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06月/10日/
大历史的魅力
作为一个孤寂的学术边缘人, 黄仁宇获得了学术自由
萧功秦
《大历史不会萎缩》
黄仁宇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28. 00元黄仁宇在史学界是个独行侠式的人物,1980
, , 一开始并没有在主流学术界引起重视, 此书出版后不久, 那位师长淡淡地说, 来越多的知音。他所倡导的历史叙事风格, 对历史人物。一位学生对我说, 是黄仁宇使他发现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 , 我们常常能发现黄仁宇的影子; 现在的文科教师与大学生, 很少有人不知道黄仁宇的。这使我想起库恩谈到科学范式的革命时所提出的著名观点, 即新范式取代老范式, 靠的不是范式之间你死我活的论战, 而是靠它对新一代人的吸引力。
这位史学界独行侠留给世人的东西里, 最值得重视的, 还是他反复强调的大历史观。在他看来, 大历史, 就是以观照一个民族命运作为考察视角的、从总体上透视一个国家兴衰演变的历史, 在黄仁宇看来, 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 只有用鸟瞰的方法才能得到最清晰的认识。
本书是黄仁宇多年来阐发“大历史观”的文章与讲演的汇集, 聆听这位独行侠对大历史的呼吁, 对我们有良多的启示。
黄仁宇这一大历史观对我们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 多年以来, 甚至可以说从近代以来, 史学界不是以考据作为主流, 就是以对政治家思想的宣传诠释作为主流, 当历史学家在专业化的考证中舍本逐末, 并使自己不自觉地变成“历史虫”时, 历史学就失去了它的社会认识功能。20年来, 一些历史学家在刚刚脱去了“政治奴婢”的身份牌以后, 立即就钻到象牙塔里, 在“实证”与考据中自得其乐, 成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专门家, 至于历史为世人提供什么启示, 并不在史家的关心范围内。近年来, 学院考核体系里的量化指标导向, 又使学院里的专业化倾向越演越烈, 大历史观被视为“大而化之的宏大叙事”而进一步受到排斥。
黄仁宇之所以对大历史有缘, 可以说与他的特殊经验有关。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全面危机时代中度过的, 全面危机是考察大历史的最好机缘, 这位当年抗日战争中的“国军”下级军官, 在“穿草鞋, 吃狗肉, 讲士兵的粗话”的行伍生涯中, 开始体验人生与民族的命运, 而这种体验成为他日后在美国治学的经验资源。这是从学校到书斋的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使我想起了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克的一句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 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当你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运用于考察历史上那些已经消逝的、你所不曾经历过的事物时, 那些事物的意义就会在你的生活感悟力的观照下, 呈现你的面前。
黄仁宇在美国并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 处于颇不得志的边缘人状态, 这固然使他失去主流学者的洋洋自得之乐, 然而却使他不必为学院里的五斗米折腰, 不必为自己的研究是否合乎美国大学考
核的量化指标而煞费苦心。一位长期任教于二三流美国大学的中国教授, 在那些来自美国农场的少男少女眼里, 大概也不是什么值得崇拜的偶像, 然而, 作为一个孤独寂寞的学术边缘人所经历的这一切, 却成全了他, 使他从世俗功利中解脱出来, 获得了学术自由。另外,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用他在本书中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 在二三流大学历史系教书的老师, 必须讲授专业性并不强的《西洋文化入门》, 在这样的“学术杂货店”而不是“学术专卖店”里, 却可以激发他对历史上的大问题的全方位思考, 用他的话来说, 凡教书总是这样, 学生得益少, 先生受益多。他从中受益最大的, 就是酝酿出了他的“大历史观”
。
南方周末/2004年/06月/10日/
大历史的魅力
作为一个孤寂的学术边缘人, 黄仁宇获得了学术自由
萧功秦
《大历史不会萎缩》
黄仁宇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28. 00元黄仁宇在史学界是个独行侠式的人物,1980
, , 一开始并没有在主流学术界引起重视, 此书出版后不久, 那位师长淡淡地说, 来越多的知音。他所倡导的历史叙事风格, 对历史人物。一位学生对我说, 是黄仁宇使他发现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 , 我们常常能发现黄仁宇的影子; 现在的文科教师与大学生, 很少有人不知道黄仁宇的。这使我想起库恩谈到科学范式的革命时所提出的著名观点, 即新范式取代老范式, 靠的不是范式之间你死我活的论战, 而是靠它对新一代人的吸引力。
这位史学界独行侠留给世人的东西里, 最值得重视的, 还是他反复强调的大历史观。在他看来, 大历史, 就是以观照一个民族命运作为考察视角的、从总体上透视一个国家兴衰演变的历史, 在黄仁宇看来, 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 只有用鸟瞰的方法才能得到最清晰的认识。
本书是黄仁宇多年来阐发“大历史观”的文章与讲演的汇集, 聆听这位独行侠对大历史的呼吁, 对我们有良多的启示。
黄仁宇这一大历史观对我们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 多年以来, 甚至可以说从近代以来, 史学界不是以考据作为主流, 就是以对政治家思想的宣传诠释作为主流, 当历史学家在专业化的考证中舍本逐末, 并使自己不自觉地变成“历史虫”时, 历史学就失去了它的社会认识功能。20年来, 一些历史学家在刚刚脱去了“政治奴婢”的身份牌以后, 立即就钻到象牙塔里, 在“实证”与考据中自得其乐, 成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专门家, 至于历史为世人提供什么启示, 并不在史家的关心范围内。近年来, 学院考核体系里的量化指标导向, 又使学院里的专业化倾向越演越烈, 大历史观被视为“大而化之的宏大叙事”而进一步受到排斥。
黄仁宇之所以对大历史有缘, 可以说与他的特殊经验有关。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全面危机时代中度过的, 全面危机是考察大历史的最好机缘, 这位当年抗日战争中的“国军”下级军官, 在“穿草鞋, 吃狗肉, 讲士兵的粗话”的行伍生涯中, 开始体验人生与民族的命运, 而这种体验成为他日后在美国治学的经验资源。这是从学校到书斋的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使我想起了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克的一句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 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当你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运用于考察历史上那些已经消逝的、你所不曾经历过的事物时, 那些事物的意义就会在你的生活感悟力的观照下, 呈现你的面前。
黄仁宇在美国并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 处于颇不得志的边缘人状态, 这固然使他失去主流学者的洋洋自得之乐, 然而却使他不必为学院里的五斗米折腰, 不必为自己的研究是否合乎美国大学考
核的量化指标而煞费苦心。一位长期任教于二三流美国大学的中国教授, 在那些来自美国农场的少男少女眼里, 大概也不是什么值得崇拜的偶像, 然而, 作为一个孤独寂寞的学术边缘人所经历的这一切, 却成全了他, 使他从世俗功利中解脱出来, 获得了学术自由。另外,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用他在本书中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 在二三流大学历史系教书的老师, 必须讲授专业性并不强的《西洋文化入门》, 在这样的“学术杂货店”而不是“学术专卖店”里, 却可以激发他对历史上的大问题的全方位思考, 用他的话来说, 凡教书总是这样, 学生得益少, 先生受益多。他从中受益最大的, 就是酝酿出了他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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