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年轻人的精神气质 (2008-06-27)
［来源：北大商业周刊］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
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人格魅力很大程度就是做事情能否为人考虑，另外说话的时候，能否和善。舌头最好也是最坏。）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_----------有的时候自己会觉得自己比较轻狂，一不小心会飘飘然，另外，在做人处事方面，不踏实不靠谱，不敢面对消极面，虽然总想与人为善，总是不讨好，所以性格的解放和完善，另外少说绝对可以的话，是对我比较好的，另外观念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我需要尽善尽美的去处理好与每一个人的关系，别走极端，自己的朋友关系的处理，自己是最后一道防线。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
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培育年轻人的精神气质 (2008-06-27)
［来源：北大商业周刊］
编者按：新东方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它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意义——致力于培育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气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俞敏洪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一路走来，他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矛盾纷争、人性挣扎、疾病甚至死亡的考验。这些经历不断锤炼着俞敏洪的领导力，在成就新东方事业辉煌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而他和新东方，依然在不断地超越。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再“一条腿走路”。他说，“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
新东方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对众多的大、中学生。在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生有追求前途的愿望，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身上有两点非常欠缺。
第一点是他们的人生方向与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面对挫折、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坚韧程度，以及对未来执着的追求方面，这些学生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差了很多。第二点是在价值、道德体系方面欠缺了。很多人为了赚到钱，为了过上好的生活，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总的说来，我认为是学生们的价值体系、行为体系和道德体系出问题了。因此，我觉得光教他们学英语是不行的，这很有点像当时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不想当医生了？因为他发现，身体健康但精神麻木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决定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觉得，如果光教给学生英语而不教给他们别的什么，最后培养出来的也许是一个卖国贼。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气质，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为年轻人确立价值坐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除了技能教育，我在新东方的教学系统中加上了另外两个要素，即对学生的立志教育和价值教育。我一直希望把技能教育、立志教育、价值教育三个要素系统化地揉在一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你追求那些价值体系的东西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完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更好地赚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企业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一门心思地想赚钱，新东方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学生一看这里就是赚钱机构，别的什么也不管，根本不会来新东方学习。赚钱是新东方经营教育的一个副产品。我要不要赚钱呢？我要，但是，当我把赚钱变成一个副产品，以其他东西为主的时候，新东方反而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企业，当它有价值体系、有社会责任体系的时候，一般都会变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企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企业很少有倒闭的。
在中西融合中发现使命
中国传统的体系是以弘扬善和仁为主的。从春秋战国孔子时代开始，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有一整套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还存有这些东西。文革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打碎了，浩劫结束后，也并没有一个对这种体系的重建，中国紧接着进入了商业社会。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而西方社会经历过从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拼命想办法谋取暴利，最后慢慢变成了以人权、平等为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主，允许人们赚的钱能够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标准为主，而这一切是靠法律来实现的。
如果从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中国是以道德治国，西方是以法律治国。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现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把西方世界体系性、法律性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发展形态。当任何两种文明没有任何障碍地结合的时候，繁荣就会出现，东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如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平等的方式。中国人现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教育体系、金融规则等等。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东方潜移默化地承担了促进融合的使命。新东方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去学习，送出去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外，但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经做得很成熟的人。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大学的校长，不少人都曾经在新东方学习过，他们既理解中国，又理解西方，回国之后把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与中国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新东方并没有专门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浅层次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简单地说，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屈辱
走向独立和繁荣的过程。闳容、詹天佑去美国，鲁迅去日本，邓小平去法国。他们对西方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批国家领导人或者科学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观的东西和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带回了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真正开始大批学生出国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未来20年依然是中国学生的出国高潮。这次大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些学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国，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东西带回来，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融合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对于促进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是被新东方鼓动出去的。可以这么说，由于新东方的存在，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但是，我们发现出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倾向：到国外后，自己做自己的实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去了解异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现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让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些学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进入国外大学后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把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这是由于本科的教学特色和学生年龄决定的。从今年开始，中国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学生已达一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之内，这批人会积聚到20～30万人。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的转机。因为这批人不光理解中国，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样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后能够让西方人围着中国人转。中国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国外以后特别爱国。那是因为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弱，中国留学生在外面没有面子；国家强大，他们在外面就有面子。现在中国的强大给这些学生未来留下无比大的空间和自尊，这一点特别重要。
超越是渐进的过程
新东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更多的工作是内部协调，现在更多的工作是处理外部关系，包括处理与投资者关系、国际市场的资本关系、政府的合作关系，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关系。
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更倾向于一个人独处来思考一些问题，尽管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烦，就越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来。心境不宁，必然不能致远。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能够独立地来思考新东方的问题，同时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格局，因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组织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东方，超越是一种渐进，而不是突变。新东方从一个小小培训班变成全国性、大规模的教育集团公司；从完全不知道股份为何物的小公司，变成股份集团公司，最后在美国上市，可以说，新东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过来的。
