大厦将倾的社会状况封建农耕文明的代表者发起了数次改革，企图”救亡图存“，但日趋增长的地主阶级仍没有摆脱封建儒学的思想枷锁，仍以“官僚——农业文明”为基础，走传统的“农耕”道路，这类反动的“腐朽势力”即便在披上改革的外衣下，依旧是没有为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做出多大贡献。
三、政府改革的失败
1840～1911年这期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人地矛盾通通激化的年代里，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中国政府为缓和这种种矛盾，统治阶级开展了各种改革，但在对待农业问题上，却始终没确立有行之有效或真正付诸实践的政策、方针。
1905年，当日俄战争结束时，“弱小”的日本打败了“凶悍”的俄国，面对这种新情况，清政府开始了深深的思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战胜了一切”，是“君主立宪制”战胜了“封建君主制”，另外，在中国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社会现状下，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维系本阶级统治于是，锐意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教育、军事、行政”等方面。可以说，整套革新体系是以维持满洲皇族特权而展开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上述改革并未真正上行下效，更别说具体的实践。另一方面在此次改革中，并没有就人地矛盾作出正确的认识，所以在改革的内容中，根本没有太多涉及到农业的改革，虽然有个部门叫“农工商”部，但“农工商”部中仅以商部为重，农、工部仅为附属机关。而且，就仅存的农工商部而言内部争权也很明显，根本没有真正“予之于农、改之于农”。1907年新改组的农工商部想要控制它所属的局，同时想把局的下属对照部中的机构作从新安排；于是，1908年采取相应的措施：新改组的农工商局等级同于揽全国税收的盐政局，并由农工商部正式派遣官员主持“劝业道”。农工商部与其它部局争权夺利是它的阶级属性使然，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剥削性的外在反映，而要求这种以剥削为主的阶级机器去服务人民，权辖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也证明，农工商部并未为中国近代农业注入过新鲜血液，反而以“商”为重，敛收全国财产，加紧了剥削压榨的无耻勾当。材料佐证，请末年，政府为运行改革方案，开始向各省榨取资金，以强捐强献的形式出现的额外税收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加紧压迫民众。当然，这是由地主阶级的统制属性决定的：“在传统的中国，积极提高人民的福利使之生活比较富裕并不是统治者的正业。”所以，农工商部的成立并没有为近代农业作出多大贡献，从改革的的本质来说“新政”不过是一个末世阶级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自救”罢了，恰恰正是这种“自救运动”的“军事改革”推翻了这座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堡垒，与之相期望的结局截然相反。
近代，中华民国成立初期，以推翻地主阶级、打破剥削堡垒为理想的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正式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对中国这座农业大厦的初步整治，但本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因此改革在没有开始实施的情况下，政府的统治权便被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取，但，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却不得不说一下。1895年，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远赴重洋，研讨政治学说，醉心会党，一
直沉迷于暴力革命，为推翻“鞑人”政府极力奔走呼号。1905年，同盟会初步成立，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阐述“三民主义”构架，“三民主义”这也他思想“因袭”、“规抚”、“创获”欧美社会政治遗产的体现。其中关于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也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孙所致力的“社会土地革命”。他说：“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3]. 这个以定地价为主旨的平均地权方案，是“欲采择显理佐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4].孙中山虽援引中国古代的井田利和《礼运》的大同思想，但却是产生“民生”方案之后寻根的表现。“民生主义”是“临时政府”对农业的施政纲领，但却因袁窃国，并未真正的实行。另外，即便“民生”思想真正实行，但想要普及到农村却是很艰难的，农村中的地主、乡绅奉行“三民主义”只为“利权”、“民权”，是典型的权力追逐者，他们不可能让出土地加之平均分配，就旗地而言，平均分配也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地主阶级、乡绅群体的阶级属性仍未改变，因此，要实行“民生主义”难度是非常之大，更何况“民生主义”根本没来得及实行。孙先生虽著“民生主义”，但，“此义”却脱离农村现实，对近代农业发展帮助不大。
总之，近代晚清中国虽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触发了“农耕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但在“农业——官僚”文明中，“小农阶级”仍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而面对日益增长的生活、生产压力，农民们不得不增加劳动生产力，加紧“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养活更多的人口或赋税于“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劳动力的增长，一旦超过社会经济基础所承受的范围，便为演化为“革命、暴动”。斯大林所说：“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迟社会的发展。”[5]而社会史正是沿这样的辩证运动的。晚清政府，面对这种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而引发的“暴动革命”的社会现象，不得不进行“生产资料”的内部调整，以图缓和社会危机，但由于封建大厦的本质属性使然，无论统治者怎样调配生产资料，都无法跳出已有的阶级范围，无法脱立阶级局限性，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所以，近代1840～1911年农业出现迟滞也是封建“农业—官僚文明”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英）爱尼斯·安德逊. 英使访华录[G].费振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92.
[2].马克思. 资本论[G].1卷. 郭大力. 王亚南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75.
[3].孙中山全集[G].5卷.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 北京：中华书局，1900：186.
[4].孙中山全集[G].2卷.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 北京：中华书局，1900：332.
[5].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 斯大林选集[G].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