未来新东方如何在各个方面超越自己，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新东方下一步的超越绝对不是一种财富上的积累；也不是说今年有100万学生，明年有150万学生这种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境界上的超越。实际上，现在新东方的战略目标是把对家长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一半可以归结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所以未来3～5年时间里，新东方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家长教育机构。一开始，我们对家长的教育会采取社会公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看，把家长教育和学生教育相结合，必然也会将这些学生变成新东方的客户。
如果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行为体系能够因为新东方的影响而改变，家长和孩子们既像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彬彬有礼，又懂得西方社会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东方就为中国又做了一点事情。但这个目标需要和新东方的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家长丛书，培养一批专门针对家长演讲的专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演讲。而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半个专家，刚好我有实战经验——我的女儿上中学，儿子上小学，我是个典型的家长。
锤炼领导力
我认为，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种素质：第一，心胸比较宽广；第二，战略眼光比较远大，判断力比较准确；第三，有个人魅力，言行举止能够让人信服。（人格魅力很大程度就是做事情能否为人考虑，另外说话的时候，能否和善。舌头最好也是最坏。）
我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第一是我特别能和别人平等相处。我对员工、老师、学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层敢于在会上批判我，曾经弄得我无地自容，我也能够忍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领导权威。第二是遇到问题，例如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忍受，并且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再去处理问题。我做事情不极端，说话也不极端，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背后是没有防线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和别人撕破脸皮，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们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须学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为人处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领导力；但有领导力的人，一定是为人处事很好的人。凡是为人处事有问题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张狂的人，极端的人，不遵守社会公约，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说他们没有领导力吗？他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成。但他们又把自己做成的企业彻底地毁掉。这就表明，他们的领导力是一种虚假的领导力，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抢到一个机会把事情做出来了。所以说，领导力也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企业或组织平稳发展的能力。 _----------有的时候自己会觉得自己比较轻狂，一不小心会飘飘然，另外，在做人处事方面，不踏实不靠谱，不敢面对消极面，虽然总想与人为善，总是不讨好，所以性格的解放和完善，另外少说绝对可以的话，是对我比较好的，另外观念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我需要尽善尽美的去处理好与每一个人的关系，别走极端，自己的朋友关系的处理，自己是最后一道防线。
人性的黑暗面每个人都有，冲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现在我做事总是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引发人性恶的一面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把它消灭掉。比如，新东方在辞退员工的时候，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补偿，这个补偿通常会超过国家规定。因为如果你亏待了员工，他人性恶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最后一定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好的结果。
实际上，新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种种利益斗争。我把握的就是两条：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恶的一面。我
也有人性恶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做过恶的事情；第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发别人的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使得我周围的氛围相对还比较和谐。
我当然也有所谓的“斗争艺术”。这里有一个要点，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恶”已经到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毁掉的地步时，我会阻止。但这个阻止需要一点方法，包括怎么对待你身边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万个“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因为当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阴暗的人后，会产生相当多的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你认为是“小人”的人搞好关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让他还很“感谢”你？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计谋了。
我的经历使我悟到太多的东西。我经历过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有被人抢劫的经历，得过大病，还得过焦虑症，狂躁症。曾经连续5年吃安眠药，有时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着觉。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对生活看得很开，丢掉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儒教某种意义上也是善的体现。我对学生说：一个人肯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请记住一点，最低标准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没有伤害的事情。而高标准就是做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伤害到自己，也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做的好处愈发显现，因为圣贤们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来了。耶稣、释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们都可以归入圣贤。这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办法做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做对自己有利，但对别人也必须有利的事情。
选拔和留住人才
新东方人才分成两个体系：第一是管理体系的，第二是教学体系的。
对于管理体系的人才，一般我会先筛选人，然后经过背景调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新东方的要求。如果适合，我会把他安排在身边，观察他的行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基本方面没有问题，就给他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岗位上，看他运作的步骤怎么样。一旦他比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较重要的管理岗位。新东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内部培养的，这样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对于管理体系中的专业人才，比如财务、审计、资本运作、市场推广人员，我们则一般从外部挖掘，当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业绩。
对于教学体系的人才——老师，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对我来说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点。老师只要能够吸引学生，把教学搞好，理解并且弘扬新东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说他脾气有多怪，平时骂骂我，这个都无所谓。
事实上，新东方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流动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对来说，新东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较低，人才队伍比较稳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没有薪酬来谈精神，谈发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讲新东方的事业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万，在新东方只能拿50万，你是不会来的。其实关于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只要看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没有太多诀窍。
办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我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个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我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来说，如果民办教育体系（西方称作私立教育体系）不发展起来，在某些领域不能跟公办教育抗衡的话，中国的教育永远是一条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
在民办教育体系中，我们只谈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出一些能够与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抗衡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再过50年，当人们提到北大、清华、复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时候，也能够提到一些私立大学的名字。未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出现，不但可以增强中国教育体系的竞争实力，还可以增加学生选择的多样性，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所以基本上民办学校都是请一些一般的老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对于大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当然，农村孩子也有很多弱点，可能相对自卑，刚开始的时候眼光相对狭隘，但这些都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我要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这所学校，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这方面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从这个学校赚钱；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应，能够请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师，学生没有不来的道理。
新东方的私立大学已经开始征地了，当然这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凭资质尚需教育部的批准。前方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岁，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还能做完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